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语言规划一词既用来指语言规划实践，又指语言规划学科。人类的语言规划活动历史悠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才作为一门被认可的专业科目在大学里建立起来（Wright，2004：8）。对语言规划的正式的学术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60年代。语言规划并不是一个理论驱动的学术研究领域，它主要立足于解决社会中的语言问题。50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规划的理论也处在不断发展更新之中。

3.1.1 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

与语言规划有关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培植理论和标准语的研究，甚至更早。但是“语言规划”这一术语在50年代末期才出现。Weinreich 195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曾使用过这个术语。Haugen则是第一个在文献中介绍这个术语的人。1959年，在那篇名为《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的文章中，豪根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正词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为处于非同质言语社区的写作者和说话者提供一个指导”。后来，他在1966年的《语言学与语言规划》（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一文中，将这些行为看作语言规划的结果，是语言规划者所作出的决策实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语言规划的全部。

学者对语言规划的界定并不一致。Cooper（1989：29-30）列举的语言规划的各种定义有12种。刘海涛（2006a）列举的语言规划的定义达33种。对语言规划的不同定义反映了学者对语言规划缺乏普遍赞同的概念。早期的研究者总是将语言规划作为解决语言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例如，Rubin和Jernudd认为语言规划“关注于问题的解决，其特点是形成并评估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案，以找到最好（最佳、最有效）的决策”。[1]Fishman也认为语言规划“有组织地寻求语言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发生在国家层面”。[2]随着语言规划所处的环境日益复杂，人们对语言规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语言规划的跨学科属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体现。Phillipson（2003：15）认为：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以及习得规划，作为语言社会学的一个专门领域，语言规划需要吸收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内容。

有些学者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同义术语，这两个术语也常常一前一后出现。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区分。早期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Rubin指出制定政策并非规划，她认为：“在评估语言规划过程的时候，人们经常说语言规划失败了。但严密检查后结果却是：几乎没有明显迹象表明采用了任何政策实施手段，也没有考虑过实现目标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手段。如果政策制定者没有适当的背景信息，没有认识到规划必须同其他的社会文化进程协调一致，政策很可能仅仅是个政策而已。”[3]

Kaplan和Baldauf（1997：xi）指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实际上代表了语言变化过程这一系统的两个不同方面。语言规划是一种最明显的由政府实施的行为，其意图是提升某个言语社区的系统的语言变化。而语言政策可理解为观念、法律、规范、规定、实践等的实体，其意图是在社会、团体和系统中获得规划了的语言变化。

Tonkin（2005：121-122）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互动的。理想地说，规划基于对实际语言实践的全面研究和记录，是对政策选择的探究。政策产生于这个过程，又要求用规划来使其生效。要求政策的愿望会引发规划行为，规划又会产生连贯的政策。政策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来实施。不幸的是，无规划的政策或无政策的规划却经常出现。”

区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必要的，现实社会中语言规划失败的案例很多，这与人们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在认识上的不足和不清晰有一定关系。尽管在实际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活动中，无法将其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活动来看待，但是从概念上来说，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含义不同。语言规划比语言政策更宽泛，主要指政府或其他机构、个人等对语言及其社会功能的管理行为，其中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政策则更多地表现为观念、法律、规范、规定等，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除了语言政策外，语言管理也被认为是语言规划的同义术语。语言管理的概念主要由Neustupny、Jernudd等人提出并发展。但是，语言管理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话语的语言管理方法，其管理的中心在于个人和社区，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规划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方法，其管理的重心是政府或权威机构。

此外，语言规划的其他说法还有语言工程、[4]语言政治、语言发展、语言治理、语言调节等。

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语言规划总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语言规划的目标可分为语言相关的目标和政治、经济驱动的目标。语言相关的主要目标有语言纯洁、语言再生、语言改革、语言标准化、语言传播、词汇现代化、术语统一、文体简化、语际交流、语言保持、辅助码标准化等。政治、经济驱动的目标主要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等。

3.1.2 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

一些研究者对语言规划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试图构建语言规划的理论模型。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Haugen、Haarmann、Cooper、Jernudd和Neustupny、Kaplan和Baldauf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

Haugen用四格模型表示语言规划的过程，即选择、编典、实施和完善。

这个模型将语言规划分为社会（即地位规划）和语言（即本体规划）两个维度，语言的社会维度包括语言的选择（即决策程序）和实施（即教育传播），语言维度包括编典（即标准化程序）和完善（即功能发展）。这个模型还可以从语言的形式（即政策规划）和功能（即培育规划）两个角度来分析，选择和编典同形式有关，实施和完善同功能相关。选择、编典、实施和完善构成了语言规划的基本步骤或过程。Haugen的语言规划理论可被称为语言规划的过程理论。

Haarmann（1990）提出语言规划应该在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之外加入另外一个维度，即声望规划。他认为：任何一种语言规划都必须吸引正面的价值，即规划活动必须具有声望，以保证获得语言规划者和预计会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支持。他还区分了两种声望：一种是与语言规划的产生相关的声望，另一种是与语言规划的接受相关的声望。此外在他的模型中，语言规划发生在政府活动、机构活动、群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等四个不同的层级中，这些层级反映不同的声望，代表不同的组织影响的效率。语言的声望规划将对语言规划的成败产生影响。

Cooper（1989）从创新扩散、市场营销、政治学、决策科学四个学科中受到启示，他认为语言规划依次包括：①创新的管理；②市场营销的实例；③获得与保持权力的工具；④决策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库珀提出的分析框架从八个方面分析语言规划活动，即什么样的规划者，试图影响什么样的行为，针对什么人，为什么目的，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决策过程，达到什么效果。这个分析模式中列出的8个要素是语言规划要考虑的一般性问题，有利于从多个角度理解语言规划行为，为后来的学者广泛引用。此外库珀也提出了语言习得规划（即语言教育规划）的概念。把语言习得规划从豪根的模型中的“实施”部分分离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地位。

Jernudd和Neustupny（2003）提出了分析语言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的语言管理框架。语言管理理论源于语言匡正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发展，是语言规划理论的扩充。语言管理理论具有以下特点：管理可分为简单管理和有组织的管理。简单管理是仅对个人交际行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管理，有组织的管理则是对两个以上的人参与的语言活动进行管理，出现在不同的层面。在个人管理和有组织的管理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过渡。语言管理是一个过程，经历偏离规范、注意、评价、选择修正方案、实施修正方案等不同阶段。语言管理、交际管理和社会经济管理之间形成层级。要想使语言形式发生改变，仅语言管理这个层级是不可能完成的，交际管理和社会经济管理也要参与其中。语言管理要建立在社区内的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语言管理理论强调管理出现在各个层级：如个人、协会、社会组织、媒体、经济实体、教育机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跨国机构。

Kaplan和Baldauf（1997）认为语言规划是对“整个语言生态系统”而言，进而提出了一个基于语言生态观念的语言规划模型。模型中最大的圈表示要规划的语言生态系统。大圈内的小圈分别表示国语（或官方语言）、少数族群语言、濒危语言以及官方语言的非标准变体。语言生态系统会受到语言变量和机构、组织因素的影响。语言变量包括语言消亡、语言生存、语言变化、语言再生、语言转用、语言融合、语言接触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机构、组织因素包括政府机构、教育机构、言语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显然，任何语言变量或机构、组织发生变化，整个语言生态系统会随之变化。这个模型也反映出变化不仅发生在政府层面，还发生在言语社区甚至个人层面。

尽管学者描绘出了一些语言规划的理论模型，但现阶段语言规划的理论还远不成熟，需要更有系统性、预见性和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