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工人阶级文化空间：工人文化宫与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政治

王洪喆[1]

摘要 本文将工人文化宫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城市文化空间的集中个案，尝试从空间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对文化空间、阶级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论文检视了中国工人文化宫的苏联起源、文化政策安排、与其功能性相关的城市日常生活经验、矛盾及其转型等，进而探讨这一空间社会史路径对于中国城市和劳工研究的理论潜能。

关键词 工人文化宫 文化空间 社会主义 苏联 工人阶级

Abstrac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s central to class formation. By culture，which in this paper is related to “worker’s cultural palace”，a particular materialized cultural space for urban working-class being built across the Mao era，we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ve ways of expressing，articulating，and reproducing everyday life that are essential to the class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of China’s working-class. This paper analyzes worker’s cultural palaces built in the 20th Century，with examinations of the physical space，the transformative history from Maoist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era，and the workers cultural practices therein. Empirical data are gathered through repeated site visits，interviews with palace staffs，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workers’ cultural group activities，and documentary. Theoretically，this paper tries to develop a more refined historical-comparative framework，which offers a revision for the theoretical articulation among cultural space，socialistic industrialization，and class formation in China.

Keywords Worker’s Culture Palace Culture Space Socialism Soviet Working Class

引言

此项研究的直接驱力来自笔者于2009年回到位于东北的家乡“钢城”进行田野调查时不期而遇的一次工人抗议行动。抗议行动发生在位于城市西部工人社区的工人文化宫。该区域是一幢近30年历史的巨大的组合式建筑群，在众多低矮的工人住宅楼的环绕中，它显得异常高大，理所当然成为这一区域的地标。在20世纪80年代，工人文化宫内拥有电影院、灯光球场、茶室、棋牌室、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人补习班、会议、演剧活动。曾经，工人们只需一年交纳2元象征性的会费，就可以成为文化宫的会员。进入90年代，工人文化宫发生了巨变，曾经作为图书馆的配楼挂起了“市工会下岗工人就业指导中心”的招牌，实际上是一间超市。主楼基本上全部转租给了各种民间的补习班、网吧和小商户——文化宫成了一个“房东”。2009年，主楼被整体转让给某外地商人，准备改建成一座据称全市最大的KTV娱乐城。正当改建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附近的居民组织起来包围了施工现场，并向市政府请愿。他们明确提出工人文化宫属于钢城全体工人，市总工会无权将其转卖给个人。迫于压力，工程暂停。如今，只剩下毛坯的文化宫巨大的主楼依然矗立在工人聚居区，成了一个奇怪的、无名的、鬼城般的所在。[2]

与这次事件的遭遇开启了笔者对于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社会史的问题意识。从列斐伏尔和福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开始，被视作文化、政治和经济实践的“空间”问题开始成为现代性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处于巨变中的20世纪中国成为空间研究的巨大理论操练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论域。但由于某种知识生产的历史地缘政治，城市研究更多集中在大城市（上海、北京）[3]，集中在消费空间（购物中心、酒吧、茶馆、广场）[4]。具体到和工人城市、工业空间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而对笔者而言，空间研究是阶级形成的历史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基础设施可以稳定地、定期地满足工人社区的文化需求，所以它是文化得以形成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通过对工人城市的建筑、广场、通道的建筑形式本身的社会史研究，可以传达出有关城市生活的社会性、文化认同和阶级意识再生产的关键讯息。如何从物理空间的转变，包括城市生活的布局、功能和管理的变革中，揭示有关20世纪社会主义阶级政治和身份认同的规律？特别是，当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重启时，资本又是如何重新组织和征用作为城市主部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那么，读取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各方对城市文化空间的争夺、共享与再生产就具有了理论意义。[5]

王晓明观察到，上海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类大型文化和政治集会空间被挪用作各种商业和消费场所。不仅如此，随着工厂由单位社会蜕变为单一的经济实体，原来建于工厂内部的各种俱乐部、会场、图书室也都被拆毁或改为生产空间。[6]于海对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做了类似的观察，并考察了这一演变背后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空间生产逻辑。他指出，空间作为社会分层机制生产了其中主体的身份意识。因此，以俱乐部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空间对于工人而言就不仅是娱乐快感或政治压抑，而是他们身份和历史的一部分。[7]在这些观察中，逝去的空间关联了生产和身份政治，然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空间生产和组织所想象的城市文化生活和交往形态的独特性是什么，即20世纪工人国家所要召唤的理想阶级意识和主体状态，与其工业生产方式、日常生活愿景、社会有机性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8]；进而在工人国家的衰落和转型过程中，又显影出哪些历史遗产和内在矛盾。

工人文化宫作为社会主义城市公共文化最集中的空间喻体，对其起源、历史、现状做一个梳理性的叙事，其结果可能会帮助我们将“阶级”带回城市空间研究的论域。本文的实证材料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历史文献、现有研究成果和位于东北“钢城”的田野调查以及工人口述历史。

工人文化空间的苏联起源

工人文化宫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由一些自由主义的慈善团体和个人兴建的“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为提高市民阶层的艺术创作和文化鉴赏力，人民之家最早出现在1882年俄国的托木斯克，随后十几年间有更多出现在圣彼得堡。到20世纪俄国首都已经有大约20间“人民之家”，为包括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学生、军人和工人等市民阶层提供娱乐和教育。通常情况下，一间“人民之家”配备图书馆、阅览室、电影院、茶室、书店以及带舞台的报告厅用于开设主日学校、成人夜校和合唱演出等活动。有些还设有博物馆和配套教具，开设系统的培训课程、巡回或永久展览。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随着激进工人运动的兴起，“人民之家”开始被作为工人阶级的社区教育中心，且往往跟工会和工人政党的组织密切相关。[9]

表面上来看，城市文化设施建设与工业劳动力的生成是一个合历史目的论的现代性问题。其普世性如杜威所说，“应该存在于任何大型现代化工业中心”[10]。然而对于像苏俄和中国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处于后发的地区而言，现代化问题同时也是革命和独立建国问题，革命建国的诉求塑造了其工业化的路径和工业文化的独特现代属性。正如吕新雨所提示的，无论是工业现代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在没有主权的国度里都无法实现。[11]现代化实际上联系着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的建立。因此，“人民之家”向工人文化宫的转型是阶级政治和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历史重叠，体现了20世纪工人国家的特殊历史动力学。

源于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的重要修订，社会主义运动以农民革命的形式爆发在了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在欠发达的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国家中。对于新的民族国家而言，当社会主义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创造一种革命的文化政策和社会运动，进而生产出革命的目标和主体所需要的文化形式和交往空间，就成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获得政权之后即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在苏维埃建立的早期（1917～1925），列宁和托洛斯基等人进行了丰富的阐述。这并不应该是简单的对旧有文化的拒绝，而是让资产阶级创造的现代文化为我所用，回归“大众”（popular）。而群众成为这场运动的主体，在文化革命中，人们热烈地讨论一种新人，新的生活方式如何诞生——新的节日，新的婚礼、葬礼、孩子的名字、博物馆、展览会、剧场、电影……新生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不仅是先锋的艺术，更是先锋的日常生活。[12]

文化宫建设本来是这场文化先锋主义运动的重中之重。构成主义建筑师梅尔尼科夫（Konstantin Melnikov）在1920年代设计了大量先锋派的文化宫建筑，他认为建筑的形式和功能必须为崛起的城市劳工阶级提供一种多元状态和个人身份感。[13]然而到了19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高峰时期，各种形式主义和构成主义建筑风格开始被认为不符合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甚至将帝俄时期的修道院、教堂等遗迹改建为工人文化宫也被当作反动的折中主义做法。在此无产阶级艺术遭遇了一场身份危机，官方需要一种能够体现彻底的新人和新阶级登临历史舞台的崇高感，于是能够展现无产阶级政权“不朽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样式成为解决方案。[14]

中国工人文化宫的空间与文化政策

不同于苏联，新中国初期的工人文化宫建设则以改建而不是彻底新建为主。1950年由周恩来提议，紫禁城太庙被改建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由毛泽东提名落成。同年在天津，原意大利租界由墨索里尼家族经营的“意商运动场”被改建为天津市工人文化宫，由天津市长黄敬题词“战斗式的工作、文化式的休息”。同年10月在上海，处于原上海商业中心地段跑马厅的东方饭店被改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由上海市长陈毅题词“工人的学校和乐园”。在城市原有空间脉络的基础上再造工人国家的文化空间，一方面遵循了新中国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实用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履行了保护古迹文物的新民主主义规划方针，但更重要的是结合关于“翻身”的民族国家论述。将封建王朝的孔子学校和原殖民地的娱乐城改建为工人文化宫，社会主义中国的空间再造直接反转了中国城市原来的社会权力关系和空间属性，封建与殖民的权力地标被转变为工人国家的世俗庙堂（secular temple）。文化教育首先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权利。[15]天津工人宋泰华回忆：“解放以前，有一次我从东方戏院的门口过，因为没钱买票，就偷偷地顺着门缝看了一眼，戏院老板却不容分说地把我痛打了一顿。”[16]黄克进而写道，“旧社会不仅剥夺了穷人的政治权利，而且也剥夺了穷人的文化生活，如今，文化还家了，工人文化宫成为天津市工人第一个进行文化娱乐的地方”[17]。更直接的表述可参见李立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式上的演讲：

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是真正的翻身了，过去劳动是被轻视的，劳动人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创造起来的文化却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了，专为他们所享受所霸占，正如太庙原为劳动人民修建起来的，一修好后劳动人民根本就不能进来了。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就将几千年的历史扭转了过来。现在我们已能把原来专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变为劳动人民自己享受的文化，而且还要把劳动人民的文化发展起来，提高起来，要在我们劳动人民的时代创造出人类最优秀最高度的文化来。[18]

文化空间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生活世界

从比较中苏工人文化宫的空间起源可见，“文化翻身”居于中国1950年代城市工人文化宫建设和论述的核心。因此有论者将工人文化宫的功能解读为新政权“宣教仪式”的物质载体[19]或“政治公园”[20]，但这种将工人文化宫从工人城市的文化循环（circuit of culture）中孤立出来进行政治性功能阐释的方法论忽视了城市空间生产的系统性和社会性。实际上以工人文化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了对新文化生成的政治经济学论述，即涵化（acculturation）和教育如何作为一种公共品（commons）被劳动阶层自身生产出来，并嵌入日常交往的共同经验当中。其背后融合了将工人的启蒙教育、阶级意识、文化创意、自我表达同闲暇活动整合起来的不同思想资源，但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家的宏观政治目标形成微观政治领域——即生活世界——的解决方案。

在苏联的实践中，工人文化宫作为总体教育的基础设施要在四个层次上加以理解：（1）认知（知识获取）；（2）象征性（一种新的社会想象）；（3）价值论（价值和意识形态，或宣传鼓动）；（4）文化（新的社会规范social codes）。[21]在官方表述中，以工人文化宫和俱乐部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政策是以资助“文化的闲暇”（cultural leisure）以对抗饮酒与赌博等“没文化的闲暇”（cultureless leisure）。比如到1930年代，在关注劳动效率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高潮中，列宁格勒的工人文化宫为了满足劳动热情高涨的工人需求，推出了“斯达汉诺夫式的集体休息日”：从上午九点半的集会开始，紧接着是轻度运动、早餐、游览博物馆或展览会、午饭、一小时安静活动（广播、读报或杂志）、艺术课堂、讨论、游戏、舞蹈、最后以晚会结束。有工人在经历了这样的方案后兴奋地提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放松，因为我们不教这个”“感谢文化宫，我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对我来说，文化宫就如同家一样”。[22]

由此我们看到，工人的闲暇被具体地管理起来，纳入了生产性领域之中。1950年8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第一次工会俱乐部会议，明确规定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宣传、生产鼓动、文化技术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的业余文化休息和艺术活动。在同一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工会法中规定：

各级政府应拨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以必要的房屋与设施，作为工会办公、会议教育、娱乐及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等之用……工厂、矿场、商店、农场、机关、学校等生产单位的行政方面或资方，应按所雇全部工人实际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按月拨交给工会组织，作为工会经费（其中实际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为职工文化教育费）。[23]

1950年9月上海市总工会以筹募职工文娱基金的方式购置东方饭店，改建为市工人文化宫。19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工人文化宫里设有上海工人图书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陈列室以及弈棋室、乒乓室、健身房、小剧场，为工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可容纳4000人同时使用。另一间规模更大的浦东工人文化宫则可容纳8000人，露天的上海文化广场有13154个座位。类似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彻底改造了上海原有的商业城市空间面貌，到1959年，上海市已经有工人文化宫、工人俱乐部27个、青少年宫16个、文化馆42个、文化站131个、博物馆12个、图书馆5698个，另有基层俱乐部3245个，其他如电影院、放映队、影剧场、书场等相加超五百家，仅文化馆1959年一年的活动人数就达到1167万人次。[24]

可以说，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投入，城市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的日常闲暇被全面地“国家化”了，同时，文化消费也基本脱离了市场关系而成为公共教育的一部分。新生国家想要通过提供政治条件（翻身的论述、工人的文化权利）和物质条件（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来锻造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主体状态——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生产热情和技术创造性。在这种文化和社会再造工程的愿景中，从农村大批量进入城市的新兴农业人口将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空间，通过集体的劳动与公共生活，在转变为工业人的同时也将自己打造为社会主义的阶级主体。

但这一政治目标的实际达成，只能存在于工人文化宫所生产出的人与人交往的社会经验之中，即政治性和社会性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除了政治涵化和公共文化培植，工人文化宫等公共空间同时充当了重要的城市交往场所。在参与由工会组织的“健康娱乐”的同时，工人们也在这里交友、恋爱、进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甚至纯粹地打发时间，或开展其他未被正式确认和背书的文化活动。这并不是要否认新生的工人群体对文化知识和政治学习的实际热情，而是要表明，社会性的达成和求知欲的满足之间并不是不可兼容。对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和连接的诉求，也许跟“学习提高”的渴望一样强烈。一位钢城老工人在口述中回忆道：

我是1952年进厂的。刚进厂那会，年轻，喜欢看书，都是到俱乐部去看。后来1956年左右吧，就开始唱戏了。每天下了班，直接就奔工人俱乐部。那时候的工人俱乐部（钢城工人文化宫前身），非常热闹，主要是工人业余文艺团体的活动场所。我们那个时候叫“京评曲歌话”五大业余团体，就是京剧团、评剧团、曲艺团、歌舞团、话剧团。我跟我老伴儿就是在业余评剧团认识的，开始我们跟着一个老艺人一起学拉琴，后来就我们俩互相练习、交流，一来二去就走到一起了。

工人文化宫对社会性的再生产，还涉及对以“反专业主义”为特征的文化生态的生产——即打通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严格界限。文化产品本来就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其消费与实物消费不同，不具有绝对排他性。[25]因此在市场条件下，文化商品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为稀缺性的创制和维持，专业区隔的再生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表现为以学徒和行会制度维护的“技艺”简单再生产，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文化工业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等级制。这种生产关系规定了文化的商品属性，从而也规定了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对业余和半专业文化活动的培植包含了试图让文化回归公共品属性的面向，钢城老工人对此回忆道：

工人俱乐部除了平时供我们业余活动，就是各地的专业团体来演出，我记得当时北京、天津最著名的评剧艺术家都来过。1952年梅兰芳他们从朝鲜演出回来，到红钢给工人演了一场，唱的是《宇宙锋》。那时候的专业演出跟现在不一样，专业队来演出不仅是丰富工人的业余文艺生活，还负责帮助地方的业余文艺队建设。每次演出，各业余队要组织观摩，演出结束后要跟专业人员学习化妆啊等技术，还组织业余学习辅导。所以那个时期，虽然都是业余队，但我们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准专业水平。

……

70年代，原来的专业文艺团体都被拆散，人员下发到各厂矿劳动，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吧，工宣队里一般都有专业人员。他们的到来一起劳动，客观上对我们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跟他们学了很多。那个时候各个厂都排演样板戏，实力强、专业演员多的厂就可以拍全本的大戏，实力弱的顶多拍个一两幕。我记得我们厂那时候排过《智取威虎山》的选段。

此外，区隔的打破并不必然损害到专业能力的提升。民间艺人通过文工团、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等公共机构被整合进体制，摆脱了家传手艺的简单再生产状态，反而通过与更丰富的专业资源和学习机会的对接而获得了提高自身的可能性。[26]不过，打破专业性和“下放”作为一种对“文化人”实施改造的政治工程，虽然生产了一种不依赖文化商品和市场机制的社会性，但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创作的自反性和“个性”表达。这对矛盾部分解释了1990年代以来老工人城市文化的社会性物质实存庞大、但在表征和文化领导权层面迅速衰落的原因。

讨论

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于1971～1972年访问中国后写道：

中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将得到解决，中国将为全体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住房、医疗服务。此刻，向共产主义跨出重大的一步是可能的。这一步要回答：“自行车之后，造什么？”答案应该是那些满足公共目的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以个人私有为目的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将最具创意的人才和资源配置去生产让全体人民都喜闻乐见并有教育意义的产品和服务，如公园、博物馆、科技、公共教育、图书馆、野生动物保留地、建筑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便可以十分有效地直接达成。[27]

斯迈思将197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的道路选择上升到一种关于过渡阶段的理论问题。尽管他的推演过于夸大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实际可能性，但这种来自外部的观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中国公共文化政策中所内含的社会想象和历史朝向的动力学。可以说，文化政策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市场化转型，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社会想象衰落的历史后果。回想起笔者在钢城所遭遇的那场工人抗议行动，工人文化宫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必须被还原到这个当代“大转变”当中去理解。当市场机制重新主导城市土地政策和文化生产，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和布局，更根本的问题是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回退到文化商品和个人消费的属性。由此钢城工人保卫文化宫的抗争行为，也就成了对作为一种国民权利的公共文化和围绕着工人文化宫安置起来的社会主义城市生活世界的捍卫。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处理工人国家历史遗产中的“社会性”（sociality）或者说“共同性”（the common）问题。一个需要提出并予以探讨的命题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文化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国家化固然抹除了多元文化的土壤和个体逃离国家政治的可能，但是否同时实验性地产出了平等有机的社会关系和主体状态？这种社会性是否只能在工人们政治化地组织自身的条件下才能存续？它是否可被视为一种奈格里（Antonio Negri）意义上的“共同性”的社会表达[28]？或者借用鲁索（Alessandro Russo）的说法：我们必须深入再思考此前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工人们能有其位置的社会的尝试，以及“这些尝试为什么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主要承诺在于创造一个为工人提供位置的社会，一个光荣的、有尊严的位置是有可能的。然而要为工人创造一个“社会的”位置，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当中工人—工厂关系司空见惯的非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构成了面对这种非社会性的庞大尝试。[29]

面对这些无法绕行的理论和历史命题，任何盖棺定论的判断都不可取，本文希望工人文化宫的空间史考掘至少能从几个方向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线索。

首先，笔者和邱林川在另一项比较研究中已经指出，老工人固然已经被排除出原有的社会经济位置和文化空间，但通过盗猎商业空间、改造废弃工业设施的用途、开拓自己的网络空间，工人们依然在自发的文体活动中延续着社会主义城市生活的集体意识、组织方式和共同感。[30]钢城的各类广场舞、歌咏、远足、骑行和登山组织，其QQ群的规模经常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的活动甚至超越本市和本省，在全国同类的工人兴趣团体中形成不可见的跨地域的连接和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是说，在作为政治概念的工人阶级耗尽后，社会主义城市普遍的物质性安排依然容纳了丰裕的社会性遗存于其中。只要当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依然需要处理这些活跃的社会性遗存与新兴城市中中产和新城建造之间的矛盾，城市的空间和交往正义命题就还是进行当中的历史。

其次，20世纪工人国家的社会性是否还有面向未来的政治潜能？比如邢国欣在郑州工人文化宫观察到的政治性工人公共空间——他在对河南省郑州市工人文化宫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尚未被完全私有化的文化宫及其周边广场在服务工人文娱活动的同时，也构成一个崛起中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31]在2011年10月，郑州市出现了中国大陆唯一有记录的支持“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抗议活动，正是由长期在工人文化宫周边公园活动的中老年工人团体所组织，而这一事件中体现出的工人跨国团结，又无疑是借助了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的链接。这提示我们，旧的阶级力量可能尚未黯然退场，其潜能依然可以在城市的空间纹理和传播科技的社会创新中找寻。

最后，回归到公共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基底。在马克思那里，工人，跟机器一样，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工人与机器的区别在于，工人在被资本制造出来的同时又不断地试图摆脱被机器吸纳的客体属性，他们时刻谋求成为这新兴巨大生产力的主人，并驾驭这种生产力摆脱自我增值的循环——这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阶级形成的历史辩证法。

以工人文化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曾经遍布中国的工业城市，植根其上的工人文化形成于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传统和惯习，是工人社区的有机体。这种有机的生产与闲暇安排让工人有机会超克现代工厂劳动分工过程的非社会属性，在共同而平等的物质和文化生产中形成内心丰富的主体状态。同时工人国家的文化工业装置的有效运转，也需要建基在工人日常生活的富饶“共同性”之上。因此，不同于个体化社会的成名故事，“从工厂到舞台，从工人到艺术家”的“社会流动”，实际上完成的是工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代谢，体现出文化生产摆脱市场规律后的“共享经济”属性。

然而，在工人国家转型和文化商品化的新历史条件下，曾经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的文化与物质交换关系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新造市场主体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积累起来的社会共同性资源的单向萃取。这不仅体现在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等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商业地产改造中，更体现在都会区域文创产业和“创意阶层”的崛起与工人的精神交往和文化有机性的同步衰落中。这可能正是工业喜剧《钢的琴》中最为深幽的悲剧内核——为何工人们“就算把钢琴造出来，小元也留不住”？在日益衰败的工业城市中，“技艺”不再是再生产工人阶级社会性的内在中介，而成为单位社会解体后被抛到市场关系中个体的求存手段。陈桂林调用旧时代的“社会资本”召唤工友们回到集体协作中所释放出的能量，成就的反而是工人子弟个体的社会流动，从不能进行新陈代谢的共同生活中“出走”（exodus）。

废弃的工人文化宫犹如墓碑，提示着一场漫长而曲折的耗尽，其物质性的形成和崩解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然而附着其上的政治遗产和记忆并无法如空间一样轻易抹除，其中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民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社会理想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回应。而若把人从这些浓重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中抽离出来，变成孤零零的个体，“个人自由”变成冷峻的法律词汇而不是黏稠的情感附着，除了在特定的事件中唤起些许修辞以外，无法浸润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斗争中去，无法解释他们所遭受到的社会不公的原因和结构，也无法赋予人们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力。

以工人文化宫为代表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否还能作为普通人保持历史想象力的生活空间和媒介？在一个动荡未定的时代，对于整合日益分裂的社会认同、探索城市文化的另类可能性，“昔日之丰裕”正待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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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本研究于2015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空间正义与城市规划”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了陶东风、盖琪、赵晋华等人的意见，特此致谢。研究的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9日第13版，题为《工人文化宫、中国东北与20世纪的文化政治》。

[2] 与此次事件相关的田野调查报告可参见王洪喆《“钢城”调查报告——关于日常生活与阶级意识的田野笔记》，载《劳动美学·艺术手册》，中国书店，2015。

[3] 比如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洪长泰：《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4] 比如包亚明《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倪伟：《空间的生产与权力敞视——透视当代中国的城市广场》，载王晓明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 对此类问题的比较研究参见王洪喆、邱林川《空间、科技与声音：新老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比较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台湾），2015年第2期。

[6] 王晓明：《从建筑到广告——最近十五年上海城市空间的变化》，载王晓明、蔡翔编《热风学术》（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于海、邹华华：《上海的空间故事：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绿叶》2009年第9期。

[8] 此类研究不多见，可参见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9] Siegelbaum，Lewis H. “The Shaping of Soviet Workers’ Leisure：Workers’ Clubs and Palac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1999，Volume 56：78-92.

[10] John Dewey，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Mexico-China—Turkey. New York：New Republic，1929，p.32.

[11] 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读书》2004年第1期。

[12] 对苏联文化革命的详细考察参见Richard 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3] Siegelbaum，Lewis H. The Shaping of Soviet Workers’ Leisure：Workers’ Clubs and Palac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 p.81.

[14] Siegelbaum，Lewis H. The Shaping of Soviet Workers’ Leisure：Workers’ Clubs and Palac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p.82.

[15] 参见《革命胜利给工人带来了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载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人的文化生活》，工人出版社，1955，第1页。

[16] 黄克：《工人的百乐园》，载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十年凯歌》，天津人民出版社，1960，第264页。

[17] 黄克：《工人的百乐园》，载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十年凯歌》，天津人民出版社，1960，第264页。

[18] 劳动人民文化宫揭幕李立三及捷大使等均往致贺，《人民日报》1950年5月1日第 3版。

[19] 刘宇：《娱乐与革命——1950-1966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0] 洪长泰：《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第160页。

[21] Siegelbaum，Lewis H. The Shaping of Soviet Workers’ Leisure：Workers’ Clubs and Palac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 p.85.

[22] Siegelbaum，Lewis H. The Shaping of Soviet Workers’ Leisure：Workers’ Clubs and Palac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p.88.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4245.htm。

[24] 上海市统计局编《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107页。

[25] 对文化产品属性的政治经济学辨析参见〔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26页。

[26] 参见刘岩《说书人与当代史——〈田连元自传〉与〈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对读》，载黄纪苏、祝东力编《劳动美学·艺术手册》，中国书店，2015。

[27] 〔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28]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66～72页。

[29] 齐泽克、鲁索、汪晖、海裔：《共产主义假设与二十一世纪》，袁先欣整理，载《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0] 王洪喆、邱林川：《空间、科技与声音：新老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比较研究》。

[31] Xing Guoxin，“Urban Workers’ Leisure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in Reform-era China.” Critical Sociology，2011，volume 37，No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