七 结语
全球问题无一不事关全人类福祉，每个国家都是利益攸关方；解决这些问题又远超出某个或某些国家的能力范围，必须诉诸国际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涉及成本分摊和讨价还价，且公共产品的非排他等属性派生了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国家间的合作缺少世界政府的统一监督，集体行动遭遇合成谬误，致使治理失灵。全球治理作为缺位世界政府的替代品，为解决各种全球问题而确立自我实施制度或规则。每个国际博弈者都对全球公共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有不同的需求，它们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偏好也是有差异。因此，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各利益攸关方协商与谈判后达成共识。为增强国际博弈者参与融资的意愿、增强合作共识，有的制度吸收了选择性激励等手段来减少搭便车行为，即降低参与者或者说利益攸关者数目，提高行为体贡献的辨识度。基于这些因素，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常处于动态之中，而某一相对稳定的制度是各行为体权衡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后的均衡解。这一过程中，众多基本概念共同钩织成网络型的逻辑框架，并派生了诸如全球治理有效性和代表性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本文尝试提供一个关于全球治理分析的理论框架，搭建一个研究者对话的平台，并且提出一系列概念，诸如博弈者均衡、利益攸关度和治理均衡等。尽管作者尽力涵盖尽可能广的分析要点、理论元素和理解思路，但在全球治理的研究领域内，仍有大量的研究议程有待开发。现在看其框架还非常初步，主要表现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的存在性与稳定性尚须进一步的逻辑论证，有些概念也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这些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本文关注点是理论建构，故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之经验检验和论证着墨不多。此项工作留待以后去做，也希望学界同行能对本文的理论进行批判性检验。我们期待借此全球治理理论建设的机会，为推动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1]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批准号：14ZDA081）的前期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约请的两份匿名评审意见。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总第43期），第1—29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可以奥兰·杨研究点的变化为例，观察该领域研究轨迹的变动，从他1989年出版的《国际合作》到1994年的《国际治理》，再到2007年的《世界事务中的治理》。参见奥兰·杨《世界事务中的治理》，陈玉刚、薄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 研究对象复杂化：安全概念多元化、权力概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治理多层级化。首先，安全的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军事安全，包含了更为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内涵。其次，与以往依靠武力手段不同，全球化中的权力争夺方式更为多元化，常常表现为对某些领域内治理规则的控制权。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各主权国家、商业利益集团、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都有自己不同强度、不同偏好的利益诉求。最后，全球治理措施的落实可能会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层次的治理活动。国内政治与全球治理息息相关。
[4] 全球治理研究吸收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研究的成果和分析语言，但它涵盖了更具新旧时代交错特色的研究对象，重塑了分析语言。本文尝试搭建一个全球治理研究的制度分析框架，借鉴以往国际制度研究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践行一个逐渐融入新理论元素的研究议程。
[5] 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李正凌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第2页。
[6] 当然权力也可能会被滥用，被少数国家所把持，最终导致权责不对称的情况发生。
[7] 詹姆斯· N. 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Vol.162，1968，pp.1243-1248.
[9] O.E.Williamson，“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aking Stock，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8，No.3，2000，pp.595-613.
[10]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36.
[11] 科斯的贡献之一即讨论了“界定产权”的意义。参见Mac Kenzie，Douglas，Coase，“Ronald H.（1910- ），” In Ronald Hamowy，ed.，The Encyclopedia of Libertarianism，Thousand Oaks，CA：SAGE；Cato Institute，2008，pp.73-74。
[12]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一章。
[13] 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1995，pp.13-43.
[14] Oran R.Young，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2.
[15] Oran R.Young，ed.，Global Governance：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7，pp.283-284.
[16] 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门洪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7页。
[17] Anthony McGrew and David Held，Governing Globalization：Power，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Polity Press，2002.
[18]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国家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虽然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特定问题领域内也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任务，但是它们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作用机制是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塑造治理观念、规范和规则、游说国家行为体提供公共产品。治理失灵的原因之一也包括因缺少相应激励机制，不能够说服利己的主要国家行为体提供公共产品。所以，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活动、塑造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态展开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兼顾分析其他行为体的参与机制。
[19] Robert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141-171.
[20] 更准确地说，这里的有效性也有问责制鲜明（accountability）的意思，即具有执行力的制度安排。Krisch，Nico，and Benedict Kingsbury，“Introduction：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No.1，2006，pp.1-13。
[21] Eric Helleiner，“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the Past as Prologue？” pp.686-688；Roy Culpeper，“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in Search of a New Policy Framework，”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Global Economic Governnance Conference，Washington，7th-8th Oct.2010.
[22] 由于国家行为体需要诉求统治的合法性，各国需要谋求国内发展与国家援助之间的平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之一。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多少，直接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首先，国家需要维护国内民众的利益，通过国内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内民众的福利提高。其次，国家也需要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上获得声誉。
[23]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1页。
[24] 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阮炜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201—217页。
[25] 不确定性是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预设条件。不确定性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外生的。做出治理决策的主体受限于自身知识储量、信息灵通度；此外，其他行为体行为取向的不可知性，或者是不可预测性的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是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
[26] Thomas C.Schelling，“An Essay on Bargain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6，No.3，Jun. 1956，pp.281-306.
[27]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5页。
[28] 《西游记》中唐僧团队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与“志同道异”非常契合。他们当中有一心一意的，有三心二意的，有迫不得已的，但却相互合作，最终取到真经，修成正果。经济学家林德布鲁姆把重任虽目标各异但行动一致这类集体的选择过程称之为“Muddle Through”，我们思考再三将其译为“道不同，相为谋”。参见Charles E.Lindblom，“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19，No.2，1959，pp.79-88。
[29] Robert Keohane，“Introduction：Realism，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London：Routledge，2002.
[30] 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组合不同，公共产品的种类不同：纯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纯公共产品（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俱乐部产品（非竞争性+排他性）。参见James M.Buchanan，“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Vol.32，No.125，1965，pp.1-14。
[31] 具体问题领域的治理需要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这相应地对各类行为体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安全治理是国家和跨国组织主要的领域；稳定全球经济秩序是跨国组织和公司等众多相关利益集团大力游说国家行为体的目标；而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大多倡导与推行全球公益事务。
[32] 桑德勒认为：纯公共产品的融资需要依赖公共部门的推动；具有竞争性—非排他性的非纯粹公共产品的融资需要依靠公共国际组织；具有排他性非纯粹公共产品融资需要具有融资激励的俱乐部结构；俱乐部产品有赖规模经济；混合产品融资需要考虑私人（市场）与俱乐部构成的结构比例。参见Todd Sandler，“Financ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Springer US，2002，pp.81-117；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5页。
[33] Inge Kaul et al.，“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 Century，” Oxford IngeKaul et al.，eds.，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Managing Glob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454-455；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第186页。
[34] 以区域差异来区分、判定博弈者的著述也有不少。参见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25—226页。
[35] 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2，No.4，1999，pp.693-700.
[36] 利益攸关度高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提供某种公共产品的能力相对大，国内政策协调容易；二是国家专有资产性质决定国家缺少相对优势、具有相对脆弱性。两者会在正反两方面影响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偏好强弱，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游说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难度。
[37] 任琳、冯维江：《如何改善二十国集团的决策效率？兼论“协商民主”原则的世界性意义》，载蔡拓主编《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8]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36.
[39] Joe B.Stevens，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Choices，West View Press，1993，p.68；约翰·特伊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经济组织和交易成本”条目和第四卷中的“交易成本”条目；R.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No.3，1960，pp.1-44；R.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4，1992，pp.713-719；R.Coase，“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Vol.88，No.2，1998，pp.72-74。
[40] 在提出治理均衡概念时，我们借鉴了公共财政经济学里的“林达尔均衡”概念并加以改造，重点在于用国家替代了个人。埃里克—林达尔是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他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公共产品的提供量，以及如何运用价格体系或通过市场交换来为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具体说，“林达尔均衡”是指：在特定的一组价格下，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等于各人对不同公共产品的需求，或每人分摊的成本与其（边际）收益相等。参见约翰·特伊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第216—218页（有关“林达尔均衡”和“林达尔论财政”的条目）。
[41] 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第34页。
[42] 张宇燕：《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43]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1988，p.379.
[44] Russell，“On Propositions：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Mean，”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s，Vol.2，Problem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1919；罗素：《逻辑与知识》，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5] Frege，‘Function and Concept，’in A.Sullivan ed.，Log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Selections from Frege and Russell，Canada：Broad View Press，2003.
[46] Joe B.Stevens，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Choices，West View Press，1993，p.47.
[47] 如果有的国家成员将不履约作为谈判筹码，将会给其他成员国家带来恐惧，从而为系统内部的集体行动带来骤然上升的信息成本。其他成员国可能会担心，自己承担了相应份额的公共产品融资，而别的国家却拒不履行承诺。这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的国家可能会利用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信息，且保留自己的真正意图，从而操纵治理合作，从中获益。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成员国的怀疑情绪。常规性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减少此类信息缺失的状况。而制度的遵守者也会因此获得信誉，并赢得今后更多的潜在合作可能。参见M.Finnemore，“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Building on What We Kno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3，pp.221-224；A.Rasche & D.U.Gilbert，“Institutionalizing Global Governance：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Vol.21，No.1，2012，pp.100-114。
[48]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94页。
[49] Joe B.Stevens，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Choices，West View Press，pp.2-4.
[50] D.C.North，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51]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7页。
[52] 格雷夫也讨论过文化传统塑造交易模式，并影响互动效率。如果我们习惯于某种传统交易方式，则很难对其他的方式产生信任。正如威尼斯商人以契约作为活动的核心，而马格里布商人则以血缘关系作为活动的纽带。当马格里布商人步入“非马格里布商人”的圈子时，他们无法对对方产生信任，亦乏有效维护权利之手段。
[53]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6页；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2，2010，pp.129-153。
[54] D.C.North，“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3，1994，p.359-368.
[55] D.C.North，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56] D.C.North，“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3，1994，pp.359-368.
[57] 绝对均衡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呈现为各种形态的制度安排都只是相对稳定的、可以暂时被接受的、实质上非绝对均衡的制度安排。
[58] 汤因比曾经用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来描述处于稳定状态的世界。在一套既有制度主导下的世界处于稳定状态，也可以通过在这三个层面上达成均衡而获得。参见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第225—226页。
[59] 需要补充的是，处于文明时代的人类世界是一定制度文明的时代结晶；抛开制度讨论某个历史“节点”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用先行制度解释后行制度的稳定并非循环论证。我们并非运用处于“静态”的制度来解释某“节点”的制度。制度是“动态”的。每个历史阶段的制度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特征。
[60] 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对理论、准确说是概念之间的稳定联系——相关或因果关系——的逻辑和经验上的检验。
[61] 朱天祥：《一个现象、多种进程：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分析》，《国际论坛》2009年第5期，第48—52页。
[62] 对具体功能领域内潜在利益的探悉推动了制度创新。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国际组织或者其他治理平台的诞生，往往是由一个国家或者其他行为体首先发起和倡导的。也有一些个人、非国家行为体自发组织起来维护一定领域内的权益。例如，“鲸鱼保护组织”是由一群热衷于鲸鱼保护的正义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下，创新方案的提出就是一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历史可以追溯到国联、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等组织框架和规则的设计。一个治理平台今后运作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设计的质量。参见奥兰·杨《世界事务中的治理》，第146页。
[63] 构成性的变迁方式，主要是指权力构成的变化是制度变化的动因。参见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7页。
[64] 曹海军、张毅：《统筹区域发展视域下的跨域治理：缘起，理论架构与模式比较》，《探索》2013年第1期，第14页。
[65] 有的治理方式是通过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的，有的表现为国家间合作，有的由国际组织相对独立主持治理事务，而有的则由个人、商业利益集团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发起；有的表现为不具约束力的自愿协定；有的表现为有限契约……参见Telò，M.Ed.，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Ashgate Publishing，Ltd，2007；K.Dingwerth，& P.Pattberg，Global Governance as 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 Global Governance：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2，No.2，2006，pp.185-203；J.Mitzen，Power in Concert：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G.Kütting，& R.Lipschutz，Ed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ower and Knowledge in a Local-global World. Routledge，2012；G.de Búrca，R.O.Keohane，& C.Sabel，New Modes of Pluralist Global Governance，2013；Lin REN，“Transaction Cost and Varying Institutional Level：Inclusive and ‘Informal’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G20，” Prepared for Barcelona Workshop on Global Governance，Barcelona，Spain，January，2013。
[66] Lin REN，“Transaction Cost and Varying Institutional Level：Inclusive and ‘Informal’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G20，” Prepared for Barcelona Workshop on Global Governance，Barcelona，Spain，January，2013；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2，No.1，1998，pp.3-32.
[67] David A.Lake，“Rightful Rules：Authority，Order，and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4，No.3，2010，pp.587-613.
[68] UNDP Report，Reconfiguring Global Governance-Effectiveness，Inclusiveness，and China’s Global Role，available at http：//issuu.com/undp/docs/undp-ch_global_governance_report_20，last accessed on 23 February 2015.
[69]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第212页；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239页。
[70] 黄智虎：《全球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Scott Barrett，Why Cooperate？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1] 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73页；Scott Barrett，Why Cooperate？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2] 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25—226页。
[73]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5章。
[74] 门洪华：《合法性、有效性与局限性——评估国际机制作用的理论框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冬季卷，第137—175页。
[75] 门洪华：《合法性、有效性与局限性——评估国际机制作用的理论框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冬季卷，第137—175页。
[76] 艾伦·布坎南·罗伯特·基欧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版，第35页。
[77] 艾伦·布坎南·罗伯特·基欧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版，第35页。
[78] 艾伦·布坎南·罗伯特·基欧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版，第35页。
[79] Todd L.Allee and Jamie E.Scalera，“The Divergent Effects of Joi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rade Gains and the Rigors of WTO Acce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12，Vol.66，pp.243-276.
[80] Jonas Tallberg，Thomas Sommerer，Theresa Squatrito and Christer Jönsson，“Explaining the Transn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2014，pp.741-774.
[81] 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 and Robert D.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