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世纪河南小说研究

20世纪末，中原作家群的崛起与文学陕军东征一道，共同构筑了当代文坛之盛事。进入新世纪，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中原作家成为河南文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一批青年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其创作风格和题材愈发趋于多样化。中原作家群不仅活跃在河南本土，而且辐射力投送到全国范围，形成一个域外中原写作的群体。至此，中原作家群以其健全的梯队、宏阔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影响力，为全国文坛所关注和认可。文学豫军在小说方面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由此奠定了河南作为小说大省的地位。这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其一是2009年在河南省文学院举办的“文学豫军签约新浪”仪式上，33位河南作家集体亮相，签约新浪读书；其二是2010年“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在郑州举行，以作协主席铁凝和作协创研部的众多批评家为代表，对河南小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

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河南小说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主题学、价值学、文化学层面，即对乡土性、现代性的发掘上，研究形式则以文本解读或作家作品专题研究为主。以何向阳、刘海燕、刘宏志、黄轶为代表的许多评论家对涌现出的新作品或河南小说界新人，给予了跟踪式的研究和解读。目前看来，涉及新世纪以来河南小说叙事模式的专项研究，则比较欠缺。2002年，河南本土著名评论家孙荪先生在《文学豫军论》（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中曾以很小的篇幅涉及河南小说的叙事模式问题，但篇幅太小，不足以弥补河南小说研究对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不足的缺憾。2006年，上海的新锐批评家李丹梦出版了学术专著《“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这本书基于乡土中国的叙事伦理，梳理文学豫军的整体文学创作，与叙事模式研究看上去相近，实则有很大距离。时至今日，河南小说的叙事模式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梳理。鉴于叙事学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勃兴，这种情况与河南作为小说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符。

河南小说作家群体在思维方法、写作方式、艺术处理等因素上的差异是巨大的，而叙事模式的不同则是外显的因素。中原文化历时悠久，无论是文化底蕴还是文学底蕴皆是丰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南小说的特性是当代中国小说的缩小版，新世纪河南小说叙事模式的几个转向，也是乡土性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纠结、缠绕的典型表现，具备出色的观照意义。

这里提及的叙事模式，并非指现代叙事学框架下叙述视角、叙述事件、结构功能的具体研究方法，而是指从作品题材、价值判断、审美趋向出发，指向作家作品叙事话语的生成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豫军的崛起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具体到河南小说创作群体，其创作风格各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其呈现在叙事模式因素上，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乡土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有李佩甫、老张斌、郑彦英等。其中，李佩甫树立的“神性写作”模式，传达出对绵延千年的乡土世界的敬畏；老张斌小说确立的抒情小说范式，则是借助记忆性书写，发掘乡土世界中爱与美的因素。二是启蒙叙事模式，这一模式既继承了五四小说的杰出传统，又紧跟时代的步伐，融汇西方和拉美的文学经验，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特性。这一叙事模式涉及的作家众多，既包括像田中禾这样的老作家，又包括像乔叶、邵丽、李洱、傅爱毛这样的中青一代的佼佼者。如果再放宽一些视野，域外的河南作家，如阎连科、周大新等，整体话语风格亦趋于启蒙叙事模式。他们的作品，整体上皆表达出现代性的欲求。固然，现代性在各个作家那里，理解各有差异，不过他们对古老乡土世界的审视和批判却是一致的。三是先锋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有墨白、行者。这种叙事模式，表现在文体上，包括跨文体融合、叙事形式、推进叙事进程的手段、叙述声音的多重性；在欲望主题的处理方面，改变了欲望撕裂、异化主体的单向度呈现模式，转向欲望与主体间多重图式的面貌呈现。他们的写作，注重内心自由与形式美学的契合，也为中原文坛的多元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四是信史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有二月河、程韬光、高有鹏。这类作品摆脱了对原生态历史的依附，不再把表现外在历史事件作为目标，而是侧重于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精神、文化人格和情感欲望。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程韬光的“大唐三部曲”，高有鹏的《清明上河图》皆是从严谨的史料出发，从细部入手，去除掉那些在历史因袭中形成的符号内容，准确还原人物生活经历的具体语境，并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以文学的想象力重构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