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工业化与合作化的关系问题。反对在中国快速推进合作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低，无法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化的设备。因此，演绎出所谓“机械化”和“合作化”何者为先的争论。根据刘少奇的有关说法，他是主张“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思路的。毛泽东通过西方的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历史，推论中国农村借助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
当然，不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等人，都没有否定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意义。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中就指出：“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27]
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不同的是，刘少奇强调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需要等待大工业的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因为“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28]，农业合作化因此必须迟缓进行。这里关于工业化和合作化的关系，有着明显的“词典式”排列意义。陶鲁笳在有关回忆材料中提到的刘少奇在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讲的一段话中，也体现这种词典式排列的意识。刘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十三年或十五年之后，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问题。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29]
毛泽东对于问题则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农业生产发展应当“两个适应”，即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适应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农业合作化无论是与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还是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都应当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共生性关系，而不是何者为先的词典式排列。
把农业合作化与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当作共生性关系，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形成的国家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方略的连续，也体现了他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思想。
关于为什么必须积极地去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有过一个针对性很强的论述。他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有过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关系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破坏的危险。”[30]在这里，对于农村阶级分化的估计是全部立论的基础。毛泽东当时这个估计是否过于严重，现在有不少争议。但他所讲的道理应该是很能体现毛泽东的政治价值观的，也是很雄辩的和令人深思的。
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与谈话中，有过一个关于工农联盟发展阶段论的说法，也很能反映毛泽东的构想。他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有了合作化，又有了机械化，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工农联盟，才能在现代技术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31]这个论述具有完善我们对于问题理解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工农联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重点属于变革生产关系，以使其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要求。而即将进入的“新的阶段”则被界定为“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贯穿于其中的突出内容是制度巩固和机械化实现的协同性思维。这一思维确实有别于任何意义上的“词典式”排列的安排。
把国家的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联系起来，当作应当相互适应、相互支持的共生性关系，是毛泽东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直截了当地批评那种不赞成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观点，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32]道理。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共生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首先，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的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和原材料。而这是固守于一家一户耕种一块小田地的小农经济格局所不能满足的。毛泽东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质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33]他还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34]因此，坚持国家的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协调推进，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应有的体现，也是对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最为有利的选择。
其次，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有赖于农业合作化为其创造有效的需求和市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工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经济学上从来就有需求决定生产的说法。在小农成为汪洋大海的条件下，每家每户都满足于耕种狭小的田地，根本就不会有对于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工具的需求，因而也不会有农业机械化的普遍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非常谨慎地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当然，我是不同意把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看作对于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另一种有别于刘少奇的“词典式”排列的。因为他只是为了说明现代化农业机械无法在小块土地分割、林立的条件下使用，需要突破小农生产方式的限制，才强调农业合作化成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逻辑前提的。毛泽东对于问题的认识，一直都立足于两者的统一和协调，而不是要从两者之间分出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尤其他特别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只分割起来和相互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可见，他所坚持的仍然在于“两个适应”的主张。[35]
再次，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相当大的部分是要通过农业方面来积累的。中国的工业化总体上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庞大的国家和落后的经济使其工业化的压力特别深重，尤其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工业化的紧迫感更加强烈。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许多国家那样可以通过掠夺殖民地，也不可能通过过多举债等方式去完成原始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只能通过国内积累去完成。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只能通过农业方面去积累。这种积累，一方面是直接通过农业税的提取，另一方面是发展与农民的商品交换。但不论以哪一种形式，都需要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因为只有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农业税源才能日益丰富而源源不断；也只有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农民才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可供交换的农产品。毛泽东以生产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为例，指出“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村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36]。这里直接涉及大规模发展农业的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轻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问题，二是不断提高农民的购买力问题。其实，前述提及的关于为什么应当发展“多种经营”，原因之一也关乎农民的需要的满足和购买力的提高。这些在毛泽东当时看来，都是维持于小农经济所无法解决的。唯有农业合作化才能提供问题解决的可能和希望。这也就是国家的工业化不能脱离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的基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