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约译解》的背景——文字、词汇、文体
《民约译解》被赞为名译，正因——而非尽管——其为汉译。然而，兆民的重要译作中，只有《民约译解》是汉译，这多少令人费解。实际上，《非开化论》（Jean Jacques Rousseau，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中江兆民全集》第1卷），《维氏美学》（EugèneVéron，L’Esthétique，同书第2、3卷），《理学沿革史》（Alfred Fouillée，L’Hitoire de la philosophie，同书第4、5、6卷）以及《道德学大原论》（Arthur Schopenhauer，über das Fondament der Moral，同书第9卷）等都是日译。附言之，柳父章曾说，兆民翻译，是依“幼时养成之语感”，用汉语即“中国古典文章用词Chinese characters”来思考的，故《民约译解》采用汉译。[89]但此说令人难以苟同。
除《民约译解》外，兆民尚遗有为数不少的汉文文章，但皆为依惯例需用汉文者，如墓志铭、序文等，总字数仅约五千字。[90]另有学习汉文时所写七篇，亦约五千字。[91]稍具特色的是汉译《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兰西民权之告示》，原文为1793年6月的《山岳党宪法中的权力宣言》。[92]不过，载于《政理丛谈》第1号的该汉译，应视为自次期连载的《民约译解》的前奏。可见，兆民翻译一般采用日文，以汉文翻译的唯有《民约译解》。
那么，兆民“流畅、达意”的汉文是否曾吸引众多读者？答案是“否”。前引小岛祐马文章称，兆民的文章，除《一年有半》因属遗稿而颇受欢迎外，余则少有人问津。“内容本身及论调等浅显平易”，但因来自《左传》《易》《庄子》及佛典等的语词随处可见，“重要之处难以读懂”。如《民约译解》开首有“今也天下尽不免徽墨之困”一句，但若非读过《易》，则无法理解其中“徽墨”乃“被锁链捆绑”之意。“如此随心所欲地引经据典，一般人不懂，遂至无人购读。而他并未因此媚世，不愿为得到读者而写文章”。如桑原武夫所说，此种态度，与其说源自对社会正邪的判断，毋宁说发自其内心快乐与否这一原理所支撑的对理想的执着。[93]
小岛的评判很有见地，但应知有其背景。小岛自京都帝大法科大学毕业后不久，又从该帝大文科大学支那哲学史专业毕业，任副教授后，曾赴法国留学两年半。亦即，小岛既是兆民年轻约30岁的同乡，在学问谱系上，其治学轨迹也与之十分相似。因此，小岛所谓“浅显平易”，乃通晓汉文且深刻理解卢梭思想的学者之言。赘言之，兆民的汉文老师瓮谷及中洲之所以对《民约译解》都未予置评，概因其不甚理解卢梭思想；而兆民追求文章不朽的情感，无疑也难以为多数自由民权论者所共有。
实际上，《民约译解》的读者极少。兆民全集的各篇解题对资料把握皆极详备，但《〈民约论〉·〈民约译解〉的反响》[94]对《民约译解》再版增印未做任何记述，仅一处有关《民约译解》的直接反响，很值得关注和深思，即原田潜翻译时曾参照该书。即，原田译本之第一编因参照兆民译单行本而“相对避免了思想混乱”，但第二编则未参照兆民译——尽管《欧美政理丛谈》已有刊载，在时间上是可能的——因而思想极其混乱。该文作者由此判断，《欧美政理丛谈》的读者仅限于订阅者。对于考察刊物与读者的关系，该判断极其重要。但若以之衡量新旧译本译者的关系，其结论应是原田并未着意寻求订阅者收藏的该杂志。这也许仅意味着原田懒惰，但更可能是翻译第一编参照兆民译本而未得实效，亦即未能充分读懂。作为译者最应认真对待《民约译解》的原田尚且如此，一般读者对该书态度如何，可想而知。
《人权新说》因标志着著者加藤弘之思想立场的改变而有名。而探讨该书所受批判或许有助于理解《民约译解》读者。为压服民权论而强烈抨击天赋人权说的《人权新说》，与《民约译解》单行本同时出版于1882年10月，时值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因而招致多方批判。但就鄙见所及，这些批判文章竟无一篇引《民约译解》为据。这无疑反映出依据卢梭的复杂逻辑展开反驳是何等困难，亦即《民约译解》并未得到自由民权论者的充分理解。
然而，《民约译解》并非没有读者。面对深奥的著作，纵然不能彻底理解，但每人读法各不相同。在这点上，陆羯南有关民权论演变的见解值得倾听。陆说，明治第一个十年间，继立志社系统的板垣等人提倡民权论后，又出现兆民等人的民权论。其论“祖述西方第十八世纪末之法理，多具哲学理想之内涵”，因而被认为“更有深度”。“中江等所崇奉者似主要为卢梭民约论，《政理丛谈》似几以卢梭主义及革命主义为神髓。余观其说大要如下：自由平等乃人类社会之根本原则，世无存阶级之理，人无享爵秩之理，礼法无必守积习之理，世袭无固有权利之理，是故无世袭君主之理，俗贵质朴简易，政尚民主共和”，“一时致血气方刚之士尊信《政理丛谈》。此派之特色，以理论为主，以实践为次，具备所谓理论派之特质者，是也。其一时得世人尊信，实在于此点，而其未得世人广为采用，亦在于此点”。[95]果真如此，则三宅雪岭所谓与政府抗争的气概，其内在实质应是抗争者所尊信的“民约论”；然而，实则只能这样看，即“民约论”虽曾作为催化剂发挥过激发情感的作用，但作为对抗论敌的学理，却终未得到消化。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民约译解》处于极其矛盾的境地。兆民口称翻译西方近代思想的最好方式是汉译，但其汉译著作却只有《民约译解》；《民约译解》虽被赞为名译，但用心读懂者却并不多。此问题很难解决，但其所处矛盾境地或许正体现着《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关于此问题，下面从与汉译关系密切的文字、词汇、文章三个角度做一探讨。
首先是文字即汉字问题。
以单字翻译某概念，同时也是词汇问题，故此处只探讨以汉字标注西方语音（如固有名词）的问题。卢梭之名，兆民作“娄骚”，而服部作“芦骚”。日语本有假名，用汉字标音，乃模仿清国书写方式。人名也好，地名也好，要准确发音十分苦难。进入十九世纪后，经西方传教士努力，清国已有众多辞典和译著出版，据此标音是简便且准确的方法。这导致标音方式与日本汉音相差甚远的“华盛顿（Washington）”“墨银（Mexico dollar）”等正式进入日语。
其间落差之大，旨在统一学术翻译词汇而编的《哲学字汇》（后述）初版、再版所附《清国音符》可作明证。这是以“Chinese Symphonious Characters，From Notitia Linguae Sinicæ Translated by J. G. Bridgeman”为题所编制的汉字发音一览表，收入从“亚（a）”到“咏（yong）”共约4300个汉字，统一以拉丁字码标注其清国发音（方式不详），按字母顺序排列，凡27页。初版正文仅99页，可见该表分量之大。这些单字无疑极其重要，但其用法却未做说明。或许当时的读者对此非常熟悉。三浦国雄推断，该表或为解读汉译文章中西语译词（主要为专用名词）而编，[96]当为不谬。亦即，日本虽有假名，但尚无有效活用的基础。
该方法对日本人极其不便，因此，随着自己国家知识的积累，开始有人主张废除。《东洋学艺杂志》在1887年曾刊一文，以San Francisco（旧金山）标作“桑港”等为例，与“言文一致”的主张联系起来，呼吁反对用汉字标注地名。[97]《东洋学艺杂志》是仿英国《自然》杂志创办的日本最早的学术杂志，故此文足以反映以汉字标音的曲折、复杂的情况。明治时期，该方法一直维持下来，但使用逐渐减少，1912年出版的《哲学字汇》第三版，已不再附有《清国音符》。
假如此时期是日本假名取代中国汉字标注西方语音的分界，则从模仿学习到独立自主的过程长达半个多世纪。曾有论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由西方引进学术、思想时，日本曾被挡在西方语言原词和翻译这些词所使用的汉语词这两重障碍之外，并举《哲学字汇》三版所载“Aristotle—亚利斯特德”为其例证。[98]由上述探讨可知，此说显然忽视了引进和接受不同文明的历史过程。而兆民的《民约译解》就是此过程中正朝向自主发生转换时期的产物。
再来探讨词汇问题。日语词汇在明治维新后曾发生巨大变化，其最显著现象之一即汉语词汇的广泛流行。维新后，汉语词汇骤然流行，日常文书及会话也不例外，连红袖少女、贩夫走卒也开始卖弄汉语和胡语（西方语言），汉语词汇的字解、排行榜、歌谣等甚至印到扇面上。[99]众所周知的是石井研堂的如下记述，即“明治维新后，日常会话盛行汉语词，乃一奇怪现象。想来，际会维新风云骤然得势之官吏，多为熟诵汉诗文之书生，其所用者被视作优越语词标准，众仿之，维新气象乃得发扬于天下”，官方“布令多以支那语颁之”，故人们“十之八九”不得其解。[100]风尘女子的口头禅不过事涉风俗，但政府法令鲜有人读懂则已成政治问题。有人认为，汉语词汇用于书面语弥合了方言之间的差异，有利于形成共通语；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知识差距导致理解深度因人而异。
黑本（James Curtis Hepburn）编《和英语林集成》，是反映明治前半期日语这种变化的极好史料。其词条数，据说庆应三年（1867）初版为20772条，明治五年（1872）再版时为22949条，但明治19年（1886）第三版则大幅增至35669条。从再版到第三版，其间仅十数年而已，而词条竟增加12700多条（加上被删减者，其数应更多）。考虑到译词也在增加，日语新词数量应更多，但这些新词据说几乎全为汉语词。而且，据称新增者皆为常用词，若加上专业术语，其数应再增一倍。[101]
关于专业术语，自然科学各领域术语词典、字典之概要，请参照本书所收武上论文附表。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国语学的研究和积累较为丰富，如手岛邦夫论文曾指出西周所创新词多达240个等。[102]此处仅就试图统一专业术语译词的基础工程《哲学字汇》，稍做详细探讨。
《哲学字汇》第一版刊于1881年4月，三年后的1884年5月再版（改订增补版）。约30年后的1912年1月出第三版，书名改作《英德法日哲学字汇》。编者为井上哲次郎等东京大学教授。其编纂目的在于，为发源于西方的各门“科学”的专业术语选定恰当的日语译词，以理清汗牛充栋的大量翻译书籍中译词混乱的状况（第三版序）。初版绪言特别提及的学科名有伦理学、心理学、论法（Logic）、世态学（Sociology）、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理财学（Economics）、宗教学、法理学（Jurisprudence）、政理学（Political science）等十一科（括号内为初版词条）。而“哲学”除主要包括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外，部分自然科学也归入其中，显然是要赋予哲学统摄其他各学科的地位。
所立词条，初版为1952条，再版2732条，三版10419条。[103]较之黑本词典每版辄以万数，《哲学字汇》初版、再版所收词条目的确不多。但考虑到领域设限、采录标准不同，则数目多少无须追究。应注意的是其增加幅度反映的是明治后半期的变化，即再版到三版，词条数几乎增加了三倍。加之，各词条皆有一至数个译词，故译词之增加及其质量之提高，值得认真关注。
三浦国雄曾说，《哲学字汇》采录译词，坚持“排除日语词汇，完全是汉语”，因此“乍看直如英汉辞典”。[104]还说，这些译词“在思想层面”乃对“中国的丰富思想词汇”进行总动员而成，而其“赖以为支柱的是儒教，尤其是宋明学（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术语，并指出“Substance”的译词，除“本质”“本体”“实体”外，还同时采录表述朱子学核心概念的“太极”。附言之，对于井上引孔颖达《周易正义》为其典据，三浦说，果如此，则“太极”不是“理”，而是“气”。或许，主张“现象即实在论”的井上[105]征诸《周易正义》是有意为之。
毋庸赘言，对幕府末期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朱子学是最基本素养，支撑明治新教育的基础新词汇就是基于朱子学而选定的。译词数量，依《哲学字汇》初版索引[106]统计约为2900个，即每个原词平均有译词1.5个。经三年后改订增补，明治末年刊第三版的原词词条已经过万，其中许多原词的译词也增加不少，故译词总数应远超二万，甚至多达数万。此结果，似与当初统一译词的目的相悖。但也反映出经三十年经验积累，对原词与译词间的词义漂移加深了认识。总之，通过接触西方新文明，大量崭新的“新汉字词”被创造出来，引发了日语历史上艮古未有的巨大变化。
就在这大变化发生的时期，兆民出于全面信赖汉学的丰厚积累，以对使用“新汉字词”极其审慎的态度，完成了西方最新思想“社会契约论”的汉译。在举国走向欧化时，兆民此举实乃高声主张汉文的价值，可谓时代潮流中的中流砥柱。
而且，兆民在采用日文训读体的其他译作中，在遵循自设条件前提下，创造和使用了一些汉字新词。其显著例子是见于《理学钩玄》的西方各哲学流派的名称。兆民首先将各流派分作“定断派”（Dogmatism）和“怀疑派”（Skepticism）两类，后者的下位流派则配以“实质说”（Materialism）与“虚灵说”（Spiritualism）等。兆民在《凡例》中写道，其译词，“广泛蒐讨经子语录及佛典之类，必有相契合者”，“独奈著者少小即专力西学，未能广涉群书，故译词往往难免强捏鄙陋，以是原词一一标以旁注而不厌其烦者，乃不欲使读者心目疲惫，并祈各位示教也”。可见兆民思考和选定译词之苦心孤诣。[107]兆民说没有改变选定译词的原则，但上述做法表明，对人们大量生产“新汉字词”，他事实上已给予认可。
实际上，集音义于一体的汉字具有卓越的造词能力。[108]原则上，两个汉字组成的词语，既可是偏正结构，也可是主谓结构、谓宾结构等。在此基础上，若在该词前后加接头词或接尾词，又可极大扩展其使用范围。而且，因动词、形容词、副词的词根为汉字，由其组成的新词与日语训读文契合性较强。主张革新俳句的正冈子规说，“明治时期新事物名称多用汉语词（或西方语词），故欲咏其事物，势必使用汉语词”，[109]也是针对此潮流而言。
由于对应西方术语的日语译词（基本上是汉语词）不断创制和积累，据说东京大学讲师穗积陈重1881（明治14）～1887年担任的法学通论等法律课，终于可以全部用日语讲授。[110]而在此以前只能用英语上课（部分学科使用德语、法语）。另外，1882年，东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制度也有同样性质的变化，即毕业论文可以用日文或汉文撰写。[111]
众所周知，明治是西学全盛的时期，汉学失去了其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必须承认，正是在明治时期，汉学曾达到历史最高峰。幕府末期全国所设藩校的中心学科是汉学（朱子学），还有程度不同的各色学塾，其下则是众多乡学和寺院识字塾。因此，维新后建立近代教育体制时，汉学自然成为其重要基础之一（时有积极、消极之区别，从略）。如京都的《小学课业表》（包括现在小学到高中程度的课程）所列课程，除“加法、减法”到“开平方、开立方”等算数课外，与之对应的句读课分五个阶段，所用汉学教材分别为《孝经》《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和《小学》《五经》《易知录》（背诵课亦含英语和德语）。[112]而最基础阶段的小学生人数，在学制公布的第二年即1873年（明治6年）为132万人，1882年增至300万人，1945年再增至704万人。[113]亦即，能读解汉文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下面探讨文体。近代以来，书面语的根本即文体由文言向“言文一致”演变，此一历史趋势各国皆然。在日本，汉文训读文这一文体在此过程中曾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
毋庸赘言，前近代的日本，汉文曾为文章之最。汉文是外语，日本人习之甚难。最难的是汉诗，但据认为，“汉诗作为日本文学”确立于江户时代后期。[114]进入明治时期，汉诗人渐增，吟社、文会盛行。据三浦叶统计，1885年（明治18年）前，汉诗文专门杂志已达684种之多。以十年为一期比较三浦所收集的汉诗文集，明治10年前约有10种，明治20年前则激增至约三倍，其后也基本上维持约30种。[115]观其背景，在明治10年代，除开始有铅字印刷这一经济要素外，清国文人来日而交流机会增多、创制汉字新词、开辟新意境等，也使汉诗创作的内在动力得到加强。大町桂月曾说，“明治20年代确为汉诗全盛时期”，彼时正值旧文化遭抛弃，汉学渐被疏远，而汉诗却“彬彬然极一时之盛”，“实古今一大奇观”。[116]
俳句、和歌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正冈子规曾指出，作者识见高低决定作品高下。本人即好作汉诗的子规说，“本邦耳熟能详之传统和歌渐趋坠落，而以外语所作莫名其妙之汉诗却日显其贵”，此乃“歌人识见低下所致，足可证诗家之识见犹在歌人数等之上也”。[117]他还对汉诗、俳句、和歌的进步程度做出评价，以汉诗为最，俳句次之，和歌再次之，并称汉诗坛之繁荣归“乃因青年诗人出，而老耄式微故也”，将功劳归于年轻诗人。[118]看似旧瓶，里面装的是符合新时代口味的新酒。
文明开化时期，日本汉诗获得崭新活力而呈现繁荣，是日语直面转换时期而激起的巨大潮头之一。日本的文体，历史上曾有两次值得特书的发展，即“平安朝时期假名的出现和镰仓时期日汉混书文体的确立”；而“明治20年前后，以随新文化传来的欧洲文式为主流，实现了文体史上罕见的大转变”。[119]这次转变后来汇入大正时期“言文一致”的大潮，而“欧洲文式”即出现在此过程中的阶石之一。所谓“欧洲文式”，即结合“汉文训读体汉语词”与“欧洲文章直译体”以表达“近代意识”的日汉欧融合的新文体。[120]该新文体被称作“今文体”，后来为所有领域如公文、教科书、报纸及杂志等所采用。
日本文体大转变，发生在幕府末期至大正，为时约一个世纪。而其中明治维新后的约20多年间，则是新生要素在混沌中不断积蓄并最终迸发能量的时期。兆民说，这段时间是“文学的战国时期”，“译（原注：洋文）体有之，言文一致体有之，中古敬体有之，杂体亦有之。惟是等诸体各有长短。欲现庄重典雅之态，或述慷慨悲歌之状，汉文训读变体最觉适当；欲求婉曲详密、显明透彻，莫若翻译体或言文一致体；而发华焕彩则为中古敬体之长”，而最终则止于同欧美各国一样的“言文一致体”。[121]
兆民所谓“汉文训读变体”，与上述“欧洲文式”即“汉文训读体汉语词”与“欧洲文章直译体”相结合而成的新文体大致相当。该文体是“言文一致”体诞生前的准备阶段，但其骨架实为所谓“训读体”。不用说，训读体从属于汉文，或可称之为汉文的寄生体。但是，既然训读体后来成为日文“欧洲文式”的骨架，就意味着它已相对独立于其主体即汉文。后来其本身亦继续成熟，最终完全独立而融入言文一致体之中。其结果，原寄生主体汉文与日语的关系则渐行渐远，逐步失去其上位语言地位，最终沦为外语之一（文言）。
上文数次提及汉文的权威，此处让我们关注文体变革时期“汉文训读体”所享有的文化权威。伊藤整曾就明治中期的畅销书矢野龙溪著《经国美谈》这样说，传统“小说乃通俗作家这类不入知识分子流的匠人为娱乐妇孺而作”，但是，明治“政治性翻译小说或改编小说”作为“表现武士阶层志向的汉文类文学”，因其传述的是政治思想而被认为是“高级文学”。这种政治思想即东洋所无的西方近代思想。而且，“汉文训读体”的“文体之谨严，使政治小说有别于一般通俗作品”。“无论翻译、改编还是新创，决定其形式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即高级文学传述政治思想、属于汉文类”。该时期，“有良心、有学识的青年几乎全部是政治青年”，他们从此类政治小说中获取力量，而热衷于自由民权运动。[122]换言之，传播权利、义务、自由、自治、个人、独立等“近代”思想的欧洲文式，是依靠“汉文训读体汉语词汇”的支撑，才得以确保其品位的。
《民约译解》正是汉文在日本占据特殊地位的最后阶段问世的。较之训读体，人们对汉文抱有更高敬意。有人说，《民约译解》尽管用汉文译就，却极大影响了民权运动。[123]实则，正因其为汉译，所受评价才如此之高。亦即，就如何通过词汇丰富的优秀汉文来准确翻译欧洲语言形成的著作，《民约译解》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在日语及其文体发生重大转变时期是不多见的。
因此，连载该译作的《政理丛谈》一举闻名，兆民也被称作“东洋卢梭”。该尊称是以卢梭为前提的，同时也是对兆民卓越功绩的称颂。伊藤整评道，中江兆民的业绩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广，但其对知识阶层，尤其是该阶层领袖人物的思想方式影响至深，因此，较之福泽谕吉，兆民作为一位本源性的新型激进思想家而更受识者重视。[124]若非创制表达新概念的语汇、确立新文体以传播新思想，则不可能形成近代东亚文明圈。而兆民的《民约译解》正处于这场飓风的中心位置。
那么，执意用汉文进行翻译的兆民对清国及朝鲜读者是否有过影响？
在《东洋自由新闻》发刊时的《祝词》中，兆民揣测社长西园寺公望的办报意图是“欲亢张我日本国民自由之权，并延及东方各国”。[125]此言之气概，与幸德秋水所说“著学士之书，宜求读者于世界”[126]颇相符合。然而，如后所述，《民约译解》虽在大陆刊行过翻刻本，但没有迹象表明兆民本人曾欲将其推向海外。而小岛龙太郎说希望“借先生之笔以汉文译爱弥儿，将其输出清国，以化导四百余州之文明”时，“先生首肯，并书于石板曰，是Education之书也”。[127]此处虽作“首肯”，但实则兆民在用笔谈方式温和地拒绝。幸德秋水确曾记载，兆民说法语“失之冗漫”，《爱弥儿》若以汉文译之，将其“缩至三分之一，则成出色文章”。[128]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连教育著作也要用汉文来翻译。
明治前十年是亚洲主义者为寻求联合而十分活跃的时期。1880年2月成立的兴亚会的机关杂志《兴亚会报告》，从第12号（同年10月）起改用汉文编辑发行。其目的是，“鉴于欧洲以英语为‘通话’而获发展，为利用‘通话’即官话在亚洲谋求联合”，以“供亚洲各国人士广泛阅览之便”。[129]该会于1883年1月改组为亚细亚协会，但其机关杂志《亚细亚协会报告》在其后三年间基本上仍以汉文编刊。[130]其编辑之一冈本监辅（责任编辑，1884年9月～1885年6月）与兆民有过一些接触，[131]但未见实际合作之痕迹。1884年在上海设东洋学馆，翌年在釜山设善邻馆，兆民似皆曾参与筹划，但尚未发现其加入实际活动。兆民首先是一位学者，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