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自2012年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美两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战略界的人士就一直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进行讨论。他们之所以讨论热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个概念关系着中美关系的走向，二是中美双方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存在着很大分歧。当前，中国崛起正在成为21世纪的最大政治事件，与其直接相关的中美关系的走向则关系到世界政治的总体趋势。为此，《国际政治科学》就这一问题于2014年夏末组织了专题研讨会。在研讨会的基础上，集结了达巍、李巍和张哲馨、齐皓、刁大明、迟永几位学者的论文，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种困惑和分歧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中国学界是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果连这种关系的内涵都不明确，研究这一问题就会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共同的定义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中国提出来的，如果连中国学者都不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就更不能指望美国学者能理解它了。齐皓的文章《中国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与分歧》，对我国学界的不同认识进行了梳理。他发现，中国学者在认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建立的基础和障碍方面存有共识，但在如何定义“大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方面有分歧。其主要表现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先是中国向与所有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扩散，而后是向与所有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泛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外交理念面临着淡化和消失的危险。

美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一致吗？许多人的习惯思维是，美国不会接受这一提法，因此美国学者也是采取反对的立场。这种认识将美国学界的思想分歧简单化了。美国学界永远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即使是基本立场相同的观点，也可能存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多数美国学者与多数中国学者不同，他们分析问题时倾向于限定概念的边界，以防产生误解，导致不必要的争论，不愿给一个概念留出太多的解释空间。刁大明的文章《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发现，美国战略界和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更多是对这一概念的怀疑。在如何界定一国的核心利益、如何明确双方的战略意图、如何排除第三方因素的负面影响、如何防止中美直接发生战争等方面，美国学者讨论了许多细节，但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成败取决于双方的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即使中美双方都有所谓的“冷战思维”，中美战略竞争必然会导致全面战争吗？受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影响，很多人都喜欢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来描述中美战略竞争的危险。然而，这些人都忽略了在核武器条件下的全球化时代，大国战略竞争与联合国成立之前是有所不同的。李巍、张哲馨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一文中指出，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式软化”三大机制存在的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双方在外交上的主观努力对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什么作用？客观因素对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的影响固然是基础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双方的主观意图对双边关系没有任何塑造作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因素决定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但政治领导这个主观因素可以影响如何处理利益冲突的策略。达巍撰写的文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侧重于讨论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上可以努力的三个方向，即战略稳定的框架、平等交往的框架和有效合作的框架。他提出三个框架的设想，并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有被中美双方政策接受的可能，而是以此说明，如果这三个框架一个都没有，则无法体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

为了配合这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专集，本集还刊发了迟永对《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的评介。该书的作者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欧汉伦认为，中美之间应实现“战略再保证”，以防误解而导致战争。然而，他们提出的几条战略再保证路径却有内在的矛盾。从战略角度讲，如果一方向对方展示战略决心，就不可避免地会让对方增加对其的战略怀疑，而自我克制则可能会使对方忽视自己的战略决心。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策略困境。

2015年将是中美两国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的一年，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如何发展仍将是学界和战略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国际政治科学》在2015年第1期推出一个相关讨论的专集，意在引起学界深入争论这一问题。除了与中美关系相关的议题外，《国际政治科学》还希望能在2015年刊发有关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当代中国战略、技术进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规范与话语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学界同仁与我们共同开发对上述领域的研究。

阎学通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