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资本论》的方法与特色
第一章 《资本论》的创作与出版
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集中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方面，而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探索处于核心地位，《资本论》是这一探索的结晶。为了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特点和精神实质，有必要先对《资本论》的创作与出版作一简要回顾。
第一节 《资本论》的写作与问世
马克思在将《资本论》第1卷交出版商后给友人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1]马克思是倾其毕生精力和心血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
一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起因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位律师家庭。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1836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学，1837年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1841年3月从柏林大学毕业，同年4月，以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马克思所学专业是法律，但他在大学期间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哲学和历史学的钻研上。马克思的家庭出身、所学专业和主要学术兴趣对后来问世的马克思经济学所具有的宏观性、历史性和批判性诸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显然，哲学的思辨性、批判性和宏观性，法学的问题意识，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而且，对“理”与“法”的追问还常常要上升到历史发展规律层面的这样一种知识结构、心智结构和看社会的视角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独特的影响。因为，这些偏好的集合促使马克思有了很强的社会问题意识，充盈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不乏历史感，马克思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者与此有很大关系。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的学者高度关注马克思由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再超越费尔巴哈的历程，但马克思的这一学术思想演化路径离不开其学术偏好的指引与导航。
那么，马克思怎么成了经济学大师呢？这与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以及他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追求有关。马克思曾希望当大学教授，研究哲学，但未能如愿。1842年10月受聘为在科伦创办的《莱茵报》的编辑。《莱茵报》是《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的简称，是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导的比较激进的政府反对派的报纸。由于受聘该报负责撰写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社论，年仅24岁的马克思就从“象牙之塔”的大学踏入了被他称为“充满铜臭”的现实社会。马克思投入这一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就是“物质利益”问题。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此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法学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丰厚的哲学修养训练了马克思的反思与较真精神，正是为了寻求对这些“世俗问题”的确切答案成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具体事情如下：
当时，莱茵省极端贫困的农民常到森林里去捡拾枯枝和野果，这本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习惯权利。因为在19世纪以前，森林和草原多属于自治公社，农民有权到这种公共的土地和森林去采伐林木，捡拾枯枝。但到19世纪初，德国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容克地主开始占有森林和草原，剥夺农民使用公共土地和采伐林木、捡拾枯枝的权利。莱茵省议会根据资产阶级和贵族议员们的要求，在1841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不得到森林里去捡拾枯枝，否则以盗窃罪论处。马克思站在维护贫苦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写文章对这个剥夺他们自古以来的习惯权利的法案进行批判。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具备经济学的理论素养，所以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3]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是以黑格尔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为依据来进行批判的。他在文章中强调：把贫民捡拾枯枝视为盗窃林木是荒谬的，因为林木所有者的所有权对象只是林木，而枯枝是已经死了的林木，因而它已经不再是林木了。不是林木的枯枝从法的角度看是什么呢？是“不定型财产”，而这种“不定型财产”从法的角度看属于先占权的范围。也就是说，谁先占有就应该归谁。所以，农民捡拾枯枝是一种合法的占有，而绝不是盗窃。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鲜明的律师色彩的辩论才能。不过，马克思感到仅仅这样批驳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另一个具体的物质利益问题是关于摩泽尔河流域酿酒农民贫困原因的争论。《莱茵报》发表过摩泽尔河流域酿酒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报道。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这种报道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做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4]在该文中马克思分析了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既不是自然条件的恶劣，也不是个别官吏的失职，而是普鲁士的封建官僚制度。这里，马克思涉及了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原则是由什么来决定的问题。马克思这时已经认识到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的不是个人意志，而是某种“客观关系”。然而，他当时还无力对这种客观关系，即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做出更加深入的剖析。因为，要进一步进行剖析，同样需要对经济学进行研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后来对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抓住社会经济关系这个核心。
此外，当时社会上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以及奥格斯堡保守派报纸《总汇报》上有关共产主义的争论等，也都促使马克思感到必须对经济学进行研究。
不难看出，马克思走向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是工作的需要，是认识社会，从而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需要。
在马克思任职《莱茵报》期间，该报日益具有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普鲁士政府也就对该报进行特别严格的检查，直至普鲁士内阁禁止《莱茵报》继续出版。1843年4月1日《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也就下岗了。于是，马克思就又“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这也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提供了机会。从此，马克思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后人常说马克思积40年心血写成《资本论》是指这个时间跨度。其实，在这40年里马克思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资本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近年来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MEGA2的编辑与出版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二 《资本论》的创作与出版
《资本论》的创作与出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如果从1843年马克思“退回书房”算起，可以将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3～1849年，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系统研读了英、法各国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麦克库洛赫、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弗·李斯特等人的著作，写了大量摘要和札记，摘录了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约70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为了总结研究成果，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打算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改变了计划。《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看成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后来又有《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在这段时间，马克思深刻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这里说的“市民社会”，就是当时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为马克思理解整个现实社会结构的出发点。
在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诞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其经济哲学方法论的成熟。1843年3月马克思同卢格联系创办《德法年鉴》，1844年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者，把人类解放置于政治解放之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后者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随后，1844年4月至8月，马克思在巴黎写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用异化理论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地活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和劳动者的非人地位，指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私有制，消灭人的异化；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用否定性辩证法来表达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从而把哲学同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内在地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了马克思自己独特的新的理论学说的胚胎，而十几年之后的《资本论》则是这一新的理论学说——经济哲学——的成熟形式。
1844年8月下旬，恩格斯回德国途经巴黎，与马克思一见如故，开始了两个人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的终生合作。很快，他们在1844年9月至11月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着重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深刻论述了世界的物质性，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接近提出生产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
1845年1月，马克思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出法国，迁往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提出了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的奋斗方向，并以实践为中心精辟、扼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根本原理。这个提纲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萌芽。
接着，1845年9月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基本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和全面阐发，第一次系统阐明唯物史观。提出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新的历史观的“前提”[8]，“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并运用大量的经济和历史事实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和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指出应把物质生产和市民社会理解为历史的基础，并由此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1847年1月至6月，马克思写成《哲学的贫困》一书公开发表，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同时，第一次把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公之于世。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初步揭示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工人阶级的受奴役地位和资本家的统治，是马克思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研究，并付诸宣传的一次尝试。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委托，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公开发表，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阐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第一次完整的、系统的阐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
总之，19世纪40年代的初步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形成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特有方法，为以后《资本论》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850～1859年，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建立时期。因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一度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8年欧洲2月革命后，马克思接连遭到比利时和法国政府的驱逐，1849年8月定居伦敦。由于英国既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中心，有丰富的研究资料，非常有利于从事经济学研究，所以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就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进一步系统研究经济学。到1857年，马克思系统研究了19世纪40年代欧洲各国经济史，探索经济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重新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了大量的笔记。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等。为了总结十几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1857年8月到1858年6月，马克思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这个手稿是《资本论》最初的草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以来15年经济学研究的结晶。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结构做了详尽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等都做了科学论述，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标志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于1857年8月底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不惑之年”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深刻思考的结晶，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是经济学的宝贵财富，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必经门径。今天，一些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与其缺乏对这篇导言的深入领会不无关系。
应当看到，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一个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的转变。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到了“五篇计划”，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0]。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理论体系。
而到1858年初，马克思又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分册”计划，在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说他的经济学的“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1]。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不仅又提到他的上述“六册计划”，而且还把其中的第一册《资本》分为4篇，“（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12]。
基于这样的分册考虑，马克思决定将他的经济学手稿进行整理，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书名分册出版。第一册《资本》的第1分册于1859年6月出版。在第1分册的序言，实际也是整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总序言中，马克思向读者宣布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13]。可见，到此为止，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已经十分清楚了。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内容就是“六册计划”中的第1册《资本》的第一篇中的前两章。
第三阶段：1860～1867年，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最终确立的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出版以后，1861年8月，马克思按预定计划继续整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分册，即原写作计划中的第一册第一篇中的第三章：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两者的统一。但是，马克思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分册所能容纳得了的。而且，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还需要继续研究。于是，就放弃了原来的出版计划，决定把第三章“资本一般”扩展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以《资本论》为书名单独出版，并将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其副标题。《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双标题的确定表明：“资本”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范畴，而“经济学理论与理论史批判之间的结合”是马克思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特色，其“批判的武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目的则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经济哲学”这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风貌。
到1865年底，《资本论》的手稿基本完成。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14]可见，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结构这时已经定型。
从1866年1月开始，马克思对《资本论》第1卷的手稿作最后的文字润色和誊写，1867年3月誊写完毕，交出版商。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在汉堡公开出版，首印1000册，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
第四阶段：1868～1895年，恩格斯在这个阶段做出了杰出贡献。《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修改和准备第1卷的再版工作，同时积极准备出版第2卷和第3卷。1872年7月至1873年6月，《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分9个分册出版。与第1版相比，在篇章结构和理论阐述上都做了一定的修改。1872年9月到1875年11月，经马克思本人修订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也分册出版。法文版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且许多问题阐述得更加完善。马克思对《资本论》第1卷的修改补充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已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看作终极真理，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也就是不断地与时俱进。
《资本论》第1卷的修改、再版以及研究新情况占去了马克思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加之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马克思自己最终没能完成《资本论》以后各卷的出版，他是在对自己的手稿进行修订的工作中去世的。1883年3月14日下午2时3刻，马克思在他的书桌旁与世长辞，年仅65岁。显然，为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后，《资本论》第1卷的再版和第2、3卷的编辑出版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马克思去世的第2天，即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接手《资本论》以后各卷的手稿。从这一天起，到1894年12月17日《资本论》第3卷在汉堡公开出版为止，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花费了11年零9个月。就第1卷而言，恩格斯准备了第1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出版）和第4版（1890年出版），校订了英文版（1887年出版）。现在，全世界一般都根据德文第4版再版和翻译《资本论》第1卷。这个第4版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对《资本论》第1卷作的最后一次校订。编辑整理出版《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花去了恩格斯的大量精力。马克思的手稿笔迹非常难认，而且有的地方残缺不全，特别是第3卷，有的章节需要恩格斯补写才得以完成。正是经过恩格斯的不懈努力，《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公开出版，第3卷于1894年公开出版。
需要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急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可能还与马克思把他的研究扩大到世界历史，即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关系演进的研究有关。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留下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就是证明。前者专门研究东方社会的转型问题，后者专门研究西欧社会怎样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马克思要进一步从更为广泛的世界历史具体演化的角度去检验他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资本论》还有一个第4卷，即“理论史”部分。恩格斯编辑完《资本论》第3卷以后，因身体状况已不可能完成第4卷的编辑出版。亏得他生前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所以在1889年1月，他就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商量，教会他们辨认马克思潦草的笔迹和缩写的单词与句子，以便将来由他们完成未竟的事业。恩格斯去世后，《资本论》第4卷由考茨基整理，于1905～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分三册在柏林陆续公开出版。由于考茨基把这部分手稿看成是与《资本论》平行的另一部独立的著作，所以没有沿用《资本论》的书名。后来，苏联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把考茨基整理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重新校订，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作为《资本论》第4卷，于1954～1961年出版。
《资本论》第1卷到第4卷在我国出版的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分别为第23、24、25和26卷，其中第26卷《剩余价值理论》又分为三册。新世纪以来，在中文新版（即第2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资本论》第1、2、3卷分别是全集的第44、45和46卷。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则分别是第33、34和35卷。
为了给更全面地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轨迹提供文本依据，国际上目前正在编辑出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简称为MEGA2。共计划出版114卷，其中的第二部分计划出版15卷，收录全部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我国目前正在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就吸收了MEGA2的相应研究成果。
三 历史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论》
简单回顾《资本论》的创作和出版过程，是要强调我们今天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学。
首先，历史事实是，以《资本论》为文本依据的马克思经济学是19世纪中期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世时基本上完成了《资本论》的手稿。《资本论》主要有三个手稿，分别是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资本论》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学界常有人说《资本论》是老年马克思的思想，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甚至有人热衷探究“老年马克思”如何背离了那个更值得崇敬的“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确是青年马克思的作品，但《资本论》不是老年马克思的作品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手稿看，《资本论》是马克思40～50岁的作品，即中年，或说盛年马克思的研究成果。
《资本论》既然是19世纪中期的研究成果，那就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尤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可能更是如此。但要特别注意，“历史的局限性”是“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其有“历史的”局限性才是自然的和活生生的，如果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反而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在世时对《资本论》第1卷的一再修改和补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而不能僵化地对待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要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资本论》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囊括所有的经济学问题。死抱着《资本论》作教条式的理解无疑是错误的，但抛弃《资本论》同样也是错误的和无知的。《资本论》是历经上百年历史检验的人类认识自身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阶段性成果”。肯定这一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价值，继承这一阶段性成果中的科学内容，从这个阶段性成果再出发，再探索，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当然，这样做并非易事。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曾告诫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5]。今天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沿着陡峭山路继续攀登，而且沿途既要冲破以各种“美丽词句”包裹着的各种利益群体的阻挠，同时还要不断驱逐自己内心世界常常冒出的相对狭隘的利益诱惑，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虽然难有马克思那样的聪慧与博学，也的确缺乏马克思那样的胸怀和勇气，但我们必须努力，必须前进。因为人类要发展，社会要前进。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体系，留给后人的《资本论》只是其经济学写作“六册计划”当中第1册的4篇里的第1篇。国外有人曾形象地说，马克思只完成了他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的1/24。虽然这种说法比较机械，但无论如何，《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和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只是他计划写作的经济学著作的“开头部分”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全都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我们可以读到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也是经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编辑整理中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这和马克思自己整理出版无疑会有差异。关于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过程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到底有没有改动，以及编辑上的调整和改动到底对马克思的“原意”有没有某种背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是随着MEGA2的逐步出版，这方面的讨论日渐升温。现在，国际上正在热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问题。国际上现在研究发现，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3卷手稿的修订、补充有几千处之多，这成为探究马克思经济学原意的非常迷人的地方。这方面的是是非非我们先放到一边，因为我们知道，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手稿是极为尊重的，编辑是严谨而科学的。但无论怎样，只要去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编辑，使之适于出版，那就不能不对结构和文字进行处理和润色，这是常识。奢望恩格斯的这种文字处理和马克思完全相同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其实，不要说别人整理，就是自己整理和修改，每一稿也都会有所变动。因为这种变动、调整才是整理和修改的具体活动，我们自己写东西都有这种体验。“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讲的就是修改的重要性。所以，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的表述显然是不对的。更何况我们中国人读《资本论》，绝大多数人所读的还是中译本呢。严格来说，一种文化很难百分之百地翻译成另一种文化。再者，就是“说者”和“听者”使用着完全相同的语言，“听者”对“说者”所说之内容的理解通常也难以与“说者”所要表达之意百分之百地重合。所以，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2、3卷和马克思自己编辑出版必然不同是不需要争议的。
毫无疑问，《资本论》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应有更多的内容。当然，这更多的内容除了有赖于对马克思的手稿进一步挖掘以外，更需要后人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去续写。《资本论》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最后，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没有个人私利，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发大财，不是为了职称和地位。因而，他们的研究相比较而言也就可以更深刻、更客观和更公正。人们现在往往关注所谓“公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西方世界把“千年伟人”的桂冠授予马克思就是明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探索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宏伟抱负，始终不渝、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严肃的科学态度，以及恩格斯坚持不在《资本论》上署名的高尚的学术品格，等等，都是我们搞理论研究的人的光辉榜样。
第二节 《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作为中国人，我们除了关心《资本论》在其诞生地的创作与出版之外，还关心《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一 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需求
鸦片战争惊醒了酣睡于自己美梦中的古老中华，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希冀能够以夷治夷。先是认为器物不如人；进而认识到封建王朝敌不过君主立宪；再后来，则是看到全面的文化落后。于是，全面学习西方。然而，中国的日益衰微有增无减，出路何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源头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于是中国的一批有理想、有抱负，且忧国忧民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研究会等，给在中国翻译出版《资本论》等马克思的著作提出了现实的社会需求。
中国人知道的第一部马克思的著作可能就是《资本论》。[16]据宋涛和胡钧先生考证[17]，中国人是通过翻译国外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有关著述而间接了解到这位思想家和他的理论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两人合写的《相争相进之理》一文，该文发表于1899年4月《万国公报》第132卷上。[18]
中国人在自己撰写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梁启超。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学者颉德之学说》一文赞扬颉德进化论的同时，也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文章指出：“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赵必振翻译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对《资本论》有如下评论：“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引者注）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马克思“稽其资本之变迁与历史，述其起源与来历，以明经济学界之现组织，全然为资本之支配”。“马陆科斯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之根据，以攻击现实社会，以反对现制度，而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唱道于天下，舍加陆·马陆科斯其人者，其谁与归？”该书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和他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实现的论述，并引纽约人民追悼马克思的“决议”中的话“吾人以君之芳名与遗稿，传于万世，且扩布其思想以垂示于世界”[19]。
在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及《资本论》的，是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的马君武。他在1903年2月16日的《译书汇编》（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第2号第11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其中开列的“巨子所著最有名之书”中，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译为《资本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活动家和理论家朱执信1906年以笔名蛰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第2、3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与拉萨尔的生平和学说，尤其是介绍了《资本论》这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孙中山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中华大戏院的演讲中称赞“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则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20]。
李大钊对《资本论》在中国的推介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5月、11月）上发表三万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19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李大钊是我国认真研究《资本论》的第一人，他在这两篇论文中“首先宣传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21]。
在此期间，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对《资本论》的关注日益提高，对《资本论》释疑解惑性的介绍论著开始出现。如北京《晨报》副刊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共138次连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19年11月至1920年6月，《建设》杂志也连载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即同上书的另一种译文），该书于192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2]1920年，李汉俊翻译了德国米里·伊·马尔西著的《经济漫谈》，以《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为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该书将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基本范畴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用通俗的方法叙述出来，对《资本论》的传播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这是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资本论》。1922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和第6号上发表《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两篇文章，也对《资本论》作了较详细介绍。
1920年3月，在蔡元培支持下，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分别设立了德、英、俄、法、日等翻译组。早期政治活动家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道，当时他在德文组，曾先后执笔翻译过《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等，“《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后来我们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名叫陈启修”[23]。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下设的德文翻译组所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已经遗失）是国内《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稿。[24]从目前可见到的文献看，刊登在上海《国民》月刊中文版1920年10月第2卷第3号上的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是现在所知最早公开发表的《资本论》的中文译文。[25]20世纪前20余年对《资本论》的这些介绍为后来这部巨著在中国的翻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 《资本论》的第一位中文翻译者陈启修
从出版物来看，中国第一个正式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后更名陈豹隐，中国早期马克思经济学的传播者之一。
陈启修1886年出生于四川中江县回龙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陈品全是光绪二十四年甲午科进士，擅长诗词，饱学经史，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外放广西永淳县知县，曾任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志》总纂。1898年，陈品全调任广西桂林书院山长（即院长），12岁的陈启修随父到了桂林。陈品全希望儿子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以图振兴国家，便安排陈启修进入广州丕崇书院读书。丕崇书院是法国人为其在中国的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商人子弟开办的中学，只收少数中国学生，陈启修在此奠定了法语基础。
陈启修在丕崇书院毕业时，正逢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全国即将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许多青年便到日本求学，以迎接这个新高潮的到来。陈启修同样怀着对孙先生的敬仰，于1907年到日本自费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学校，且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1913年，陈启修直升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除日文外，他还掌握了英文、德文和法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受李大钊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丙辰学社[26]，成为首届执行部理事。
1918年陈启修回国，经吴玉章推荐，并应蔡元培校长之邀，1919年受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北大，他与李大钊重逢，交往更为密切。五四运动时，陈启修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支持学生爱国行动。1920年，陈启修在北京大学始开“马克思经济学概论”课，并与李大钊合作，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1921年，陈启修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资本论》研究组任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陈启修当时与李大钊等经常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学派。
按北大惯例，在该校任教五年以上的教授可公费出国考察一次，1922年12月陈启修被派往欧洲考察。在柏林，他结识了朱德，并建立了友谊。他在欧洲调研8个月后前往苏联，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他在东方大学刻苦勤奋地听课读书，进一步努力学习俄语，为日后翻译马列著作奠定了语言基础。1924年冬，陈启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春，又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在北大继续讲授马列主义。
1926年，陈启修应邀为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讲课。军校对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在步、炮、工、经济等科之外，还开设了政治科。1926年3月8日，黄埔四期开学。从这期2600多名学员中选出500名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入政治科，主要研究政治科学，恽代英、陈启修被聘为政治讲师。在广州，陈启修还为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讲授中国财政状况、经济常识和苏俄现状等课程。
因深受广州革命氛围的影响，已届不惑之年的陈启修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在总政治部任宣传委员。1926年夏，由德国归来的朱德与四川军阀杨森会见，说服杨森率部参加革命，杨森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任党代表，陈启修任政治部主任。[27]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遭南京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更名为陈豹隐，以掌握多门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开始根据德文版，同时参照日本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翻译《资本论》。陈启修还翻译了河上肇所著的《经济学大纲》。许多中国革命者正是从河上肇的这本《经济学大纲》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1930年3月，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成为我国出版最早的《资本论》中文译本。陈启修原计划分10册出版他对《资本论》的译本，但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1分册，其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全书437页，正文237页，其余是“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序”以及《资本论》第一、二版序言。[28]
1929年秋，陈启修再次受蔡元培聘请，从日本回国任教北京大学，讲授经济学。其间，他参加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革命对象的论战和价值学说大论战，进一步宣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还出版了其研究《资本论》方法论之力作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北平：好望书店1933年版），并将其讲课内容汇集成《经济学讲话》（北平：好望书店1934年版），联系中国实际讲述了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内容，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详细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家流派。[29]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熟悉六国语言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版了第1卷第1分册后没了下文，就决定继续陈启修的翻译工作。先后译出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2、3、4篇，并分两册，即第2分册和第3分册分别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时任张学良秘书的潘冬舟被蒋介石点名抓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翻译《资本论》的努力再次中断。[30]
三 侯外庐和王思华接过了翻译《资本论》的接力棒
侯外庐，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1903年出生于山西平遥西王智村。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次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24年经高君宇介绍结识李大钊，经常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登门向李大钊讨教，并借阅一些相关书籍。为帮助侯外庐开阔理论视野，李大钊还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31]李大钊曾多次向侯外庐提到《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通缉，避难于俄国使馆兵营（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侯外庐与李大钊最后一次见面地点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翻越一堵矮墙过来见他的。在这次见面中，侯外庐向李大钊谈了自己对理论很有兴趣，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且表示打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这样既可促使自己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为国内探求真理的读者提供营养，李大钊对此想法积极鼓励。侯外庐说，正是这次谈话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32]接下来，时局骤变，张作霖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庐因为接触过李大钊，主编过进步刊物，也被列入黑名单。于是，侯外庐决定取道苏联，赴法国勤工俭学，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7年夏，侯外庐携妻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哈尔滨等待签证的时候传来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噩耗，悲愤之余，侯外庐发誓要译出《资本论》，以“告慰大钊同志的在天之灵”[33]。碰巧的是，侯外庐意外地在哈尔滨街头的书摊上发现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立即买下来用心钻研，并为自己规定了赴法的使命——学习德文，从原著直接翻译《资本论》！[34]
到法国后，侯外庐入巴黎大学主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此，他在巴黎大学听布克莱教授讲唯物史观，且同时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为翻译原版《资本论》做准备。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时参照英、法、日文几个译本。同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巴黎旅欧支部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并主编《赤光报》。
翻译《资本论》并非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其中，充满了多种学科的重重障碍。为此，侯外庐往往不得不停下笔来补课，西方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诗歌、数学、机械学等，都在侯外庐的“补课”范围之内。侯外庐曾说：“在语言方面，我几门外文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在理论方面，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还须从头学起。”[35]侯外庐遇到的翻译难度大到难以想象。由于必须倾注全部精力，勤工俭学形同虚设，基本经济来源也就不得不放弃。侯外庐夫妇就只能靠家里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渐而由坐吃山空，终至囊空如洗。经过两年努力，译完了《资本论》第1卷的前20章。
到1930年，侯外庐因实在无法维持生活而不得不收笔，便计划带着妻儿和《资本论》前20章译稿回国。离法前，按照法共通知，侯外庐先要去莫斯科接转组织关系，途经柏林时，侯外庐找到正在柏林的成仿吾，希望通过他转告在莫斯科的张闻天，为自己争取一个留在莫斯科继续翻译《资本论》的机会。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侯外庐还把自己的《资本论》译稿暂交成仿吾保管。成仿吾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和侯外庐共同完成《资本论》的翻译。在莫斯科，侯外庐受到张闻天的热情接待，但这个计划终因被中共驻第三国际的负责人张国焘否决而未能实现。[36]
1930年回国后，侯外庐任教于哈尔滨法政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侯外庐辗转回到北平，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师范大学教授，并经陈翰笙介绍，结识了曾留学英法，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的王思华（又名王慎明）。王思华是李大钊的同乡，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比较接近的对《资本论》的研究基础，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并与书店签订了出版合同。
为了让《资本论》第1卷尽快与读者见面，他们将这本著作分为上、中、下三册进行翻译。当时，还是单身汉的王思华住在南河沿大街欧美同学会。1932年暑假，侯外庐每天一早就到王思华的宿舍去“上班”。王思华将欧美同学会的一间公共客厅辟出来供侯外庐使用，他们的翻译工作效率很高，到8月，上册就已经可以交付出版。
这里还应提到的一位是李乐光先生（字白余，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时任中共北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与王思华私交甚佳，暗中通过组织关系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因不便带回国内而留在德国柏林暂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资本论》第1卷前20章的译稿。而且，李乐光还承担了这一译著的出版任务。[37]1932年9月，生活书店以“北平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了他们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的上册（包括《资本论》第1卷第1～7章），译者署名王慎明、侯外庐。
1932年底，侯外庐因宣传抗日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3年经营救出狱，回山西在太原继续翻译《资本论》。之后，经过3年多的努力，1936年6月，又以“北平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中册和下册，并且还同时出版了含《资本论》第1卷上、中、下3册的合订本。这次译者侯外庐署名为“玉枢”，王思华署名为“右铭”。[38]这个译本出版后，侯外庐托请红军驻太原代表周小舟转呈一部给在陕北的毛泽东。解放后一次到中南海开会，毛泽东还对侯外庐提到自己在延安见到过他所译的《资本论》。为了完成这个译本，侯外庐前后苦译了8年。
《资本论》第1卷译本出版后，侯外庐准备继续翻译第2、3卷。因未能与王思华继续合译，侯外庐就自己动手。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先把《资本论》第3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译出来，并同时翻译第2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译完了第2卷的大部分和第3卷的“地租”部分。抗战开始后，颠沛流离的侯外庐被迫中断《资本论》的翻译，他把已有译稿以及他的很多相关书籍装在一个箱子里托续范亭将军带到延安。但遗憾的是，这箱译稿毁于战火。只有第2卷的第15章译稿因为没有放在那个箱子里，才得以保留下来。直到1938年听到郭大力译的3卷本《资本论》即将出版的消息，侯外庐才与生活书店解除了翻译出版合同。[39]
其实，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5月还曾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另一个译本[40]，但因数量太少和当时的动荡环境，影响不大。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将《资本论》三卷全部翻译出版，但终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而使这一翻译出版计划未能实现。
四 郭大力与王亚南最终完成了《资本论》的全译本
在陈启修、侯外庐为翻译《资本论》而奋力拼搏的同时，另一位有志青年郭大力也在为翻译《资本论》而呕心沥血。
郭大力1905年出生于江西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7岁随其在南康县立高等小学任校长的父亲在该校就读，191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中学，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后随部分师生转入上海，在新创办的大夏大学哲学系就读。在这段时间，郭大力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决心深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机缘巧合，他碰到书店出售英文版的《资本论》，看后爱不释手就买了下来，并认真读了第1卷，被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内容所吸引，更为其揭示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折服。他感到正在发生深刻巨变的中国太需要这部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并从历史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命运的著作了，便下决心翻译《资本论》。
1927年，22岁的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学教书，半年之后，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来到杭州西湖湖畔的大佛寺。正逢战乱年头，寺里僧人零落，香火萧条，却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而且房租还便宜。于是，郭大力就把这里当作栖身之所，在这里开始重新仔细研读和着手翻译《资本论》。恰巧，一位湖北的年轻人王亚南[41]因大学毕业后谋职不成，孑然一身也到了杭州，打算写小说赚点儿稿费维持生计，也住到了大佛寺。共同的遭遇使两位素不相识的热血青年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王亚南感到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郭大力沉稳、朴实，且学识广博，从他的《资本论》译稿可见翻译功底很深。特别是郭大力的“我意改造社会，应该从经济制度着手”的看法更让王亚南认同。于是，在郭大力的鼓动下，王亚南也决定潜心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郭大力长期合作翻译《资本论》，并订下合作计划。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就又在青灯古佛旁的书桌上开始了。[42]
为了准确把握《资本论》的理论精神，真正翻译好这部巨著，他们决定先从翻译古典经济学的名著着手。因为郭大力在之前翻译《资本论》第1卷时，看到马克思经常提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深切感到如果不熟悉古典经济学，就难于理解和译好《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先后离开了大佛寺。为了温饱，郭大力又回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在大夏中学讲授伦理学。王亚南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去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和欧洲的古典经济学。他们为完成共同的计划分头做着翻译的必要准备。“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1年4月，两人合译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公开出版，接着，两人合译斯密的《国富论》问世。随后，郭大力又独自翻译出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这期间，两人还合作译出了《欧洲经济史》。这些翻译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也为日后的翻译积累了经验。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王亚南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王亚南回到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面，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由于以前在杭州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的译稿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已经毁于日军侵华的炮火，现在只有从头开始。为使译文更加缜密，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力求译文更合原意。因为，这时在上海已经出版过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北平已经出版过潘冬舟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2分册与第3分册和王慎明、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如果自己的译文不比已经出版的强，要想另行出版是不可能的。那时，出版社都是各自选择著译稿，并没有统一的规划。郭大力并不了解别人是否也在译《资本论》，或者有的出版社正在出版此书的中文译本。在一时难以找到出版社出书，自己也结婚生子，家庭开支又日渐增多的情况下，郭大力不得不常常靠“爬格子”赚取稿费，翻译《资本论》的工作时断时续，3年下来只译出几十万字。
恰在这时，由艾思奇、黄洛峰、郑易里等人负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感于《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出版后几年未见第2卷和第3卷问世，并觉得已出的第1卷译文也比较难读，便决定出版新的中文译本。1937年初，艾思奇在物色译者时，听人介绍了郭大力的情况，就与郑易里登门拜访。郭大力得知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中译三卷本非常高兴。因为，有的出版社担心出版进步书刊会遭到查封，有的出版社担心学术著作太深奥无读者问津，都不愿意出版。如今出版社找上门来正是求之不得，便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为了使郭大力能够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出版社每月预支40元稿费作为他的生活补贴。从此，郭大力就全力以赴、专心致志翻译《资本论》，王亚南也一起投入到了《资本论》的翻译之中。
正当翻译顺利进行的时候，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侵入上海。郭大力住的闸北区，日军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狂轰滥炸，许多街道成了废墟。为了避免损失，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把出版社的人带到了汉口。艾思奇辗转去了延安，只剩下郑易里留守上海。郭大力不得不带领全家到租界暂时躲避。但租界的房租高昂，生活费用极高，不能久住，郭大力不得不离开上海。于是，他把已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译稿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后，就带领全家回到赣南老家。在此之前，王亚南也离开上海到了重庆。回到赣南后，郭大力继续翻译《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王亚南在重庆也是夜以继日地继续翻译，他们分别将译文一部分一部分地寄往已迁至上海租界内的出版社。为了减轻分量，郭大力还把译文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誊写在最薄的航空纸上。《资本论》第2卷的全部和第3卷的绝大部分译稿就是在战火连天的险恶条件下完成的。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读书生活出版社总店迁到内地，留在上海租界内负责出版社日常事务的只有郑易里夫妇等几个人。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后，上海租界内暂时出现相对平静的局面。郑易里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决定在上海出版《资本论》。为了预防不测，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一气出齐。于是，只好请郭大力到上海共同安排印校事宜。因而，1938年4月，郑易里发电报给郭大力，希望他亲自到上海来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最后的校订，并随时商议、共同处理译稿的排校出版事宜。接到郑易里的电报，郭大力不顾个人安危，安置好家小以后便立即起程。从赣南到上海，交通本来就不便，时值战乱，郭大力只好经由香港辗转来到敌占区的上海。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一共只有两间小屋。为了工作方便，郑易里把一间腾出来，摆上一桌、一椅和一张行军床作为郭大力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郭大力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时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艰巨，他一方面要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另一方面要负责全部译稿（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的统稿、校订，同时还要审阅新排印出来的校样，连书的封面装帧也要他自己设计，事无巨细，都得亲自动手。经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努力，这部共九十八章、一百八十多万字的《资本论》三卷翻译工作终告完成。1938年8月13日，郭大力在为《资本论》中文本所写的“译者跋”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十年夙愿变为现实。在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郑易里夫妇的密切合作下，十几个人齐心协力，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出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三卷中译本。1938年8月31日出版第1卷，9月15日出版第2卷，9月30日出版了第3卷。[43]至此，《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中文本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资本论》三卷的翻译虽然比日本晚了二十年，比俄国晚了58年，但毕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盛事。[44]
这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和发行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即将出版的消息还是很快传了出去。人们争相订购，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人都订购了。1938年共印刷3000部，虽然由于反动派的多方限制和百般阻挠，在运输过程中流失不少[45]，但仍有相当大的数量运到了大后方和解放区。1940年纸型运到重庆后，又印刷发行了2000部。1947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重印2000部，大部分运往解放区，流传华东、华中乃至东北一带。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纸型转到解放区，在哈尔滨又重印3000部，《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广。
《资本论》三卷印出之后，郭大力又绕道香港返回家乡，到江西省立赣县中学高中部做了英语教师。繁忙的教学之余，又开始翻译《〈资本论〉通信集》。这里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25封通信和3篇论文的原文，本来附在德文本《资本论》各卷的后面，当时因怕耽误《资本论》中文本的出版时间，没有与《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同时译出出版。所以，郭大力每天夜里批改完学生作业，又赶译了这些通信和论文，寄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40年春，郭大力按计划着手翻译由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因为郭大力深知，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文，才算把《资本论》完整地译介给了中国人民。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同样经历了不平常的过程。到1943年11月，一百多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出。在以后的几年中又不断为译稿加工润色。其间，这一译稿又差点儿遭到毁灭。1944年冬，日军侵占了赣南，骚扰了郭大力的家乡，村民们东躲西藏，郭大力也带领家小东奔西跑。每次外出，他都要带上这部译稿。后来，怕带在身边反而容易丢失，便把它埋在菜园里。经过精心保护，总算使译稿免遭劫难，最后在194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到此，郭大力为《资本论》的中译本披肝沥胆苦干了整整20年。
五 新中国成立后《资本论》得到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资本论》的传播从秘密走向公开。由于对《资本论》的阅读需求陡增，所以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于1950年1月在上海又重印10000部，由全国各大城市公开发行。
1950年，郭大力调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后又对其《资本论》中译本的初版进行全面校订，有的地方整段整段地重新翻译，有些名词译得更为确切，有些文句也作了细致的修改，译文质量进一步提高，并于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第1版。这一版自1953年3月至1963年12月，第1、2卷重印9次，第3卷重印7次，每卷均发行159500册。[46]1963～1966年又出版了修订的第2版。
“文化大革命”中，郭大力和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正当郭大力完成《资本论》中译本第二次修改，准备重新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时候，却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屡遭批斗。这时，他身患重病，又惨遭诬陷，人生艰难，但是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着一字一句地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即使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期间也未间断。正是靠着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苦干精神，年已古稀的郭大力在妻子的帮助下，硬是把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新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了一遍，到1976年春，郭大力终于重新完成了译稿。从开始翻译《资本论》到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完成，他花了整整48年，他的人生也从朝气蓬勃的青年进入满头白发的老年。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分为三册，第1册1975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册分别于1978年5月、10月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郭大力因心脏病突发已于1976年4月9日离世，所以未能亲眼见到第2、3册的问世。[47]
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批示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来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48]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翻译和校订《资本论》的重任也就转到了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德文版，并参照了苏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校订的俄文译文，还参考了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重新译校了三卷《资本论》，收入1972～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并于1975年6月还出版了《资本论》三卷单行本。1983年3月，《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也与读者见面。几十年来，中共中央编译局集全国之力，广泛参照、深入研究、精雕细琢，使《资本论》的中译本日臻完善，2001～2003年推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46卷，即三卷《资本论》的最新中译本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从1930年陈启修的最初译本问世到2003年最新译本的出版，《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历经7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一大批优秀学者为这个宏伟工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动人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论》得到了深入学习和广泛宣传。各高校的文、史、哲、经、政、法等专业都曾把《资本论》列为必读书，中国人民大学最先聘请苏联专家来校讲授《资本论》，成为中国培养系统、全面、深入研究《资本论》专门人才的基地，财经类院系则普遍开设了《资本论》学习与研究课程，以《资本论》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更是成为中国大学生接受基础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同时，一系列的《资本论》注释和解说得以出版，与《资本论》研究相关的论文、论著汗牛充栋，《资本论》的专业研究队伍日益发展，“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更是成为有文化的中国人普遍熟知的名词。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对《资本论》学习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本论》不仅仅是打碎一个旧世界的思想武器，它还是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尤其是《资本论》中对“市场经济逻辑”的深刻阐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也是人们今天依然关注《资本论》的重要原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0～290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7～39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9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4页。
[16] 雍桂良：《〈资本论〉的写作与传播》，求实出版社，1982，第217页。
[17] 宋涛、胡钧：《〈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18]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81页。
[19] 转引自宋涛、胡钧《〈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第4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506页。
[21] 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7～148页。
[22] 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8页。
[23] 于继增：《〈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载《文史精华》2013年第1期。
[24] 胡培兆：《〈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133页。
[25] 参见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37页。
[26] 1916年12月，李大钊与杜国庠等人筹组“丙辰学社”。丙辰学社是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陈启修积极参加了筹组活动。蔡元培、范源濂、梁启超等为该社名誉社员。丙辰学社团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留日爱国学生，其中不少成员后来成为中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如郭沫若、夏丏尊、王亚南、郑贞文、周昌寿等。
[27] 参见于继增《〈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载《文史精华》2013年第1期。
[28] 参见蒋少龙《陈豹隐经济学术思想研究》，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5期。
[29] 抗战期间，陈启修曾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军事委员会顾问。“如何搞好战时经济”成为他的主要研究内容。抗战胜利后，陈启修拒绝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聘请，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并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1947年初，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经济学。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劝说陈启修去台湾，陈启修则坚决留在了大陆。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陈启修随重庆大学商学院调到成都，任四川财经学院院长，1956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教授，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7月，他带病出席四川财经学院第二届科学讨论会，作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主题发言，提出应名正言顺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其中有许多独特见解。这篇发言后来发表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科学》1959年第4期，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学术论文。1960年9月9日，陈启修因脑出血在成都逝世，终年74岁。
[30] 参见郭伟伟《不应忘记的〈资本论〉翻译者》，载《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第20版。
[31] 参见侯且岸《侯外庐与〈资本论〉的译缘》，载《百年潮》2013年第4期。
[32] 参见侯且岸《侯外庐与〈资本论〉的译缘》，载《百年潮》2013年第4期。
[33] 侯且岸：《一部〈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载《决策与信息》2012年第7期。
[34] 参见于继增《〈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载《文史精华》2013年第1期。
[35] 于继增：《〈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载《文史精华》2013年第1期。
[36] 侯且岸：《一部〈资本论〉的中国传奇》，载《决策与信息》2012年第7期。
[37] 参见侯且岸《侯外庐与〈资本论〉的译缘》，载《百年潮》2013年第4期。
[38] 参见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38页。
[39] 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当选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和常务委员。1987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40] 参见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39页。
[41] 王亚南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王家坊村，曾在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就读，大革命中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来到上海和杭州。
[42] 参见郭伟伟《不应忘记的〈资本论〉翻译者》，载《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第20版。
[43] 参见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0页。
[44] 宋涛、胡钧：《〈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45] 全书出版后立即将2000多部分装了20大箱经香港转运广州，再转往西南大后方发售。不料书刚运到广州，广州就沦陷了，这2000多部《资本论》也就全部散失。（参见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0页）
[46] 参见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1页。
[47] 郭大力生前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大力的合作者王亚南从1950年起任厦门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11月13日因癌症去世于上海。
[48] 参见杨金海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