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以上就中村正直的《自由之理》和严复的《群己权界论》，结合他们的言论活动做了对比考察。二者都是穆勒的《论自由》的译本，但是成为其翻译动机的关心点各不相同。同时，中村正直和严复对于“翻译”的态度也大不相同。[79]
中村正直方面，如前述他通过标注注音假名来使译文尽量通俗易懂，可见他期待更多的人了解到穆勒的《论自由》。这意味着他相信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穆勒的论述。
同时，他认为所有人都有道德良心。在《自由之理》《序论》里，中村脱离原文将自身的理解概括如下。
原本，所有的人都有道义心，以道义心为出发点的意见讨论各种各样，但都是出自道义之心。所以，政府，即大多数的同志伙伴认为自己所采取的意见是正确的，认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是歪门邪道，要勉强将其同化。这样就有悖人的道义心，也是丧失天良的行为，也会导致政府自身陷入错误的见解。[80]
以上部分虽然是批评将大多数人的意见强加于人的，但是从“人的道义之心”“天良是非之心”这些用词可知，中村正直可能是从某种性善说的立场来比较乐观地看待人的道德认识能力。这也可能是他做出“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穆勒的论述”的判断的背景之一。
与此相对，严复的译文采用的是格调高雅的古典文（反过来说也可以说较难懂）。关于这一点严复有其理由，他表示自己翻译的书为“学理极深的书”，所设定的读者限定为“阅读大量中国古书的人”。[81]但是严复所考虑的“阅读大量中国古书的人”在当时并不多，可能他觉得只要有一部分精英分子能理解也就足够了。但是，这是否就是严复自身翻译活动的真正目标（即这是否也好似一种“没有办法的放弃”），仍存疑问。
中村正直和严复在翻译时的态度不同，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设想除了两人的性格以及经历的不同以外，还有当时日本和中国的识字率、国民文化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关问题留作今后的课题再进一步探讨。
[1]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
[2] 『ミル自伝』（朱牟田夏雄訳）岩波書店、1960年、220頁。原著1873年出版。
[3] 例如，加藤尚武将《论自由》定位为“最接近现代伦理的古典”“现代的基轴性著作”（『現代倫理学入門』講談社、1997年、5頁）。
[4] 关于中国的《论自由》译作，比《群己权界论》早七个月马君武出版了《自由原论》（1903年）。但是马君武的译本并非是忠于原著的翻译，而是类似摘要和解说，严格来讲不能称为译作。有关『自由原理』，可参考：梁一模「二つの中国語訳『自由論』─『自由原理』と『群己権界論』」『中国哲学研究』12号、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8年。
[5] 石田雄「J.S.ミル『自由論』と中村敬宇および厳復─比較思想史的試論」同『日本近代思想史における法と政治』岩波書店、1976年；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第3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山下重一「ミル『自由論』の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初訳─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と厳復訳『群個権界論』」『英学史研究』33、日本英学史学会、2000年；Douglas Howland，Personal Liberty and Public Good：The Introduction of JOHN STUART MILL to Japan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等。石田的论文在考察中村正直和严复的译文同时，就穆勒、中村正直、严复对“古典”的位置及对“教育”的关心做了比较，还就斯宾塞思想在日中两国发挥的作用做了概括性论述。王克非的书里，就中村正直和严复的译文加以考察，并对二者翻译《论自由》的动机和其“自由观”等做了比较。山下论文通过对《论自由》第3章译文的比较，考察了中村正直和严复对《论自由》接受方式的异同。Douglas 的书则站在比较特殊的视点，将《论自由》视为“libertarianism”思想的源泉之一，指出中村正直和严复试图弥补其缺点。
[6] 但是，中村正直用的不是1859年的初版，而是收录“Preface”（1866年）的改订版。《西国立志编》的最初版本分几次刊发，最初的部分可能于1870年刊发［参照大久保利謙「中村敬宇の初期洋学思想と『西国立志編』の訳述および刊行について─若干の新史料の紹介とその検討」（『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5 幕末維新の洋学』吉川弘文館、1986年、所収）］。此外，有关《西国立志编》的社会反响可参考：平川祐弘『天ハ自ラ助クルモノヲ助ク 中村正直と『西国立志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关于原著Self-Help原著者Samuel Smiles，可参考：山下重一「サミュエル·スマイルズと『自助論』（上）（下）」『國學院法学』48巻3，4号、2010，2011年。
[7] 据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第5册第1317页注释，现在可见的《天演论》的最早版本是1895年的版本，但不是定本。《天演论》作为定本出版是在1898年。
[8] 本论文的重点不在于将穆勒的《论自由》的原文和中村正直及严复的译文进行对比（当然会有所提及）。有关译文是否妥当的问题，可参考上述先行研究。此外，有关『自由之理』，还可参考：山下重一「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ミル『自由論』の本邦初訳（一）～（三）」『國學院法学』47巻4号，48巻1号，48巻2号、2010年。关于《群己权界论 》，可参考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允晨文化，1998年），山下重一「中国におけるミル『自由論』の受容─厳復訳『群個権界論』（一九〇三年）（上）（下）」（『國學院法学』38巻1，2号、2000年）。
[9] 有关中村正直的传记，除了自传「自叙千字文」（1883年），还有：石井民司『自助的人物典型 中村正直伝』東京成功雑誌社、1907年；高橋昌郎『中村敬宇』吉川弘文館、1966年。有关中村正直的思想，可参考荻原隆：『中村敬宇研究─明治啓蒙思想と理想主義』（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0年）。与本论文的主题相关的研究有：松泽弘阳『近代日本の形成と西洋経験』岩波書店、1993年、第4章「西洋経験と啓蒙思想の形成─『西国立志編』と『自由之理』の世界」，该文就两本译书做对比，广泛探讨了斯迈尔斯和穆勒在当时英国思想界的位置、中村正直与其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10] 有关中村正直的履历，基本上依据高桥昌郎『中村敬宇』。
[11] 《西国立志编》参考了早稻田大学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所收的同人社版11册本。此版本使用的是静冈版（=初版）的木版原版（大久保利謙「中村敬宇の初期洋学思想と『西国立志編』の訳述および刊行について─若干の新史料の紹介とその検討」260頁）。
[12]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1 丁裏～2 丁表。
[13] 『敬宇文集』吉川弘文館、1903年、巻三、2丁裏～4丁表。使用了日本国会图书馆近代数字文库（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893599-604）所收文章。此外，据「凡例」，该书的文章在被收入文集前皆由中村正直本人校订过。
[14]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1 丁裏。此外，该引用部分在后来『敬宇文集』卷十六以“書西国立志編後”为题收入时被删除了。可能是因为在明治国家体制确立后这样的比喻不够妥当。
[15]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1 丁裏。
[16]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1 丁裏。
[17]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2 丁表。
[18]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1 丁裏。
[19]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2 丁表～2 丁裏。
[20] 高橋昌郎『中村敬宇』78頁。此外，中村正直在离开伦敦回国时，友人福里兰德（Freeland）送他Self Help，他在船中阅读，背下了一半内容。（同书72～73页）。
[21] 有关Self Help参考了Oxford World Classic版（2002）。
[22] 藤村作（編）『日本文学大辞典』新潮社、1932年、「西国立志編」項（第2巻、246頁）。有关《西国立志编》翻译之思想内涵，可参考：藤原暹『日本における庶民的自立論の形成と展開』（ぺりかん社、1986年），特别是第2章。
[23] 『西国立志編』第1冊「序」5丁表。
[24] 例如，源了圆「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中村敬宇の儒教思想」（『季刊日本思想史』26号、ぺりかん社、1986年）比较了“学习了洋学但明治以后更加坚信儒教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西村茂树（1828～1902）以及“学习了儒教，后否定儒教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小崎弘道（1856～1938），指出中村正直“在儒教的基础上接受基督教后也没有抛弃儒教”（第70页）。
[25] 大久保利謙（編）『明治啓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書房、1967年、280頁。
[26]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1丁裏～2丁表。
[27]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4 丁表。
[28]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1 丁表。
[29]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論」2 丁裏。
[30] 『日本文学大辞典』「西国立志編」項（第2巻、245頁）。
[31]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94页。
[32] 渡辺浩『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 十九世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125頁等。渡边在同一部分指出，“立志，不是指明治日本的‘立志传中之人物’等（此种用法可能始于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和模仿该书的人）出人头地的决心”。“立志”一词在明治日本的此种用法，当然可以说是《西国立志编》的广泛影响带来的。但笔者认为，中村正直本人不一定从起初就试图将“立志”一词仅解释为“出人头地的决心”。
[33] 高橋昌郎『中村敬宇』76～77頁。
[34] Self Help的目录部分有小标题，但本文部分没有小标题。而中村正直在翻译时将这些小标题重新录入，但是并非完全忠于原文，有省略也有中村正直自己所加的。
[35]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1 丁裏。
[36] 关于这一点，中村正直可能是位于佐藤一斋等人思想的延长线上。据中村安宏，佐藤在批判荻生伹徕学、朱子学时，其立场是：“第一，将限定于为政者的道德主体性向一般人扩大；第二，尊重不依赖他人的自发性”（中村安宏·村山吉廣『佐藤一斎·安積艮斎』明徳出版社、2008年、35頁）。佐藤还在著作的各处说明“自我”的重要性，强调不依赖他人的自发性和自我责任（同前，第87～88页）。从以上来看，对中村正直来说，可能英国社会与佐藤一斋所提示的理想社会看上去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村正直对广大人民全体呼吁“立志”，这与江户后期的儒教的延长线是一致的。但是现阶段，有关佐藤一斋与中村正直之间有着怎样的思想继承问题，还不够明确，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37] 『西国立志編』第2冊「第2編」1丁裏～2丁表。这里的“各人需各尽职务”（人にはおのおのその職分ありて、力を尽くすべきことなるに），Self Help的原文没有相对应的部分，“职务”（職分）多半对应于duty。
[38] 『西国立志編』第8冊「第10編」19 丁表。
[39] 关于这一点，江户时期的“家业道德”（可参考前引渡边浩『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 十九世紀）』第4章）以及新教的天职观都有关连，但是现阶段还没有办法深入考察。
[40]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8 丁表～8 丁裏。
[41] 见《西国立志编》第十二编第七的小标题（第10册，页6）。这一部分没有和Self Help直接对应。
[42] 『西国立志編』第1冊「第1編」2 丁裏～3 丁表。
[43] 『西国立志編』第10冊「第12編」5 丁表～5 丁裏。
[44] 『西国立志編』第2冊「第2編」1 丁裏。
[45] 大久保利謙「中村敬宇の初期洋学思想と『西国立志編』の訳述および刊行について─若干の新史料の紹介とその検討」241頁。
[46] 山下重一「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ミル『自由論』の本邦初訳（一）」22～23頁。
[47] 山下重一「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ミル『自由論』の本邦初訳（一）」、26頁。
[48] 『自由之理』『明治文化全集第5巻？自由民権篇』日本評論社、1927年、7頁。
[49] 山下重一「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ミル『自由論』の本邦初訳（一）」29頁。
[50] 柳父章『翻訳語成立事情』岩波書店、1982年、14頁。
[51] 『自由之理』7～8頁。
[52] 以下的解释，出自清水茂『中国古典選·唐宋八家文（一）』朝日新聞社、1978年、239～244頁。
[53] 对于“君”的起源、作用的有关《原道》的讨论，青年期的中村正直是否全面接受还很难判断。中村正直曾写有《广原道》一文［《敬宇文集》卷14，第7～9页所收。执笔时期不明，但附有安积艮斋（1791～1860）的评论，毫无疑问应该是在1860年以前］。从标题来看是有意识于韩愈的《原道》的。该文主要强调儒学的“道”（具体为“五伦五常”）正是“出于天，具于心”，与“杨墨之道”“释老之道”“管商申韩之道”不同，是唯一普遍的“道”。这篇文章不仅题目，其“护教”的论调都与《原道》类似。同时，《广原道》与《原道》不同，看不到有关圣人是社会的组织者、其后的“君”继承圣人的作用等内容。因此，中村正直赴欧前就有可能对韩愈的君主观抱有异议。但安积艮斋对于《广原道》评论说：“韩子原道，光焰万丈，如日月之丽天，而至论性命之精微，则尚有隔靴话搔痒者，此篇笔力之雄，虽不及韩子，而义理之精深，则远出其右，而文字纵横，能叙其所欲言，盖自濓洛学术中发出来，故纯正如此”，认为该文从宋学的观点来就韩愈理论的不足作了补充。从这一评论来看，《广原道》中对于“君”没有提及，可能仅仅是主题范围的问题。另外，严复也在正式开始言论活动后不久发表了《辟韩》（1895年），批评了韩愈的《原道》，但实质上批评的不是儒学的“道”本身，而是韩愈的君主观。1897年该文被《时务报》转载后反响很大，可见韩愈式的君主观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根深蒂固。
[54] 『自由之理』10頁。以下，有关On Liberty基于John Gray ed.，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Oxford U.P.，1991）. 以下略记为On Liberty。
[55] 山下重一「中村敬宇訳『自由之理』─ミル『自由論』の本邦初訳（一）」34～35頁。
[56] 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引用出自2010年第12次印刷版，以下简称“中译本”。——译者注
[57] 河野磐州伝編纂会（編）『河野磐州伝』（上）河野磐州伝編纂会、1923年、126～127頁。
[58] 『丸山眞男集』第3巻、岩波書店、1995年、21頁。
[59] 『自由之理』49頁。
[60] 以上有关“自由”的内容的概要，依据前引《严复集》第1册，第2～3页。
[61] 《严复集》第1册，第3页。
[62] 《严复集》第1册，第3页。
[63] 《严复集》第1册，第53～54页。
[64]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9页。
[65] 《严复集》第1册，第135页。
[66] 《严复集》第1册，第135页。
[67] 例如，可参考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第102～104页等。
[68] 《严复集》第5册，第1282页。
[69] 《群己权界论》，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第5页。这一部分的“群之既合”也可以理解成“一次‘太半’作为‘群’结集”，其后马上又有“其为暴于群”一句，很难将“太半”和“群”视为同样的概念。
[70] On Liberty，pp.8～9.
[71] 中译本第4页。——译者注
[72] 众所周知，严复在《群己权界论》里用“自繇”代替“自由”，引用时也照此。
[73] 《严复集》第1册，第134页。
[74] 《群己权界论》，第58页。
[75] On Liberty，p.49.
[76] 中译本第50页。——译者注
[77] 《群己权界论》，第57页。
[78] 《论自由》里的重要主题之一是“individuality”（个性）的问题。穆勒认为：“在最好的信条和最好的做法中，向机械性退化的趋势只嫌太大了；除非有一连串的人以其不断产生的首创性阻止那些信条和做法的根据变成仅是传袭的，这样死的东西就不能抵抗任何真正的东西的最小一点震撼，那就没有理由说文明为什么不会像在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那样消亡下去了”（中译本第76页。——译者注）。针对穆勒的这般论述，以“激活儒教教义”为目的的严复也遵循这样的方向。这一部分严复的译文为：“虽所创垂之至美，而经历数世之后，遂陵夷而称无谓之死法者众矣。使非世有贤豪以其心得鼓舞而张皇之，则方策所布，皆为文具，荧魂旷枯，风潮方新，一经震撼，无不散者，此拜占廷（古君士但丁城之名，盖希腊帝国之总号）之声明文物，所以至今日而阒然无闻也”（《群己权界论》，第91页），基本与穆勒一致。而中村正直的
[79] 这一部分的译文为：“来看世人的倾向，人的才智消减，相信只如同机械一样运作就是善事，这已成为习惯。如果不开始新的事情，不能出现做出新的行动样式的人来打破世俗，天下将只能死守旧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充满活力的东西出现，既是极其微小的攻击，也无法与其对抗，也就无从开化发展”（《自由之理》，第50～51页）。从标有下线的部分可知，中村正直的译文与穆勒的主张（以及严复的译文）是相反的内容。这也显示，对于“自由”及“个性”作为“既存价值”的活性化这样的《论自由》的主张，中村正直仍较难理解。有关以上的问题，包括《自由之理》和《群己权界论》里的“individuality”的解释问题，可参考拙作「ミル『自由論』における“individuality”概念の日本と中国への導入について─中村正直『自由之理』と厳復『群己権界論』の場合」［大澤顯浩（編）『東アジア書誌学への招待（2）』東方書店、2011年］。
[80] 『自由之理』12頁。
[81] 《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