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备队安装24厘米榴弹炮，贴出最后通牒式布告

1931年8月初，日本陆军中央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整，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姬路第十师团长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激进分子建川美次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转任作战部长。此前4月份新任陆军大臣的南次郎，8月3日在师团长会议上公然要求在“满蒙问题”上“各师团长要下定决心”。此时板垣也正在国内活动，并曾向法西斯团体偕行社骨干桥本欣五郎明确回答：“干！”而桥本相应表示“国内政变和资金”问题由自己负责。8月上旬板垣回到旅顺时，关东军正在利用中村事件推波助澜，他在东京时是否向本庄透露了9月下旬动武的计划，不得而知。不过，关东军少壮派确信：“一旦有事，他一定是可以信赖的人物。”^[27]本庄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是日军内有名的“中国通”，在此中日关系千钧一发之时，不会无动于衷。本庄是8月15日在东京与菱刈隆做好交接的，20日到达大连就任。在东京他不但出席了师团长会议，会见了中央军部首脑，而且与永田、冈村、重藤、小畑等激进派人物还进行了一系列特别会谈。到了旅大，本庄在征询石原等人关于作战的意见后，9月1日就向关东军的军官们声称，“本职充满期待”，“关东军的责任实在重大”。^[28]9月3日他与第二师团多门师团长、独立守备队森连司令官会谈。当时，这两支部队分布在关东州到满铁沿线，从9月7日起，本庄连续视察了大石桥、鞍山、连山关、奉天铁路沿线等地的兵力部署，9月18日晚刚刚回到旅顺，事变发生，他立即接受石原的建议，下达作战命令，请求朝鲜军支援，迅速将司令部转移至奉天。本庄思想上有充分准备，行动上毫无踌躇。

前面在说明1931年5月推出的《满蒙问题处理案》时，曾指出该“处理案”规定，当采取军事行动时，“达到将关东军集中到一地的程度就够了”。事实上，关东军在发动事变时，除了要求朝鲜军就近派兵支援外，并未要求国内增援部队。尽管在1931年6月中旬在参谋本部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五课长共同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中，规定有“军事行动所需兵力，作战部与关东军协商后拟定计划，交上级批准”^[29]。但是，关东军武装占领“满蒙”，不是预先经过陆军中央特别是统帅部批准的正常行动，因此，五课长决定只能是一纸空文。作为事变前的作战部署，除了板垣、石原等幕僚策划和本庄的视察兵力外，重要的行动主要是1931年7月即已进行的24厘米榴弹炮由日本秘密运到奉天，安装到独立守备队院内。早在1930年10月末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在奉天与板垣、石原讨论武装占领后的善后处理问题时，就提及国内可给关东军运送大口径炮之事，并暗示柳条沟可以作为行使武力的起点。而当关东军以“万案”和中村事件加紧备战时，两门大炮秘密运抵奉天进行安装^[30]，及至挑起武装行动前，已测好奉天的每一应测的目标，做好了实际射击的一切准备。从其后9月18日夜日军偷袭沈阳北大营的情形看，使中国官兵遭到惨重杀伤的，主要是守备队24厘米榴弹炮远距离的轰击，因为中国官兵突然反击，奋勇杀敌，日军不敢直驱挺进。

至于在奉天柳条沟采取武力行动向北大营进攻的计划，最初是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和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副官今田新太郎合谋的产物，之后又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参加。他们原来打算令右翼组织大雄峰会头目中野琥逸等人，在北大营附近的铁路上插上铁棍，颠覆列车，但因该法易被发觉而改成爆破。预定执行爆破任务的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原是河本大作任第十联队联队长时的部下。根据奉天特务机关最后敲定的方案，除第三中队执行爆破外，驻抚顺的第二中队和驻奉天的第四中队，都要火速赶到行动现场。业已接到密令的爆破手，是工兵中尉河本末守。

做好准备之后，9月10日，关东军以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中将森连的名义，贴出了向中国挑战的最后通牒式“布告”，内称：

我军原为保护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为本然之责……因此，而后若有加害于我铁道或犯我附属地者，皆必加以积极之打击。假令虽系附属地外蟠踞之匪贼，而探知其苟有犯我守备队应尽之责域，或又有挺进，痛剿不贷之举，盖因自卫迫于不得已之所为。^[31]

关东军马上就要“贼喊捉贼”开始行动了。为此，必须绝对具备的条件，即满铁总动员和驻朝日军越境支援问题，也已解决。前者，满铁上层中的亲军理事十河信二等人特别卖力；后者，是石原莞尔通过关系，使上任不久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慨然允诺。^[32]而在事变之际，在关东军、满铁、驻朝日军之间，最后秘密完成牵线任务的，是神秘人物河本大作。他先是替参谋本部重藤千秋给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潜送事变机密费5万元，归途又受板垣之托，先后跑到大连满铁本社和汉城朝鲜军司令部传达关东军要求：起事立刻行动。^[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