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共同的族群身份与干涉

前面提到的分离主义威胁、安全、实力等因素，并没有关注族群的身份属性。身份及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认同对族群冲突和第三方干涉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研究。

（一）共同的族群身份会提升干涉的可能性

族群认同产生的前提是共同的族群身份。现实世界中，同一族群的成员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拥有不同的国籍，但共同的族群身份将所有的成员联系在一起。一种直观的认识是，共同的族群身份能够塑造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当某个国家的某一族群陷入冲突之中或者遭受危难时，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同族出于认同感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伴随着第三方的介入，冲突就会从一国内部扩散到其他国家。简而言之，共同的族群身份会提升别国干涉的可能性。

图4 共同的族群身份影响干涉

戴维·戴维斯（David R.Davis）和威尔·摩尔（Will H.Moore）指出，当同一个族群的成员分布在两个国家时，跨国族群同盟就会形成。他们认为，民众会关心国外同族的生活和福利状况，而政府又必须对民众的关心做出回应。因此，如果同一个族群在A国支配或分享政权，在B国却受到侵犯，那么A国就会关注该族群在B国的境遇。A国会提高对B国的敌意，以此来表达对同族命运的关切，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随之上升。这种敌对关系反过来又会刺激被侵害的族群采取暴力行动。[35]

根据戴维斯和摩尔的理论，同盟是伴随着跨国族群自动生成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反例。例如韩国人和朝鲜人是同一个民族，但是这两个国家显然不是盟国。这个例子虽然非常特殊，但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共同的族群身份并不一定能够衍生出同盟关系。

戴维斯和摩尔的研究表明，共同的族群身份会促使一个国家主动帮助国外同族。道格拉斯·伍德维尔（Douglas Woodwell）的研究路径恰好相反。他认为，被干涉国的少数族群会主动向干涉国寻求帮助。伍德维尔指出，少数族群通常无法显著地影响国内政治，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少数族群通常会寻求外部的支持。如果邻近的国家被自己的同族统治，那么少数族群就能找到天然的盟友。少数族群能够从邻国那里获得反政府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邻国向该国的少数族群提供援助，反过来又会使两国关系紧张。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少数族群可能武力反对政府。这时候，如果邻国援助该国的少数族群，两国的冲突就会升级，甚至可能走向战争。在经过上述逻辑推论后，伍德维尔提出了他的理论：同一个族群生活在两个邻近的国家，且该族群在一国是支配族群，在另一国是少数族群，则当少数族群武力反叛时，这两个国家就可能会发生战争。[36]

图5 伍德维尔的逻辑

在概念界定上，伍德维尔将多数族群和支配族群视为等同，虽然事实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支配族群同时也是该国的多数族群，但还是存在少数族群统治国家的特例。撇开这一细节不谈，他的理论推导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对于少数族群来说，国外同族只是潜在的或者可能的盟友，但绝非必然的盟友。不能排除国外同族拒绝向少数族群提供援助的情况。换言之，伍德维尔强调的是少数族群获得国外同族支持的可能性，却没有考虑国外同族为什么会向少数族群伸出援手。共同的族群身份可能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尤其是在少数族群是反叛者的背景下，国外同族在选择是否干涉时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

（二）共同的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导致干涉

与戴维斯、摩尔以及伍德维尔的观点相反，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和尼尔·梅尔文（Neil J.Melvin）认为，共同的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导致干涉的出现。他们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在跨界族群问题上的表现。[37]两位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跨界冲突，关注国外同族命运的国家也未必就是潜在的干涉者。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国外同族的关注甚至会受到对方国家的欢迎，因为跨国族群被视为重要的文化和经济纽带。金和梅尔文认为，跨界族群可能是冲突向国界外扩散的刺激因素，但它本身未必就是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仅有共同的族群身份，不足以让一个国家以政治稳定为代价，并且消耗大量经济资源来进行干涉甚至发动战争。

金和梅尔文的研究提醒我们，共同的族群身份可能只是干涉的背景，只有同时满足其他条件，干涉才会发生。事实上，在原苏联地区，一些国家因为族群问题确实发生过战争。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进行了战争。当摩尔多瓦境内的摩尔多瓦族与俄罗斯族发生冲突时，俄罗斯军队也曾进行了武力干涉。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干涉就出现了呢？一个可能的解答是，在这些案例中，共同的族群身份衍生出族群认同，而族群认同又深刻地影响了干涉国的对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