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陆关系的历史分析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陆权时代过渡到海权时代的。在陆权时代，影响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因素在大陆，局部地区出现海外贸易活动和海上争霸斗争，但总体而言海上活动从属于陆上活动。“人类文明在地缘政治领域从陆权时代进入海权时代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新大陆的发现引发的人类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的认识，二是欧洲各国大规模发展海军、海上力量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浪潮。”^[40]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人类社会逐步进入海权支配的阶段，历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等世界领导国家，全球权力格局呈现“海强陆弱”“海主陆从”的基本特点。

一 殖民主义时代

在分析殖民主义时代海陆关系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国家间关系运作规则和内在机理做一简略回顾。历史上殖民主义时期是伴随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步成型和发展而推展开的，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崩溃瓦解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确立。从沃勒斯坦的理论来看，它主要围绕着两大对立的范畴运作，一是阶级，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二是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表现为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竞争；推动这两方面运转的基本动力则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

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风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世界经济的重心在欧洲和北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西欧、美国、日本在科学、技术、军事、生产效率、管理能力等方面形成对亚、非、拉后进国家的压倒性优势，生产方式上的差距带来劳动分工的不同，亦决定了这一二元化世界在权势分配上的等级特征。第二，世界政治划分为殖民主义国家与被殖民国家和地区，二者之间由初步的试探接触到控制与反控制的长期斗争以及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争霸与反霸斗争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普遍现象。第三，海上权势是建立和维持霸权的重要基础。随着西方经过军事变革进入热兵器时代，尤其是蒸汽技术用于舰船建造，海军在殖民主义国家争抢势力范围所使用的军事工具中占据关键地位。从世界霸权长周期的历史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个时期的全球领导者，与其所具备的主导性海洋强国的身份息息相关。“到1800年左右，海权已经远远超过陆权的发展，提供了更强大的实力、更方便的运输、更多的资源、更灵活的机动性。”^[41]第四，技术创新和国家制度变革是建立和发展海权的关键要素。尽管海洋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影响到东西方国家对待海洋的态度，但技术创新能力和国家制度变革能力是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取得海上权势的关键因素，因为与传统依靠等级秩序和直接控制维持统治的帝国相比，“它们的领导地位基于的是海权、远距离贸易网络和经济及制度上的创新能力”^[42]。

殖民主义时代的海陆关系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风貌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一时期国际权势斗争的重要方面。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殖民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海权势力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陆权势力之间因力量兴衰形成的中心与外围关系，二是同为殖民主义国家的海权与陆权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形成的竞争与对抗关系。

就第一部分而言，其中一个典型即是中华帝国在外来势力冲击下逐渐衰落，在与日益兴起的西方海权的竞争中最终落败。这一阶段肇始于16世纪初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阶段，包括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东渡占据中国澳门，17世纪荷兰海权扩张侵占中国澎湖和台湾，至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通过强加不平等条约体系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形势随着西方海权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掀起全球殖民地瓜分狂潮而趋于严峻，远东殖民体系进一步牢固，中国传统陆权维系的基础和发展的环境愈加恶劣。进入20世纪初，中国陆权的羸弱局面依旧，国家边疆领土危机继续恶化，终以日本为扩张海权于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为最高点，全面战争最终成为决定全球海陆关系的关键要素。从以上简要说明可见，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西方海权国家凭借制度和技术优势逐步走向振兴，中国陆权因制度僵化、技术落后而走向衰败成为这一时期的大背景，这其中所蕴藏的重大矛盾构成殖民主义时代东西方海权与陆权关系的基本内容。

就第二部分而言，其根本矛盾来自奉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的海权和陆权国家之间的争霸斗争。颇具代表性的有19世纪英国作为非欧陆的海权国家与法国、俄国、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长期激烈缠斗，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英国两个海权国家在欧洲大陆联手消除传统陆权大国德国的称霸野心。若从对现代国际体系的影响程度和范围看，居于体系中心位置的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关系演变对一个历史时期国际政治风貌的意义更大，因为它不仅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结构（表现为主要国际权势的基本分布状况和重大调整变化），而且塑造了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规范和价值取向（表现为调整、约束国际体系组成单元互相间关系的一些规则或习惯）。另外，体系中心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相互关系的调整将会直接影响到体系边缘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走向，这一情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综合来看，殖民主义时代的海陆关系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海权与陆权合纵连横的范围逐步从地区性向全球性扩展。在军事技术进步和资本利润的刺激下，西方国家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掀起第二次殖民扩张的浪潮。根据英国著名殖民主义史专家费尔德豪斯（D.K.Fieldhouse）的研究，到1878年时，殖民地面积已达世界土地面积的67%；1882年以后，殖民扩张更演变成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与再瓜分；到20世纪30年代末，完全没有遭受殖民统治的非欧洲国家已经寥寥无几^[43]。殖民范围的扩大拓展了西方殖民国家相互竞逐的地缘舞台，逐步由区域性走向全球性。

第二，争夺贸易权利和优势是海权与陆权关系诸面向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整个殖民主义时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因而在现代化和资本的促使下，不论是在早期工商业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阶段，发展商业、促进贸易、聚敛财富均是欧美国家一贯坚守的对外政策目标。一方面，它表现为西方海权国家在与远东国家和地区初始接触时通常以通商贸易为主要诉求，并在将非西方国家逐步纳入其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资源掠夺和贸易剥削仍然是二者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经久主题；另一方面，它表现在同样位于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海权与陆权国家之间围绕贸易利益而展开的持久摩擦、纠纷乃至冲突对抗上。

第三，战争工具的频繁使用是殖民主义国家达成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16世纪以来，海权与陆权关系的演化可以从军事技术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中略窥一二。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西方海权国家技术、经济和军事力量仍较有限，所形成的对东方陆权国家的优势并不足以保证其拥有绝对和任意行使的控制权力，这在西方强权早期东侵时仅能占领和控制中华帝国一些沿海岛屿和周边小国即有体现。然而，工业革命完全改变了这种形势，工业资本在创新性技术和高生产率的支撑下，比殖民主义早期的商业资本有着更加强烈的扩张属性和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及军事力量。西方海权势力第一次建立起对抗东方帝国的压倒性优势，这一结果表现在19世纪西方列强于南亚次大陆建立殖民地以及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存在于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也是核心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系列围绕权势争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战争。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主要大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凸显，导致国际权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持续高度紧张。“寻求并抢先控制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军事意义的海陆据点、运输通道、物资产地和缓冲地带，就被普遍地奉为近乎至高的国策。”^[44]

第四，国际制度的缺位使海陆关系缺乏外部规范的制约。在殖民主义时代，民族国家替代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成为带有无政府状态特征的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权力观超过格老秀斯所代表的以伦理和法则规范国家权利与义务的自然法国际关系思想，寻求、维持和扩大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这一时期创设国际制度的集大成者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但其提出重新规范一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以及由此建立的国际联盟并未对此后的国际权势斗争做出有效的限制和规范。

二 冷战时代

进入20世纪，国际格局在主要权势实力消长和矛盾交织中拉开了剧烈重组的序幕。一战重挫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二战进一步加速了全球非殖民化进程，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亚非拉国家纷纷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以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始得以真正确立。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的海陆关系通过东西方两大阵营构成的两极对立结构表现出来，持续贯穿整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

“海权与陆权的对立构成了20世纪地缘政治学宏观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45]在探究冷战时代的海陆关系之前，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宏观背景进行简要说明。从国际权势力量中心的变化看，二战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和震撼效应冲击了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终结了几百年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观念。欧洲转而成为外部大国权力角逐的场所，“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这一历史趋势由此得到了极有力的加速推进”^[46]。战后，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虽远离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但彻底摒弃了长久以来主导其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传统，接受新的“全球主义”思维，确立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优势，并在建立庞大的联盟体系中充当领导者以扩展全球性霸权。另一个崛起的侧翼大国是横跨欧亚大陆、占据麦金德所谓“心脏地带”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德、日、意战败，英、法两国被严重削弱，以及欧亚大陆诸多国家陷入战争引发的内部剧烈动荡的形势下，苏联赢得了史上难得的优越地缘政治环境，不仅在欧亚大陆位居头号权势大国，而且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包裹着“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带”乃至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很显然，战后国际权势力量对比呈现出美苏两极格局，它们在地缘意义上各自代表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权与陆权。“两极结构加上欧洲国家的虚弱，造就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并将美国和苏联拖入其中”^[47]。“美苏争霸标志着欧美‘双重心’的国际体系最终形成，也标志着历史上的海陆对抗进入新的阶段。”^[48]从全球国际体系的构成看，除美苏两极外，非殖民化和民族独立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新的主权国家，它们登上国际舞台，并随其实力增长和国际权势结构向多元化方向演进而在地缘竞技场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点在冷战中后期表现得至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国际社会日益呈现出多中心的发展态势，这一主要权势力量的变化对冷战后期的海陆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核战争时代的来临，给海权和陆权国家维持领导者地位带来了更多挑战，对双方关系的表现形态也有重要影响。

“陆权和海权的两分始终是两极理论的中心部分”^[49]。概括而言，冷战时代的海陆关系主要表现为美苏争霸，中国作为位居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陆权国家在两极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这一时期主要的海陆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总体上，冷战时代海陆关系呈现以下基本特点。

首先，尽管军备竞赛继续是国家增强权势的重要途径，但军事上全面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运用受到限制。这一方面是工业革命推动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核战争时代，相互毁灭能力对发动全面性战争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核恐怖平衡”与核威慑的出现促使人类重新接受有限战争的观念。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均被大国限制在某种范围内而未无限扩大升级。“在冷战期间，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超级大国更多地借助威慑来促使对手放弃某种行为，而不是在敌手发动进攻之后，通过防御来加以抵制。”^[50]另一方面是制度在限制国家谋求权势和大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和地位明显上升。20世纪人类社会对战争的认知与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显著差异，与先前战争合法性前提是由主权国家发动不同，在国际暴力问题上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进行了区分。早在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从自由主义的原则出发给世界和平开出药方，主张用国际制度和法律来替代传统均势政策以限制主权国家之间的武力使用，即建立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一种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体系。国际联盟因其缺乏实施盟约的有力保障而未能阻止二战的爆发，但开了在国际社会建立超国家机制以限制国家权势斗争的先河。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非战公约》）进一步宣布缔约国家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机制比松散的国联显得更有能力调节国家间的关系，也确实将相当一部分大国斗争纳入了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范畴，在明确侵略战争是不正义战争的同时，指明了反对侵略的自卫战争和惩罚侵略国家的集体武力行为的正义属性。二战以后，制度成为海权与陆权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的工具。美国为巩固其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在致力于保持绝对军事领先优势的同时，重视创建由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为其霸权服务。同样，苏联在其势力范围的东方阵营中设置了服务其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制度。此外，二战结束后海权与陆权分属不同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影响扩大，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共同构成世界经济的整体面貌。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后期，经济竞争成为海陆关系的重要方面。因而，与殖民主义时代不同的是，冷战时代的海陆关系虽出现地区性冲突和战争，但并未爆发大规模、重新界定全球秩序的全面战争。

其次，海陆关系呈现高强度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历史上，海陆关系中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的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之争。观察美国海权与世界的关系，美国曾在历史上与沙俄、英国、日本等竞争对手展开激烈较量，但在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并未像二战以后美苏冷战那样深刻和突出。冷战时期的海陆关系蒙上了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在体系层次上，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结构表现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价值系统的竞争对立，二者各执一端，并形成各自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国家层面，美、苏在国家与个人关系、政治和财产制度、信仰与价值等的认知方面存在鸿沟，并形成互斥和排挤效应。美国将共产主义视作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制度的头号威胁，而苏联为维护国家安全向周边国家输出其制度模式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部部长莱曼继承马汉的海权思想，为巩固美国的“海上优势”提出重建海洋战略的方针，即是对苏联扩充海军的直接反制。在个人层面，美、苏两国领导人在政治信仰和归属、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判断方面亦有明显区别。上述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尖锐对立在两极对抗的作用下不断升级，并同样反作用于国际政治实践，成为影响美苏大国权力角逐的重要思想因素。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绝对划分直接影响中国与美苏两强的关系走向，对冷战期间台湾问题的发展亦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最后，“边缘地带”呈现分化态势。美苏冷战的范围和烈度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欧洲、西亚、朝鲜半岛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以及中东、非洲和拉美，全球性特征愈益突出，或者说冷战对抗的全球扩散。在冷战作用下，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出现了明显分化，东欧国家和新中国被纳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法国、西德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组织和资本主义集团。正如美国在198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上次大战以及其后的40年中，我们的战略一直建立在与那些同我们有共同目标的国家的伙伴关系上”^[51]。观察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或“军事援助协定”，建立起其绝对控制并担当领导者的军事联盟体系。1954年9月，美国拉拢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并于次年成立“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织”，以“自助和互助”的方式抵抗其所宣称的“共产党侵略”。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指出：“美国的战略本来是要在亚太沿岸地区创立一个地缘政治区域，以作为海洋辖区的一部分，并且扶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遏制中国、保护日本。”^[52]总体上，“边缘地带”的分化并各自与美苏两大权势缔结同盟，极大地推动了冷战的升级，导致全球范围的海权与陆权对抗程度进一步提高。

三 后冷战时代

随着苏联作为一个陆权大国的解体，冷战正式宣告终结，世界领导者出现新的调整，由美苏两极格局走向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结构。正如有学者说的：“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安全乃至霸权与欧亚大陆主要区域均势间的联系已经变得密不可分。”^[53]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海陆关系的基本判断仍然延续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奉行的是与冷战期间相同的“以海制陆”战略。其核心在于，美国在地理上是超脱于欧亚大陆的海权强国，但在战略上要保持必要的“介入”，以防止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出现能够挑战美国海权的独立中心力量。因为按照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包裹着“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带”具备双重战略属性，是历史上海权主导国的真正威胁。“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造成国际政治结构的巨变，实际则凸显了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二元论对理解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意义。”^[54]在东亚，美国战略应对目标实际上指向作为一个陆权国家快速崛起的中国，美中之间的海陆关系替代美苏关系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竞合的重要内容。

与冷战时期相比，海陆关系在后冷战时代面对新的世界图景。第一，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主要国家的权势消长带来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科学技术进步是地缘政治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内在驱动力。”^[55]“20世纪世界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巨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受到多种武器类和非武器类新技术的影响。”^[56]二战后发端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飞跃，它推动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步迈向信息社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管理及运行方式。冷战结束后，科技革命朝纵深领域进一步拓展，以高科技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导致资本、科技、人才对增加国家权势的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国家权势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科技能力和生产力的竞争，尤其表现为先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掌握了先机，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后来学习者的身份实施追赶战略，但知识竞争的开放性和技术扩散的必然性使得全球科技竞争的态势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将最终影响到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调整。

第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后冷战时代，尽管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属性并未改变，但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交往和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不仅表现在国家间在处理全球性事务上的政治协调上，而且反映在跨越国家传统界限的越来越丰富的非政治性交往上，包括经济整合、社会互动及民间情感交流等。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仍是国际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它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继续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内容。但也要看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在迅猛增长，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并越来越影响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三，国际权势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动和调整。冷战结束后，总体上国际格局维持了“一超多强”的态势，美国位居国际体系的权力中心，在权势力量、国际制度、价值观念上占据优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实现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然而，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技术扩散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弊端的暴露（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为典型），都在逐步削弱美国在力量、制度和观念上的绝对优势。进入21世纪，国际战略学界思考和评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国际体系在逐步朝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向发展。其中的一个主要态势就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开始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依靠独特的发展模式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保持较快发展势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权力的增加带动其整体国际地位明显提升。目前这一态势还在曲折中发展，并将对国际权势结构产生历史性影响。

第四，主要国家权势之间互动规则的变化。“技术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它改变了国家间战争和政治的形式。”^[57]分析权力构成因素，军事力量仍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战争作为国家利益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迅趋衰减”^[58]。与此相对的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在国家经济和生产结构中的重要性愈益突出，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与合作将民族国家纳入日益密切的世界经济网络之中，经济权力在国家权力构成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而且它在国家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影响主要国家权势间互动规则变化的另一个事实是，单个国家难以应付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峻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国参与和合作，因而大大强化了国家间协调与国际制度和机制的价值。简要而言，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的影响显著提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数量迅速增多，产生效用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还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合作与整合。

后冷战时代的海陆关系仍保持对立统一的基本结构，但又呈现出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特征。其一，海陆关系的主体由美苏转变为美中。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两极秩序的瓦解，从地缘意义上看，美国阶段性地消除了地处“心脏地带”的陆权强国对其全球性海权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继承苏联政经遗产，凭借地理疆域和自然资源优势保持政治大国地位，但经济体制的虚弱、社会秩序的动荡、对西方“一边倒”战略运用的失误，都直接削弱了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对外战略的影响力。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挤压，俄罗斯通过精英领导重新恢复国家自主性，然其要想全面恢复传统陆权的全球影响力仍需要克服诸多障碍。相较于“心脏地带”传统陆权的相对衰落，位于“边缘地带”的中国结合自身国情发展了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并实现快速崛起，逐步成为有潜力在东亚甚或全球范围因应美国海上霸权的新兴陆权强国。这一态势在21世纪初美国战略失误及西方社会内在危机爆发的作用下显得更加清晰。

其二，海陆关系的性质出现新趋向。冷战时代海陆关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色彩，对立性远大于统一性，实际上已倾向于某种意义上的“霍布斯状态”，反映的是一种零和关系。后冷战时代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海陆关系的基本性质产生直接影响，即统一性在上升，对立性在下降，“洛克状态”的特征更加突出。可以说，国家间经久存在的“安全困境”导致海陆对立的基本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但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需求与合作的动能不断增长，主要表现为竞合态势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发展呈现出多元面向。

其三，海权与陆权的划分界限不再明显。殖民主义时代早期，海陆划分的界限较为明显，海权国家本身领土规模有限，重点专注于控制海上航道和据点以攫取商业和经济利益，发展自身陆上力量在政策目标序列上排在其次，同样陆权国家重在拓展陆地疆域，在发展海上力量方面缺乏政策明确性和连续性。19世纪以后，海权国家加强了陆上力量的发展，陆权国家亦将拓展海上势力作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海权与陆权的界限开始不再那么鲜明。进入后冷战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网络的扩展、国家权力构成的复杂化及国家利益的多层化，进一步消释了海权与陆权的传统界限。正如乔治·莫德尔斯基所归纳的世界领导者所需要件，包括“有利的地理条件，有凝聚力、开放且具有联合能力的社会，领先的经济，以及具备政治和战略能力的全球投射组织”^[59]。在全球化潮流中，要维持或追求世界领导者地位，海权与陆权的发展不可偏废。因而，后冷战时代不仅海权国家重视发展自身陆上力量，陆权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和利用海洋，不断推进海洋力量建设。

从总体上看，后冷战时代海陆关系的发展综合吸收了全球化、信息革命、国际制度与规范等一些新的变量因素，其权力主体、互动规则和运行方式出现了一定调整，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