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調整：艱難而悲壯的過程

文學創作是個體性極強的創造性精神勞動。寫什麼、怎麼寫和為誰寫均應本於作家的審美追求。審美追求是極其廣闊的自由空間，轉型期作家大都享有過廣闊空間。但進入當代社會之後，卻要按照時代要求寫作，按照規定的内容和方法寫作，無論被迫還是自覺，這樣的轉換都十分艱難。儘管作家們熱烈地表示要積極響應時代號召，努力調整創作機制，全心全意地建設當代文學事業，但真正調整起來，卻是異常艱難的事情。

因為，創作機制是經過多年實踐逐漸形成的，由經驗、定勢、追求、感性、理智等内容組成的複雜的思維和意識系統。其間的各部分，相互作用和制約，一經形成，就帶有恒定性。對作家來説，這是重要的僅次於生命的心理系統。對如此龐大的心理系統進行調整，並非易事。調整，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説，是對文學故我的否定，是自我意識的泯滅，是獨立精神的放棄，甚至意味著高尚追求的失落！對此，他們還没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實踐的自覺。

調整是艱難而悲壯的過程。

在大調整、大轉折時期，報紙社論、紅頭文件、權威講話、署名文章，以及帶有指導性的通訊報導，頻頻出台，以各種形式闡述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宗旨、綱領、任務、目標、要求、功能和特點，由此形成導向明確、規定具體、聲勢浩大、話語集中、密度超常的輿論空間。歷史轉折時期的權力話語的權威性、號召力特別大。每有新的指示或指導性意見出台，有關部門都要通過行政組織召集會議，組織學習，座談討論，領會精神，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強化自覺。轉折時期的作家特別虔誠。他們對各種權力和權威話語都奉若神明，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生怕理解不深，執行不力，辜負偉大時代，對不起高貴的人民。即使權力和權威話語的某些内容與自己的創作實際有距離、跟自己的經驗和見解相衝突，作家也不會懷疑權力和權威話語，而是克服障礙，使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權力和權威話語上來。接受理論規範是政治態度問題，服從需要是政治實踐，容不得懷疑和猶豫，更不允許討價還價。這對改變思想觀念，調整創作機制，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開展文學理論問題的討論和争論也是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措施。圍繞學習和貫徹中華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精神，圍繞理解和落實革命領袖的講話、題詞、批示，圍繞理解和落實共和國的文藝方針，以及由此所引發出來的某些具體理論，都曾經展開過認真而熱烈的討論。影響較大的討論計有：關於“可不可以寫小資産階級”問題，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關於文藝的“傾向性”問題，關於文學創作的“趕任務”問題，關於戲劇創作中反歷史主義問題，關於塑造社會主義英雄人物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創作方法問題，關於如何接受文學遺産問題……這些雖然系“偽問題”，但在轉折時期卻顯得至關重要，而通過討論和争論，對於廓清文學理論問題，確立當代文學觀念和價值標準，解決創作的實際問題，均起到很大作用。

文學批評在調整過程中發揮作用。與理論討論相比，文學批評具有針對性、指導性、具體性等特點，可以起到一般號召和理論宣導起不到的作用。在歷史轉折時期，多數作家的創作思維還停留在“昨天”的軌道上，而對“今天”的實踐和明天的發展，茫然不知所措。在此情況下，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批評指導就顯得特別重要。無論對具體作家創作，還是對整體文學發展，都是如此。批評具有兩面性。科學的批評能夠指導作家走出迷津，走向坦途，走向成熟，能夠促進時代文學的健康發展，而荒謬、褊狹的批評則往往容易形成誤導，引導作家誤入歧途，延緩時代文學發展。為促使作家迅速適應時代要求，保證“二為”方向的貫徹執行，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就許多文學現象進行批評。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肯定性批評，通過對代表時代文學發展方向的作家作品進行肯定，樹立典型，加強示範，給作家指出可行的途徑。如對谷峪的《新事新辦》、馬烽的《結婚》、魯煤等人的《紅旗歌》等作品的批評。雖然作品比較幼稚、描寫粗糙，但描寫了新生活、新人物、新風尚，符合時代要求，茅盾、周揚等權威的批評家著文讚揚，並借此闡述和宣揚共和國的文學主張，使作家學有榜樣，趕有目標。而對過去作品的再批評，也起到規範現在創作的作用。否定性批評，則是指出某些創作存在的問題，幫助作家調整創作思路，走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大調整、大轉折時期“不合格”的作品似乎格外多，而批評家嚴格執行時代標準，對很多創作進行用語嚴厲的批評，影響較大的就有對於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白刃的《戰鬥到明天》、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方紀的《讓生活變得更美好吧》、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石揮根據朱定的小説改編的同名電影《關連長》……通過批評，作家們進一步明確了寫什麼和為什麼寫的問題及應該注意的具體事項，進一步明確了怎麼寫即對什麼人採取什麼態度、寫成什麼形象、什麼矛盾怎麼解決、採取什麼方法，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明確，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規範了作家的創作，有效地促進了作家舊創作機制的消解與新機制的建構。

《工作著是美麗的》

《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戰鬥到明天》

《關連長》電影海報

發動文學運動和文藝思想鬥争。在現、當代文學轉換時期，政治家關心並介入文藝問題，要求文藝服從政治鬥争，而作家理論家的政治熱情高漲，也往往從政治角度思考文藝問題，致使很多創作和學術問題被視為政治問題，為徹底解決問題，採取政治鬥争的方式，開展大規模的文學運動和文藝思想鬥争。比如認定《武訓傳》宣揚改良主義、投降主義、奴顏媚骨，《清宫秘史》是宣揚“賣國主義”，甚至連前面提到的《我們夫婦之間》等作品也要上昇到政治高度去認識。一場場文學運動和文藝思想鬥争發動起來，並且由文學界迅速擴展到全國各行各業，大張旗鼓，興師動衆，高密度的輿論空間給當事者造成巨大的輿論和精神壓力。而文學創作和學術研討變成政治表態、政治發言和思想彙報，文學批評、學術争鳴變成政治批判，即通過政治鬥争和行政措施解決藝術和學術中的分歧。如當時開展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争論，關於《紅樓夢》研究中唯心論的批判，關於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和鬥争，以及對丁玲、陳企霞問題的處理，對艾青、蕭軍等人進行的“再批判”等等，都是由藝術和學術問題引起，中經文學與政治的交叉，上昇到政治層面，最後做出政治結論而宣告勝利結束。作家在這些運動和鬥争中接受教育，觸及靈魂，提高覺悟，更新觀念，其創作機制的調整，更是題中應有之意。

開展大規模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共和國成立初期，人們以急切的心情建設社會主義文學事業。但對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識份子估計不足，認為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思想”，存在“資産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而文藝界“存在著更大的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思想的包圍”，因此認定文藝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幫助文藝工作者確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也就是通過思想改造在文藝工作者中去掉非無産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這種改造固然有利於貫徹“二為”方向，但思想改造卻與當時開展的“三反”、“五反”與鎮壓反革命的政治鬥争攪和在一起，思想改造運動也就昇級變質，思想問題、文學問題均成為政治態度、政治立場問題。而一旦與政治聯繫在一起，自然要用政治鬥争的方式解決。其結果將大批作家推到被改造的位置上，在革命群衆的批判監督中改造；而知識份子的政治熱情被煽動起來之後，也積極參與其中，虛心接受改造，甚至變著法子否定自己，把自己的過去説得一無是處，以表現現在的覺悟和進步。如老舍就曾説：“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産階級裏繞圈圈”，“都慢慢地癱瘓了”，他説他所受的是資産階級教育，具有資産階級的優越感，清高，名利思想等壞習氣，他願意像鬥争惡霸那樣割棄這些壞習氣。[3]思想改造運動聲勢浩大，且曠日持久——作為運動，思想改造至1952年秋算是基本結束；但在實際生活中，知識份子始終被認為屬於資産階級，因而始終處在被改造的位置上，一直没有摘掉“資産階級”這頂帽子，也就始終不能加入“人民”的行列。在這種時代語境和心理壓力下，作家只能是虛心接受時代要求，不斷清除舊的思想意識，其創作機制的調整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上述措施，交叉進行，推拉擡摁，擇善使用。文藝界風雨如晦卻又凱歌陣陣，衆作家似癡若狂，帶著鐐銬跳舞。他們為推動現代文學的當代轉換，促進當代文學事業的順利發展，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仍舊忠心耿耿，無悔無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