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与满洲的崛起[1]
——兼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对民族关系的宏观影响
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并对历史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一种社会现象；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汉族的融合，也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并对历史发展起重大影响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两大历史现象是各自孤立地进行，还是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相互间又有什么影响？目前尚无专文论述。笔者拟以明末农民战争为中心，旁及秦汉以来规模较大的农民战争，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争鸣，得出有益的结论来。
一 满洲崛起对农民战争的影响
明末的农民起义与东北之满洲崛起进关，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它们在打击腐朽的明王朝上，作用是一致的，同样扮演着掘墓者的角色。双方虽然没有组织上的任何联系，都是各自孤立地进行，但在客观上，又往往彼此呼应，形同于盟军。
明朝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清楚地感觉到了这种内在联系，在议论朝政安危时，总是十分自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崇祯九年（1636）春，当农民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在题本内就讲到了二者的关系，说：“灭奴（指努尔哈齐）先灭寇。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2]说明二者同是明朝的大患，只是主次不同罢了。第二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疏中，也着重与崇祯帝辩论了农民起义与满洲入犯的关系，他说：“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之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腹心也。人之一身，无首为重。边烽讧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乂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3]尽管杨嗣昌极言安内为主，攘外次之，但同样将二者视为大患，相提并论。直到农民军攻占北京的前三天，这两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明廷，崇祯帝在召对考选诸臣时，仍然是以抵御满洲内犯和农民军为题，让诸臣献计献策。
回过头来，从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看，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之一与满洲的兴起直接关联。明末，朝政本已腐败，民不聊生，明廷为扼制满洲的发展，更是大加征敛，自万历四十六年始，骤增辽饷，三年中每亩加派九厘，遂成定例。年增赋520万，把人民逼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且明清之间的第一次全面较量，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明廷催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蓟、山东等兵，合辽兵约10万之众，结果以明朝的惨败为结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终于爆发。崇祯初年，在农民最早起义地区任职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回顾农民起义的最早经过时曾说：“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4]崇祯十年，杨鹤之子杨嗣昌又进一步讲：“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20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5]杨氏父子的回忆，至少说明农民起义有两点与满洲崛起相关联：一是这些最初的“落草”者，都是征调到辽东而又败退下来者；二是因朝廷“精神全注东方”，西北的农民起义才成“遂难收拾”的局面。后来，戴笠和吴殳在记述这段历史时，更明确指出明末农民起义军由边兵和饥民两部分组成，并且都与“东事”有关：“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30余级。余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6]当时人的这些记载说明，明末农民大起义，固然与明廷政治腐败、天灾这些因素有关，但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与满洲贵族的矛盾而激发的。起义军的来源之一，是在辽东前线与满洲贵族进行生死搏斗而相次溃逃回来的边兵，明廷没有妥善的安置政策，造成了这部分人铤而走险。起义军的另一来源，是被有司为“东事”而一味征督的饥民，民不能供，也只得铤而走险。起义军两个组成部分的出现，都是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直接造成的。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此一部分发生重大的变化，必然给彼一部分带来深刻影响。明末社会，民族关系的起伏，民族战争的张弛，同样给阶级关系、农民战争的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可以认为，在一定的时期内，民族战争的发展，直接推动着农民战争的发展。请看下面几个实例。
满洲军第一次入关对农民军的影响：后金与明的战争，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夺取抚顺开始，以后大的战役有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大战，攻克开原、铁岭之战，天启元年（1621）攻克沈阳、辽阳之战，天启二年攻克辽西广宁、义州之战，天启五年攻克旅顺之战，天启六年努尔哈齐亲与袁崇焕的辽西宁远之战，天启七年皇太极发动的宁远、锦州之战。后金军不断发展壮大，明军受到很大的削弱。这样，明清战争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5万后金军，终于第一次从喜峰口打入关内，突袭北京，纵掠良乡、固安等，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四城，大败明军，阵杀明大将赵率教、满桂等。并行反间计，使崇祯帝朱由检轻信逃回的宦官之言，将辽东督师袁崇焕逮捕下狱（后被处死）。后金军这次入关，长达六七个月，直到次年四月方撤。
后金军的这次入关，对明廷、对农民军，影响都是相当大的。为了挽救京师危机，明廷下令各地督抚火速勤王。从镇压农民起义第一线奉调勤王的，有山西、陕西、甘肃、延绥等地的官军。这些官军也多是明军的精锐，他们撤出镇压农民军的战场，当然会大大减轻农民军的压力，减少农民军的活动、发展阻力。另一方面，随着明朝镇压农民军的力量分散、削弱，力不从心，明廷在这期间对农民军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单纯的镇压改为镇压兼招抚。力主招抚的就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后来，杨嗣昌回顾当时的形势时，很清楚地指出了明朝当时的困难处境：“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一可恃，而贼党始构庆阳之围，杜文焕、贺虎臣方溃保安，谁与剿贼？”接着又指出，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行招抚：“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7]农民起义军真正甘心受抚的只是少数，多数起义军则利用这个机会，壮大了队伍，而在陕西的大批义军乘机跨过了黄河，又向山西方面发展蔓延开去。
与这一阶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满洲兵撤出畿辅之后，明廷渐渐腾出手来，主战派逐渐抬头，又开始了对农民军的残酷屠杀。满洲军是崇祯三年四月撤出的，八月，陕西巡抚李应朝、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便对已经受抚的农民军扬起了屠刀，设计歼杀了王左挂、苗登云的这股部队。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又伏杀了另一支受抚的农民军[8]。七月，点灯子赵胜所部义军被迫从陕西转到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又追过黄河。赵胜旋即被杀，义军受到挫折。九月，崇祯帝正式下令，罢了主抚派杨鹤的官，而提升主战派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明廷的策略又变为以剿为主。这以后的一年多，陕西的义军损失十分严重，有名的首领如王嘉胤、神一魁、黄友才、不沾泥（张存孟）、刘民悦、混天猴、可天飞、一座城、薛红旗、一字王（拓先灵）、郝临庵、独行狼等，都相继牺牲。
满洲军第五次入关对农民军的影响：继崇祯二年满洲军第一次入关之后，清军又多次破长城而入，对农民军的发展无一不产生影响，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第五次，即定都北京前的最后一次。这一次的时间是崇祯十五年十月至十六年四月（1642～1643），长达7个月之久。清军以阿巴泰为将，率10万余人，从界岭口、黄崖口入长城，经北京、河北地区，直入山东，连败明朝各路兵39次，生擒明总兵5员、兵道5员、郎中1员、科臣1员，副将5员、参将8员、游击4员，并全部处死。其余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被擒被杀无数。明鲁王自杀，乐陵王等4王皆死。共攻克兖州、顺德、河间3府、18州、67个县、88座城镇。归顺者1州5县。俘获36.9万人，牲畜32万余头，财物无数。牵扯并调动明援军19.5万人[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清军临出征之时，皇太极向阿巴泰面授机宜，第一次明确了争取拉拢农民军、利用农民军，共同伐明的策略思想。他说：“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10]受这一思想约束，清军就避免了在明朝灭亡之前过早地同农民军交锋。
清军这次征明，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的同时，又牵扯了几十万明朝军队，大大减少了农民军正面的敌兵，使明廷围剿农民军的计划根本无法推行。例如，崇祯十六年三月，崇祯帝命大学士吴甡督师，南下进剿农民军。吴甡非要3万精兵不可。3万精兵在平时并不难凑，但当时正值清军在山东、畿辅抢掠，吴甡请调的唐通等部，正在与清军周旋，根本无法抽身。吴甡无军可调，成了光杆督师，故而迟到五月也无法南下。明廷只好眼看着农民军在南方迅速发展壮大。
在清军遍袭山东的时候，农民军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崇祯十五年底，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牢固地占领河南各地，并开始在河南设立地方官，着手尝试政权建设。十二月，占领湖北襄阳。崇祯十六年正月，攻克汉阳府。不久，在襄阳建立了中央机构。与此同时，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十六年春，张献忠部从安徽西入湖广。四月，改麻城为常顺州，任命了知州，也开始进行地方政权建设。五月，攻克武昌府，正式建立大西政权后，又在江西、湖南进一步发展。
清军的牵制，对农民起义军最终攻占北京的影响：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在陕西潼关最终歼灭了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该军队是明朝用来对付农民军的一张王牌。此后，起义军发展迅速，相继收取三边，在西安建国，东渡黄河，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北京实行大包抄，其势不可阻挡。这时，明廷能够指望抽调来勤王的兵力已屈指可数，除了抽调驻守宁远防备清兵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实在没有其他兵力了。明帝权衡轻重缓急的结果，终于在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做出调吴三桂部进关，拱卫京师的决定。调吴三桂入关，无异等于放弃宁远，把关外山河拱手让给满洲贵族。明帝为了开脱自己，并说服反对派执行这一决定，甚至被逼得做了带检讨性的说明：调吴三桂入关，可“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11]虽然明帝把话已说得如此明白，但真正落实并不容易，因为满洲的存在是个巨大的威胁，放弃宁远，涉及封疆之安危，民族之危亡，实在关系重大，首辅陈寅等大臣多不愿做此尝试，因而从中百般拖延。吴三桂入关之事，反复商议到二月末，仍未议定。直到农民军逼近京畿，在北京陷落前半个月，三月初四，明廷才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率部入卫京师。但这已经是来不及了，三月十九日，北京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占领了，明王朝终于被推翻了。当然，即使在明帝正月十九日最初做出决定之时，吴三桂即行入关，也是螳臂挡车，同样避免不了明朝覆灭的命运。但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候，吴三桂之所以迟迟抽不出来，当然还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满洲在那里制约着，是满洲“帮”了农民军的忙。
二 农民战争对满洲的影响
反过来看，明末农民起义军对明朝一次次的致命打击，在客观上又有利于满洲的发展壮大。后来，由于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在若干政策、策略上的失误，加速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向满洲贵族靠拢的过程，客观上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减少了民族障碍。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前，明王朝已经腐朽衰落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在萨尔浒被后金军打得大败就是个明证。但自农民起义军兴起并发展以后，更加削弱了明朝统治的力量，使清（后金）在与明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除了天启六年（1626）、七年（1627）在宁远、锦州受到明朝著名将领袁崇焕等人的坚决抵抗，稍稍受挫之外，其他历次战争，几乎无不取得胜利。而且其胜利程度，差不多是一次比一次大，这和农民起义军的逐步壮大，是成正比的。农民起义军的蓬勃发展是满洲顺利崛起的一个大背景。有了这个大背景，满洲贵族才取得了下面这一系列的军事成功。
天启元年（1621），后金军走出世世代代居住的辽东山区，开始向辽东腹地进军。该年春，先占领沈阳，阵杀明总兵贺世贤、尤世功等，歼灭明军7万人。接着，又攻占明朝辽东的政治中心辽阳，明经略袁应泰死，明军又被歼数万。
天启二年（1622），后金军攻辽西，歼灭明军3万余人，占领重镇广宁及义州，广宁周围的数十堡皆降。广宁巡抚王化贞弃城逃跑。
崇祯二至三年（1629～1630），皇太极亲率5万大军，第一次突破长城封锁，纵掠于京畿良乡、固安等地，并攻占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四城。此役，大败明军，阵斩明大将赵率教、满桂等，并设计除掉了屡挫满洲的劲敌袁崇焕。
崇祯七年（1634），皇太极亲率9万大军，绕道蒙古，第二次突破明长城防线，在宣府、大同地区袭扰数月，掳掠无算。
崇祯九年（1636），以阿济格为将，率8万余众，第三次突破明长城防线，遍袭京畿之延庆、昌平、良乡、安州、雄县、密云、平谷等地，掳掠人畜18万而归。
崇祯十一至十二年（1638～1639），以多尔衮、豪格、阿巴泰、岳托为将，兵分二路，第四次突破长城，直下河北南部，转掠山东，攻陷济南1府、3州、55县，掳掠人畜46万以还。
崇祯十四至十五年（1641～1642）春，明清大战于辽西之松山、锦州。明廷调在镇压农民军中以死硬派著称的洪承畴为主帅，调8总兵官，集13万之众，奔赴锦州郊外，力图解锦州之围。皇太极针锋相对，也倾国中的兵力，赶来增援。形成你包围我，我又包围你的阵地会战局面，结果明军覆没，洪承畴被俘。锦州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最终献城投降。
崇祯十五年秋至十六年（1642～1643）春，以阿巴泰为将，率10余万大军，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突破长城，入关与明作战。这次经过畿南，再次转入山东，破80余城，斩杀明朝官兵无算，开明藩王被杀的先例，掳掠人口369万、牲畜32万、财物无算。
明王朝这棵腐朽衰老的大树，经过农民军与满洲两种势力一次次地从不同方面的砍伐，终于倒下了。满洲则经过一次次的饱掠，终于在东北这块基地上发展壮大起来。
农民军虽然在反明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最终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但应该看到，在明末三种力量的角逐中，农民军的发展壮大不如满洲。这是因为，第一，自农民军兴起之日起，就一直与明朝统治阶级在进行流动作战，生死搏斗，没有像满洲那样，有个后方基地，有过间歇、休整。第二，三种力量角逐的主战场在中原，中原社会经过连年兵燹及天灾，已经凋敝不堪，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地步。明廷固然是油枯灯尽，取胜的农民军与明廷比，与自己过去比，是强大了；但与新兴的满洲比，可以说已是强弩之末了。明与农民军是一亡一伤，满洲则占据地利，成为得利之渔翁。
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攻下北京后，又有两点明显的失策，极大地帮助了满洲贵族。
一个失策是，李自成对明朝投降的官吏安置不当，没有争取到地主阶级对新建立的大顺政权的支持。这种不当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攻占北京以后，对明朝的大批降官，未能积极择优录用，尤其未注意选拔那些自己急需的有政治远见、能献定邦兴国之策的文臣。这使大批的降官感到失望，产生离心力，所以这些人在机会到来之时，便一下子积极地投入了满洲的旗下。另一方面，不加区别地普遍对明朝的官僚实行追赃助饷，这就扩大了打击面，使这些人在以后轻易地倒向了满洲方面。对比之下，满洲贵族在与明、与农民军建立的大顺政权争天下时，很注意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尤其注意网罗汉官，如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能够运筹帷幄之士，更是求贤若渴，倍加重用。对普通的降官降将，也都赏赐有加，遑论追赃！当然，对大顺政权实行的农民革命政策，我们不能指责。我们只是指出，李自成等没有注意到虎视眈眈的满洲的威胁，没有根据形势调整策略，结果是为渊驱鱼，反帮了满洲的忙。
另一个失策是，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在摧毁明王朝后，忘乎所以，骄傲轻敌，对吴三桂和满洲贵族的危险性，完全丧失警惕。这表现为大顺政权在招降吴三桂后，没有派大将、调重兵去山海关加强防御满洲，而是只派了刚投降的明将唐通的8千人马去接管。在吴三桂带部众去北京朝见新主的途中，又发生了大顺政权触犯他家属的事情。这就促使了吴三桂倒戈夺关，投降满洲。满洲兵过去虽然五次破长城到内地蹂躏，但始终未能越山海关雷池一步。这次满洲兵意想不到地轻而易举地得到山海关，并又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北京，完全是大顺政权对满洲掉以轻心、一错再错而铸成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满洲统治者则早就把农民起义军当成了对手。在清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中已经提到：“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12]明确指出明廷已不配做清的对手，争天下的真正对手是农民军。当多尔衮确切得到农民军占领北京、明朝已亡的情况后，当机立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抱着“成败之判，在此一举”的信念，倾国出动了[13]。可以看出，清统治集团对形势的分析，显然比大顺农民军要来得深刻和高明。预则立，不预则废，满洲统治者和农民军自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由于农民军的失误，使得以满洲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最终取得了统治全中国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封建王朝。它总结了历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治国的经验教训，较好地调整了满、汉、蒙、藏等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使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较之元代、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最终奠定了我国的疆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积极的影响，远远超过清入关之初推行剃发、圈地、投充等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 历史轨迹的回顾
明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虽然推翻了明王朝，但是北方的满洲乘机得到发展，并入主中原。从直观看，这似乎是农民军策略失误造成的，是历史的偶然。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会看到它有一定的历史轨迹可循，并不偶然。
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历史的事实是，当封建王朝政治腐败到极点的时候，几乎都要引起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也包括封建军阀混战）。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受到削弱和损失。这时，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再也没有余力去压迫周边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便乘机发展壮大起来。在当时，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都比中原的汉族落后，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出于对中原汉族文明的向往；其上层奴隶主阶级，还出于奴隶主阶级的掠夺本性，很自然地，在其强大之后，必然要乘虚而入，向中原地区移动、扩张、掠夺，甚至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这几乎是每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之一。
自秦汉以后，几乎每一次农民大起义之后，都出现过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事实。秦末，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至刘邦正式即皇帝位，在中原地区尚未恢复元气的时候，匈奴已经强大起来，冒顿单于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北服丁零等，又尽收复秦时蒙恬所夺匈奴地，并进入今甘肃、陕西、内蒙古西南部、山西，甚至迫近长安。公元前200年，冒顿率精骑30万，围刘邦于平城白登（大同附近）。此后六十余年，汉朝一直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先后于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时，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于单于。
西汉末年，经过公元17～27年的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汉朝的国力再一次下降。起义虽遭到刘秀镇压，出现了所谓东汉“光武”中兴，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已是两败俱伤。原来遭西汉武帝进攻而一度削弱的匈奴，又一次强大起来，再次入侵内地。刘秀被迫继续实行西汉末期的防御方针。
东汉末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继之，出现群雄割据，并形成魏、蜀、吴三国长期混战的局面，社会基础变得很脆弱。南匈奴在中原的这种大动荡中相机行事，有时反对汉朝，有时又出兵卫护汉天子，一些部落还乘机移入塞内。曹操曾以南匈奴“既在内地，人众猥多，惧必为寇，始分其众为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未几，复改帅为都尉”[14]。到西晋，南匈奴占据了山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此时，东北的鲜卑族等，也逐渐南移到今辽宁、河北东部、山西雁门关以北一带。西北的氐羌等族，则移居甘肃、陕西一带。造成“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15]、“关中之人百余万……戎狄居半”的局面[16]。西晋末，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内迁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乘“八王之乱”，纷纷起兵反晋，迫使晋室南迁，并先后在内地建立政权。在史称“十六国”时期，以匈奴为主的有汉（前赵）、夏、北凉；以鲜卑为主的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以羯为主的有后赵；以氐为主的有前秦、后凉；以羌为主的有后秦；以巴氏为主的有成（后改为汉）；以卢水胡为主的有北凉。此外，不计在十六国内的，尚有鲜卑建立的代、西燕，丁零建立的翟魏，等等。进入北朝时期，北魏、北齐、北周，也都是以鲜卑族为统治民族。从东汉末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到581年杨坚建立隋朝，统一中国，整整经历了四百年。这四个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各民族间既有战争冲突的消极面，又有和好交往的积极面，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在相互斗争又相互结合中更为紧密；同时，中原大批汉族南迁，与南方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了江南，使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影响。
隋末农民战争使东突厥一跃而称雄北方，形成“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的局势[17]。以致北方农民起义领袖和割据势力，欲借其力，纷纷向其称臣。突厥成了影响中原局势的重要因素。
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腐败的唐王朝。中原的汉族封建地主阶级再一次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长期内集中不了力量，建立不起来统一的中央政权，使我国又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农民阶级也在这次大搏斗中受到削弱，建立政权的冲刺也归于失败。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又乘机成长起来。突厥人的沙陀部，此时进入了中原，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其后相继是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辽朝；女真族统一北方，建立金朝；最后，蒙古族在局部统一的基础上，终于再一次统一全国，建立元朝。从唐朝灭亡的907年，到以明代元的1368年，共约四个半世纪。这四个半世纪，是中原汉族的阶级矛盾、阶级搏斗，巨大的影响和推动着民族矛盾，使民族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新阶段，终于使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到可以统治全国的半壁河山和统一天下，也由此实现了中国民族的第三次大迁徙、大融合。
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互相运动，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当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爆发过许多次，民族战争也发生过许多次，它们的爆发均有其独自的原因，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每次都具有因果关系，这是应该说明的。但是，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作为这个整体、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彼此间又不可能不发生联系，不可能不产生相互影响，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
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乃至入主中原，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积极方面大，还是消极方面大？我们不妨从社会生产力能否获得发展和民族能否获得发展这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从社会生产力能否获得发展的角度看：以往的论者，往往认为民族战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使中原的生产力受到破坏，而加以否定。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由于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原地区的生产力会受到暂时的破坏，这是应该承认的。但是也应看到，在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在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之后，中原地区的生产力会获得新的发展。还应该特别指出，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在观察生产力是否有所发展的时候，除了看汉族之外，还应该看看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是不是发展了。我认为，在一些民族战争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取得胜利，进驻中原之后，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一般说来，都能够得到飞跃性的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以往常常是被忽视或遗忘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同时，作为论述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问题，也是很不全面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发展，才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真正的、整体的发展。
其次，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由于受到较发达的汉族文化的影响，其民族素质无疑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汉族也会从少数民族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虽然少数民族落后于汉族，但不是所有方面都落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随着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必然会将其某些优秀文化带到中原，传给汉族，甚至影响一部分汉人发生“夷化”。当然，由于其生产力不如汉族先进，又处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常常是出现民族融合或汉化。于是，使汉族不断地输入了新的血液，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由是观之，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即中华民族的总体都得到了发展。
因此，可以认为，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总体上看，积极影响是大于消极影响的。
从明末农民战争和满洲入关，再回溯到秦汉以来的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内迁及民族融合，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前进，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持续不断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间的互相影响，两者共同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共同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只看重农民战争在中原汉族地区的历史作用，孤立地谈论这个作用，忽视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是将农民战争的宏观影响缩小了。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两大运动，这两大运动彼此影响，虽然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但又最终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个历史的脉络、轨迹或规律，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
[1]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又载《张献忠与李自成——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第120页。
[3] 《杨文弱先生集》卷9《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4] 《孤儿吁天录》卷末《先大父抚贼之谤》。
[5]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10。
[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
[7] 《杨文弱先生集》卷4。
[8] 《绥寇纪略》卷1。
[9] 参见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第10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10] 《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七月壬子。
[11] 蒋德璟：《悫书》卷11。
[12] 《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1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中华出局，1980。
[14] 《文献通考》卷341《四裔考十八》。
[15] 《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
[16] 《晋书》卷56《江统传》。
[17] 杜佑：《通典》卷197《边防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