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与汉族的关系[1]
——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四
明代辽东档案载录了明代辽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也详细记述了开原、抚顺马市的具体情形。现据此档，结合有关文献，对明代女真与汉族之间关系的若干问题做些探讨。
一
明代女真大体上分为海西、建州、“野人”女真三大系统，其下又各分为许多小部。女真从其先世肃慎起，就与中原发生了联系。到明代，这种联系空前地发展起来。自洪武以来，女真不断“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故元遗民六十九人自纳儿崖来归于女真千户所，诏以衣粮给之，遣归复州”[2]。这是《明实录》中关于女真的最早记载，说明早在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以前，明政府已经设立了女真千户所。此后，来归的女真不绝于书，有的女真酋长来了还表示，“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3]。另一方面，明王朝也主动地加强了对东北女真地区的统治。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永乐二年二月，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哈等四人为指挥同知。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自此以后，这种直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女真卫所，在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广大东北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多达三百八十余卫所，女真各部酋长基本上都成为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员，这就大大增加了女真同内地的联系。
联系增多的一个标志，是众多人员的频繁往来。这首先表现为入京朝贡的女真人很多，朝贡次数频繁。明初规定，女真岁贡人数，“建州五百，海西一千，共一千五百人”[4]。“野人女真”因离京师太远，朝贡无常，尚不包括在内。这在明代各个少数民族中是人数最多、次数最频繁的。当时，畏兀、乌思藏等皆数年一贡，每次进京仅一二名或十余名，远远不能与女真相比。实际上，入贡的女真人还要大大超过规定的数字。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五年二月曾敕镇守辽东保定侯孟春：“缘边鞑靼、女直、野人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5]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限制了。据《明实录》的记载，在万历九年便有十四批女真卫所酋长来朝，其中载明人数的五起，就有698人，可见女真入京朝贡的人数之多。
这种频繁的交往，还表现在有些女真酋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竟能两次赴京。例如，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永乐十九年十月曾进京朝贡，第二年四月又率子弟部属至京。
著名的女真-满族首领努尔哈齐及其兄弟、先祖，入京朝贡的次数也是很多的。据《明实录》和《朝鲜实录》的记载，努尔哈齐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除多次派人进京朝贡外，他还曾在永乐元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该年二次）、二十二年、洪熙元年、宣德八年共十次亲自入京进贡。由于他同内地联系密切，忠于明政府，明帝封他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右都督等职。
努尔哈齐也屡次遗派属下进京叩拜，他自己于万历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八次亲自入京朝贡。明帝初封他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继晋都督佥事，后升龙虎将军。其弟速儿哈齐亦曾在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入京朝拜明帝。
联系的增多，还表现为马市活动的频繁，进入马市的人非常多。永乐初年，为了便利缘边鞑靼、女真与内地汉族的贸易，曾在辽东的开原、广宁开设两处马市。后来又增设了抚顺马市。由于来者众多，应接不暇，到万历时，更于清河、靉阳、宽甸设市，以扩大这种交流。根据明代辽东档案（以下简称《明档》）的记载，马市基本上是三日一次，有时甚至是隔日一市，每次都有大批女真人来。比如，《明档》乙类107号，便详细记载了万历十二年（1584）海西叶赫部仰加奴、逞加奴及哈达部猛骨孛罗、歹商等进入开原马市的情形。他们每次都是几百人一起进入马市，最多的一次达1180人。据现存残缺不全的档案统计，在半年中叶赫、哈达部女真进入马市的“买卖夷人”有31起，共13564人。此外，到马市的还有“传事夷人”、“送汉人夷人”、“京回夷人”、“朝京夷人”等，人数也不少。
《明档》乙类105号，记载了万历六年四至七月抚顺马市的情况。它载明，努尔哈齐的祖父“叫场”（即觉昌安）三次率领女真进入抚顺马市，第一次率45名，第二次23名，第三次带21人。这期间，共有23起累计为1915名建州女真人到马市买卖货物，还有25起共781名“买卖夷人”、“接京回夷人”、“看守河木夷人”到马市领“抚赏”物品。
进京朝贡和到马市贸易，主要是由封授都督、都指挥、指挥之类官衔的女真头人率领进行的。例如，《明档》乙类105号载明，建州女真都督松塔、来留柱、都指挥傅羊古等多次率人进京朝贡。《明档》乙类107、108号中，可以肯定是都督、都指挥的有十三次，即仰加奴二次、逞加奴二次、卜寨四次、猛骨孛罗四次、住金奴一次。
二
由于来往的人数众多，次数频繁，所以女真与汉族之间的贸易是很兴旺的，商品种类多，交换数量大。
从经济关系来说，入京朝贡是一种传统的贸易方式。马是主要贡物之一。按规定，入贡的女真，每人要贡马一匹。比如，万历七年三月，“海西淝河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等官台失等二百八十八员，备马二百八十八匹，赴京朝贡”[6]；四月，“海西弗秃等卫夷人都指挥等官住吉奴等一百五十员，备马一百五十匹，赴京朝贡”[7]；九月，“建州左等卫女直夷人都督等官大疼克等共一百二十六员，备马一百二十六匹，赴京朝贡”[8]。明初规定，每年女真进京入贡之人为1500名，即是说，每年女真至少要贡马1500匹。除马之外，贡品多是貂皮、人参等方物。有些特别富有的女真头人，还有贡“金银器皿”的。对于朝贡的女真人，明廷都赐予宴筵和厚赏。明政府的用意是，“于厚往薄来之中，默寓招夷来远之道”。因此，明初海西、建州每岁1500人入朝，“每次赏赍供应之费以钜万计”。仅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辛卯，即命兵部发银27000两，“给赏海、建补贡夷人”，可见赏赐之多。因此，入贡与赏赐，除了表明女真卫所隶属明政府的政治关系外，实际上还包含着官方贸易的内容。当时就有人说，海西、建州女真是“借贡兴贩，显以规利”。[9]
入贡女真还可以在会同馆与民商买卖。他们每次赴京，行李都“多至千柜，少亦数百”，进行巨量交易，置买“布绢瓷器”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恣买违禁货物”，因而常常“迁延旬月不回”。[10]
明代前期，为了“怀绥远人”，对于入贡的女真人比较优待，沿途都由州县供给廪馔。这也鼓励了女真人入贡的热情。
女真与汉族之间更大量的、更经常的贸易，是在辽东沿边各马市进行的。《明档》对这种马市贸易有详细的记载。现举数例以兹证明。
二十八日，一起。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都督逞加奴等九百九十五名到市，与买卖[残]易换皮张等物，共抽银五十五[两][残][入]市货物抽银二十七两五分一厘。[残]袄子七件，抽银一两五钱。缎子十匹，抽银一两。羊皮三[残]羊皮袄二百四十五件，抽银二两四钱五分。水靴三十七双，抽银[残]牛八十二只，抽银二十两五钱。铧子四十七件，抽银二钱三分。羊十七只，抽银三钱四分。锅二十一口，抽银六钱三分。驴一头，抽银[残]一、易换货物抽银二十八两八分一厘。马二十四匹，抽银十六两八钱。参六百九十五斤，抽银六两九钱五[分]。貂皮八十二张，抽银二两五钱。木耳八十斤，抽银八分。榛子一斗，抽银[残]狍皮五张，抽银二分五厘。鹿皮二张半，描银五分。珠子六颗，抽银[残]蘑菇七百五十斤，抽银五钱。狐皮十八张，抽银一钱八分。松子八斗[残]水獭皮二张，抽银四分。狼皮四张，抽银八分。[11]
这是海西女真叶赫部一次到开原马市交易的情况。
二十二日，一起。广顺关进入夷人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一千一百名到市，与买卖[残]……换貂皮等物，共抽银九十八两三钱[残]…物，抽银四十二两一分五厘。[残]四十九只，抽银一十二两二钱五分。驴一头，抽银一钱。水靴四十八双，抽银九钱六分。绢两匹，抽银二分。一、易换货物抽银五十六两二钱九分七厘。貂皮一千八百三张，抽银四十五两七分五厘。羊皮一百五十三张，抽银三钱。豹皮一张，抽银一钱。狍皮一百六十八张，抽银八钱四分。鹿皮八张，抽银一[残]狐皮一百八十六张，抽银一两八钱六分。马八匹，抽银五两六钱。蜡五斤，抽银五[残][人]参一百六十九斤，抽银一两六钱九分。牛皮三张，抽银六分。木耳七十斤，抽银七[残]蘑菇二百一十斤，抽银一钱四分。松子一石五斗，抽银四分五厘。珠子一颗，抽[残]木锨一百二十一把，抽银一钱二分一厘。水獭皮一张，抽银二分。蜜十六斤[残]。[12]
这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一次到开原马市交易的情况。
二十三日，夷人张海等一百三十名到市，与买卖人吴七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马匹等货，一号起四十五号止，共抽银一十四两九钱一分五厘。二十六日，夷人张乃奇等一百五十名到市，与买卖人李文主等交易，行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人参等货，一号起四十[残]号止，共抽税银九两四钱七分五厘。[13]
这是建州女真两次到抚顺马市进行贸易的情况。
对《明档》乙类105、107、108号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马市贸易兴旺发达的概貌。第一，进行交易的货物，品种甚多，数量很大。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的交易档册中，记有万历十一年（1583）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这六个月内换货的次数、数量和品种，计有：铧子，19次，4848件；牛，18次，497头；锅，16次，354口；袄子，15次，234件；羊皮袄，9次，397件；羊，13次，213只；驴，10次，23头；猪，4次，11只；水靴，14次，203双；缎子，10次，58匹；绢，4次，6匹；人参，18次，3619斤；马，18次，175匹；貂皮，18次，4734张；狐皮，18次，577张；狍皮，16次，761张；珠子，8次，32颗；蜜，7次，1460斤；蘑菇，14次，3740斤；木耳，12次，762斤；羊皮，13次，1743张。还有鹿皮、豹皮、木锨、榛子等物。
抚顺马市的交易，虽无具体品种和数量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建州女真以人参、马匹、粮食、麻布和汉族易换猪、羊等物。在万历六年四至七月的八十天中，抚顺关抽税银268两（不包括档册残缺不清的交易次数），而上述开原镇北关、广顺关那样大量的交易，才抽税银612两，仅是抚顺关的2.3倍，由此也可推知，抚顺关交易的货物，数量也是很大的。
第二，女真人得到大量铁铧、铁锅、耕牛、食盐、衣、布等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有些女真人进入马市，一次就买铧子1134件、牛97头。在上述六个月中，海西女真买进铧子4848件、牛497头、锅345口、袄子（包括羊皮袄）631件。万历六年四至七月，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与汉族进行了大量贸易，也买进了许多猪羊和其他货物。
这里还应对马市上的“抚赏”情形加以补充说明。明廷出于“我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对于女真的“朝贡互市，皆有抚赏外，又有沿边报事及近边住牧、换盐米、讨酒食夷人旧规，守堡官量处抚待”[14]。“抚赏”的对象是很多的，据《明档》乙类105、107号所载，有“买卖夷人”、“看守河木夷人”、“接京回夷人”、“朝京回夷人”、“传事夷人”、“送汉人夷人”、“朝京夷人”等。每次抚赏的人数也多，物品很丰富，并且都是女真必需的用品。例如：
初十日，一起。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卜寨差易八里等四百八十名，抚赏过桌[残]分三厘八毫。桌面三张，折猪肉十斤十四两，连酒用银一钱七分五厘二毫。下程猪肉四十斤，用银五钱七分二厘。酒四十壶，用银二钱六分六厘六毫。平花缎三匹，用银一两八钱。铧子三件，用银一钱二分。许纸二百张，用银一钱。官锅三十八口，官盐二百斤。[15]
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残]……三只，价银三钱七分。兀刺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共用银二两二钱八分。[16]
仅万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万历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中，海西女真便得到抚赏的布1055匹、锅1669口、盐3230斤。在万历六年七月至八月二十二日的52天中，建州女真得到抚赏的布1010匹、锅1189口、盐4529斤。
第三，女真人卖出大批人参、珍珠、皮张，获银上万两。在镇北、广顺二关的交易中，海西女真买进的主要货物铧子、牛、羊、猪、缎、袄等，按时价计，约折银850余两。而卖出货物，仅人参一项，照低价每斤九两银计算，3619斤参当值银32000多两。至于貂皮4700多张、狐皮500多张，又可售得大量银两。
对于马市交易的热闹景象与双方的相互得益，正德年间的辽东巡抚李贡目睹后，以诗的形式进行了生动描写：“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城廿里开官廛。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17]
三
女真与汉族的密切联系，还表现为广泛地杂居共处、不断地相互融合与同化。
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自古就强有力地吸引着当时还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女真族。自明初以来，女真人申请进入汉区居住的数量相当可观。
早在洪武十八年（1385），女真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就到辽东都司申请说：“辽东乐土也，愿居之。”[18]明廷对女真的内向，采取了鼓励的方针，积极进行安置。对于愿意居住内地的女真，除赏赐外，还划出一定的区域，让他们居住。辽东的东宁卫设立之前，那里就安置了不少来归的女真官民，明廷视他们与辽民一样，“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了一个女真千户所。到洪武十九年，这个女真千户所与汉军中所等五个所，正式组建为辽东都司的东宁卫[19]。东宁卫是女真与汉族杂居共处的一个重要地方，明廷“嘉其内附，概许免差”。在这个较好的环境里，他们世代繁衍，“生日益增，丁日益多”[20]，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万卫是另一个女真与汉族杂居的重要地方，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置（三个月后徙置于开原），第一任指挥使即是女真人侯史家奴[21]。这里的不少女真人，在洪武二十八年又服从明帝之令，迁到广宁西边屯种[22]。到永乐六年（1408），因来自边远的女真朝贡者多愿留居内地，明太宗“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23]。后改为自在、安乐二州，自在州又徙于辽阳。
明廷对于愿居内地的女真头人特别优待。《太宗实录》永乐六年四月戊子载称：“兀者右等卫指挥、千百户贾你等奏，愿居辽东三万等卫，从之，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命所在官司给之。自后愿居辽卫者，赐予准此例。”自此以后，要求留居辽东的女真更多了，仅《太宗实录》的记载，十六年中便有十八批。海西哈达部酋长王忠、王台的不少后裔，“居中国附塞上”，且“袭冠带者为多”。
除辽东外，北京更是女真人向往的定居地方，《太宗实录》中有五处女真留居京师的记载。
永乐以后，这种要求到内地居住的势头一直未减，如洪熙元年（1425），“弗提等卫指挥同知察罕帖木儿等，率妻子五百七十二人来归，奏愿居京自效，赐以苎丝、绸、绢、袭衣有差，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如例”[24]。甚至还有居辽东仍不满足，进而又居北京的。例如，“奴儿干吉列迷千户速只哈奴，自辽东来贡马，奏愿留京自效，赐钞、苎丝、袭衣、彩币及布，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牛、羊，月支薪米。初，速只哈奴以招抚至京，授千户，愿居辽东三万卫，至是复愿居京，故有是赐”。[25]
宣德年间，一些很有名的女真首领也为这种内向潮流所动。像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就“遣人奏请入朝充待卫”。明廷因他在边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谕之曰：“部曲之众，须有统属，姑留抚下，未可轻来。”[26]但有时也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们本人回卫掌事，而允其家属留京，掌毛怜卫事的都督同知猛哥不花，即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在明廷来说，别含有“以系其心”的一面。[27]
进入汉族地区的女真首领，一般都被明朝封授官职，有的还委以重任，同汉官一样管理内地的军政事务，像“鞑官李丑驴为辽东都指挥佥事”[28]，麻子帖木儿（王麒）任至后军都督。[29]
这些到内地居住的女真人，有来去的自由，若思乡土，若省亲戚，只要向镇守官说明，便可离去[30]。明廷虽然严禁官军和汉民出境交易，但“若安乐、自在等州女直野人、鞑靼，欲出境交易，不在此例”。[31]
女真人进入内地，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由于“饥寒交迫”，“多以幼男女易米于辽东者”。这些女真儿童，辽东官军多有收养，后明廷下令，“凡夷人有鬻男女者，官给与直，男女悉送京师育之”。[32]
另一方面，流寓女真地区的汉人也不少。早在洪武年间，《太祖实录》中就有“辽东遗民流寓女真境内者二十五户，男女凡一百一十六人来归”的记载[33]，说明早有汉人进入女真地区。宣德时，由于军户制、军屯制的残酷和腐败，军卒“畏避屯戍，潜奔虏营”[34]的事件多次发生。有些军卒竟“逃往海西二十余年”[35]。最大的一次逃亡事件是松花江造船军卒的逃走。宣德三年（1428），明帝遣内官亦失哈等，携带大批物资，往奴儿干等地赐劳女真头人。为了使这次使命成行，特命都指挥刘清督军于松花江造船。后因“造船不易”，“所费良重”，于宣德四年召回亦失哈，五年末正式“罢松花江造船之役”。在造船期间，逃匿女真地区的造船军卒很多，明廷虽多次勒令海西、“野人”女真酋长协助寻找，但直到七年五月，还有“未还者五百余人”[36]。这五百多人并非是被女真抢去的，而是自动逃去的，九月的《宣宗实录》就明确地写着：“造船逃军五百余人”。[37]
有些女真酋长为了表示对明廷的忠诚，常将逃去的汉人送回来。例如，在宣德十年三月至正统元年闰六月的十五个月中，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就曾两次送回“逃居各寨人口”、“逃移人四十八口”[38]。这也可证明汉人不断移居女真地区，数量不少。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差役繁多，赋税沉重，官将贪暴，民不聊生，汉族兵民更是大量流入建州、海西女真境内，在环围宽甸等六城堡外的八百里新开地区，就聚集了许多逃去的汉族军民。万历三十四年（1606），辽东巡抚赵辑、总兵官李成梁撤新区，强迫这些人迁回内地，但被赶回的“仅系老幼孤贫六七万人”，其他“强壮之人，大半逃往建州”[39]。三年后，入京朝贡的建州女真大哈等，上书还提及此事：“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役繁重，逃在彼境，久假不归”[40]。此时，史籍中出现了“夷属汉人”的提法[41]。这说明汉人在女真地区已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他们已成为女真地域的正式居民了。
汉人投奔女真，还有发生在内地的。这就是常常有不少汉人，私投在已经迁入内地长期居住的女真官员名下。这是因为，女真官员“例得免差”，故苦于赋役重担的“辽东军人，多有畏卫所苦累，私投东宁卫土官者”。[42]
可以看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汉族，无论是移居到生产力低下的女真地区，还是在内地投靠女真官员名下，这种“倒逆”性的交流现象，完全是明廷的反动政治、官吏的残暴压迫逼出来的。但客观上，这也不失为一种民族之间的交流。
四
女真与汉族的友好关系难以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在某些时候遭到削弱和破坏，其主要原因在明政府方面。明廷对女真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分而治之”，既要利用女真的力量牵制蒙古，又要使其内部互为雄长，不使壮大，不令统一；在羁縻分治中以求保边安境，兼取女真的马匹、人参、东珠等土产。这在明朝的一些官方文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例如，万历三十六年礼部奏称：“女直内附，我文皇帝即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蒙古兀良哈等）三卫，均资扞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为三，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43]每年之所以令女真入贡，允女真互市，并对女真头领抚赏，其目的也还是“以消其侵轶于彼也”[44]。不难看出，明廷对女真的种种友好表示，其动机并不是完全友好的。这种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在女真与汉族的关系中，必然会产生隔阂、猜疑、阻碍和破坏作用。至于在错误方针指导下，明廷动辄对女真进行征剿，诛杀其干将名酋（如成化年间杀董山、征李满住），给广大女真带来的灾难，给女真与汉族的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明朝官将对女真人的贱视和残杀，在与女真交往中所表现的贪暴和苛刻，是影响女真与汉族加强关系的另一个原因。例如，宣德年间，太监阮尧民、都指挥刘清领兵于松花江造船，“因与女直市，辄杀伤其人”[45]。成化十五年（1479）的“征建州”，也是明显的例证。当时辽东巡抚陈钺与太监汪直为了邀功，通同作弊，“虚张边警”而出师，抓来郎秃等六十余名无辜的进贡头人当“俘虏”，“或杀或系，献俘升赏”。陈钺因此而晋为右都御史，但带来的后果是，“建人以复仇为词，深入辽阳，杀男女，皆支解之，或碓舂火蒸，以雪怨。边将不敢与战，辽地骚然”。[46]
在朝贡、互市中，明朝官将贪暴刁横，常常启衅。成化二年（1466），整饬边备左都御史李秉就指出这种情形严重存在：“建州、毛怜、海西诸部落野人女直来朝贡，边臣以……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者拒之。”[47]除了挑剔刁难，边将还常常乘机勒索。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就曾上书告状：“开原验贡，勒受珍珠、豹皮”[48]。有时互市，买卖未毕，边将即粗暴地驱赶，实是变相的掠夺，“胡人所赍几尽遗失”。[49]
沿边还有一些奸诈的汉人，每当女真来马市交易的时候，“或以酒食衣服等物邀于中途，或诈张事势巧为诱胁，甚沮远人向化之心”[50]。这些虽系雕虫小技，但也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
在女真方面，上层人物的贪婪抢掠，也是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女真社会发展还处于较低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其上层统治者常把抢掠当作谋取财富的重要手段。他们零窃大犯，岁无虚日。成化时，曾“一岁间入寇者九十七，杀掳人口十万余”[51]。建州酋长王杲更是经常掠边为盗，嘉靖四十一年（1562），曾深入到辽阳，诱杀副总兵黑春。万历二年（1574），他又六次犯边，屠戮抚顺游击裴承祖等人[52]。在一次又一次的抢掠中，女真酋长掳取了大批汉民，迫使他们为奴作婢。仅据《朝鲜世宗实录》的记载，自永乐二十二年至宣德八年的十年间，汉奴从建州女真处逃到朝鲜送回辽东都司的，就有566人[53]。从宣德八年至景泰三年的二十年中，朝鲜送回的人口为1003人，明廷从建州讨还的被掳汉奴也有566人。[54]
总之，两族的统治阶级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和行动，给两族人民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危害了民族之间的正常关系。
五
尽管有上述的消极因素，但从总的来看，交往的频繁，贸易的兴旺，人口的杂居，促进了女真和汉族的共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对女真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促进了女真生产力的发展。明初，女真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许多部落依靠渔猎、采集和牧畜为生，少数部落虽较好一点，也是耕、牧、渔、采并重，灾荒频仍，经常缺粮，前往明和朝鲜“讨食”。打猎的重要武器——箭矢，尚是以石、骨制作。经过长期的交往和贸易，耕牛和铁制农具等先进的生产资料大量输入，到十六世纪初，建州、海西女真的大部分已过渡到以农为主，海西女真“俗尚耕稼”，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55]。《明档》乙类105号，九次记载了抚顺马市上建州女真以粮食易换货物，可见，他们已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本身所必需的物品，粮食已有可能自给，甚至可以运到市场出售一部分了。这时的箭，也已改用铁矢。牧畜、狩猎和采集等行业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大提高，促进了女真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汉族人口通过不同的形式（自愿和被掠）移住女真地区，通婚过继，增加了女真族的人口，提高了女真族的生产力和文化，终于形成了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完成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的过渡。
对汉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与女真进行贸易，女真地区的土特产，如滋补名药人参，高级貂、狐等皮裘，马匹，等等，大量运入内地，丰富了内地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族的某些需要。另外，由于女真定居辽东、北京的人很多，年长日久.他们与汉族同居共处，交往密切，联姻婚娶，逐渐融合。汉族吸收了新的血液，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女真与汉族的友好相处，使辽东和东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建州私志》指出，由于“因贡为市，交易不绝”，边疆出现了“延袤千里无烟火，近疆屯田垦治如内地，岁省粮储无算”的局面。嘉靖年间辽东巡抚任洛写的登闾山诗说：“处处不传塞上火，家家喜种雨余田”[56]。这是对民族友好环境下出现和平劳动的一首赞歌。正是由于“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真野人十三”在一起耕种牧放，才使原来“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的辽东地区变成了农、工、商业相当发达的“沃壤”[57]。与辽东一样，女真人居住的其他广大东北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开发。建州女真“乐住种”，海西女真“俗尚耕稼”，便是这些地区得到开发的最好注脚。
[1]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远廉研究员合写，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 《明太祖实录》卷140。
[3] 《明太祖实录》卷142。
[4] 杨道宾：《东夷并贡宜筹西戎领赏有例乞酌定入京留边之数以怀远安内事》，《明经世文编》卷453。
[5] 《明太宗实录》卷64。
[6] 《明神宗实录》卷85。
[7] 《明神宗实录》卷86。
[8] 《明神宗实录》卷91。
[9] 《明神宗实录》卷495。
[10] 《明神宗实录》卷495。
[11] 《明代辽东档案》（以下简称《明档》，辽宁省档案馆藏），乙类107号。
[12] 《明档》，乙类107号。
[13] 《明档》，乙类105号。
[14] 《辽东志》卷3。
[15] 《明档》，乙类107号。
[16] 《明档》，乙类105号。
[17] 《全辽志》卷6《艺文下》。
[18] 《明太祖实录》卷175。
[19] 《明太祖实录》卷178。
[20] 《明神宗实录》卷458。
[21] 《明太祖实录》卷187。
[22] 《明太祖实录》卷239。
[23] 《明太宗实录》卷78。
[24] 《明宣宗实录》卷12。
[25] 《明宣宗实录》卷3。
[26] 《明宣宗实录》卷52。
[27] 《明宣宗实录》卷27。
[28] 《明太宗实录》卷46。
[29] 《明太宗实录》卷105。
[30] 《明太宗实录》卷78。
[31] 《明太宗实录》卷204。
[32] 《明宣宗实录》卷114。
[33] 《明太祖实录》卷230。
[34] 《明宣宗实录》卷49。
[35] 《明宣宗实录》卷90。
[36] 《明宣宗实录》卷90。
[37] 《明宣宗实录》卷95。
[38] 《明英宗实录》卷3、卷19。
[39] 海滨野史辑《建州私志》卷上（见《清初史料四种》，1933北平图书馆刊印，下同）。
[40] 《明神宗实录》卷455。
[41] 《明神宗实录》卷173。
[42] 《明神宗实录》卷458。
[43] 《明神宗实录》卷444。
[44] 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明经世文编》卷453。
[45] 《明英宗实录》卷4。
[46] 《建州私志》卷上《东夷考略》。
[47] 《明宪宗实录》卷35。
[48] 《东夷考略》。
[49]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50] 《明宣宗实录》卷113。
[51] 《辽东志》卷7。
[52] 《东夷考略》。
[53] 《朝鲜世宗实录》卷60。
[54] 《朝鲜世宗实录》卷61。
[55] 卢琼：《东戍闻见录》。
[56] 《辽东志》卷1。
[57] 《明太祖实录》卷144；《辽东志》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