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名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与社会大变革。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以引入市场机制为主轴的改革与加入全球分工系统的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和互动成长的统一过程，因而可以在整体上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与“中国模式”的逐渐形成。[1]

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与“中国模式”的逐渐形成，其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因此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2]

首先是国内生产总值（GDP）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增速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中国之外，目前还没有其他大国能在三十多年里保持GDP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1倍（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大约16.6倍）。

其次是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当下中国已经从一个基本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发展成为高度开放、极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位列世界第三，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则显示：2007年中国外贸总量首次超过亚洲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日本与韩国的外贸总量之和。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4年4月，世界银行在美国发布的国际比较项目（ICP）研究报告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将在2014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3]另据彭博社报道，根据美国贸易部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消息，2012年中国以3.87万亿美元的外贸总额超过美国的3.8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4]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2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傲视全球。此外，中国钢铁、水泥、煤炭、汽车以及诸如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产量，早已跻身世界第一。而且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9.8%，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9.4%，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保持了120多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的纪录。[5]

最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不仅在历史上最大，而且在同期的世界各国中规模也是最大，对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6]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151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09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亦同步从1975年的0.521发展到2013年的0.699，跻身“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之列。

中国的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近1/4人口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中国增长奇迹与发展模式的“神秘”之处在于其“非常规”的性质：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落入经济增长周期理论所断言的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周期性经历的“繁荣—萧条—危机—复苏”的循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所蕴含的发展潜力正逐步释放和彰显出来，远远无法归入现代规范经济学理论刻画的理想类型，中国经济形态似乎正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凸显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式。[7]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如自然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在人均资源禀赋、国民教育的普及和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甚至处于较低水平。按照这些理论的预言，中国不应该有经济奇迹发生。[8]不过，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所论，“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会有这样快的增长”。[9]因此，无论人们对中国发展抱以怎样一种态度，起码需要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深入分析。“也许断定中国发展形成了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还为时尚早，但描述、分析独具特点的中国模式则成为受到鼓励的学术选择。”[10]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归纳、总结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模式，破解中国增长奇迹之谜，便顺理成章地日益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本书的主要目的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探讨和厘清以下这样一组相互交织的问题。

中国模式是怎样演化过来的？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它的基本特征有哪些？这个相当独特的“中国模式”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面对已经变化的和极有可能继续加速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局势，既有的“中国模式”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又面临哪些挑战？它的哪些组成部分难以延续？一个更新换代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动力来自何方？它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影响会是怎样的？它对中国的治理体系会提出哪些不同于过去的挑战？为了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的政治精英需要从中国本土和国际社会挑选哪些观念要素和制度要素，以作为创新的配置？[11]而在这一进程之中，日益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是顺理成章地发展壮大为“中国模式”与“协商民主”的支柱，还是由于深陷“亚健康”状态而不可自拔地与“中国模式”一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归根到底一句话，中产阶层的发展发育问题是否会对中国模式的演变以及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书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如何构建“协商民主”的制度平台，实现“自上而下的统治”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有效回应各方面对中国模式的挑战。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社会基础便是形成一个由能够主导社会发展进程的、理性健康的中产阶层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最大症结就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话，那么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现代“公民社会”则是通往“强国家—强社会”大国之路的正途。因为真正的“中国模式”不可能长期依赖“强国家”“自上而下”的驱动，只有补足“强社会”“自下而上”的动力，方是长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