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 区域经济差距的度量指标、区域边界及变动趋势研究
（一）区域经济差距的度量指标、区域边界的选择
区域经济差距是经济总量、结构、效率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个叠加累积结果。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概念，研究的角度不同导致选择的指标不一样，选择不同指标得到的研究成果反映的信息侧重点具有较大的差别，采用指标的恰当性与选择研究的问题角度和研究的目的有关。到目前为止学界研究中国区域差距的文献主要基于人均指标的度量，如人均 GDP、劳均GDP分别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采用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反映地区间居民收入、消费、福利水平的差距，人均指标度量就暗含了区域内部主体特征同质的假定，忽略掉了区域内部的主体异质问题及其异质的动态变动对均值的影响。除了选用均值指标外，还有总量指标。总量指标在研究区域差距问题时，由于区域之间边界的不同只能进行纵向比较，难以进行横向比较。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选择效率指标作为区域经济差距的度量指标，如颜鹏飞和王兵（2004）、彭国华（2005）、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a；2006b）等学者选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地区间的差距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涂正革（2008）、朱承亮等（2011）根据环境技术效率的高低提出了地区之间环境工业协调发展指数，衡量地区环境、资源与工业的协调性，考察各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程度。效率指标解决了总量指标难以横向比较的难题，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体化为环境污染约束，纳入效率指标之内，来考察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选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经济效率指标研究经济差距问题，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在现阶段，我国还处于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的工业化的前期，环境污染因素是一个兼顾的外生变量，将污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还为时过早，考虑单独制定政策来平衡具体行业的标准更合适。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区域差距问题时，对区域边界的界定主要以省份为分析单元。省份的统计数据具有相对完备的特点，但也存在区域边界大小不一、区域内差距较为明显的问题，省份所占的面积相对较大，而且不同省份之间面积也有较大的差距，人口密度差距明显，以省份为分析单元造成省份内部的差距被同质化，易忽略省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非常有必要采用更小、更具体的区域空间来界定区域的边界。Tsui（1993）对地区差距进行研究，利用县级数据把地区差距分解为省份内、省份之间、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和城乡差距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差距的区域内特征与区域间产值差距之间具有很明显的关系。徐现祥和李郇（2004）对影响我国地级城市间的经济差距的决定因素及其演变方向进行了研究，发现绝对趋同在地一级城市间比较明显。以上的研究虽然缩小了目标区域的边界，在市场经济逐渐一体化的过程中，在保持总的区域边界不缩小的情况下，目标区域的边界缩小就意味着研究比较的区域个数的增加，在考虑空间溢出对区域差距变动的影响方面考虑较少，指标的选取的恰当性与数据收集难度的处理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尤其是微观企业数据的收集存在较大的现实难度问题，二者很难兼顾。
（二）区域差距变动趋势的研究
区域之间经济增长收敛与发散研究一直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研究命题受到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区域和行业的总量数据，集中于生产率增长的研究，近年来考虑行业内部与行业间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对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差距形成的企业层面的解释成为主流。21世纪初，Melitz（2003）首次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引入国际贸易模型，来对异质性企业决策的行为进行研究，得出企业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就可以提高整个跨区域的生产率水平，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单纯根据比较优势的贸易就可以提高跨区域整体的生产率水平，企业效率异质性是区位调整的动力，生产率高的企业区位调整收益远远大于生产率低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加强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区域差距将逐渐缩小。他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区域差距问题的启示是区域之间尽可能消除市场分割，根据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加大区域之间的贸易，将会逐渐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实际上，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不仅存在贸易，而且存在资源在区域间的区位选择问题。这一点与国际贸易不同，集聚作用使高生产率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倾向于通过贸易来促进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在国家内部，贸易缩小差距的力量依然存在，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力量，就是高生产率企业可以通过区域选择的方式离开本来所在的区域，从而成为加大区域间差距的力量。Saito（2008）通过研究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区位选择和资源对企业的重组选择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增长的作用，证实了单纯的市场力量形成的企业的区位调整和资源要素的企业重组调整确实能够提高跨区域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Combes等（2009）、saito等（2009）、Puga（2010）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区位选择对集聚区域整体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但对区域之间的差距而言，在较长时间内区位选择和资源重组是扩大区域的力量，区域差距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中国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的区域间再配置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存在着户籍制度障碍，市场分割、市场扭曲现象比较严重，会促使区域差距的变化呈现更为复杂的变动趋势。谢千里等（2008）利用中国1998 年和2005 年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资料，对工业经济增长的生产率贡献比重和所有制类型异质的企业生产率表现差距进行研究，分区域研究了生产率收敛的问题，但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区域产出的理论机理分析较弱，也没有考虑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的动态分析。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区域尺度区域差距的度量及收敛性检验，缺乏区域差距的效率与非效率判断标准方面的研究。现有对区域差距原因的研究侧重于不同因素对其影响的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大都基于区域宏观及行业数据。这虽然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时间段异质因素对区域差距影响的重要性，但由于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不足，缺乏从微观层面更为深入地系统研究区域层面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区域差距变化趋势的企业效率异质性区位选择和资源要素重新组合的动力机理研究还不系统。实证研究中虽然采取了工具变量法、动态方法等克服内生性，但对于这些变量之间内在机理的分析较少。
二 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内在根源以及决定因素研究
（一）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内在根源
很多学者分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变化内在根源的主导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结论是要素决定论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论。舒元和徐现祥（2002）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得出了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性与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规模大小有关的要素决定论的观点，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适用模型比较研究得出了“AK模型”，比较符合中国整体经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王铮和葛昭攀（2002）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不同。徐现祥和舒元（2004）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角度对中国省份的增长进行研究，依然得出了“物质资本投入差距是区域差距的根源”这一结论。陈秀山等（2004）和万广华等（2005）也提出区域差距的要素决定论的观点。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a）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中国还是以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为主导，TFP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存在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以上对中国区域差距的根源的要素决定论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制度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在生产效率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整个中国区域经济普遍存在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式增长的情况。存在的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制造业整体没有独立的核心技术，一般员工和高素质员工在设备运用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效率差别，由于创新部分很少，人力资本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存在大量资源被利用，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体现不明显，资源要素再生的速度和技术进步作用下替代要素资源的挖掘依然不能改变传统的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提高区域经济增长核心竞争力的努力方向，逐渐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观点。要缩小区域差距，增强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提高区域的生产率。其关键是找到区域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力的形成来源以及影响因素，微观层面动力机制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空间区域问题的新方向。Baldwinh 和 Okubo（2006）、Böckermana 和 Maliranta（2007）、Altomonte 和Colantone（2008）等从企业异质性出发，对区域生产率的驱动力来源进行考察，并从微观层面动力角度对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动力进行了解释。如Rice等 （2006）将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异质归于两个地区生产率的异质。因此，研究区域间生产率差距对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空间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学者们一致认为TF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之一，不仅可以体现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能反映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对TFP增长率的测度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TFP的视角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研究的文献比较多，Prescott （1999）等通过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修正，认为TFP在解释跨国收入的差距方面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具有说服力，收入主要来自于生产环节的增值，在生产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收入的多少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正向相关，提出区域TFP的差距是地区差距的主要根源。Hall 和Jones（1999）对跨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进行研究同样得出了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TFP差距的结论。Easterly 和Levine（2001）总结了以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后认为，TFP的区域差距能够合理地解释区域之间收入和增长的差距。后来，这一观点也得到了Caselli（2005）的支持。在基本认同TFP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后，国外学者将重点放在探讨造成TFP地区差距的原因上（如Basu和Weil，1998；Prescott，1999；Hall和Jones，1999；Acemoglu和Fabrizio，2001；Caselli和Coleman，2006；Jerzmanowski，2007；等等）。其中一些学者持无效率的观点。他们在假设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一致的前提下，认为一国或地区内有可能存在阻止技术采用和有效率社会安排的障碍因素，从而导致各地区投入的效率是不同的。另外一些持适宜技术观点的学者却认为低的TFP 是由技术前沿的低下造成的，而要素禀赋的低下是技术前沿低下的原因。随后学者们采用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对这两种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如Jerzmanowski（2007）研究得出各国获得技术能力的不同可以解释25%的收入差距，而大部分的收入差距是由于各国没有达到技术前沿造成的，大约43%的人均产出的不同可以由无效率来解释。而国内明显存在着研究上的差距，国内近几年才把TFP引入中国地区差距分析和增长收敛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颜鹏飞、王兵（2004），郑京海、胡鞍钢（2004），赵伟等（2005），彭国华（2005），郭庆旺等（2005），岳书敬等（2006），李静等（2006），傅晓霞等（2006）。如彭国华（2005）强调以TFP所度量的技术在省份之间差距的作用，测算了1982～2002 年省份 TFP，发现TFP的区域差距能够较好地解释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李静等（2006）研究TFP的差距与地区差距的关系，结论和彭国华的观点相近。
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大多数研究均集中于应用研究，没有对TFP与地区经济增长进行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细致的方法论探讨。尽管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林毅夫等（1998、2004）、易纲（2003）等，但总体而言，国内专门针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直接基础理论的研究仍旧较少，这可能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大部分指标难以用数据描述有关。大多数研究都承认我国各地区TFP存在差距，但对于造成地区TFP差距的原因。这缺乏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
（二）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内在根源的决定因素研究
虽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内在根源可能是要素或者全要素生产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都不是深层次的主导因素。Acemoglu（2005）提出，要素投入的不均衡性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直接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要素空间配置的不均衡？寻找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工作。如果说生产要素决定了地区差距，那么是什么因素产生了生产要素的地区差距呢？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区域之间的不同经济体制、制度环境对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引导，经济体制、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持久的，尤其是对区域生产影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能动性。林毅夫等（2004）提出，造成中国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与政府计划经济的“一刀切”式干预有关，尤其是历史上的赶超战略的实施，使政府行为区域内差距较大，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林毅夫的观点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政府干预使区域发展的决策失去了独立性。杨晓光等（2001）从区域间外资不平衡角度解释了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部分原因；沈坤荣等（2002）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后，对20世纪90年代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没有深入研究区域间决定因素形成机制的差异性。以上的研究，侧重于从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角度进行研究，但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本身的变动对现实生产要素的作用关系以及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现实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在区域经济差距变化内在根源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有关作用主体和途径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所有制、市场环境、产业结构、制度变迁等方面。如周民良（2000）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市场发育等方面的差距对地区差距的作用。万广华等（2005）提出了私有经济主体的增加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贺灿飞和梁进社（2004）从参与全球化程度、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市场化程度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差距时空变化的原因，中国工业化进程在各区域的非均衡分布，必然导致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并由产业关联作用将不平等扩大化。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从产业结构的区域差距的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化问题，认为产业结构区域差距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彭国华（2005）以省份为区域边界从部门分类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及其差距根源进行研究，发现工业的非均衡分布是区域经济差距的首要原因。徐现祥和李郇（2005）分区域验证了制度变迁对区域发展差距的解释能力，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地理因素、市场化进程进行研究，发现制度变迁的影响能力并没有明显改变，可能是制度本身的变化不明显所致，现实中的改革对制度本身的影响较小。李明和李慧中（2010）对中国 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西藏）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治资本对区域收入差距影响非常明显。陆铭和陈钊（2006）把制度变迁视为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研究表明中央对各个地区在经济政策上的地区偏向性，优惠政策形成的区域不均衡是区域差距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还着重研究了对外开放政策影响区域和政府的经济参与程度和工业经济集聚的关系，发现工业集聚程度与对外开放度有较强的正向相关，地区工业的集聚程度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向相关。学者们把制度因素纳入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分别从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和地区偏向两个维度研究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对于区域差距协调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区域经济差距变化内在根源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度、技术、外部市场、企业的所有权、政府的参与程度方面，主要是提供了实证方面的支持证据，偏重关注区域之间存量差距的原因，对于增量差距的动态来源研究较少。现有文献虽对区域差距形成原因提供了大量的解释，但远没有提供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或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因素并非绝对外生，它们之间存在相关性，如何在一个企业-产业-区域宏观经济系统良性运行的整体框架下，探索影响区域差距因素的深层次内在关系，提供这些因素在市场机制下对区域差距形成的作用及区域间产业互动效率双赢方面的证据是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关键所在。
三 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区域比较及经济增长差距形成机理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活动集聚现象的日益明显，新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关注产业空间集聚现象，但相关研究中缺少区域空间比较维度，也没有涉及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不能科学合理地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P.Krugman、M. Fujita以及A.J. 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兴起，该理论真正地将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D-S垄断竞争模型作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模型，同时再纳入冰山贸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解释地区或者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和分析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宋德勇和胡宝珠，2005）。在解释产业空间分布各异且普遍存在的区域空间自我强化效应机理方面，A.J. Venables（1996）从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因素出发研究了集聚经济的空间效率差异。现实中存在的运输成本比较高时，两个地区都进行制造业生产，空间集聚效率差异很大，这引起了对区域空间内要素流动引起的成本上升与效率提高的均衡研究。研究表明，当运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时，产业前后向联系对企业的空间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P.Krugman和A.J. Venables（1995）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认为制造业中间产品会增强企业之间的需求关联，使企业集聚在一起。在运输成本较高时，所有制造业企业都会进行生产，在运输成本降至临界值时，外围地区的实际收入会减少，此时区域之间将会形成中心-外围模式（Core-Periphery Model）。对于企业的异质性研究，重点关注企业异质性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方面，如Josef C.Brada、Arthur E. King 与Chia Ying Ma（1997）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企业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进行研究，得出企业效率与企业规模正相关、企业规模具有区域分布特征的结论，但对企业规模区域分布特征研究得还不够充分。在研究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时，学者关注的企业绩效通常是效率（Efficiency），如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企业自身的产权性质特征与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相关性，这是在对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刘小玄，2000；白重恩、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袁堂军（2009）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在中国制造业行业中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程度不如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结论。国内学者大部分关注企业的技术和效率对比关系 （姚洋，1998；刘小玄、郑京海，1998）和国有企业改制效果（刘小玄，2000；刘小玄、李利英，2005；宋立刚、姚洋，2005；白重恩等，2006；邵挺2010；刘瑞明、石磊，2010；吴延兵，2012）。针对企业的技术和效率对比以及企业所有权特征变迁的研究，主要采用截面企业数据，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上的横向比较难以反映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
以省为区域边界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具有区域特征差距的考察，如胡智勇、林初昇（2008）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存在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明显的东西特征差距和南北特征差距。谢千里（2008）采用1998 年和2005 年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得到企业生产率水平收敛程度与区域空间有关的结论。王争、史晋川（2008）的研究结论表明，材料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中分布在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的程度与企业规模正向相关。纪宣明与黎丽（2004）对中国上市公司从经营绩效的视角分东中西部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东西部企业在收益水平和资产运作方面存在区域空间上的差距。方军雄（2007）利用分行业统计数据研究所有制特征异质的企业，得出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的结论，出现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环境的区域差距。以上的研究表明，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区域空间有关，与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企业特征产生的企业效率的差距主要与特定市场环境有关。
至于企业生产率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Baterm与Weiss（2000）对美国西部与南部地区区域市场结构与规模生产率差距进行了研究，Melitz和Ottaviano（2005）对市场结构、规模、贸易等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企业生产率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和贸易环境及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整体作用，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和范围越大，异质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就越高。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区域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在国外研究的结论，与张杰、李克、刘志彪（2011）对1999年到2007年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研究的结论相似：企业生产率与市场分割程度呈反向关系，与市场化程度呈正向关系。刘小玄和吴延兵（2009）对抽样调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发现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外部市场需求来拉动，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其效率增长率明显较高。许多研究结果表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资源配置效率较高但融资能力远远低于国有企业（Allen等，2005；Boyreau-Debray and Wei，2005；Dollar and Wei，2007；Song等，2011）。邵挺（2010）利用中国1999～2007年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所有制结构比较研究资本回报率问题，发现中国存在较高的金融资本错配现象。这个结果证明，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与资金流向有关，支持了市场环境中存在资本配置错位原因引起的企业效率异质。孙早和王文（2011）在“双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处于转型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变化通过改善企业内部学习机制与企业治理机制，促进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产业绩效的改善，并且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是保证所有制结构变化产生正效应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市场化转轨期间，随着制造业部门的市场结构竞争性特征加强，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激发了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资源再配置所导致的微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市场扭曲的存在削弱了企业主体以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为分配基础的激励功能，因而消除市场扭曲是区域总量生产率提高的关键（简泽，2011b）。
上述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企业效率空间异质性的存在性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市场环境的扭曲程度与企业特征异质的区域分布差距关系密切，但没有将企业效率异质性的企业特征和空间特征结合起来，从市场交易主体和市场环境互相强化的角度进一步对区域差距的经济效率进行研究。
四 企业异质性、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研究
（一）企业异质性、集聚经济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研究
在现实中，同一行业内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规模大小、组织结构、产品质量、员工技能以及生产率等差异。企业生产率差异是企业异质性的总体表现，并与其他异质性来源紧密联系，从而可以用生产率差异来反映企业异质性对空间经济集聚的影响。Baldwin和Okubo（2006）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了自由资本模型中，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他们认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从小区域向大区域重新选址，这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意味着标准实证方法实际上高估了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可能是高生产率企业自主选择进入中心区域，从而导致该区域平均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会强化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导致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都集聚到大城市或者较发达的地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逐渐扩散到外围地区。旨在促进外围区域产业发展的产业补贴会产生排序效应，由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离开集聚（中心）区域的机会成本较小，因此这种产业政策会导致高生产率企业向中心区域转移，低生产率企业则向外围区域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产业发展的非平衡性。当贸易成本越来越低时，集聚效应便会弱化，扩散效应就可以与之相抗衡。此时，政府的补贴政策才能引导生产率高的企业向外围地区转移，才能实现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Okubo（2010）将企业异质性引入自由企业家模型中，他认为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着企业的区位模式和集聚。企业异质性是一种集聚的力量。当企业的异质性较大时，这种对称性的均衡更容易破裂，更容易导致过度集聚。生产率异质性的自由企业家迁移的前向与后向关联，使得生产率相似的企业以合作集聚为特征而导致排序均衡，而非生产性的企业更容易导致集聚现象的出现。Ottaviano（2011）以企业生产率差异和垄断竞争为切入点，把企业异质性引入新经济地理学中，率先提出了异质性两企业两区位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异质性的两企业两区位简化了企业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强调了当两区位的市场规模与生产成本不同时，竞争压力是使两企业扩散的分散力，但是当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的优势足够大时，企业将会继续选择集聚；市场规模差异与生产成本差异导致的企业区位选择决策带动生产要素以提高效率和相对竞争能力为目的，将会加剧空间上的不对称性；最后，市场规模更大，生产成本更低的区位，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促进了空间上的集聚。产品质量与生产率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的前沿集聚差距。当区位间存在市场规模与生产成本差异时，引入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规避高生产率企业竞争压力，企业效率异质性特征的相对稳定性使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弱于竞争带来的产品替代效应，成为促进企业空间分散的重要动力（Baldwin和Okubo，2006）；当贸易成本和企业间的产品替代性均较大时，低生产率企业的竞争劣势就更加明显。在生产要素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技术水平是决定企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重视企业效率强调了企业技术层面上的异质性。此外，企业间各种产品的替代弹性能够反映产品水平方向上的差异，促进了企业空间上的集聚，而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则能反映产品垂直方向上的差异，容易促使企业在空间上的分散。由企业异质性、集聚经济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得出：企业生产率与产品质量的异质性程度是决定经济活动是空间集聚还是分散的微观因素；当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程度大于产品质量的异质性程度时，经济活动会趋于空间分散，反之则空间集聚。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差异是形成区域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对区域内空间集聚效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对区域经济差距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区域整体的差距实质上是区域内部局部之间空间结构效率的差异累积形成的。
（二）企业效率异质性与空间资源配置效率非均衡的研究
21世纪初诞生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NEG）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发学者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解释集聚经济及区域差距问题。M. Philippe和Ottaviano分析了资本、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对空间集聚以及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资本存量外溢效应是形成区域内要素成本降低的原因，区域空间效率改进是建立在存在知识、技术外溢效应的情况下，企业受到激励愿意对创新部门所在的地区进行持续投资，由于工业品种扩大获得价格指数下降的好处，从而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为了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对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R.E.Baldwin和R. Forslid （2000）放松了该假设，认为运输成本会影响制造业的空间分布。M. Fujita和J.F. Thisse （2003）认为：产业空间集聚都会促进经济的整体增长。后来，R.E. Baldwin和T. Okubo（2006）开创性地将Melitz-Style垄断竞争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开创了“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在此基础上，G.LP Ottaviano（2011）又对两个企业和两个区位的情况进行了模型分析。学者们尝试将企业异质性纳入新经济地理模型分析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对区域差距的作用机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分析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应用到NEG模型中。Baldwin and Okubo（2006）首次尝试将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垄断竞争模型与NEG模型结合，研究异质企业的自我选择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空间差异，发现由市场竞争驱动的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效应对区域生产率差异有重要影响，这意味着标准的经验方法可能高估了集聚经济对区域生产率差异的影响。Okubo（2009）将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引入NEG模型中，研究企业异质性情况下的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问题，突出分析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定位相互作用的方式，在类似Melitz（2003）模型中非出口企业的增加会削弱前后向联系，从而降低集聚租金，基础设施的竞争性使用增大了市场拥挤效应产生的分散力。二是在NEG模型的基础上放松企业同质的假设条件，进行扩展研究。Saito（2008）将异质企业纳入新经济地理模型之中，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在集聚过程中的作用和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另外还发现在提高区域生产率方面，企业的自我选择贡献比集聚的贡献更重要。
将异质企业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模型就可赋予一个新的含义——通过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异质性企业对自身原来的区位进行主动性区位选择，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首要决策，企业区位选择决策会直接改变地区生产率之间原来的对比关系，生产要素通过企业区位选择进行的要素流动具有持久性、稳定性，是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变动差距的重要因素。市场融合过程中，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并对地区生产率差异产生重要影响（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生产率高的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集聚租金大于生产率低的企业，因此集聚区域高生产率主要是由高生产率企业的区位选择带动资源要素的流动，形成区域空间范围的重新组合导致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品交易区域的延伸，高生产率的企业生产能力强，能够从集聚中获得较高集聚收益，从而会主动选择定位在市场容量大的市场，高生产率企业决策的一致性导致了区域的集聚，从集聚中获得较高集聚租金，对集聚区域的集聚形成自我强化。企业效率异质性是导致空间资源配置效率非均衡的初始原因，后来市场规模的扩大则会强化初始原因导致的结果——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Head and Mayer，2004；Redding and Venables，2004），劳动力的空间集聚与物质资本集聚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Combes et al.，2008a），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企业的区位决定有明显的影响。实证发现，由于大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使低效率的企业被迫离开，同时形成最有生产率的企业从外围移入集聚区的空间分类现象，证明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企业空间区位迁移决策上的理性反应。随着企业效率异质性的空间集聚的累积效应加大，低效率企业在空间上的选择余地就会越来越少，退无可退时就会被完全彻底地解散而淘汰出局，原有企业的资源要素被重新组合（Ottaviano，2007，2008；Melitz et al.，2008；Okubo et al.，2008，2010；Puga，2010）。Ottaviano（2011）提出了两区位两企业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解释是基于将企业异质性作为分散力或集聚力的考虑，得出企业之间效率差距和市场竞争是集聚经济对宏观异质性累积影响的微观层面的主要决定因素。
由于模型变量存在数据化的困难，运用以上两种理论模型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实证研究企业异质性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资料不多。选择企业异质性综合体现的效率指标，Altomonte 和Colantone（2008）用总量生产率的分解方法分区域重点考察跨国企业对国内生产要素的空间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影响，发现：企业所有制异质是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区域差距的最大动力是由企业所有制异质与区域市场结构相结合产生的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对企业异质性与空间经济的非均衡研究主要集中在集聚效应与市场竞争因素对生产率分布空间差距的综合影响上，以及对现实的空间分布差距的解释力方面。集聚效应大于市场竞争效应时，由于生产集聚孕育的多样化的产品的价格指数降低的缘故，企业的交易成本对企业区位选择的约束力减弱，导致企业空间分布可能更分散，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因为整体物价指数的降低造成了生产成本的降低，所以降低了被淘汰出局的风险。差距化产品的需求增大了低生产率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缓解了异质企业的竞争压力，弱化了优胜劣汰的速度，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为代价虽然加剧了空间资源配置的非均衡，但获得产品差距化供给的好处。从生产率的视角度量企业异质性来考察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化与空间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方面，缺乏二者之间内在机理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未来如何将企业动态行为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表现为企业空间迁移，将企业本身不能控制的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制等企业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区域空间环境因素纳入企业决策层面。企业区位选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体迁移；二是部分迁移，如企业研发、生产或管理总部进行空间调整。企业区位选择在区域空间层面表现为空间集聚变化。关于生产集聚现象的研究，A. Marshall（1890）分析了产业空间集聚的集聚经济作用，认为劳动力资源的汇集，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服务功能、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有利于经济增长。F. Perroux （1955）认为由于受到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约束，很难实现整个区域均衡发展，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极点，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进而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随后，J.R. Boudeville （1966）又引入“增长中心”概念，认为经济空间还包含了不同经济现象相互之间的地理区位关系。Nicholas Kalod（1961）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空间集聚具有自我强化机制，集聚的地区通常比周边地区增长得更快。但不同的是，G Myrdal（1957）和A.Hirschman （1958）则认为在存在集聚外部性的情况下，产业空间集聚具有较强的边界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长期影响。2l世纪初，学者们开始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解释集聚经济及区域差异问题，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一个垄断竞争的动态产业一般均衡框架，又将企业生产率异质纳入模型中，理论分析表明国际贸易使得资源重新配置，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Baldwinh和Okubo（2006）首次将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垄断竞争模型与一个简单的NEG模型相结合，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指出效率最高的企业首先从小区域到大区域进行选址，这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Selection Effect）意味着标准实证方法实际上高估了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可能是高生产率企业自主选择进入中心区域，从而导致该区域平均生产率的提高。标准的NEG模型实际上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率或技术密集方面的异质性（Melitz，2003；Yeaple，2005）。有些研究表明，企业异质性是在国内外市场上进入和退出的企业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Helpman，2006）。Okubo（2009）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用到NEG模型中，在NEG框架下考察考虑企业异质性时的聚集经济与企业区位，研究发现集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是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定位到有明确特性的市场，企业异质性通过影响集聚过程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Saito，2008；Okubo，2009）。“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异质性作为一个附加的分散力或集聚力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Ottaviano，2011）。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比较少，但已有的实证研究证实企业异质性在企业定位中是关键的并且影响了市场竞争。Syverson （2004）实证研究发现最有生产率的企业从外围移出的空间分类现象，大市场不仅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而且由于生产率分布的截断有较低的扩散作用。Okubo和Tomiura（2010）用日本企业层面数据证实了Baldwinh和Okubo（2006）的理论预测。
（四）企业异质性、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
阿罗从外部性的角度研究了知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企业中生产与管理水平等与提高生产率有关的知识，这一特殊要素在集聚空间上溢出与传播导致集聚区内企业生产率的变化。企业在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的时候，空间集聚的其他异质性企业在不用额外支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产出效率。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以及创意技术的存量A与产出Y之间的关系。罗默的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是知识有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是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经济学分支解释集聚、创新和区域增长的重要概念之一（赵勇、白永秀，2009）。在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对企业的空间选择决策影响比较显著（S. Redding和A.J. Venables，2004；K. Head和T. Mayer，2004）。企业异质性产生了区位选择的成本差异、对生产率差异与集聚经济的关系提供了证据支持。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重视对企业集聚过程中外部性——集聚中企业之间知识溢出对整个集聚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有密切的联系。从微观视角强调异质企业的空间选择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体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对异质企业特征的关注，认为企业特征本身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
知识溢出作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重要观点，企业总是倾向于利用相邻企业的知识存量，从而促使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由于隐性知识的微妙作用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效果，区位接近能够为新的技术和发明得以扩散提供现实条件，吸引更多的企业定位于新技术和发明较多的区域，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市场扭曲导致企业效率的异质性，导致资源的组合向两个方向流动的激励：一是导致资源向市场扭曲的主体特征企业流动，二是导致资源向市场相对扭曲度较少的区域转移。实质上，这两种激励都会加大市场扭曲较小的区域与市场扭曲较大的区域的经济增长差距。从技术知识溢出角度对企业异质性影响区域差距的机理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基于跨国公司FDI的知识溢出机制，一个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机制。
1.企业异质性、基于跨国公司FDI的知识溢出机制与区域经济差距
落后区域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吸收溢出知识的效率高低与该区域企业和周围的知识存量及吸收能力有关，知识的综合存量对理解、评估、融合与运用外部环境中的知识并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内部的应用知识极为重要（Harabi，1997；Agrawal，2002）。跨国公司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也存在着区域上的差距性，Altomonte 和Colantone（2008）认为跨国企业本身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会导致所在国家的地区差距，地区差距会因为国外投资的技术或者知识的正外部性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趋向于长期存在甚至会加剧。外资企业具有的高于本土企业的技术是本土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首要条件，也是基本条件。王争、孙柳媚、史晋川（2008）对中国的外资技术溢出与产业链上不同位置的私营企业生产率变动关系进行探索，采用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实证发现：私营企业的效率异质性与对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的吸收能力有关。以上文献说明了基于跨国公司FDI的知识溢出机制会对所在区域的企业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对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距产生影响，但仅限于对现实结果的客观考察，没有能够上升到外资政策制定的有效性。研究外资政策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果的区域差距性，进而为以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也是本书研究的一个方向。
2.企业异质性、基于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机制与区域差距
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是建立在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本在企业间流动，使人力资本中所附带的知识价值得到更高层次的认同，要素匹配更有效率；如果企业之间是同质的，人力资本无论在哪个企业产生的边际产出和获得的报酬都是一样的，那么人力资本的流动配置效率改进就失去了激励机制。人力资本知识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很多，不仅与区域内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吸收能力有关，而且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溢出的间接影响 （Los and Verspagen，2000；Audretsch and Feldman，2004）。知识具有的非排他性和不断创新的特征对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区位吸引力，产生较强区域集聚效果，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一个重要的区位集聚力。Audretsch 和 Feldman （1996）研究表明，高技术水平的行业在溢出过程中获得的好处比低技术水平行业多，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有关。Saito（2008）对人力资本溢出机制从企业层面对智利高技术密集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了高技术水平比低技术水平企业更受益于人力资本溢出的实证结果。以上的文献研究表明，基于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的速度，区域之间的人力资本的存量分布差距影响了区域技能方面的溢出差距，进而对企业内与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产生区位调整的决策动机。
五 企业异质性、市场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
（一）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动态演化与区域空间经济增长效率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逐渐深入，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制造业的迅速增长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制造业区域空间经济增长效率差异明显并呈日益扩大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份额相对较少，东部地区成为制造业的核心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基于增长收敛结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此现象给出合理解释，而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对此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仅仅是形成集聚经济的初始条件，但不是区域空间经济增长效率差异的决定要素，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动态演化产生的集聚经济的自我强化机制对区域空间经济增长效率差异有重要影响；以Jovonovic（1982）、Hopenhayn（1992）以及Ericson和Packs（1995）为代表的企业动态行为理论，奠定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动态研究的理论基础。随后Olley等（1996）和 Levinsohn等（2003）提出的半参数估计方法，解决了传统企业生产函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异质性企业动态生产率实证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Bartelsman和Doms（2000）对异质性企业动态演化与总量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解释。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动态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生产率演化的统计模型，其来源于Baily、Hulten和 Campbell （1992）的总量生产率分解方法，将总量生产率来源分解为存活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存活企业和进入退出企业的资源重置效应。Aw等（2001）、Levinsohn 等（2003）和Bartelsman 等（2004）发现资源重新配置是行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李玉红、王皓（2008），袁堂军（2009）采用企业微观数据，通过行业生产率分解方法考察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来源，分析技术进步和资源重新配置在工业生产率变动中的作用。Böckermana和Maliranta （2007）用纵向的企业层面数据通过行业生产率的分解方法研究了芬兰不同区域生产率增长长期差别的原因。研究发现，其原因是生产率增长的“毁灭性创造”效应。Altomonte 和Colantone（2008）用总量生产率的分解方法探讨了跨国企业对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导致了地区差异的出现，特别是在经济地理和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了新结论，即地区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内生于不同企业层面的动力和最初市场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文献一方面将企业异质性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来分析企业异质性通过影响集聚而导致区域差异的作用机理，但实证检验不足；另一方面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化与区域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缺乏二者之间内在机理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未来如何将异质性企业动态行为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Ottaviano（2011）认为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应深入考察企业与人的微观异质性，并考察这两个层面异质性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集聚经济的存在和强度。因此，如何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引入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分析，将企业异质性与更符合现实假定又有解析解的OTT框架下的NEG模型相结合，对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从微观机制角度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将是未来这一领域富有成效的工作。笔者试图从这一新视角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二）企业异质性、资源误置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
“新”新经济地理理论体系是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融合。Melitz 在“新”新贸易理论中正式引入企业异质性视角进行关注，提出了企业异质性概念，开拓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后来的学者将异质性贸易模型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结合起来，提出了“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在考虑附加的分散力或集聚力的角度引入企业异质性，作为区域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的分散力或集聚力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宏观异质性的区域经济差距与微观企业之间效率差距和产品替代弹性有关，产品之间替代弹性越大，企业之间效率差距反映在区域经济差距上越明显（Ottaviano，2011）。Altomonte 等（2008）研究企业异质性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地区差距本质上来源于企业和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差距。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对在位企业提高生产率、改善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Holmes等，2010；简泽，2011b）。Hsieh和Klenow（2009）通过建立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系统地研究了资源配置效率与总量生产率的关联性，发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根源于市场相对扭曲导致的资源要素效率配置的差距。O’Mahony等（2010）从部门视角研究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差距问题时发现：1995～2007年，欧盟的生产率落后与其市场服务行业发展不足有很大关系。Arnold（2010）从行业和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欧盟市场服务行业发展不足的原因，发现是国家对服务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恰当监管造成的，政府对市场外部性采取的不恰当政策也是市场扭曲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Song等（2011）认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差异源于不同的监督效率。微观层面上的资源错置（Misallocation）通常会减少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资源错置的角度理解国别经济差异是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文献的重要发展（Jones，2011）。
转轨阶段国有企业的体制变化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影响我国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杨帆、徐长生，2009）。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制度与政策存在惯性的影响力量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完全独立性特征、政府政策和市场不完全，可能导致市场扭曲。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与非国有企业并不完全一致，不同所有制之间由社会负担的交易成本的差距导致企业效率的异质（Lin et al.，1998）；尤其是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一些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金融机构歧视性政策待遇，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来说扭曲的金融市场使国有企业受益而使非国有企业受损，要素资源并没有完全按照配置效率高低进行配置（邹新月、施锡铨，2002；Guariglia and Poncet，2008）；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Sebastian，2006），以及地区市场分割等扭曲了经济资源要素在市场中的配置效率（赵永亮、徐勇、苏桂富，2008）。邵挺、李井奎（2010）从资本市场扭曲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同资本收益率之间关系。研究表明企业的所有制差异同资本回报率高低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要远远低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私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最高。只要消除这种资本市场扭曲的现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资本收益率更高的私营企业，我国的 GDP 增长量就可以比目前提高 3%～9%。国有企业是资源误置的主要因素，市场扭曲导致的资源误置程度与区域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聂辉华、贾瑞雪，2011）。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扭曲对于企业生产率动态有直接的影响，政策扭曲对于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巨大影响（罗德明、李晔、史晋川，2012）。简泽（2011a）对市场扭曲与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扭曲引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是区域整体生产率较低的主要部分，区域之间的市场扭曲差距反映了区域之间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高低。Bartelsman等（2013）研究了行业内的企业规模和生产率的内在变动关系，认为企业与政策的不独立性会导致市场扭曲，从而降低经济增长效率。Nocco、Ottaviano和Salto（2013）认为导致市场均衡犯错的方法很多，如产品的数量、大小和生产者的选择，垄断竞争行业的整体规模，但更为关键的是企业异质性程度较大时企业面临的选择。王林辉、袁礼（2014）认为金融系统的垄断抑制了资本自由流动，进而引致产业间资本出现较大程度的错配。基于不完全市场的现实条件构建了模型，论证资本错配对产出效率损失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显示：资本错配使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存在较大缺口，实际产出仅占潜在产出的70%～89%，资本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6%。
以上文献研究从市场分割、市场扭曲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效率异质性的根源，从政府行为与企业的关系角度揭示了市场分割和扭曲的根源，对政府监管行业的行为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索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企业异质性与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偏重于对现状的事实进行解释，但对政府如何才能既纠正市场失灵又不会给市场增加额外的扭曲缺乏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