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概念

在过去三十年里，社会资本理论流行于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之中，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举例来说，在1981年以前，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在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期刊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表明，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仅有20篇。然而，在1996年至1999年间，如果同样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在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中进行检索，这个数字就上升至1003篇。[1]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视野与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在此，笔者将对不同学科中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简要的论述，并将探究政治学学科是如何定义社会资本的。基于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回顾，笔者将给出一个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被使用于社会学学科中。社会学学科里有关社会资本的当代阐述最早可以追溯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詹姆士·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著作。布迪厄在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时强调了获得资源的重要性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问题。布迪厄主张，“在不同的意义上，社会资本都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累积，这些资源［的拥有］与一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状态相关，而这个网络或多或少是彼此熟悉和赏识的制度化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资源与群体成员资格有关，而该资格则为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的支撑，以及一个他们信任彼此的凭据。”[2]根据布迪厄的这一定义，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有关，该网络能被社会个体用以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是，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网络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那些被该网络排斥在外的社会个体，或者那些无法获得该网络成员资格的社会个体就不能够利用这些资源。

詹姆士·科尔曼沿用了布迪厄的定义方法，认为“由社会资本概念所带来的功能就是认可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对于行为者的价值，这些方面一如资源一样，可以为行为者所用以实现自身的利益”。[3]与此同时，科尔曼通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加强了社会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联系，从而完善了布迪厄的概念化工作。在社会资本的定义里，科尔曼全面汲取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他通过勾勒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对其下定义：“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拥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是由社会结构的某些层面构成；其次，它们便利了结构中行为者的特定行为，无论是个人抑或团体。”[4]

社会学的当代社会资本研究者深受这一定义的影响。尽管概念可能有所变化，但是社会学领域里的社会资本研究者所给出的定义一般都认同了科尔曼所描述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多地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相关；第二，社会资本被视为是一种个人属性，用以追逐个人的利益。

在政治学领域，迄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资本理论家无疑当属罗伯特·普特南。他提出了在政治学和经济学学科中最为精练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普特南与其社会学前辈们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布迪厄和科尔曼把社会资本视为个人的属性，而普特南却把它发展为社会或社区的群体属性。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能使参与者共同行动、更加有效地追求集体目标。[5]第二，布迪厄和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能用于追逐个人利益，而普特南则更加关注社会资本在社会或社区层面上的效应。换言之，普特南更加关注社会资本能够为一个社会或社区带来的整体性益处。

普特南把对意大利地方治理的分析作为其研究社会资本的开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等学者把“社会组织生活的活力”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意大利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他发现，拥有较少存量社会资本的地区（在这里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组织的数目和参与以及信任度来测量的），如意大利南部，政府治理通常不太成功，存在着严重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6]

这部著作引出了普特南的第二部影响深远的畅销书《独自打保龄》。在该书中，普特南指出美国人在公民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非正式社会交往活动方面的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保龄球曾是美国社会里不同社会团体经常举办的、高度社团化的活动之一。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独自打保龄球。在普特南的书中，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惠互利和彼此信任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与所谓的‘公民美德’密切相关。区别就在于‘社会资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植根于一个密集的社会互惠互利关系网络中时，公民美德的力量就会极为强大”。[7]

尽管不同学者强调社会资本的不同侧面，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至少由两个不同的维度构成。[8]在本书中，笔者会采纳帕梅拉·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化框架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两个不同维度包括“客观社会联系”和个人之间的“主观纽带”。客观社会联系，或者社会网络，指的是那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个体意愿与平等的基础之上形成、运转。主观纽带，或者说规范，主要指的是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和互惠互利。[9]

此外，普特南认为，上述两个维度是密切相关的。那些广泛参与横向（horizontal）组建的社会网络的公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其他个体是可信赖的而且是有帮助的。然而，在纵向（vertical）组建的社会网络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等级制，这不但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的规范，而且事实上，还会削弱该规范。正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说，“一个纵向的社会网络，无论它有多密集、对它的成员有多重要，它都不能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信息的纵向流动总是没有信息的横向流动可靠”。[10]信息的纵向流动总会存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隐瞒与欺骗，也总存在着信息交流之间的不对等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纵向的社会网络之中，如果上级不遵守互惠互利的规范、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下级很难对上级进行制裁。而在一个横向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成员之间会通过施加制裁来抗衡机会主义的威胁，从而保障互惠互利规范的遵守。

此外，一些学者还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形态：跨越型社会资本与紧密型社会资本。[11]这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在克里希奈的著作中又被称作现代型社会资本（modern social capital）和传统型社会资本（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12]跨越型社会资本被定义为诸如松散的朋友和同事等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交往网络和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的范例包括民权运动、青年服务组织以及基督教等宗教组织。紧密型社会资本是指有着类似境遇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纽带，也即直系亲属、心腹之交和左邻右舍之间的纽带。紧密型社会资本的范例则包括家庭和朋友间的亲密纽带。[13]

在本书中，笔者将按照普特南对这两类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沿着两个维度——客观社会联系与主观纽带，对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在第二章里，笔者将论述在中国农村的场景之下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进而提出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