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国内社会资本研究的综述

自从社会资本理论从西方学术界引入以来，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社会学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22]，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获得的作用等。[23]政治学学者则主要研究了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24]，以及在宏观层面对政治制度的影响。[25]经济学学者主要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以及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对于其个人商业行为的影响。

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可供有目的的行动摄取和动员的资源。[26]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要素：结构的（嵌入性）、机会的（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的（目的性）。与此相对应，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就存在三个领域：社会网络、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

边燕杰也从三个角度定义社会资本：首先，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其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结构，这一社会网络结构约束和规范了个人行为；最后，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可供其成员个体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27]

罗家德和赵延东遵循了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从个体/集体层次或微观/宏观层面来定义社会资本。[28]他们认为个体社会资本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它主要包括微观的个人社会网络及其蕴含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是一个社会/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源或公共产品，指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交往与互信，以及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的组织结构方式。

在概念梳理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对中国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学者们主要考察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获得的作用等。胡荣、胡康通过地方性随机抽样样本比较了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他们认为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活动参与程度及社团参与数量、对他人信任程度以及互惠规范等三个方面。[29]边燕杰则发现，在城市居民中，社会资本的人际差异也相当明显，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阶级阶层地位和职业所赋予的社会关联度。[30]张文宏则研究了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性质（工具性或情感性）的影响。[31]朱旭峰则重点研究了中国政治精英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32]

对社会资本的微观/宏观层次的区分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社团组织的社会资本研究，例如李超玲、钟洪对非政府组织[33]，王妮丽对非营利部门[34]，以及苏媛媛对青年组织等社团组织的社会资本研究。[35]

具体说来，在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微观层次，主要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社会网络中可摄取的嵌入性资源的测量，即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资源；其次是对个人行动中实际动员和使用的资源，即使用的社会资本资源。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使用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交往和规范等指标来测量[36]。

基于中国特定场景而进行的社会资本测量与研究，对国际学术界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来自中国的独到贡献。在这些研究中最突出的是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两个维度对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殊性社会资本两种社会资本形态的区分。

陈捷、卢春龙指出，共通性社会资本指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型的社会网络；而特殊性社会资本则是指局限性的人际信任和封闭型的社会网络。两者对中国城市中的基层社区治理呈现出不同的影响。[37]

胡荣进一步将社会信任区分为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类，同时指出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38]对于社会网络，胡荣也进行了进一步区分。他认为社会网络存在着学缘社团、业缘社团、趣缘社团等多种形态，而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网络对个体所能够使用的社会资本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边燕杰、张磊则将中国社会资本的独特形态上升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他们认为，基于西方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三大特征：弱联带性、功能单一性、偶发义务性；而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产生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强联带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等三个特征，这是与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概念完全不同的。[39]

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体政治行为（特别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在宏观层面上对特定政治制度（比如城市基层社区制度）的影响。

胡荣分别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村级选举，以及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40]他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村级选举中，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

孟天广和马全军则考察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参加志愿组织能够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意识，而社会宽容和参加官办组织只能激发政治参与意识。不管是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是社区参与意识而言，信任都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信任熟人反而不利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41]

陈捷和卢春龙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共通性社会资本对基层社区的民主治理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特定性社会资本对基层社区的民主治理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42]苗月霞和裴志军则就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和调查研究。[43]

此外，马得勇还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条件下社会资本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政府治理水平、政治信任、现代民主价值观、官民关系等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公民社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44]

还有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涉及诸多其他领域，比如，社会资本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45]，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46]，社会资本与民族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47]，社会资本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等。[48]

尽管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资本研究产生了诸多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帮助并不是很大。具体说来，在既有的研究中就如何理解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空白。

第一，既有的研究缺少一个基于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样本的经验分析来告诉我们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尽管一些研究文献讨论了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要么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要么是基于少数个案的印象式描述，或者是基于一些地方性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第二，既有研究很少使用一个综合性的测量框架来对待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对社会资本的测量要么是侧重于社会资本的某一维度（比如信任或社会网络），要么是侧重于单一层次的研究（比如微观或宏观）。而本书的研究把社会资本看做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了不同的类型与不同的维度，同时把社会资本既看做个体层面的属性也看做村庄层面的集体属性。

第三，现有研究没有对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宏观/微观的二分，而是笼而统之地谈论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这样他们的研究要么局限于在微观层面谈论社会资本对于农民个人的影响，要么局限于在宏观层面谈论社会资本对于村庄整体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则是对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两个层面的探讨，在宏观层面讨论社会资本对于村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治理的影响，在微观层面讨论社会资本对于个人民主观念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