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军事工程中的战俘劳工
一 日苏关系与日军筑城工程
1.对苏战备
日本一直把苏联当作假想敌。侵华犯苏两者不可取代。苏联十月革命时，日军出兵西伯利亚，1919年关东军成立后，日本军部的历次对苏战争设想，都是铁的事实。“九一八”事变期间和随后的进犯热河时期，关东军的对苏战略都是防守，唯恐苏联出兵干涉，在军事侵略行动中，竭力避免刺激苏联和引起纠纷。但是，当日本得知苏联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之后，就拒绝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制造事端，还拖延日苏关于买卖中东铁路的谈判，致使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特别是，1934年10月29日，日本通知美国政府，废除华盛顿会议海军军备条约之后[1]，国际法西斯在重整军兵之初，就把苏联视为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1936年11月25日《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即一般所说的“防共协定”的签订，更加剧了日苏紧张关系。然而，中国这块肥肉更具吸引力，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在进攻苏联之前，先给中国一击，造成更加广阔的后方，然后再调头北进。因此，尽管1937年6月30日在黑龙江边境上发生了干岔子岛事件，却没有影响日本于一周后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当时东北的苏联与中国边境，是由1689年清俄《尼布楚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定的。其中特别是兴凯湖到图们江一带，和在苏联影响下的与外蒙接壤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关东军和参谋本部都确定了于己有利的边境线。因此，边境冲突不断。1935年发生了关东军大批骑兵出动的“哈拉哈庙事件”，1936年发生了由空军和机械化兵参战的“奥拉浩托卡事件”，1937年则发生了“干岔子岛事件”。
干岔子岛是黑龙江中的小岛，位于瑷珲东南，黑龙江上游，在其上面还有个金阿穆河岛，这两个岛屿，日伪与苏联之间素有归属之争。同年2月曾有日本人和伪满人登上这两个岛屿，苏联多次向伪满提出抗议。1937年6月19日，有苏联警备队登上这两个岛屿。日本参谋本部遂下令“采取适当措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亦于6月24日命令驻北满之第1师团进入战备状态。然而，6月29日参谋本部忽又取消动武方针。但在7月1日，冲突重趋激化，互相进行炮击，但未导致更大的冲突。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对这样一处偏远的小岛不值得倾注国力，于是采取不扩大方针，决定委托外交方面谈判解决，令关东军停止反击。“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积极支持，贷款1亿元，派遣顾问及技师人员等。结果日苏关系紧张加剧，纠纷日繁。日本参谋本部还判断：苏联为牵制侵华战争的兵力，很可能采取某种行动。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力推进其对中国内陆的大规模入侵，加倍警戒苏联边境的动向，甚至不惜行使武力击溃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日本军部认为，干岔子岛冲突发生后，苏联的撤退，是日军击沉其1艘炮艇的结果。因而诉诸武力对待边境纠纷的叫嚣，甚为猖獗。
一年后，1938年7月，在苏联的西伯利亚与东满、朝鲜接壤的地方，日苏两国终于发生了军事冲突。张鼓峰是海拔149米的秃山，位于珲春县图们江上游20多公里的东岸，除满鲜铁路由其旁边通过外，这里并没有什么价值。此外，邻近还有略低于张鼓峰的沙草峰。那里，当时既与苏联接壤，又靠近朝鲜。但关于张鼓峰的归属，苏联与日伪之间一直存在争议。珲春县虽地处伪满境内，日本陆军当局却命令驻守朝鲜的第19师团担任警卫，可是第19师团并未在那里配置哨位。7月11日，有情报称，约有40名苏联士兵在张鼓峰顶构筑工事。7月15日，日本便通过外交途径，照会苏联要求其从张鼓峰撤军，但遭拒绝。关东军当即要求行使武力。日本大本营也认为，按张鼓峰的地形，很少可能酿成全面战争，故可借此对苏军进行武力侦察。于是，拟订了不使用飞机和坦克的有限兵力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驻朝鲜的第19师团执行。但是，计划未获最后批准，而业已开始行动的第19师团，接到的却是撤回的命令。当时，日军在对华战场上，正在进行着全力以赴的对武汉作战，日本大本营收回成命，停止犯苏，大约也是唯恐事态扩大，侵害侵华战争全局。然而，由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出身的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却以苏联士兵仍在沙草峰构筑工事为词，作为“独立判断”的行动，向其所统率的佐藤联队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7月29日，日军两个大队分别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日军以为胜券在握。不料此时苏军在远东编成的第39军于8月6日投入两个机械化师的兵力进行反攻，日军的伤亡每天超过200人。连续数日，日军宣称其为“专守防卫”，采取固守阵地战术，遭受苏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一时间，大本营意见对立，无以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但苏军处于进攻态度，因苏方做出让步，10日签订停战协议，13日日军全部撤回图们江。据统计，第19师团死伤近1500人，处于第一线的第75联队死伤过半。[2]
2.从诺门坎战役到关特演前后
张鼓峰事件后，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值此时期，接管了张鼓峰一带的关东军，一部分人主张，如有机会须把苏军赶到日本认定的国境以外，一旦发生边境纠纷，在局部范围内给苏军以打击。
诺门坎位于海拉尔以南200余公里，亦即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古郎一线至哈拉哈河地区。在那里，围绕哈拉哈河为边界线的问题，日伪与外蒙之间素有争议。并且，在包括诺门坎地区在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边境线上，局部性的边境冲突屡有发生，但都未酿成大的战争。诺门坎战役的发生，与张鼓峰事件后关东军的反苏政策有直接关系。1939年4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向全军下达了火药味极强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表现出了对边界冲突的强硬态度。要纲根本精神是：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万一被犯，不失时机进行膺惩。为此而暂时进入苏联也是不得已的。国境不明地区，防卫司令官将自主之国境线明示给第一线部队。国境守备第一线部队积极活动，结果引起事态的收拾处理，是上级司令部的任务。[3]
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欧洲局势紧张恶化，《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势将废除，关东军的此举不啻为发动新的攻击的动员令。
就在这种形势下，司令部设在海拉尔的关东军第23师团长小松原太郎中将，一面传达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定，一面根据所谓外蒙军数百人越过哈拉哈河的情报，命令东八百藏中佐率骑兵联队出击了。这是1939年5月13日之事，5月17日该部队主力撤回后，又说有外蒙军进入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师团长便又增派由步、炮1000余人组成的支队，会同原先派出的东支队，进击外蒙军。不料，就在渡江点的战斗中，东支队骑兵几乎全军覆灭，此即所谓的第一次诺门坎战役。本来，关东军以失败告终，而小松原师团长却向关东军谎报军情称，空战绝对有利，在日军无损失情况下，击落苏军飞机59架。
关东军根据小松原师团长的申请，决定除派第23师团的主力外，还增派安冈正直中将指挥的支队。即总计以步兵13个大队、反坦克炮12门、坦克70辆、汽车400辆、飞机180架，共15000人的兵力，投入反攻。1939年7月1日反攻开始。行动前，关东军用130多架飞机轰炸了苏军塔木斯克空军基地，使数以百计的苏军飞机被毁。关东军妄图掌握制空权。7月2日，第23师团和安冈支队，确已渡到左岸并沿河南下，但是主力遭到苏军排山倒海般的坦克进攻，日军冒死投掷汽油瓶，无济于事，7月3日晚不得不退回右岸，7月5日，更加裹足不前。7月13日起关东军增加重炮部队。7月16日富拉尔基江桥被炸，关东军深感震惊。
关东军并未增加部队，只将前线部队改编为第6军，由荻洲立兵中将任司令官，准备与苏军进行持久战。但苏军第一、第二战线，全都增加了兵力，而日军并未侦察清楚。8月20日，苏军在强大炮兵掩护下开始猛攻，包围了日军，第23师团和第7师团的森田旅团虽曾还击，但在苏军强烈轰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关东军孤注一掷，把所辖属的第7、第2、第4、第8师团，全部编入第6军，与苏军决战。但是，在诺门坎战场上，双方对抗的不只是“武士道”，还有装备和技术。8月末，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悻然停战谋和。关东军给日本陆军造成了创伤。关东军投入56000余人，死伤高达17700余人（战死8440人，负伤8766人），尤其第23师团伤亡率高达73%。[4]因此，战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全被打入预备役，以安军心。诺门坎战役给日本军事史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
正当1939年8月末日参谋本部决定停战求和的时候，1939年9月1日德国进军波兰。前此一周即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此后3天即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在远东的中国战场上，以武汉战役为契机，转入长期化，对汪精卫的谋略工作也处于微妙阶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促使日方立即停止日苏冲突。苏联也有两面作战的顾虑，故在打击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上，始终保持一定的克制，未因追击而更多地突破边界。苏联为便于应付瞬息万变的欧洲复杂形势，而响应了日方的停战要求。由于世界大战业已爆发，尽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也不能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进行防御，只因有条约存在，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但对极端猖狂、妄图以闪电战术迅速侵夺全部欧洲的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进军，苏联是片刻难安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40年7月18日，日苏就诺门坎战役而激化了的边境纠纷达成协议，那段边境基本上是按苏方的主张划定的。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益侵害了美英在华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美英方面不能不从对日的两面政策转向抵制、封锁，以致最后全力支持中国。而德国在西欧，正肆无忌惮地进行横扫，到1940年6月，不但占领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而且夺得了法国巴黎。对此，4年前即与希特勒德国签订“防共协定”的日本，不能不着急眼红，而加快“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步伐。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同盟条约”签订，从而正式建立了国际法西斯集团。不过，欲从亚洲排除美英势力，至少还必须调整同苏联的关系，暂解后顾之忧。苏联为了回应西欧的局势，警惕德国进犯，自然也愿意响应日本之要求。于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签订了“中立条约”。
然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同苏联签约，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一旦时机到来，必定背信弃义。果然，日苏签约两个月之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妄图以闪电战术，席卷苏联，攻下莫斯科。就在此时，日本法西斯野心发作，妄图趁火打劫，撕毁条约，呼应德军，夹攻苏联，置苏联于死地。1941年7月2日，苏德战争爆发仅仅10天，日本政府就推出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对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在德苏交战的进程对帝国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5]
根据御前会议做出的这一国策，日本陆军立即于7月7日和7月16日，分两次下达了动员令，积极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之名的军事侵略行动。“七七”事变前，关东军已保持在拥有三四个师团和若干独立守备队的水平；“七七”事变后，日本大本营又两次强化关东军。一次是准备进攻武汉期间，日军兵力进行了大调整，加强对苏战备，即1938年六七月间，除新编的第23师团及第104师团编入关东军外，新编以第1师团为基干的第4军，第2师团则编入“七七”事变后不久的新编第3军，到1938年7月，关东军已拥有两个军（第3、第4）、8个师团（第1、第2、第3、第7、第8、第12、第23、第104）、第1混成旅团，以及独立守备队。第二次强化关东军是诺门坎战役前夕，1939年5月19日，编成以土肥原贤二为司令官的第5军，1939年8月4日，成立第6军，并从华中调入9个高射炮中队，并将新编第24师团编入关东军。
关东军的第三次大膨胀，是这次以关特演为名的扩大，也是“陆军创立以来最大一次兵力动员与集中”。实际上，日本陆军这次大调动，参谋本部早在1941年6月26日即开始策划。他们估计，到8月上中旬，由于苏德战争，苏军西调，远东苏军地面部队可望减少一半，空军及其他军直部队亦可能减少三分之一。这样，苏德战争前所估计的苏联远东兵力，其30个狙击师将减至15个，数以千计的坦克与飞机也将锐减。日本军部还认为，苏军远东军战斗力水平，只相当于日军75%，因而动员20个师团，即可保持对苏军的两倍优势。军部的如意算盘是：8月末打响，10月中旬结束战争。当时，关东军计划以其拥有的12个师团和两个飞行集团为骨干，编成四个军和一个航空兵团，并把师团编制扩大到战时最大限度。此外，驻朝鲜的两个师团，日本国内的第51、第57师团等和多达200个直属部队，都编入关东军。还计划从华北、华中调入若干师团。于是，关东军顿时膨胀到70万人，军马14万匹。这不是计划，而是行动。7月23日即开始集中运输，当时每天计划通过朝鲜的人马，最多时达1万名士兵3500匹战马。
正当关特演紧锣密鼓大规模进行之际，日军发现，苏军并未如所预料那样大规模西调。在这种形势下，日军如果一味增兵备战，恐将引火烧身。于是，日本军部决策者之间，特别是陆军与海军的北进与南进之争，重又激化。最终还是日本陆军方面妥协，放弃对苏莽撞挑战性主张，经天皇批准，通过《帝国陆军作战要纲》，这就是：
一、在满洲和朝鲜以16个师团，对苏联实行严重警戒；
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
三、对南方以11月末为目标，完成对英美的战备。[6]
3.关东军对苏备战的重点地区
关东军的对苏战争计划未果，不得不回归南进路线。接着，南进便成为事实，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军袭击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但是，关东军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改变，它通过关特演而膨胀起来的架式依然维持。关东军“适应形势变化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做到不误开战”。[7]因此，1942年，关东军害怕苏联从背后袭来，并未削减部队，采取了“大体维持现状，加强防卫，尽量避免发生战争”的方针。而且，1942年7月，关东军还强化了战备体制，在牡丹江设立第1方面军，在齐齐哈尔设立第三方面军，在四平设立装甲军，在延吉设立第1军，并任命山下奉文和阿南惟几分别为第1、第3方面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部也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
关东军为避免两面作战，不刺激苏联，但却对苏联积极备战。“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实行战争经济和对苏作战，在伪满洲国积极实行产业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百万户移民计划等所谓“三大国策”。其中，北边振兴计划的备战性质尤其明显。
北边振兴计划，是在诺门坎战役爆发后，1939年5月18日由伪满洲国政府发表的，这是一个综合性战备计划，战争和计划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计划从1939年起以3年为期，总预算为10亿元，伪满政府2亿元，特殊会社2亿元，满铁6亿元。在沿边境的8个省——伪间岛、三江、牡丹江、东安、龙江、黑河、北安、兴安北省，与修建军事工程相配套，扩大铁路交通，引入日本移民，实现边境的“日本化”，构成牢固带状地区。北边振兴计划表面上是伪满国务院推出的，实际是1938年1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要求事项》的公开化。“要求事项”是要求伪满政府偕同其他方面完成的部分，关于军事工程和设施，由关东军亲自实施和进行。关东军也毫不隐讳：“关于国境建设，是考虑日本在满军队的增强、对苏作战的各种准备，以及其他军事要求，以在满各机构积极协助为原则。”[8]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扩大并长期化了，以1941年为目标的对苏战备，关东军是急不可耐的，所以决定采取重点主义，三年内完成。关东军在“要求事项”中明确划定的备战重点地区是：
（一）甲方面
（1）牡丹江省，特别是牡丹江市及虎林、密山、东宁、穆稜各县；
（2）黑河省，特别是黑河市及瑷珲、呼玛、孙吴、逊河、奇克各县。
（二）乙方面
（1）间岛省，特别是珲春县；
（2）兴安北省，特别是海拉尔地区。
（三）丙方面
三江省，特别是加木斯市及富锦、宝清、饶河各县。[9]
这些重点地区自当是推行北边振兴计划的主要对象。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以“文治机构”对“北边地区”进行“军政统治”。1939年4月18日，伪满洲国为此而决定在东满和北满设立的东安省和北安省，6月1日正式实行。对此，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岸信介曾称：“为使满苏国境的国防建设顺应军事上的诸项要求”，“新建省必然要在其运营上能反映出国防的要求”。[10]所以，包括新建省在内的北边8省机关都是北边振兴计划的执行者。
关东军的对苏战备重点地区的划定，说明关东军军部对接近苏联地区的再认识，认识有了新发展。特别是把以牡丹江市为中心的虎林、密山、东宁、穆稜各县，和以黑河为中心的瑷珲、呼玛、孙吴、逊河、奇克各县，划为甲方面，应该特别关注。当然东从间岛的珲春、西至兴安北省的海拉尔，以及东北的佳木斯为中心的富锦、宝清、饶河等县，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地方，都有许许多多重要塞工程在建设，奴役着中国劳工，也奴役着战俘劳工。
东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与苏联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都很近。1934年5月12日关东军就下达了“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在那里实施“筑城工程”。特别在胜哄山、勋山、庙沟、北天山、大石砬子等地都修筑了坚固的地下要塞和地面永久工事。第一国境守备队和若干师团都在这里驻过。除少数关键部位是日军工程部队亲自所为外，其余都是奴役中国劳工包括特殊工人进行的，直到日本战败尚未完成。
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虎林镇周边完达山余脉丘陵中，正面宽12公里，纵深6公里，由猛虎山、虎北山、虎东山、虎西山和虎啸山五个阵地群构成，把地下与地上军事工程与设施，联成整体，距乌苏里江约2000米，地下以猛虎山为中心，由隧道与东、西猛虎山地下要塞相通。为防御敌方飞机和大口径重火炮的攻击，所有地下工事均向山体底部挖掘，均浇灌水泥混凝土，重要部位厚达3米。1939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部分工程一直延续到1945年。七七事变后，有特殊工人参加修筑。从1939年起设立有第四国境守备队，1941年以后兵力增加到一个师团。
黑河是黑龙江省边境口岸城市，与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申斯克（海兰泡）隔江相望。其附近的瑷珲，是控制着出入黑河所有交通要道的核心，规模仅次于虎头、东宁和海拉尔要塞，在东北17处要塞中处于第4位。黑河要塞位于黑河市区西南高地，距黑河市直线距离仅2～3公里，目的是一旦对苏开战便把炮火打到对岸苏联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封锁苏联内河结亚河口。法别拉要塞是黑河北部正面国境阵地最北翼的阵地，日军在南山（东黑山）和西山（西龙山）修筑了永久阵地和达拉音山野战阵地。这样，日军第6国境守备队守备瑷珲，第7国境守备队守备黑河，黑龙江上游的法别拉由第13国境守备队守备。三处国境要塞属于攻守兼备的阵地。
海拉尔是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中心城市，控制着满洲里铁路口岸，战略地位重要。日军从1934年起，即利用市周5个高地，修筑5个抵抗枢纽部主阵地，并另建9个辅助阵地。5个枢纽部主阵地，是敖包山、河南台、松山、东樱台、伊东台。以它为中心，加上辅助阵地和数十个独立支撑点，构成严密的整体。海拉尔要塞以敖包山、河南台阵地为主体，分地下与地上两个部分构成。地下深约17～20米；少部分为浅层，三四米或七八米不等。同时鉴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便于坦克群作战，5个主阵地都筑有数道反坦克壕和交通壕，构成了环形的防卫态势。海拉尔要塞正面宽约30公里，纵深约20公里，呈梯次配备，构成综合防御体系。驻守有关东军第14国境守备队的7000人兵力。一旦苏联进攻，预计可以抵挡苏军7～10天。[11]
二 战争奴隶与军律压伏
1.筑城工程特种劳工处理规定
战俘劳工主要使役于军事工程、煤铁企业和特殊工程。据关东军第一课某高级参谋声称：1942年度关东军所使役的全部是伪满洲国劳动力，只有总数的一成依靠华北劳动力；也就是补给厂方面、道路、筑城工程、飞机场工程、其他经理部工程，总共使用约40万人，其中华北工人只不过是4万人；关于1943年度所需人员大致与1942年度相同为35万人，即行政供出12万人，紧急供出劳动力5万人，期待华北劳工4万人。1942年华北工人4万人，和1943年期待华北劳工4万人，似乎并不一定是特殊工人，因为他说：“根据其他方面和华北军的要求，使役特殊工人2万人，主要从事道路工程。”[12]
而在此之前，即1941年5月10日和5月11日，关东军第5军制定了《关东军第5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关东军司令部下发了《关东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两者内容一模一样，都是针对筑城工程所使役的特殊劳工所做的种种规定，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第5军，一个是关东军司令部。第5军是1939年5月19日，即诺门坎战役期间编成，第5军司令官是土肥原贤二，后来隶属于司令部设在牡丹江的关东军第1方面军，该方面军承担对苏备战的首要战线即东部战线的作战任务，而第5军驻虎林、东宁一带，那里是关东军筑城工程的重点。而所谓筑城工程，就是军事要塞工程，关东军筑城部主管筑城工程，有部队，也指导着各部队的筑城工作。当时何以制定和下发这样的规定？当时，希特勒尚未进攻苏联，但是，劳动供需形势已经紧张。1941年东北需要之110万华北劳动力，结果只引进91万，一方面是日益需要增加大批劳动力，而劳动力却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所以“以后从华北和其他方面将引进大批特殊工人（俘虏）入满”。[13]这两个规定，就在关东军派人与华北军联系，准备与讨伐作战相结合大规模抓捕劳工之时提出的，而在德国很快进攻苏联之后和关特演之际，劳动力需要猛增，伪满洲国很快实行《劳务新体制》和强制劳动政策了。
1941年6月之《关东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与《关东军第5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之间，内容完全一致，差别只在于，文字上有时略有繁简。现将两者主要条款，摘录于下：
（1）特种工人对外保密，其处理准据俘虏进行（两者均第四条）。
（2）收容设施与一般工人隔离设置，设施大体与一般工人相同，周围设外栅（必要时设铁丝网），以便监视（两者均为第六条，第5军规定无“大体”二字，但在括弧内多“或围墙”三个字）。
（3）对特种工人的防谍，要特别严格。为此，特别设以宪兵、间谍等，以监视其日常的起居和作业时的言行。另外，对特种工人的电报、邮件须预先进行检阅，不妨者方可准许，使用暗号或有其他可疑者，禁止发送，并将之没收。[14]
（4）在特种工人上衣的显眼位置附以标识。[15]
（5）特种工人出现不顺从行为时，得加以监禁、制缚以及惩戒上必要的处分。又，其图谋逃亡时，以兵力防止它，不得已场合将之杀伤（两者均为第十一条）。
（6）就劳于筑城工程之特种工人，使之在工程全期间就劳（关东军规定为第十三条，第5军规定为第十四条）。
（7）特种工人就劳地避免在国境线附近位置，在后方选定得以尽量集结使用的作业地（关东军规定为第十四条，第5军规定为第十五条）。
（8）禁止特种工人与一般工人共同作业（关东军规定为第十五条，第5军规定为第十六条）。
（9）就劳时，鉴于其素质，对于阵地内外的运输路线及道路限制，和作业地、作业种类的选择，要使之适当，并注意保持机密。为此，使用特种工人实施作业的范围，以采沙、采碎石、运送材料、道路工程等阵地外作业为主，或在各种障碍构筑等非重要工程中使用为原则（关东军规定为第十六条，第5军规定为第十七条）。
（10）严禁使之就劳于使用危险品（炸药、火具等）的工程（关东军规定为第十七条，第5军规定为第十八条）。
（11）特种工人收容所及作业地的警备要特别严格，以期在防止工人逃亡上万无遗漏（第5军规定中特加有“特别是要使之不得知为国境线上”）。
（12）军司令官增加配备为监视特种工人所需兵力于作业（工程）部队。（第5军规定为：在特种工人收容所设卫所，配备步哨〈至少是复哨〉并经常派出巡察。作业期间，按作业地区增加警备兵。）
（13）多数人集团携带土工器具作业时，特别增加警备兵。再，向作业地行动时，根据工人素质、作业种类，得适当加以绑缚。[16]
由此可见，两项规定是把劳工化的战俘仍然当作保密的俘虏看待的，不管他们原来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当然更不是国际公认的俘虏，因为日本没有批准1929年关于俘虏的公约。在日本国内，除了华北方面军可能存在有关于俘虏处理的规定（我们没有找到）外，两项规定也是最早的关于俘虏的法令。它只告诉人们一个问题：这些人都是战争奴隶，他们不能与一般工人一起收容，对他们要用宪兵和间谍监视，对他们的电报和邮件须检查，不顺从时得以监禁制缚和惩戒，企图逃亡时得以制止或杀伤，工程全期间就劳，避免在国境附近就劳，禁止与一般工人共同作业，就劳时道路选择等要适当保密，严禁使之就劳于危险品之工程，他们的收容所及作业地的警备要特别严格，军司令官须增加配备为监视特种工人所需兵力，多数人携带土工器具要特别增加警备兵，在向作业地行进时可以绑缚，等等。试问，就是一般的战俘劳工也需要这样做吗？
2.“压伏在军律之下”，绝不宽恕
两年后，1943年7月13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发布了《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正式取代了上述《关东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和《关东军第5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据关东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称，关东军至少在1943年初即已准备修改上述决定，可是直至7月才有眉目，8月1日开始实行。新规定虽然也设有八章32条，但是文字简洁。新规定是针对特种工人“军事作业”的场合，就特殊“必要事项”所做的规定，重申了特种工人的一切都“准据俘虏”。此外，特在第五章“监视及警戒”，用4条，即第十九至第二十二项，以简要文字集中地规定了战俘劳工的奴隶地位，这就是：
十九、特种工人的监视及警戒，鉴于其素质及前历，特别对有关防止逃亡和防止谍报、谋略等，应严格执行。
为此，部队长使用所需兵力直接进行对工人的监视和警戒，联络其他有关宪兵队，在监视警戒工人平时起居、言行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二十、特种工人收发的电报、邮件均预先进行检阅。
二十一、特种工人犯罪或不顺从，以及其他须惩戒的行为时，得监禁、绑缚和其他必要的处分。
对图谋逃亡者，必要时得使用兵器。
二十二、特种工人身上附以一定标识，以便于与一般工人区别。[17]
此外，在第四章管理中规定：被配属部队长应在就劳地设立特种工人收容所担任管理，“收容设施（含照明取暖）与一般工人隔离，并在外围设外栅（必要时设铁丝网）等，以便保护、管理和监视”。[18]不言而喻，特种工人不得与一般工人一起生活，当然就不能共同作业了。
当然，变化是有的。1943年初关东军第一课高级参谋曾透露，通过此次修改，特种工人“原则上暂且不送还华北”，“故在宣抚和其他方面，请严戒不要给以有关归还的承诺”。[19]果然，在新的《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中，作为“通则”规定“特别是关于他们是否返还给华北日军，或者在解放其身份时的处置，根据情况另行指示”。[20]实际上“解放工人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处理，其本质并未改变”。[21]送还华北家乡者也是极少数体弱多病者，做做样子，数量很少，并不具备实质意义，此次又将其除外，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关东军的新规定的要害，是建立特种工人的“队组织”，并“通过对其使役及管理将之压伏在军律之下”。这就是，对特种工人“严格按军纪绝不宽恕”，“直接的管理，依据第十条的队组织，使其自行管理”，“部队长派任所需官长，使之担任指导、管理和监督”。[22]具体而言就是，“特种工人在其就劳全期间，不管原来身份如何，都分别按其特性、技能使之服从于劳务”，但“准士官以上者一般不使之直接就劳，利用其指挥能力，按第十条规定，作为队组织干部，便利使用”，“特种工人的使役，尽量以其宿舍为单位，以工人中适任者为长，用编成的工人组织进行之。部队长附以作为指挥员的所需官员，担任工人的作业指导”。另一方面，“被配属特种工人的部队长（以下略称被配属部队长）对工人的使役、管理及警戒等做出细目规定，令使用工人的部队长（以下简称部队长）担任直接的工人使役、管理及警戒”。[23]
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对其使役及管理将之压伏在军律之下”，和“对特种工人的管理，严格按军纪绝不宽恕”。有人把这种强化对俘虏的管理，与同年3月9日日本国内出台的《俘虏处罚法》联系起来，说它有悖于国际公约规定的对于战俘违反行为判断，把它归咎于战俘自身反抗斗争的加剧结果。不错，从东北中国战俘反抗斗争的情况来看，从1943年起斗争是加剧了，特别在东边一带的斗争日趋高涨。但是，太平洋战场战局从1942年中期到1943年中期的无情转变，也不能忽视。尤其是，1943年5月30日，堪称太平洋战争中决战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使日本付出20000名生命代价，元气大伤的日本，不能不调整其战略和对策。关东军本来声称，4月份即可出台的这个关于特种工人的新规定，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而推迟到7月发表8月1日开始实行？
三 在边境线上
1.各军都在奴役战俘劳工
关东军各部使役的劳工数量，属于军事秘密，从不发表，很少了解。只是大致了解，自1941年起每年至少使役劳工三四十万人，占全东北每年使役劳工总数的1/5到1/4左右，大部依靠东北本地劳工，只有本地劳工的1/10或稍多一点依赖华北，其中约3万名是战俘劳工。按规定，虽然战俘劳工不能与一般劳工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但是，同属一个日军部队，从事同样同类的劳动作业的情况，是存在的。区别只在于，一般劳工属于承包商或其他机构，也不受关东军及其第5军的“特种劳工处理规定”的约束。不过，他们的日子同样极其难过，其所面临的基本条件，大致相同，与战俘劳工相比，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24]
实际上，主要遍布于东北边境线上的17个要塞群，1934至1939年大部分早已动工。例如：珲春要塞，建有永久性阵地1处，水泥构筑的野战阵地7处，一般性野战阵地1处，是互相策应的完整防卫体系，与苏联海参崴的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夜间站在阵地高处可以看到海参崴的灯光。而这个要塞群，1938年就开始做了，关东宪兵队档案记载，最初一批劳工是从山东招来的，刚刚到达工地就死亡了19人。[25]
东宁是更大的要塞群，从1934年5月12日关东军发布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后就没有停止过工程。绥芬河及与之相连的鹿鸣台、观月台要塞，是与东宁相连接的要塞群，其中鹿鸣台要塞阵地群位于东宁要塞北部、绥芬河要塞南部，观月台要塞阵地群位于绥芬河要塞群北部、庙岭镇阵地要塞群西南部。这两处要塞阵地群都是1934年6月至1939年末第一期工程中修建的。
半截河、庙岭要塞，是日军东部正面战略方向上的8个要塞阵地中的两个，位于虎头要塞和观月台要塞阵地群之间，一旦日军主力在东宁方向向苏军发动攻击，半截河和庙岭要塞在兴凯湖以西地区，可作为掩护出击的支撑点。半截河要塞是1934年6月开始修筑的首批4处要塞阵地之一，而庙岭要塞群则是1938年开始修筑，也是第一期完成的。
如前所述，虎头要塞阵地群工程，是工程规模更为巨大的工程，它从1934年5月动手修筑林口到密山全长183公里的铁路起，从来没有停止过。主体工程，前后动用劳工达10多万人，从1935年一直做到1939年。
富锦要塞是在关东军17个国境要塞中东北部正面战略方向，介于日军战略计划中的东部主攻正面和北部正面的持久防御作战区之间。富锦要塞主要阵地建在距富锦县城东南20公里、松花江下游南岸的乌尔古力山上。乌尔古力山北邻松花江，在三江平原上突兀而起，一旦苏军发动进攻，能有效阻挡苏军沿松花江经富锦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推进。所以，自1938年起，日军开始修筑富锦要塞。
在北面黑龙江省，日军为完成针对苏联阿穆尔州而进行了边境和纵深的军事部署，而构筑了霍尔莫津要塞。该要塞由胜山、北地区、东地区、南地区、逊比拉河南方和毛兰屯野战阵地构成，人称其为“胜山要塞”，而胜山阵地是多个国境守备队指挥中心。这里的工程，1939年多由日本业主飞岛组等进行，他们从山东等招收了大量劳工。黑龙江省还有以黑河为首的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阵地。平时可将兵员、武器藏在苏军的眼皮之下，一旦开战，则可用炮兵摧毁苏军对岸的阵地和设施，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守则可抵抗苏联的进攻，为后方的军事动员和部署赢得时间。因而其阵地如法别拉要塞，1939年就已完工。
海拉尔要塞群作为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草原的要冲，前已述及，它由5个抵抗枢纽部阵地和9个辅助阵地构成，在关东军的17个阵地群中占第4位，它也是从1934年就开始筑造的。
阿尔山要塞位于内蒙古东北、兴安盟的西北部。诺门坎战争后，关东军认识到阿尔山到五岔沟一带的重要性，遂于1940年开始修筑该阵地。
乌奴尔要塞位于满洲里和额尔古纳河各300公里左右，是以防御为主的阵地，它是关东军在东北境内17处要塞距离国境线最远的一处，也是唯一的一处构筑在铁路线两侧山地上的防线，所以，从1939年就开始修筑了。
但是，关东军当时既没有提出对苏战备工程，即所谓北边振兴的重点地区的设想，更没有推出关东军筑城部或第5军那种“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的规章。不过，华北日军和关东军早已经将战俘用于战备工程了。一个例子，就是根据报社出身者张毓隆口述，1400余名伪冀东保安队员被送到吉林丰满水电站工地。“七七”事变后，伪冀东保安队一、二区队在张庆余等率领下通电起义，日伪一方面追击起义者，一方面对没有参加起义者，想方设法予以“解散”，后来终于将这千余名未参加起义的队员骗送到了吉林丰满。这个问题已被华北方面的电报所证实。1937年9月2日，陆军次官致电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讯问俘虏处理情况。9月8日回电称：敌兵（俘虏）解除武器后几乎离散，“在马家沟解除武装的冀东保安队，送满洲国，将作为后送队使用”。另一个例子，就是“七七”事变后，参加中央军第45师某部8连、被日军抓捕时才19岁的张金章，1938年在对日作战中被俘后，先被关押在山西高平尤安阎锡山队伍留下的大营房里，之后又被押送到保定，最后送到佳木斯“挖战壕、修碉堡”。他说：日本兵对“特殊工人”看管得极严，两步一个岗，三步一个哨。过了两个多月，他们被押到了日本人营房。由于吃的极差，再加水土不服，不给医治任其死亡，就这样死了许多人。他们在佳木斯一冬天都开山、刨土、铺路。后来又到东宁南天门修筑工事，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条件非常恶劣。那时，一共有3个班修工事，后来有一个班秘密地逃到了苏联，这件事后来他才知道。冬天，他们又到横道河子伐树。天暖后1939年3月，他们被押送到了抚顺。[26]
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是日本政策的转折点。特别是，由于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结束关特演而重归南进政策，一方面不刺激苏联，避免两面作战，另一方面却悄悄地积极备战。因此，只两三年工夫，关东军就发展为总司令部，下辖两个方面军、独立师团、关东防卫军、飞行集团等，到战争末期，已经是拥有20多个师团的最大军部。与此同时，对苏要塞阵地群重新排队，确定了对苏战备的重点地区，实行了以北边振兴为名，涉及边境9省区的“国境”建设；推出了关东军特种劳工处理规定，扩大引进战俘劳工和一般劳工，进一步强化边境备战工程建设。1942年3月的一份《关于特种劳工返还之参考资料》表明，当时关东军的3军、4军、5军、6军、10师团、关部队、关筑等，都在使役着大批战俘劳工。[27]这说明，关东军各部使役战俘劳工的状况，已呈全面开花之势。
2.在东部的对撞
不过，关东军各部使役战俘劳工是有重点的。显然，作为对苏战备的甲类重点地区，即东北部和北部，特别是东部地区是重点。那里是关东军第5军所在地，该军后归第1方面军所辖管。由于第5军的《特种工人处理规定》的广泛实行，表现出了特种工人和关东军的矛盾与对抗，说明关东军通过使役和管理实现军律的“压伏”，是做不到的。表3-1就是1943年6月至9月，日军与战俘劳工的对撞事实。
表3-1 东部边境特种工人反抗奴役与虐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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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根据关东宪兵队档案资料勾勒出的特种工人在东部边境线上，对抗日军的状况，挂一漏万，很不完整。当上述9月11日日军第570部队所属特种工人43名暴动入苏事件尚未发生前，1943年9月6日东宁宪兵队奉命，以“关于结伙入苏特种工人劳务管理状况报告”为题，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提出了报告，罗列了1943年4月7日到9月6日13起特种工人事件，报告中所称“结伙入苏”，当然是指8月26日日军第299部队和第396部队同日发生的特种工人事件。[28]报告摆出就劳、待遇、宿舍、伙食、卫生、防谍等管理状况，显然是为了找出特种工人反抗与斗争的主要原因。报告中虽也提及，2月份才发棉防寒衣裤，工人“经常投诉饥饿空腹”等，但也认为“监视空隙”和“外部煽动”，给了逃走、斗争入苏以机会。报告交出仅5天，1943年9月11日，日军满洲第570部队43名特种工人暴动入苏事件发生了。同年10月29日，鸡宁特务机关远藤三郎中佐又从“防谍”角度报告了“最近特种工人的动静”。[29]“报告”称：“东安省内密山、虎林、半截河、鸡宁、滴道，和牡丹江省内东宁各驻屯部队使用中的特种工人，今年1月以来逃亡者激增，截至目前，判明者达22件170名。”在逃走者中，被认为入苏者3件70名，其他逃走者，原来“都在阵地工程和国境接壤地区作业”，所以判断也全部“入苏”。报告还特别提出注意：“杀伤监视特种工人的卫兵下士官等5名，抢夺兵器后逃亡入苏者”，即上述9月11日第570部队的特种工人43名暴动入苏事件。至于特种工人逃走原因，报告归纳为：
表3-2 特种工人逃走原因
报告声称“逃亡工人均为蒋介石军俘虏”，他们不无可能“充作苏方对满谍报人员重新入满”，这是他们最为戒备之点，可是办法也只有“严密监视”。[30]他们不会忘记关东军总司令部7月13日刚刚发下的关于特种劳工处理的新规定，即通过奴役与管理把他们“压伏”在军律之下，这个规定8月1日才开始实行。
3.长时间在水中作业
兴凯湖是东满边境关东军对苏战备工程重地。根据关东军穆兴水路改道的三年计划，将流入兴凯湖的穆稜河道加以修改，以形成对苏作战上有利阵地。工程巨大，工期较长，包括特种劳工在内，大批劳工被调去服劳，大量劳工死亡。工程从1942年开始。1943年2月12日，关东军第一课的高级参谋在一次会上就提出：“去年某部未加考虑，使劳动者长时间在水中作业，加上气候恶化、温度下降，发生相当数量的死者，导致纷议。”[31]他没有具体地说明地点，但显然是指穆兴地区，可是穆兴地区依然“未加考虑”。1943年6月，在贴近兴凯湖的密山新立屯日军第5245部队的湿地作业中，同样发生“大部分工人都泡在齐腰的水中就劳”的情况，这种情况成为该部特种工人、原中尉王光龙等7人结伙逃走的原因之一。[32]事实上，在1943年穆兴水路改道工程最为紧张的阶段，大批工人，包括特种工人被调入兴凯湖以及临近地区，从事各种劳务，给他们造成各种惨剧。
于前生原为胶东主任公署警卫2连战士，1942年初冬在山东抓捕劳工的大包围作战中被俘。后来被送往东北吉林省内煤矿做工，大约在清明节前后突然被集中到火车站，上车后才知道去兴凯湖，修所谓“国防公路”。他说：
从四平上闷罐车行了三四天，火车到了尽头。下车后看到这里是一片汪洋。人们身体十分虚弱，下车十分缓慢，夜宿草地，后又走了大约两天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饥寒交迫，好像要把生命永远留在草地上。饿了渴了抓把雪吃。没有住处就搭草棚子，棚两侧铺毛草。还是青岛在临行前发的那四斤重的被子，一套碎的不像样的破棉衣。那里冷呀！睡在那潮湿的草地上，不是人受的滋味。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生了疥疮，顺衣流脓。不少人真的永远留在了这块荒原上。我们吃的包米粥，没有盐，人们身体虚弱，每天还要承受12～14小时沉重的劳动。日本人极端凶狠，不顺眼便打，有病者也拖去上工，不干就用脚踢。每天规定劳动量为12米长、1.5米深两边带坡度的土方，完不成不准回去吃饭。不知哪位难友冒天下大险，在日本食堂偷一包盐分给了大家。多亏当地有两种野菜，一种是“十田古”，一种是灰菜，可以充饥。这样活到阴历十月初，地冻了，开始下雪了，人们以为要冷死在北大荒了，身无防寒衣，脚无防冻鞋。这种惨状现在年轻人哪能想到呢？大概是因为日本人也无法坚持，才将我们这些还有口气的人（大约1000多人），押送回抚顺龙凤煤矿，对我们叫特殊工人。[33]
张殿元原是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通讯员，1941年秋被俘，最初在保定集中营，后被送到东北大孤山铁矿，因群起打了管粮的而曾被日本宪兵查问。他说：
日本人怕我们在大孤山继续闹事，很快就把我们押上闷罐车，拉到黑龙江佳木斯以东的兴凯湖边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后，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押着我们走了二十多里路，临时搭起草棚住了。这里没有人烟，一片荒凉，逃都没法逃。我们被迫起早贪黑地修公路。一个工棚五六十人，一顿只给一水桶玉米粥，根本就是饿肚子干活。为了活下去，便在修公路时拣些草根带回来，到工棚用火烧了吃。夏秋之时，那莽莽草原里咬虫又大又多又毒，咬得我们无法休息，白天还照样要修路。干活时有日本监工，干慢了要挨皮鞭。条件的恶劣，修路的辛苦，有的难友倒了下去。他们的尸骨被抛到兴凯湖边。这座美丽的淡水湖记载着我们的苦难，记载着中华民族的仇恨。[34]
邸欣曾在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卫生部、政治部工作，1942年日军的“五一大扫荡”被捕，后通过石门劳工教习所，而被分被到阜新煤矿太平采煤所第七特殊工人大队，当事务长管理伙食。由于他同张立言、黎亚都来自冀中七分区，所以张立言协助他管理伙食，而黎亚在邻近的大队也管理伙食，他们于是便建立了联系。他们在1943年5月都被押送到黑龙江省密山，在兴凯湖进行修路和修堤的土木工程。因为兴凯湖处在中苏边境线上，与外界隔绝，干的都是机密工程，敌人控制很严。他们根据情况，多次接触约会，决定坚定信念，生存下去，结果邸欣、张立言等成立了临时支部，稳定情绪，坚定信心，增强斗争勇气，一定要活着看到胜利。1943年冬，终又回到抚顺煤矿挖煤，在其他工人师傅帮助下，逃回了冀中军区。
黄文也来自冀中，也是在“五一大扫荡”时被俘的，当时是抗大分校的军事教员。他们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跟教习所内“六月特支”的关键人物李振军等建立了联系，后来被派送到阜新，并参加了李振军等所组织的暴动，受到惩处而被送到阜新海洲工人辅导所。他们这批人后来也被送到兴凯湖一带服劳，他曾称：
1943年4月24日大公休，日本宪兵、矿警突然包围了我们工人宿舍，实行紧急戒严，把我们高德矿的特殊工人全部被武装押上封锁车。敌人让每个人带上自己的行李，大家穿着棉衣，扛上自己的铺盖卷，慢慢地前进，沿途每个大树下站着一个便衣特务，日本人工头近藤跑前跑后，亲自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才知道到了北大荒。据说与我们同去的共有两支劳工队，一支到乌苏里江畔的兴凯湖修路，我们这一支来到虎林修路（虎林地区在兴凯湖东北部，位于穆棱河与乌苏里江交界处）。尽管敌人管得很严，路上还是跑了几个人，如挂洋工的副队长和二班长就是借下车喝水、吃东西的休息之机，逃到哈尔滨的。
虎林大王庄一带，是过去抗日义勇军活动的地方，当时已被日军法西斯捣毁搞成无人区，所有老百姓都集中到虎林县，附近只有一个朝鲜人的开垦队。敌人把我们安排在大王庄日本后营附近，我们自己砍树割草临时搭成一个个草棚，上面是树枝遮天，下面是乌拉草铺床，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敌人规定劳工不能离开驻地300米，超过范围敌人就开枪。我们的任务是从虎林到完达山修一条边防公路，日军修此公路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我们去时，北大荒刚刚开始化冻，踩一脚一坑水，到处都是黑污泥，人只能踩在乌拉草上前进，否则就会陷进去，就像当年红军过草地一样。我们每天不是砸石头，就是修路基，工作非常劳累。这时我们劳工队的队长叫田民（原名朱田民），下分4个小队，每队3个班，我们从海洲辅导所出来的人编为第4小队，小队长叫何树凯，我所在班的班长叫王俊峰，系山东莱芜专署大队的一个指导员，是在朱韬他们以前和我编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只有3个独立的秘密党小组，我曾与周铁珊、王寿山两个小组长一块商量重建党支部，但由于王寿山和周铁珊意见不一致，没有成功。我曾几次通过周铁珊副班长，通过监工的朝鲜人了解日军在乌苏里江边防情况，试图组织一些人偷渡乌苏里江，但因日军边防警戒很严，几步远就一个岗，大道没有，小道都被敌人封锁，既找不到向导，也同苏联那边联系不上，结果没有搞成。
1943年7月，班长王俊峰在队部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建成，美、英联军已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我提出由他出面，在他值班的时候，把大家集合起来讲一下，让大家坚定胜利的信心。不久，轮到王俊峰值班，他便把300名劳工集合起来，向大家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讲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讲了英美在西西里岛登陆，讲了国内的八路军非常活跃，使大家很受鼓舞。会后，队长田民慌了，把我和王俊峰叫到队部当面训斥一番，批评我们不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还罚我站，让我们回去好好想想，再不要给队里惹麻烦。
第二天，日本人突然让我们所有的人集合，并且要带上行李，当时修路任务还没完成，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分析敌人是不是要搜查，于是我想了点应急的办法，因为当时我身边还藏着组织留下的三件东西，地图在我被子里，工作计划放在衣服里，钢笔放在乌拉草里，我怕敌人搜出这些东西，急忙把地图和工作计划从被子、衣服里拿出来，藏在草棚的乌拉草里。果然，敌人确实要搜查。我们站好队后，敌人让我们面对面，分站两排，打开被子、行李，在敌人监视下互相检查，之后，敌人又一个一个地搜身子、查被子，结果什么也没搜到。回到草棚，我又照旧把地图和工作计划缝进被子和衣服里。
劳工队的生活是困苦的，为了充饥，我们经常利用修路的机会采蘑菇、抓鱼、找野果。当时传说，日本为了保密，对参加国防工程的劳工，不是用机枪扫死，就是赶到山洞里用毒气毒死，然后把山洞封住。大家怕敌人来这一手，加上天快冷了，在北大荒难以过冬，我便同周铁珊、王俊峰商量，让他们利用班长之便，串通表现比较好的班长和有影响的群众，督促队部出面，以冬天快要到来，劳工衣单被薄为理由，要求全体回南满做工，结果成功了。1943年11月敌人把我们这批劳工又送到了辽阳铧子沟煤矿做工。[35]
关于穆兴水路改道工程，战犯古海忠之已经做了交代。这个根据关东军要求所制定的计划，为期3年，共计600万元，目的是通过注入兴凯湖的穆稜河改道，形成对苏作战有利的阵地。但是，它成了一起惨案，“在恶劣劳动条件下，因为过度劳动，特别是因水中作业损害了身体，又因突然的寒气，陆续得病死掉了一千七百名”。[36]古海的这段供述是否道出真实？值得研究。他还说过，穆兴水路改道工程曾经动员六七千人，到底动员多少劳工，其中战俘劳工有多少，这些都是个谜。总之，在1943年前后，大批劳工，包括战俘劳工被派往兴凯湖地区，在那里他们被迫参加穆兴水路改道和其他有关工程，付出了劳动，也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四 800名病危劳工
1.军企6000余名劳工交接
1943年是关东军使役战俘劳工最多，也是向企业移交战俘劳工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秋天，关东军就“决定将北边各部队使用中的特种工人的约6140名，于10、11两个月做下记的移交”。这就是：
表3-3 关东军向企业移交的战俘劳工统计
这里有两点与过去不同：第一，过去军企之间虽然也有战俘劳工交流，但是没有这样集中，没有一次移交这么多；第二，过去的战俘劳工都是自发的交流，没有像此次这样作为一项重要行动来贯彻实行。劳工移交是军企之间进行的，但是，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警务总局，即以总局长山田俊介之名致函奉天省警务厅长森田贞男称：“请依据日前通牒之《辅导工人处理要领》采取措施，在与有关机关良好联络协议基础上，担任对会社方面所进行的监视警戒的指导及强有力的统制取缔，以期杜绝事故的发生。”[37]
无论如何，抚顺煤矿从当年10月14日起到11月28日，分四批领收到了大约5000余名工人，认为“在最费心血的获得劳动力问题……尤以在此次驻东满军方解放所使役的辅导工人问题上，由于贵方的全面协助，得以斡旋到大约5000人，实深感激”。
表3-4 各企业自日军各部队接收辅导工人数量
续表
抚顺煤矿先后四次共获得战俘劳工5264名，除去途中逃走和死亡者外，实际到矿为5218名，不是当初的4790名。劳工全部来自东部边境线，包括兴凯湖地区，是第1方面军特别是第5军所在地。此次军企战俘劳工的大规模移交，是关东军关于战俘劳工的一次重要举措，所谓基于企业“申请”、关东军的“斡旋”云云，都只是表面言语。实际上，1943年关东军为了兴修东部边境要塞阵地和穆兴水路，已经动员了大量劳工和数以万计的战俘劳工，根据他们原先的《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和1943年7月公布8月1日实行的《关于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使战俘劳工完全处于“军律”的“压伏”之下，心身受到严重的摧残，当然也激起战俘劳工的空前抵抗，逃走、暴动、入苏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不得不将部分劳工转移，以缓和矛盾和保存劳动资源，事实上它也是一次死亡的大转移。在上述转移计划中，原来估计“含一成的病休者”，不能劳动，可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抚顺煤矿实际到矿的5218名，他们被分配在大山、东乡、老虎台、万达屋、南山、龙凤、搭连、南昌、烟台、蛟河、老头沟等矿和制铁所后，各厂矿对他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在5218名战俘劳工中，合格者为3714名，合格率为72%；在1504名不合格者中，患皮肤病、内脏疾病和营养不良者就达1215名。[38]不合格者近30%，而不能劳动的病休者也超过20%，这就是大移交的内幕。
2.黑河例证
此次军企战俘劳工大转移，按计划，昭和制钢所应获得的1000余名劳工，来自黑河。但是，笔者除看到1943年10月26日孙吴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和同日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外，再未看到其他有关资料。两项报告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这就是在黑龙江神武屯（山神府）3619部队管理的特种工人约600人，按关东军命令，10月17日12时30分，乘车从瑷珲县冷川站向鞍山昭和制钢所出发，10月21日到达昭和制钢所的弓长岭铁矿。因为，该矿在冷川车站接管时，只接管到597名，运输途中病死5名，逃走1名，因而实际接管只有591名。因为劳工出发前“未告知其去向”，“一部分发生动摇”，而且“该项工人均属八路军系统，且非出自华北训练所，思想并非良好，对管理尤应考虑，同时应严密内查其动向”；另外，“工人普遍病弱，因运输更加衰弱，故数日内无法就劳”。[39]这部分工人原来就是根据关东军1943年6月23日命令，让44部队交给3619部队领取使役的道路工程部队，而44部队就是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的第3方面军所辖第4军。此次接交的战俘工人，都是“第十八集团军系统俘虏”，是1943年6月华北军移交给满洲，在瑷珲县冷川道路工程中就劳的。此次除病患者177名外，将约600名交鞍山昭和制钢所。[40]
武心田恰好是这支劳工队的一员，他的口述史料将会告诉人们，这支原来有1300余人的劳工队，何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被摧残得只剩下不到一半，最后被转送到昭和制钢所弓长岭铁矿的不足600人。
武心田，原籍河北，1940年参加革命，在八路军129师9旅25团当战士，1942年12月12日拂晓，40多人在河北新河县兴凤头村被日军包围俘虏。经过石家庄集中营，1943年3月，千余人被送到北平西苑集中营，20天后，1943年6月下旬，被送到黑龙江省的一片草原上。这就是瑷珲县冷川一带，他们住的是用铁丝网围起的棚子里，让在那里修筑国防公路。他说：
我们住的床铺用木板子搭成，离地面有半米高，下面就是一汪汪水和一丛丛青草，躺在铺上就像睡在小河的桥上。我们观察周围的地形，分析形势，看到一望无际，一人多深的大草原，东边很远的地方还有山脉和森林。我们商量的意见是：这里虽然有铁丝网而没有电网，但逃跑是很难的，如果毫无目的地逃跑，不掌握方向，很可能跑不出去大草甸子却被狼吃了，假如顺着铁道跑则会被日本人抓捕。
我们在黑河干的活是修靠近苏联的军用公路，每天早晨天亮就出工，晚上天黑才收工，往返工地和工棚子要走十来里路。上下工都要排队，由日本兵端枪押解，所有的活动，吃饭、睡觉、干活，都被置于日本人的监视之下，没有一点自由。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根本不当人看待，视我们的生命如草芥。有个日本兵小头目叫渡边，非常狠毒。有一天傍晚，太阳刚刚落下，我们在院子里的草地上休息，他走过来，掏出手枪，无缘无故打死了一名难友，没有任何理由。还有一个同志不堪忍受法西斯统治逃跑，不幸被他们抓了回来，就在这天天快黑时，把我们赶到院子里，让逃跑的人向我们讲话。逃跑的这位同志大约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毫无惧色。他大义凛然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说：“同志们！这样牛马一样的生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咱们来生再见吧！”说完，日本兵把他押到铁丝网外，那里事先挖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土坑，他们让他蹲在坑边，一个日本兵用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举枪向他的背后刺去。那位同志被刺倒了。接着日本兵又在他身上连刺几刀，直至他停止了呼吸。我们大家看着，心里无比愤怒。
除被日本兵残害之外，大量的劳工因病饿劳累而死亡。由于吃不饱、饥饿，有病也不给治，而且越有病不能干活的人，给吃的东西越少，生病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死人，有时一天就得抬出二十多个死人。日本人还特别毒辣，让不能干活的病人去抬死人的尸体和埋死人。对病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一个病人今天去抬同伴的尸体，明天就可能轮到别的生病的人来抬自己的尸体。尸体的埋葬，只不过是在草甸上挖一个2尺来深的大坑，十几个尸体往里一扔，掩上一点土就不管了，死者的胳膊、手、腿都露在外面。我曾参加过两次埋葬死尸，到那看，头一天埋的死尸被狼掏得东一块西一块，肠子拖得老长，令人惨不惨睹。从6月下旬到9月下旬，我们离开黑河，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1300多人的劳工队死得只剩下500来人，800多名难友死在黑河呀！[41]
武心田在这里所说的劳工队，就是1943年6月23日关东军命令（关总作命丙第189号）中所说的第44部队3619部队在山海关领收的1500多人。由于在运输途中，即从山海关到沈阳区间，跳车逃走140多人。剩下的1300多名在黑龙江的道路工程中，被日军残害，死亡、伤残700多人，3个多月的摧残，死伤超过一多半。[42]当时的黑河惨剧，就是如此。
3.800名病危劳工的处理
就在上述军企战俘劳工大转移时，1943年10月1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发出通牒，将配属在各部队特种工人的“不能就劳者及长期病休者”，经与伪满洲国政府商定，“首先将其一部分交东满总省及滨江省保留”（见表3-5）。
表3-5 移交的“不能就劳者及长期病休者”统计
移交后，“按程序报关东军总司令官”。[43]与此同时，关东军总参谋长致函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指示《关于病弱特种工人移交收容要领》，告诉他：保有时间为1943年10月下旬起6个月。[44]
伪满洲国的东满总省，根据中央指示，将327名（不是400名）于10月30日和11月1日，收容在牡丹江劳动训练所，由全省劳务兴国会管理。据牡丹江宪兵队长通牒，运输途中和到达当天死亡就达8名，濒死重患7名。病者多数为胸部病患者及皮肤病患者，行走困难。在“省有关官员和警备人员中”，特别是日本人官员说：“由使役部队施用化学法尽杀，岂不妥当。”同时考虑到全部死亡的场合，所以准备在市外的公共墓地“挖掘可埋葬约四百名的墓穴”。[45]
关于准备移交给哈尔滨收容所的400名病危者，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全貌的资料，只看到孙吴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于驻山神府满洲3619部队管理的特种工人体弱者处理情况的报告。他们已经把特种工人的777名中的600名已转移给了昭和制钢所（实际接管591名），其余177名留下准备作为400名病者一道移交给哈尔滨收容所，但未及移交，就因急性肺炎、营养不良等出现59名死亡，剩余118名移交给哈尔滨，10月27日12时26分由冷川站向哈出发。虽然，运输中取缔完善，但是宪兵认为，由于“遗留期中死亡者大量出现，估计对工人影响很大，期能进一步使施策适当”。[46]此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哈尔滨收容所的交接状况。
哈尔滨和牡丹江两个收容所关于800名特种工人病危者的交接工作，是会进行到底的。由于患者迅速死亡，来不及处理，数量也会有变动，状况也可能有变。但是，800多病患的处理，说明了1943年10月起数千人军企战俘劳工大移动的意义，至少它说明了这数千劳工已经饱受摧残，剩下来的劳工也是遍体鳞伤，很难劳动。在纸面上，他们承认有大约10%的不能劳动的病休者，实际经过抚顺煤矿的检查有20%～30%的身体不合格者，现在又有800余名马上即将死去或被处理的劳工。这就是1943年军企对战俘劳工大移交的概貌。
五 关于集体屠杀问题
1.不言而喻的事实
1941年6月的《关东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的第十三条，和《关东军第5军筑城工程就劳特种工人处理规定》第十四条，有着完全一致的规定，这就是：“在筑城工程就劳的特种工人，使之在工程全期间就劳。”对此，没有解释，也没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当然，特种工人多数从事道路等工程。筑城工程，特别是核心的筑城工程，参加不多，但是并不排除参加筑城工程的作业。一旦参加就必须“工程全期间”就劳，显而易见，工程完工之后，其前途不言而喻。
关于关东军对战俘劳工以及其他劳工的屠杀问题，有些知情人员采取了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态度。例如，战后受审的战犯中，长期从政、参与高端决策的古海忠之就是如此。他除了对穆兴水路改道工程中说了“这次惨案的起因和前面的一样，也是在恶劣条件下，因过度劳动，特别是因水中劳动损伤了身体，陆续得病，死亡1700多人”，并说“这项工程使用的劳工，可能是7000人左右”外，他还述说了1944年关东军兴安岭工程发生的死亡6000名劳工的事件。关于在王爷庙的这一筑城工程惨案，他说：“只知道这批劳工是各县征用的，约有1.5万人到2万人。死因据说是，因为极其恶劣的生活待遇，过度的劳累，加之寒冷的气候，结果陆续死掉6000人。”据说，他是从武部六藏总务长官那里听说的：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在总务长官室向武部道歉说满洲劳工死了6000人，深感遗憾。可是古海旋即又说：“老百姓中传说，这些劳工给关东军干完活被杀掉的。”[47]古海对老百姓的传说未置可否，关于王爷庙兴安岭的筑城工程状况及死亡劳工情况等，伪满时期完全封锁，可能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使古海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立场。
不管王爷庙筑城工程惨剧中有没有特种工人被屠杀，但是屠杀一事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曾经驻过虎头的日军冈崎哲夫做过证实，尽管这样做的人并不多。他说：“曾在虎头满洲第851部队炮兵服役的加纳传三说，他入伍第一年，亲眼目睹猛虎山背后有许多抛弃于山野的苦力尸骨。这层层白骨是被日军强抓的中国劳工，他们被迫从事修筑阵地，工事完成后，日军假意让他们喝酒把他们全部杀死。”[48]“昭和18年的某一天，由于要塞设施大体完成，俘虏劳工被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的洼地，举行完工酒宴，用酒菜酬劳他们……突然，重机枪喷出了火舌，刹那间，宴会场化为血腥的屠场，到处是刺鼻的血腥味和堆积如山的尸体。”[49]
曹树德虽然不是特种工人，而是被强征到虎头要塞服劳，完工后被集体屠杀的幸存者，所以他的口述资料，应该说是特种工人口述事实的佐证。曹树德是1943年被征到虎头当劳工的，他说：
1944年秋季时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为保守军事秘密，对劳工下了毒手。一天，他们借口改善伙食，向劳工们提供了大米饭，暗中在里面掺放了毒药，将劳工们都毒死了。万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来已经水米不进，昏迷不醒了，没有吃到这顿毒饭。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围都是死人。我担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丛里不动，夜间朝着一个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坑里的水，饿了挖野菜吃，过了几天才见到一户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体稍稍恢复后，辞别他们继续赶路，一路讨饭，走了两三个月才回到了家。[50]
2.战俘劳工的证言
鞠修经是山东省安丘县人，1929年生，1942年14岁时参加东北军，在第51军第113师678团输送连当勤务兵。当兵4个月参加两次对日作战，第一次在日照，第二次是1943年2月在莒沂边境，被敌人包围，上千人被俘。在青州把他们关了一个多月，之后坐上闷罐车，上车后日本人从外面把车门用铁丝拧死，他在车上病得四天四夜没吃东西，只喝水，一直挨到了东宁县。那里是军管区，没有住户，沿途经过的山岭上都修着工事，有炮位和机枪掩体。他说：
我们住的地方有6栋半地窖式洋铁皮的房子，每栋房子有几十米长。我们共有200多人，分成两个班，住第一、二栋房子，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我们的班长姓王。看守我们的是关东军396部队，附近另外还有两个部队，一个是123部队；一个是777部队，每个部队是一个团，司令部也在附近，司令是个少将，曾给我们训过话。过了一个多月，又调来一批从河北抓来的战俘，有300多人，里面有不少人是八路军，编作第三班，住第三、四栋房子。第五栋房子空着。第六栋住着先期在此干活的29个人，据他们讲，原先同他们一起的人也有很多，所干的工程完工时，日本人说“在满”（家住东北的）留下来继续干活，“不在满”的送回家去。当时，只有他们29个人报是“在满”的，其他人都被拉走了。没过20多分钟，就听到山沟里一阵枪响，此后再也没有见到那些人，猜想日本人为保密将他们都枪杀了。住处外面围着五道铁丝网，上面挂着罐头盒子，有人碰到就响个不停。
鞠修经干的是后期工程，主要是抹水泥和修隧道，而他在河边装沙子和石子，供搅拌水泥用。他们天亮由日本兵押着上工，天黑再由日本人押着回来。同年10月，日本人把他们送到抚顺，他于1944年1月逃到在龙凤矿的他四叔鞠景文家才活了下来。他在文中所提及的日军番号，核对宪兵档案完全相同。[51]
1943年秋，在东部边境线上，也是在东宁，当地日军满洲第570部队的特种工人，发生了令日军非常震惊的行动，这就是一个叫陈恩的人，他率领工人，砸烂了日军卫兵所，打死打伤日兵，抢夺武器，率领几十名难友，逃入苏联。此事，据说与工人们闻知日军集体屠杀有关。情况是这样的：特种工人张思问（在宪兵档案中是假名张世文），曾经在陈再道属下的八路军第10团当过兵，在冀南一带活动，1943年被日军包围后当了俘虏，经德州集中营受训后，送到东宁第570部队修筑军事工程，主要是建炮台。他说：“下雨天不干活，在屋里待着，相互不准说话，谁的底细也不知道。”当时，只知道有一个叫陈恩的八路军，是他们的劳工队长。有一天日本卫兵押着张思问等几个人到小乌蛇沟西北村一个有碾子的人家轧棒子面。张思问说：“房东老头趁卫兵不注意时，告诉我们，河那边就是苏联，你们咋不跑呢？再不跑，干完活就被日本人杀了。”我们这才知道河那边是苏联。往河那边一看，那边山上有个哨兵，山下尽是草地，也有林子。那个老头还说，以前来的人，都让机枪点名了。[52]
张思问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陈恩，陈恩经与王坤等人密商后，发动了抢夺日军武器、杀死日兵的暴动，率部入苏，给日军很大的震动。此事已见诸关东宪兵队档案，档案中虽不见从房东老头那里了解情况的情节，但暴动经过，与张的口述完全相同。暴动也付出了被抓回来的十多人的生命。
[1] 经过1921年11月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2年2月8日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英、美、日海军主力舰吨位为5∶5∶3的比例，并于十年内停造主力舰。条约有效期为1936年末，终止条约需在2年前通知美国政府。
[2] 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第85～86页。
[3] 〔日〕楳本捨三：《全史·关东军》，经济往来社，1978，第251页。
[4] 《全史·关东军》，第256、258页。
[5] 《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43页。
[6] 岛田俊彦：《日本关东军覆灭记》，李汝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122页。
[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93页。
[8] 满铁调查部：《关于国境方面的国防建设的报告和有关资料》，1942年2月，油印本，第11页。
[9] 满铁调查部：《关于国境方面的国防建设的报告和有关资料》，1942年2月，油印本，第11页。
[10] 《满洲国现势》，1939，第241页。
[11] 以上东宁、虎头、黑河、海拉尔要塞情况，参见李秉刚、高嵩峰、权芳敏《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18～529页；李秉刚《万人坑——千万冤魂在呼唤》，中华书局，2005，第132～149页。
[12] 《在军劳务及劳需担当者会议上第一课高级参谋讲话要点》，1943年2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45，231。
[13] 奉天防卫委员会委员长越生虎之助致关东军参谋长吉木贞一函，1941年8月16日，南防参第137号。抚顺矿务局，1941，355。
[14] 两者均为第八条，第5军的规定为：“要特别设以宪兵和翻译，并使间谍——适任的常雇满人与之经常共同起居，监视言行。”
[15] 两者均为第九条。第5军的规定为：“特种工人在上衣的背部附以20公分的角形白布，以与一般工人显然区别。”
[16] 第5军规定为，使多人集团携带土工器具进行作业时，特别如此。再者，在向作业地行动期间，或根据工人素质、作业种类，得适当加以绑缚，并严格注意在收容所不放置得使用于暴行的机械等。以下为经理（财务），卫生等，略之。两项规定均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2056，277。
[17] 该规定存于吉林省档案馆，315，7.692。其中缺二十九条。从其下发给所属各部看均如此，似非疏漏，如系特意删节，却未说明原因，故删除此第二十九条恐怕一定另有缘由。
[18] 《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第四章管理，第十六条规定。
[19] 在军劳务及劳需担当者会议上第一课高级参谋的讲话要点，1943年2月12日。
[20] 《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第一章通则，第四条规定。
[21]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9月6日，东宪高第232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22] 《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1943年7月13日，第一章通则第六项，第三章第九项等。
[23] 《关东军特种工人管理规定》，1943年7月13日，第一章通则，第五条，第三章使役，第九十条等。
[24] 例如：1942年1月26日承德宪兵队承宪高第32号报告称，根据关东军关特演的需要，热河劳工协会，从1941年7月到1941年10月下旬，紧急募集的劳工，仅3个月，就从7147名减少到6734名，返回家乡，当地人民对业者的虐待行为，非难、谴责很多。又据1942年6月17日东宁宪兵队报告第291号称，绥阳第9832部队巨海队，从东宁等地接收供出劳工353名，由于物资缺乏、管理等原因，就劳仅20天，就全员逃走。
[25] 1939年7月14日关于五家子军事工程使用苦力状况之件报告见吉林省档案馆。转引自李秉刚等著《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第474页。
[26] 本书张金章口述资料。
[27] 《关于特种劳工返还之参考资料》，1942年3月31日。吉林省档案馆，315，7，399。该表共列7883名希望返还者，但最后返还者极少。该表曾被误认为特种劳工使役数值。
[28] 1943年9月6日东宁宪兵队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东宪高232号。报告中所列举之事件，只有部分相同，差别原因在于，起讫时间和依据资料不同。笔者所编制的表格，主要是依据笔者所掌握的关东宪兵队档案资料。
[29] 1943年10月29日陆军中佐远藤三郎《关于最近特种工人的动静》（防谍），鸡机常报（满）戊第227号。文中附表《特种工人逃亡状况一览表》，所列逃走事件只有21件，而文中所述为22件。
[30] 报告称“逃亡工人均为蒋介石军俘虏”，是不对的。报告所附“特种工人逃亡状况一览表”，至少就有两起写着逃亡者是八路军人员，即6月16日李某等3人，和8月26日李如等数人。
[31] 关东军参谋部：《军劳务及劳需担当者会同席上第一课高级参谋讲话要点》，1943年2月13日。
[32] 东安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25日，东宪高第233号。
[33] 本书于前生口述资料。
[34] 张殿元口述资料，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35] 本书黄文口述资料。铧子沟煤矿即辽阳烟台煤矿。
[36] 中央档案馆整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第467页。
[37] 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致奉天省警务厅长森田贞男函，1943年10月14日，警总特（特）秘发第684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4。
[38] 满铁抚顺煤矿宫本慎平致关东军函，1943年12月10日，抚总庶文第22号4之10。
[39] 1943年10月26日，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奉宪高第648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4。
[40] 1943年10月26日，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奉宪高第648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4。
[41] 本书武心田口述资料。
[42] 根据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该批特殊工人于1943年6月28日在山海关接收时为1516人；运输途中跳车逃跑147人；经在黑河筑路后，无法继续劳动转送到哈尔滨的伤残者118人；10月21日转运到弓长岭采矿所继续奴役的特殊工人只剩下591人。见本书收录的关东军命令及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29日，奉宪高第370号；孙吴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11月9日，孙宪高第502号等。
[43] 关东军总参谋长关于病弱特种工人处置的通牒，1943年10月12日，关总参一第9327号。
[44] 关东军总参谋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函，1943年10月12日，关总参一发第9328号。
[45] 牡丹江宪兵队长通牒，1943年11月8日，牡宪高第337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2056.26。
[46] 孙吴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11月9日，孙宪高第502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4。
[47] 古海忠之笔供，1954年6月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4，中华书局，1991，第864页。
[48] 冈崎哲夫：《战尘之心》，庄文社，第53页。转引自李秉刚《万人坑》，中华书局，2005，第141页。
[49] 冈崎哲夫：《秘录：北满永久的要塞》，秋田书店，第20页。转引同上。
[50] 曹树德，1928年6月26日生，住辽宁省瓦房店老虎屯镇雅化村，1943年被征，派到虎头要塞当劳工。该回忆资料，系2002年8月10日对他访问时整理形成。
[51] 本书鞠修经口述资料。
[52] 本书张思问口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