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我国东北的同时打造出伪满洲国，这是20世纪帝国主义最反动、腐朽、衰败时期，对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而建立的世界性傀儡国家典型。由于伪满洲国与东方法西斯日本紧紧地联结为一体，所以伪满洲国史研究，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的需要，更是中日历史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关键性重大课题。战争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沦陷区，打造了多个形体略异但却渗透互动的伪政权；伪满洲国历史自身也充分显示出，日本侵略者实行殖民统治、掠夺和奴役的种种政策、行径，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与严峻后果。伪满洲国是少数殖民者的“天堂”、“乐土”，却是数千万中国人民饱受涂炭的人间地狱。伪满洲国是日本军事统治殖民地这一历史本质规定性，永远不变，也不应改变。

显而易见，本书的主题，是原已做过的伪满洲国成立过程研究，旧题新做，无非是想在原有基础上尝试做点深层次探讨，以期取得一些新的认识。现在看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确非仅仅是溥仪及其他一伙汉奸，在日本人指使下走马上任的简单问题；历史上发生的这一幕，充满着血与火，是攻城略地、血腥杀伐的凶狂，与网罗汉奸、夺取主权的阴恶交织肆虐的世界史上罕见的恶行与丑剧，只是侵略者妄图用人为假象把它掩盖起来、包装起来而已。充分揭示恶行与丑剧及其导演者和出演者，可让鲜知历史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一方面认识侵略者和投降派背叛历史、侮辱民族的罪恶面目，另一方面可以看清，作为制度虽已过去，但传统思维仍有残留的帝国主义反动本质。

政策与策略对于打造伪满洲国也至关重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尽管很快放弃将“满蒙纳入日本版图”的计划，“军政”的模式也被否定和扬弃，而是决定打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但是，直到伪满洲国正式亮相前夕，日本军政中央做出的制造由中国分离独立出来的伪满洲国的决策，才由关东军板垣参谋捧回到沈阳。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几乎一直处于从分歧到统一的意向对立的政治旋涡之中，以致像关东军要“闹独立”这样的政治谣言，都不胫而走。中国人的历史着眼点，可能稍略有别于日本朋友，尤其对日方的政策分歧不一定十分关注，但如果多了解些其决策原委，可能对其最后决策的要害会有更本质的认识。上述板垣从东京捧回的日本军政中央关于打造伪满洲国的决定，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关东军坚持始终的主张。同中国汉奸投降派相比，伪满洲国的出笼面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日本侵略者，对它同样应该进行必要的研究与揭示。关于政治谋略，关东军为了在设定的时间表内，实现武装占领和伪国家打造，曾在北、南两侧同时呼应性地施展其不用兵或少用兵的谋略。北面的所谓“北满经略”，揭开其内幕，人们会把关注的焦点置于：关东军何以将早已经确定的谋略重点对象转换，即由张景惠转换为马占山？马占山又何以竟坠入敌伪营垒“虚与委蛇”40多天？现已明白，关东军最为顾忌的仍是苏联方面的干涉，不管是公然行使武力干涉，还是幕后插手指挥，均竭力设法排除；而且，关东军本来就存在兵力问题，它就更不能不考虑汉奸实力派能否控制局面的实力大小问题了。而马占山之对敌立场骤变，则主要是因为他从齐齐哈尔及哈尔滨先后失陷呈现出来的军情政局，严重感到势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夹攻之中，无法摆脱；至于他当时是否已经决意长期降敌从伪，看来不是。关于南面的谋略，即土肥原贤二奉派所从事的天津谋略，显然目标是搬掉绊脚石张学良在辽西走廊和华北的军政势力，可结果除将溥仪劫持出津外，其他包括造成华北大暴乱等阴谋，都因为其准备失误和中方的有力防范与反击而化为泡影。天津谋略的失败，预示了日军对锦州的孤注一掷，也注定了继之而来的日本对长城内外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攻势。所以，如果我们将伪满洲国面世过程，延展至日军进攻热河，跨越长城，逼近平津，逼签《塘沽协定》，抑或更延展至伪满洲国于1934年与日本一样实行“君主制”的话，必然还会面临许多课题需要探讨，也许还会发现已被掩埋了的关系伪满洲国的重要中日历史课题，不能回避。可是，本书力所不及，未能做到。

重要历史课题，是需要反复深入研究的，前提是史学研究有新进展，或者史料发掘有新发现。其实，本书课题的选定，首先就是史料原因。多年来，我们在大量史料编纂工作中，掌握到一批关于满铁参与打造伪满洲国的档案文献，包括满铁人员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时的原始记录，替伪满洲国起草的文书、通电原稿等罪证性史料。重要的当然还不是这些史料本身的性质，而是从史料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认识。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就曾直言不讳地公然声称，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满铁与关东军的“共同行动”。其根据，当然是满铁当时的实际行动，包括将近500平方公里的所谓铁路附属地作为关东军四面征战侵略的军事基地，对居住在附属地的近20万日本侨民进行总动员及军事化，等等，而记载着事变期间满铁伙同关东军所作所为的满铁《满洲事变记录》至今也大量存在。关于伪满洲国的打造，本书此次结论性地认为，满铁不是处于配角的地位。这种认识的形成，不单是源于上述罪证性史料，也参照了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首的满铁首脑层与关东军始终一致的立场与行动、满铁调查机关与调查队伍全部动员，以及各地满铁公所、事务所等无所取代的特别政治行动，等等。给满铁侵略行径做出政治定位，不是意在让它分担侵略罪责，而是试图克服中日历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重军政轻其他的片面化倾向。所谓“全方位、深层次”地研究问题，“方位”与“层次”，有时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鉴于史料的重要性，本书下部特设文献展示部分。除笔者搜集掌握的满铁史料外，还摘录了《日本外交文书》和日本《现代史资料》中发表的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并非新的发现，但作为重要的基本史料，过去中国史学界很少参考利用。中日历史研究，还是应该坚持交流、互动、联手研究的道路，以期取得研究工作的强化、深化和优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