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余出身寒门，童年饱经战乱之苦，至新中国成立，才有入学读书的机会，读完师范学校，于1953年参加工作，工作之余唯一爱好的是读书，在那个年代各单位都规定每天上班前学习一小时，读书、看报，凡是具有初中学历以上的人，参加中级班学习《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哲学常识》等书。我是在通化市专卖事业管理局做文秘工作，因工作需要，要求不断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由此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每天坚持自学，每天晚上7点到11点读书，读完书才睡觉。学然后知不足，于是有了考大学的梦想，因家庭困难，即使考上大学也拿不起学费。1956年，国家开始招考调干学生，凡是工作满3年以上的人员，考上大学可以享受调干助学金，我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单位领导也表示支持，经过3个月复习，于当年8月被沈阳师范学院录取，学习历史专业，终于圆了上大学的梦想。1958年沈阳师范学院、东北财经学院、外国语专科学校合并，成立辽宁大学，我成为首批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生之一。
196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抚顺师范学院任教，1964年调入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奉系军阀史的研究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同事有的插队落户到农村，有的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研究机构被撤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1977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同年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我又被调回研究所工作。1978年改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1979年《社会科学辑刊》创刊，吴少琦同志任总编。在《社会科学辑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资深学者李文信先生的《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陈昌曙的《科学实验方法的几个问题》，我发表了《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回眸在《社会科学辑刊》创刊上发表的论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虽然，时光已流过三十余年，今天重读，仍有历久弥新之感。
我在文章中指出，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由来已久，在东北易帜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从民族和国家的大局着眼，我认为张学良实现东北易帜，使国家统一了，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和老百姓都是有益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我努力探索民国史和东北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起因和结果，从中探索历史的客观规律。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史学工作者要有一颗公正的心，那就是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心术也。”[1]撰史者要本着“誉人不溢其美，毁人不增其恶”的胸怀对待历史上的人和事。
我认为研究历史的任务，不限于罗列史实，而必然要表明自己对史实的看法，向人们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孔子著《春秋》，就注意撷取史义；汉代的司马谈主张“唯真求实，贬恶扬善”；唐朝的刘知几提出史家应有史学、史才、史识；清代的章学诚提出史事、史文、史义为史学三要素，强调“史所贵者义也”。这些都说明史学家是受一定的历史观支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从来就公开承认和宣布，他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南。
拙文《李大钊同志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试图以科学的历史观，对自《春秋左传》历经汉、唐、宋、元、明、清、民国，从孔夫子到李大钊的历史观加以总结，从中整理出具有进步倾向的历史观。李大钊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强调，有作为的历史学家，应用新唯物史观建立“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他提倡做学问要求真，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李大钊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影响了几代人，从而展示了李大钊历史哲学思想中颇具特色的一面，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人与他人合著的《张学良将军传略》，是大陆学者研究张学良生平事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1987年3月，该书出版，引起了我国舆论界和史学界的关注。新华社曾发消息称：“该书忠实地再现了张学良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事业的献身精神，对他的功过做了公正的评价，书中对张学良的家庭、囚禁生活、个人兴趣爱好等，都做了翔实的记述，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郭维城，原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大学校友会会长，曾亲历西安事变，任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领导《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政治主张。他评《张学良将军传略》以“一部真实、质朴、生动的传记”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评论道：“《张传》（对拙著的简称）堪称是以主人公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上一幅悲壮的画卷。”
“史料丰富、翔实、立论公正，文字质朴流畅，是《张传》具有的显著特点。作为真实史料为基础的完整的张学良的正式传记，是对张学良研究的重大成果。”[2]也有学者认为该书对张学良的研究有开拓之功。我认为该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我没有亲自访问张学良，很多想要提问的史实，没有与主人公核对，深感遗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兵谏”，有些史料，我没有完全看到，尤其是中央档案馆，我到北京去了三次，查阅西安事变史料，管理甚严，把这方面的档案作为高级机密，非政治局常委其他人是不能看的，特别是“西安兵谏”发生时，中共高层领导的态度，我是不得而知的，只能根据公开的众所周知的史料撰述。我认为“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发动“西安兵谏”的主力，和平解决“西安兵谏”张学良是主角，但是如果没有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到西安与各方会谈，没有周恩来到西安调解，没有南京方面的武力讨伐，没有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等因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难以成功的。“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除张学良和东北军作了牺牲之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都很有利。从此，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形成了。尽管蒋介石没有在其答应的六项条件上签字，他回到南京之后大部分诺言也都实现了，只是对张学良实行了军法审判，判十年徒刑，后又特赦，被军事委员会管束起来，囚禁半生是食言。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和杨虎城、周恩来商量，就放走了蒋介石，而且还陪蒋回南京，大出杨虎城和周恩来所料。对此，张学良曾回忆道：“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诮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彼时我已读过蒋委员长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词，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辈的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不但我应感谢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道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犹恐不遑，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蒋夫人真堪称颂为巾帼豪杰也。”[3]
这是张学良说的真情实话，我写的《西安事变》那一章，和张学良的话是吻合的。我很希望后起的学者能拾遗补阙，把“西安兵谏”写得更丰满些。
合著的《陈纳德将军传》出版后，《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评论说：《陈纳德将军传》全面系统地叙述了陈纳德一生不平凡的经历，特别对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卓越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关于他与史迪威的关系和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该书见解新颖，文笔流畅，收集了大量世人鲜见的新史料，不仅适合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也适合广大读者阅读。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和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题库收藏了该书，并客观地介绍了书中的要点。《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也有人写了读后感。本文集选编了一章，只好作为管中窥豹。
本文集除了有首发原创的特色之外，还有就是重视历史资料的整理、抢救、考证工作，治史者取材难，史料难求。为什么说取材难呢？因为有些史料以假乱真，真伪不辨，以讹传讹，虚浮之词泛滥成灾；成书易，考证难，真实可靠的史料，实属难得。
本人有幸采访了亲历东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采访了他们亲历的郭松龄反奉、二次直奉战争、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东北军进关、西安兵谏、抗日战争、东北光复、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有《刘鸣九口述》、本人整理的《郭松龄反奉及其他》、王家桢的《皇姑屯事件前后的对日外交》、王之相的《我所了解的张作霖和李大钊烈士被害经过》等。
研究东北近现代史，辽宁省得天独厚，原张学良的部下以及他的学生：卢广绩、刘鸣九、荆有岩、郭景珊、郭鸿志、陈大章、何柱国、姜明文、胡震、闫宝航、高崇民、王卓然、车向忱、沈延毅、郑殿起、李传玺等前辈都写了回忆录，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吕正操、郭维城、郭峰、宋黎、高存信、白晶凡、张庆泰、闫明光、闫明诗、张学铭、朱洛筠、谢雪萍、张怀英、张怀卿等前辈提供了宝贵史料。我很感谢他们以及政协省、市文史委员会的孟凡、赵杰、白晶泉等同志对文史资料工作的热心关注。我所以能取得一些学术成果，还要感谢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陕西、山东、广东等省、市的图书馆提供的方便和服务。
回顾流逝的几十年时光，竟与历史打交道了，读历史、研究历史、为历史人物立传，每当我写一篇人物传记都无限感慨，特别是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惨遭杀害的仁义志士、铁血男儿、巾帼英雄，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无限崇敬之情。我笔下的张榕、宝崑等人，为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血溅奉天城；郭松龄、韩淑秀举行的反帝反军阀的倒戈反奉战争，兵败巨流河，被杀之后，又曝尸于万泉河畔小河沿；而镇压革命党的凶手，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时期封疆大吏、督军、省长。
历史是复杂的，是曲折前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由于没有掌握军权，不久就被袁世凯篡夺了大总统职权。辛亥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中华民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革命的成果被军阀政客所攫取，人民没有获得民主、自由、平等。历史是有惯性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两千多年，政统没有根本的变化，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外用儒家思想，实际是内用权谋之术欺骗老百姓。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4]。我特别钦佩古代的科学家、史学家，要以他们为楷模，塑造自己的人生观、历史观。汉代天文学家张衡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5]这种淡泊名利，不计爵禄得失的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的高贵品格，令世代人景仰，值得弘扬光大。
拙文《杨常事件始末》比较公正客观地再现了东北当局内部派系权力之争的残酷，杨宇霆曾是东三省两署总参议，张作霖的参谋长，叱咤风云的人物，张作霖去世后，不知引退，以诸葛亮自居，遭张学良怀疑，喋血帅府的老虎厅，我每到帅府参观，无不产生凄凉沧桑之感。
辽宁社会科学院院党组精心策划和编排“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令人欣慰。在当前浮躁之风盛行之时，能使老一辈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力作编到文库之中是光前裕后的盛事。我的著述能充填其中，喜出望外。
良史能化腐朽为神奇，拙著未能化腐为奇，只是把历史恢复到本来面目。以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兴衰。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文库编委会、科研处的同志，以及省图书馆王丹女士，还有帮助查找图书、校对工作的我的夫人侯品杰和子女们。癸巳年夏。
[1]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四库全书·史部》。
[2] 郭维城：《一部真实、质朴、生动的传记——评〈张学良将军传略〉》，《光明日报》1988年5月18日，《史学专刊》1988年第462期。
[3] 引自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第617页。
[5] 《张衡列传》，《后汉书》第七册，中华书局，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