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演进

所谓“战略关系”，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宏观和总体的关系形态，特别体现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除非出现重大的外来与内在的危机和变化；二是具有较强的主导性，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控制着国家之间在具体问题领域中的其他关系。分析大国战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前提。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既是全球实力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环境塑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国根据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内政治运作主动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自1949年以来，在上述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主导思想的历次调整，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阶段，中美处于战略敌对关系（strategic confrontation）。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经历了大约20年的战略敌对，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中美战略敌对关系加速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并且直接构成了当时的亚太区域格局。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也并非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而是从属于美苏冷战对峙关系，因此，中美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下，都比较缺乏可选择的政策空间。[2]

此时也正是西方基于权力政治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对当时国际关系特征的理解。[3]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伟大领袖的个人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判断国际关系的唯一认识来源，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斗争哲学支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第二阶段，中美处于战略合作关系（strategic cooperation）。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合作。这种演变既是两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大胆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当时国际结构和安全环境变动的产物。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这使得尼克松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意识形态成见，促使中美停止敌对，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美国也因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产生了一种理想主义期许，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会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样板。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使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重组刺激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不仅如此，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改革以及中国开始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也给予西方以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国际制度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重要佐证。中国的外交思想则完成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新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由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

第三阶段，中美处于战略模糊关系（strategic ambiguity）。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同时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4]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进一步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中美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双边关系也出现动荡起伏，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5]一方面，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联盟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它们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要体现；[6]另一方面，中美在经贸往来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而且中国正努力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并不谋求推翻原有的国际秩序。[7]更为关键的是，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8]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世界呈现单极化的趋势，[9]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不与美国正面竞争，而美国也在“接触”抑或“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系形态，不少战略家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非敌非友”的判断，这正是此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治理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亮点。这些理论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呼吁通过各国积极合作来塑造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10]中国则在各种国际压力之下，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不动摇。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中国语境下的“韬光养晦”为发展中大国审慎运用对外权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而迅速取得长远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第四阶段，中美处于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ion）。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11]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的主要障碍；[12]另一方面，双方仍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扩大，中美目前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力求在竞争中维持双方关系并增强双边合作。

这种既互为战略竞争者又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特质，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13]目前，还没有既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这种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无疑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