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资本

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家所进行的众多实证研究，都倾向于把正式公民组织的会员资格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测量标准。这些研究发现，在一些社区里，如果参与各种正式公民组织的人数众多，那么这些社区通常会拥有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1]但是，如果我们依据这一测量标准就会发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非常少，因为这些社会里存在的正式公民组织的数量是少之又少。[2]

通过分析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库，笔者发现，在西方社会之中，很多公民都是正式公民组织的成员。例如，在美国，宗教/教会组织在公民中有着最高的参与度，大约有57%的公民都参加了宗教/教会组织。在美国，第二大正式公民组织则是文化组织，大约37%的公民参加了文化组织；第三大正式公民组织则是运动/娱乐组织，大约有36%的公民参加了运动/娱乐组织。此外，还有很多美国公民参加了专业协会与青少年组织，约有28%的公民加入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26%的公民加入了青少年组织。其他的正式公民组织也吸引了许多民众：有14%的民众加入了工会，13%的民众加入了当地社区组织，16%的民众参加了环境/生态保护组织，还有17%的民众加入了社会福利组织。

同样是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库，笔者发现中国最大的正式公民组织是工会，但这也仅仅对7%的民众具有吸引力。此外，有4%的中国民众加入了宗教/教会组织。社会福利组织、文化组织、运动/娱乐组织各自拥有3%的民众参与率。只有2%的中国民众加入了当地社区组织，而环境/生态保护组织、专业协会以及青少年组织，各自拥有仅仅约1%的民众参与率。表2-1通过对比中美两国民众对正式公民组织的参与情况，揭示了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式公民组织的参与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如果学者们把正式公民组织中会员参与的总体状况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标准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的存量显然是非常低的。

表2-1 美国与中国公众对正式公民组织的参与

但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实证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公民之间存在着无数非正式的社会沟通渠道。而且，这些渠道与正式的公民组织一样可以增进互惠互利的规范与行动上的合作。[3]例如，在中国与印度的农村地区，一个农民可能会绝对信任他的邻居。即便没有任何正式公民组织的帮助，他们可能也会因此参与集体行动来改善他们的农村社区。所以，尽管在西方社会里，正式的公民组织是测量社会资本的根据[4]，但是这样的测量标准仅仅说明了正式公民组织在一个社会里的密集程度，并不能够反映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一个社会里的分布状况。因此，如果我们使用正式公民组织的参与状况来测量社会资本的话，这势必会严重低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资本存量状况。

而且，社会资本概念更为重要的内涵是，不同形式的主观规范与客观社会联系能够协调个人的利己行为，并达成服务社会公益的集体行动。[5]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资本来说，正式公民组织的会员参与状况就不是一个精确的测量尺度，因为这一测量标准并没有捕捉到发展中国家形式多元化的社会联系。而这些社会联系同样能够起到抑制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并帮助达成服务社会公益的集体行动这一目标。在本书中，笔者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将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与紧密型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两个不同维度——主观规范与客观社会联系。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对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测量还需要适当加以调整以契合当地独特的社会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