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名义

汉宋之分或汉宋之争，是清学演变中一大关节，也是后来清学史叙述的关键脉络与中心论题。其中，厘清汉学一词从无到有之发生，梳理汉学名义因人、因时、因事之演进、递变，乃原始要终、正本清源地认识汉宋问题之入手门径，亦是必不可少之步骤。可是，愈到晚近，学人对于汉学一词愈是视作不言自明之习语，对其固有生动活泼、传衍变迁之丰富语义缺乏亲切体会。在清代汉学语义演变脉络中，《汉学师承记》的地位相当关键。江藩撰写《汉学师承记》，第一次醒目地以汉学为旗帜，勾勒了清代经学传授之师承脉络，并以接近“史”述的方式，交代了清人治学路向与意趣，不仅被之后学人视为研习汉学最为扼要的门径书之一，^[2]也深刻影响了后人对于清学史的认识与叙述，其流风余韵直至晚近。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正是缘于江藩以汉学条贯清代经学体系，此书自面世起，即深受争议。各种质疑中，龚自珍之说最早出，亦最具典型，一直反复为后人引述。嘉庆二十二年冬至（1818年初），龚自珍受江藩之嘱，品评《汉学师承记》撰述大旨，直言“名目有十不安”，主要即缘于汉学之名义，绝难笼罩“国朝经学”，也不能与宋学立异而立名树义。换言之，该书名有双重门户之嫌疑：一为汉宋门户；一为汉学门户（以汉学笼括清代经学）。故龚自珍认为此书名实不符，建议将“汉学”改为“经学”，且以为改名后便“浑浑圆无一切语弊矣”。^[3]至于内容，则可称“代不数人，数代一人”，上继汉代大儒司马迁与刘向。虽有过誉，确与对名目之质疑迥异其趣。^[4]龚氏似乎在说，若江藩依议改名之后，由该书特具之汉学名义形成的双重门户之见，自亦随之消解。这更突出了江藩汉学名义之玄妙。有意思的是，在龚自珍回馈阅后意见的第二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藩在广州阮元幕府重刻该书，书名一字未改，赫然仍为《汉学师承记》。故多少可说，从江藩撰写此书之立场出发，其汉学名义不仅应在该书中安之若素，且可能十足有意。甚至更改书名后，虽看似只形式上的改头换面，实际上精神亦将随之而变。

那么，从此意出发，江藩贯彻坚持之汉学名义，究竟因应于何人、何事、何义，到底具备何种特殊意味，与其全书精神、立意有何关系，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学人对于《汉学师承记》多有品论，亦不乏专门论述，对诸如成书过程、资料取材、版本变迁、撰写立意，皆有论断，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凭借。^[5]然若从江藩特具用心之汉学名义入手，勾勒其在汉学名义演变中之位置，抉发内中具体之指向与背后理趣，当可为进一步领会《汉学师承记》撰述旨趣进一解。更为紧要的是，以此为切入，可进一步贯通汉学名义演变之前后脉络，把握汉学名义递嬗背后因人而异之具体意涵，由此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可见清代汉宋问题发生、演变之诸多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