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泽东三次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谈话
徐俊忠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各项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制度与工作，却一直有着诸多不满与批评。1965年的6月到8月间，他先后三次对于医疗卫生工作发表了谈话，充分地表达抑闷于心中的多年不满。
三次谈话的重要主题是如何有效地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早在战争时期，他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有针对性地指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2]但新中国毕竟家底十分薄弱，科教条件不好，农村人口巨大，发展国家的卫生医疗事业困难不小。毛泽东强调，解决中国的医疗卫生难题，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条条框框，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条条框框，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始终坚持面向和服务工农兵的基本方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这些思想，卫生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十分明确，“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3]但是，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全面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一方面要求医疗卫生工作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减轻经济负担的名义下，去除了许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发展出来的医疗卫生事业。许多地方新生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也被当作“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加以抑制。这样，全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是毛泽东提出批评的基本背景。
毛泽东的第一个谈话发表于1965年的6月26日，后来民间称为“六·二六指示”。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直指卫生部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为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4]这里所谓“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指的是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为占全国15%的城市人口服务。而所谓“老爷”则是当官做老爷的意思，指的是官员。这等于说，卫生部不仅把主要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而且主要还是为城市中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服务。显然，批评矛头直指忽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倾向，也指向官员特殊化的医疗保健制度。
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问题。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5]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院校不多，而且由于“规范化”的要求，每年招生因受到附属医院床位数和生师比等因素的制约而招生不多，本科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也要5～6年，甚至7年。以当年全国著名的中山医学院为例，每年全部招生也就是400人左右。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培养模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五亿多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因此，他要求医学教育要从适应国情实际出发，改革医疗教育，培养大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适用人才。内容包括：缩短学制，降低招生学历要求，改变培养方法。他说：“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6]他赞成学生学会“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然后接受有经验的医疗人员带班学习一段时间，就能够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他说：“这样的医生，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7]强调不用招收中学生，并非毛泽东轻视医学教育的知识基础，而是基于当时农村中学生太少的实际。你一定强调非招收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不可，那只能主要招收城里的人，而这种人恐怕农村是既“留不住”也“养不起”的。这种设想，直接催生出一种后来被叫作“社来社去”的学员类型，意思是学员从公社中招收而来，学习结束后，回到公社去为农民服务。至于所谓“学三年就够了”，也并非毛泽东看不到医学生接受更加系统教育的必要性，而是他焦虑于农村缺医少药、急需大批人才的现实。他反驳不同意这种主张的观点，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8]这种主张的立足点仍然是“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也许由于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时至今日，中国的医科教育中仍然保留有“三年制”这样一种培养规格。
这次谈话还批评了医学研究中脱离群众需求而热衷于研究高、深、难的疾病的倾向。他说：“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9]这实际上提出了医学科研工作的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面对着中国这样一个整体医学水准不高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医学科研工作应该首先以国家和大众的需求为基本导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所有医疗卫生院、所与人员全部纳入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的范围，响应国家和民众的需求，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具有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医疗机构与人员责无旁贷的事情。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医疗卫生和民众的保健水平着眼，也确实有赖于这类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诊疗水平的提高。当然，研究高、深、难的疾病这类所谓“尖端”课题比起研究“常见病”和“多发病”，会更受学界关注，更容易提升个人的学术地位。这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科研人员科研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但对于统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卫生部来说，毛泽东希望它要加强对于全国的医学科研导向和布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整体医学水平不高的国家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心系人民的“人民卫生部”。
这次谈话还涉及城市里的医院如何扶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谈话提出了一个看似有些偏颇色彩的主张：“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并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为结束。[10]其实，所谓在城里只留下“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指的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其本意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的，都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实际上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些单位把去农村巡回医疗服务，当作额外负担，而把一些城里医院用不上的“人手”而不是“人才”，派到农村去敷衍了事。所以提出这一点，反映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对于农村民众的真挚感情。
“六·二六”谈话由于以十分尖锐的情感语气，触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就有紧接着的7月19日和8月2日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对象都是卫生部的官员，主题是如何贯彻和落实“六·二六”谈话精神。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谈及他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肯定卫生部提出“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的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后来，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厂矿卫生员的大批培养，实际上就是得益于这一措施的实行。他们在加强工农大众的初级医疗保健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强调医疗医药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他严厉批评有些医疗单位，“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11]他告诫各级干部应该有全面的效益观。他说，“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在天津避孕药不收钱，似乎赔钱，可是确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赚钱还是赔钱？”[12]他还说，“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卖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13]与此同时，他主张“药品应当降价”，甚至病人“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因为“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他还多次就专门病种的免费治疗问题发表意见。如次年三月十二日，他就指示“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应该免费”。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奉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而不应该是发财致富的行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医之道的弘扬。当然，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的行当，不等于就可以在这一领域搞“大锅饭”和刮“共产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再次，提出“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毛泽东向来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医生仅有技术好，如果人生观出问题，就可能依仗其技术敲诈勒索病人。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政治好”才有可能保证医和药不会以赚钱为目的，才愿意为国家分担对于民众的承诺，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也才会自觉地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卫生管理部门既要加强业务领导，更要加强政治领导，以确保医疗卫生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落实。这里，“政治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不是空头的大话。
在谈话中，还涉及了一个对于上层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对于干部保健制度和北京医院的办院方向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的保健制度，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供较为优越的医疗保健措施。就中央而言，设立中央保健局，还把北京医院这所由德国人于1905年创建的医院作为高干定点保健医院，并由此拒绝平民百姓就医。毛泽东一直对这种做法不满。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越南朋友时指出，“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助长干部的特权思想，也不利于干部的保健，还不利于医生提高医术。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对于专事保健的医生而言，长期脱离病房和门诊，“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会导致诊疗水平的退化，“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因此，“不好，要改进”。同年的8月10日，他在批示卫生部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时，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这次围绕“六·二六”指示的两次谈话中，他直接询问“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当汇报人作出情况说明后，毛泽东还是认为它“并没有彻底开放”。他说，“某某某，某某就不能去看病，某某、某某可以去看病，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14]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并说，“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15]在毛泽东的这种强势主张下，后来，中央保健局撤了，北京医院也更名为“东单医院”，并不再专事高干的保健工作。但到了1972年，由于连续有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因医疗不及时而遭不幸，国务院主要领导认为“没有一个北京医院还是不行”。北京医院作为高干的保健医院重新恢复。本来，客观地说，要求北京医院向老百姓开放，与北京医院担任高干保健职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他批评北京医院人那么多，设备那么好，只为少数人服务，脱离群众，助长特权，也不利于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提高，等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在极“左”思想氛围下，把“向老百姓开放”这一不错的主张，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9年卫生部领导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时，人们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一道路，可以达致一种更好的境界。但是，历经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看到一些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大楼更大更高，设备更齐全更先进，医院整体发展更具活力和优势的同时，也看到城乡的医疗资源配置越发两极分化，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民怨已近沸腾，医患关系也在医疗产业化发展思路的引导下空前尖锐与对抗，许多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丑陋的利益之争和令人发指的残忍事件也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底线，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疗卫生的那一档子事，还在困惑甚至折磨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百姓和各级政府。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被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16]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中，也自豪地说，“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17]世界银行在一份主题为“投资于健康”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也高度称赞中国这一医疗制度，认为“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8]然而，在实行新制度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把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方面，排在世界191个国家的188位，即倒数第四位。有关人士发现这个排名刚好是在两个被公认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近邻——尼泊尔、越南之后，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这一切都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与良知。
今天，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毛泽东当年的这种思想与主张，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不论如何，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是浓郁得令人感动的。如果人们还能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本文原载《南方日报》2011年9月4日）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78页。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76页。
[3] 张芹：《关于农村卫生建设问题——记中央卫生部农村卫生座谈会》，《人民日报》1950年7月25日。
[4]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2009，第454页。
[5]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5页。
[6]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5页。
[7]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5页。
[8]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5页。
[9]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5页。
[10]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5页。
[11]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7页。
[12]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7页。
[13]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7页。
[14]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6～457页。
[15] 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编《共和国史研究资料特辑》第1册，第457页。
[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增刊。
[17] 钱信忠主编《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第94页。
[18]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第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