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抗日救国思想研究
“西安事变”力挽狂澜[1]
一 抗日怒潮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长城内外大片国土沦丧，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军占领了察哈尔（今划归河北省）、河北两省，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府。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在寇深日急的民族危急关头，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内舆论对“八一宣言”表示热烈拥护和赞成，特别是对离乡背井的东北军官兵影响极深，张学良此时也有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愿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爱国学生六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等口号。国民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严厉镇压了学生爱国运动，打伤和逮捕许多爱国学生。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主动精神，清华、燕大的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些爱国学生从早晨到傍晚在街头上呼口号、讲演、游行示威，身体疲惫不堪，清华、燕大的学生在黄昏之前返回西郊。东北大学南北两校的同学一直坚持到夜晚，当游行的学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北口，突遭军警的袭击，在警察的皮鞭、大刀、棍棒的围攻下，上百名东大学生受伤。这一天“被捕者三十余人，伤者近四百人，重伤者就有三十多。很多男女同学的衣服被扯破。饥寒交迫，无处安身的东大同学，深夜里仰观北斗，背井离乡，真有不胜凄凉之感”[2]。面对暴力，他们的斗争精神毫不减弱，当场举行了诗歌朗诵会。爱国学生李青纲首先朗诵了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慷慨激昂的朗诵声和忧国忧民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不仅感染了在场的学生，一些军警也受到感动，围观者无不泪下。
“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学生的爱国运动，迫使国民政府推迟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国际友人斯诺曾这样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3]当时许多报纸，报道了学生示威的消息，各大城市学生相继举行了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得知东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十分关注。他以东大校长名义电告校方：“北平学潮未息，请将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4]当时东大学生不知底细，未敢贸然赴陕。随后张学良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邀请学生代表到西安面谈，又被拒绝。张学良感到学生心存恐惧，乃决定派西北“剿总”军法处处长赵翰九为他的代表，携款二千元专程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
赵翰九到东大后代表张学良将军向学生致慰问词，宋黎代表学生做了学运情况的报告。赵返回西安后，张学良将军又发来第三封电报：“请派民主代表前来西安。”[5]杨蕴青、刚诚等同学第一批去西安，张学良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接着第二批东大学生又去西安见张学良。后来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经过慎重讨论，认为张将军对学生确有诚意，正式推举韩永赞、马绍周、宋黎（共产党员），作为东大学生及北平学联正式代表，同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将军，这是第三批。不久，北平地下党，以北平学联名义派敖柏风（高锦民）、杨蕴青等人去见张学良，是为第四批。前二批学生集体见张，后两批张学良个别接见。
一九三六年一月底，宋黎等到达西安，正值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开会。宋黎等三位学生代表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这次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到西安，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经常走出住地，到学校去宣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并在学生中散发“一二·九”运动宣传材料。宋黎等人在西安进行的抗日救国活动，受到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保护。
二月上旬，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返回西安，立即接见了韩永赞、马绍周、宋黎三位学生代表。张对学生代表说：“我是你们校长，你们是我的学生，今天我们以师生身份交谈。”[6]学生代表向校长介绍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申明了他们的意见：
“一二·九”运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爱国行动；请求改组东大，为抗日培养人才；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将军认真听取了学生代表的意见，连续安排五次同学生代表谈话。张学良认真看了学生代表写的意见书和宣传材料后，很有感慨地说：“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坟墓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7]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张学良收到东大文学院院长方永蒸的来电，内称东大有四十多名学生被捕。张立即派副官把宋黎等三名学生代表接到自己的公馆，研究如何营救东大在北平被捕学生，并对宋黎说：“你也在通缉之列。”宋说：“请校长想办法营救。”张学良将军反复思考，拟派得力人员速去北平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代表宋黎等人认为还是他们回北平为好。张学良最后同意宋黎、韩永赞返回北平，把东大被捕的学生营救出来。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嘱宋黎交给东北军驻北平的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在给邵的信中写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宋黎的化名）全权处理被捕学生事宜。”[8]张学良又交代说：“如果学生没有问题就地释放，如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待学生问题处理完，你再去拜访王卓然，只说我带有口信给他便可。”临行又嘱咐宋黎：“你在北平若遇到什么麻烦，立即电告。”[9]
宋黎化名潜赴北平后，面见邵文凯，邵见到张学良亲笔信，抱歉地说：“我给张副司令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10]随后，邵遵照张学良将军的旨意，将被捕学生就地释放。东大被捕的四十余名学生全部获释，这是张学良将军全力营救和保护的结果。此事说明张将军对东大学生关怀备至，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寄予厚望。
此时，张学良将军正如目睹“西安事变”的国际友人、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所写的：“全国各地民族救亡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省市受到取缔，但在他的地盘内得到保护。他无视国民党政府的训令指责，许可全国各界联合救亡爱国运动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他反抗国民党政府对到达陕北的红军继续围剿的命令，当日寇占领东北入侵绥远，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打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的想法。”[11]史沫特莱的观察是很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孙万发（孙达生）、高崇民等到西安，利用同乡和朋友的社会关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孙万发以六七军及一○五师少校秘书的身份在东北军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高崇民除了做促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工作之外，还在张学良身边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他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以此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揭露蒋介石的“剿共”罪行。《活路》一书是在杨虎城绥靖公署军需处印刷厂里秘密印刷，准备送往陕北前线的。不料，该书还没有运出西安，就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了。当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晏道刚，曾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警告，要他们“注意左右人员”，并提出要逮捕高崇民等进步人士。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仅竭力保护高崇民等一些爱国人士，而且针锋相对，把暗藏在印刷厂里的两个特务逮捕起来。这次《活路》事件，就这样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应付过去了。
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一直在东北军中做上层的统战工作。他以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秘书的身份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东北军内部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以刘澜波为书记，苗勃然、宋黎等为委员的秘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东工委对争取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六年七月至八月间，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学良公馆里居住，张学良将军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宋黎、项酒光等人经常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而张学良又常驻陕北洛川与红军秘密联系，这些活动已被国民党驻西安的特务发觉，他们竟把这些情报送给蒋介石。蒋为了表示对张推诚相信，又把这些报告原件抄送张学良，叫张答复。张学良对此十分不满，他在给晏道刚的亲笔信中表示了这种不满情绪。
甸樵吾兄：
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往来，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12]
八月间，东大学生代表宋黎等也得到消息，国民党特务在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处境十分危险。宋黎把这种情况直接报告给张学良将军，并提出要回北平暂避风险。张心情沉重，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地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13]因此宋黎等人仍住在西北饭店。
八月二十九日，宋黎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要采取行动，要加倍谨慎，注意防范。在这紧急时刻，宋黎让马绍周速去“总部”了解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马去后即被特务逮捕，关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傍晚，宋黎正在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负责人曹富昆（曹裕民）研究工作，突然特务闯入宋的住室，把宋黎和曹富昆也一起逮捕了。当特务把他们押送陕西省国民党党部的途中，宋黎不断高喊“土匪绑架！”，曹富昆乘特务惊慌转身逃跑。在距离国民党省党部二里路时，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走来，宋又大喊“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下马缴了特务的枪支，然后问道：“为什么抓人？”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巡逻队中有人认识宋黎，见特务随便抓人非常气愤，逼问特务说：“有没有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狐假虎威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巡逻队长强硬地说：“没有逮捕证不能随便抓人！”强行把宋黎截留下来，送到十七路军宪兵营看管。宪兵营立即把事件经过报告给杨虎城将军，杨虎城迅速报告给张副司令，张学良马上派孙铭九把宋黎接到张学良公馆。
张学良将军得知宋黎被捕的消息，愤慨地说：“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14]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宋黎，一面又派参密室科员关时润（吴俊如）去西北饭店宋黎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也被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得知关时润、马绍周两人已被特务抓到省党部，又听说很快就要把他们解送南京，勃然大怒，为了保证被捕人的安全，他断然采取军事行动，派副官长谭海率领卫队一营一个连去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立即打电话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邵见张时，张突变常态，声色俱厉地问：“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15]邵立即回省党部召集几名委员开会，转达了张学良的意见，经他们查明确有此事，原来是南京派来几个调统室的人按蒋介石逮捕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马绍周四人的手令抓的，省党部委员也不清楚。邵再去见张时，抓走的人己被张学良救回。这次张对邵的态度比较好，说：“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16]同时，根据张、邵两人商量的结果，为了应付蒋介石命令，又一度把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已被张派去新疆）、马绍周抓去。先押在军警督察处后转到剿总军法处。不久，就都释放了。国民党特务抓人那天正是八月二十九日，故称做“艳晚事件”。
张学良派部队查抄省党部时从特务室搜去不少文件。事隔两天，张学良又找邵力子去，张对邵说：“看过从调统室搜来的文件，才知道您也是他们造谣密报的对象。他们对你我都任意诬蔑，荒唐到了极点，我深信您决不会有像他们密报所说的事。”[17]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电指责张学良，不应派兵搜查省党部。张复电说明省党部做事太荒谬，自己是以中央委员和副司令地位行事的。不久，张学良派莫德惠亲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事件发生的经过。因蒋正忙于处理两广军事，无暇追究，一场轩然大波暂告平息。
从此以后，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决心更大了。
二 蒋介石“剿共”计划破产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的会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也是张学良和东北军由“剿共”到联共的巨大转折点，从此揭开了张学良将军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同年五月五日，杨虎城将军前往洛川同张学良将军举行秘密会谈。经过周密协商，张、杨双方达成不打内战，联共抗日与红军合作的密约。这一天正是中央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五五”通电之日，这表明张、杨两将军是真诚响应红军号召的。
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下，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也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主席胡汉民因病死于广州，白崇禧以吊丧为名，与陈济棠会商“反蒋抗日”之策。白崇禧劝陈济棠和他们共同反蒋。白大讲：“蒋不得人心，内部互相猜忌，财政面临重重困难，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的共产党包围进攻，蒋决无余力可以南犯。”[18]
六日初，两广做出决议，命令陈济棠、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以陈、李分任正副总司令。接着即对南京发出通电，呼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领导抗日。
蒋介石看到两广发生异动，心急如焚，一方面立即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向两广的上层人物进行分化和收买；另一方面，仍以中枢领导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策略下，广东军阀陈济棠众叛亲离。他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和广东空军都投靠了蒋介石。陈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于七月中旬逃到香港，广东又被蒋介石所控制。
广西在李宗仁、白宗禧的领导下，招揽许多反蒋人士，如原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人。蒋介石认为广西内部团结较紧，又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不是轻易用军事力量所能解决的，经过几番谈判，最后双方妥协，蒋乃任命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黄旭初仍任广西主席。至此，纷扰相争五十余天的“两广事件”，于七月下旬遂告结束。蒋介石用分化、利诱手段解决粤桂反蒋的行动后，接着又把南下的兵力调回来，加强反共力量。
一九三六年九月间，红军二、四方面军由西康北上已进入陇南，蒋介石命令驻重庆的顾祝同派川军孙震、邓锡侯等军队由川北进入陇东堵截，又命兰州的朱绍良以王均、毛秉文、胡宗南等军在陇南堵截；电令西安的张学良派何柱国、王以哲等军进至平凉、固原堵截。结果这些“剿共”的军队处处扑空，红军二、四两方面军部队，在中央红军接应下，在东北军掩护下红二、四方面军是按王以哲指定的路线，在骑兵军等部队策应下，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的静宁、会宁胜利大会师，然后取道固原以北之七营及靖远、海原、同心地区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虽已会合在陕甘宁边区，但力量有限，乃策划集中兵力由庆阳、固原、七营、同心、中宁地区向环县地区进攻。具体部署是以马鸿逵的十一军在中宁，王均的第三军在同心，胡宗南的第一军由固原以北编为左纵队（另有毛秉文的三十七军，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受朱绍良节制为预备兵团），命令张学良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配合骑兵军一部在固原、庆阳间地区作为右纵队，均向环县进攻，其余各军亦在原封锁线向陕北进攻。此时，张学良命令东北军前线各部队“按兵不动”。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部的无线电，呼叫不应，使蒋介石的命令无法传达。
胡宗南率部按蒋介石命令向环县东北前进。他既不向“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报告，又不与友军联系，孤军深入，在十一月初，该纵队的先头部队，在山城堡吃了败仗，损失三个旅，其中廖昂旅被全歼。这三个旅原属第一军第一师，“是蒋介石的起家部队”，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复电，要惩办王以哲。张对此十分为难，他向蒋的亲信晏道刚抱怨说：“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19]说罢潸然泪下。此后，他和王以哲秘密商定，采取有效办法“逼蒋抗日”。
一九三六年九月，正当蒋介石在广州处理两广事件善后之际，张学良托冯庸向陈诚转达“不愿剿共，只愿抗日”的意见，陈诚把张的意见立即电告蒋介石，陈诚认为冯庸所言非虚，应对张学良严加防范，陈在致蒋的电报中说：“汉卿前在太原与阎副座及诸将领所谈及其行动情形，可以证明冯之所言决非虚，万一不幸所言非虚，则此举名为抗日，实则脱离中央而走联俄投俄之途径。前军长汤恩伯在陕北所获东北军与共匪联络文件，亦不为无因。故职认为汉卿此举，较之两广问题，更为重要。”[20]
蒋介石接到陈诚的电报，深恐张学良发生异动，竟然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呼声，仍急欲完成所谓“八年剿匪之功”。他从广州回到南京，只住几天即于十月二十二日飞抵西安。蒋此行的目的是重新调整西北“剿共”军事，并劝说张、杨服从蒋的“剿共”计划。
蒋这次到西安，是西北剿总成立后，他以总司令身份第一次来到这里。除十月二十四日蒋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游览以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临潼和西安召集西北“剿共”各军首脑开会，部署“剿匪”军事。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杨虎城称“剿匪”为“无期徒刑”。张曾向杨表露他也有厌倦的心情。并商定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采取有效措施，“力促以向蒋公进言”[21]，以期早日实现这一主张。
张学良曾劝蒋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22]。
杨虎城也向蒋表示，他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这个问题请委员长深思。蒋介石为了推行他的“剿共”大计，说服张、杨及其部下，于十月二十七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蒋讲话这天，张、杨均出席，蒋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外不分，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23]在军官训练团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对蒋的讲话都很气愤。
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杨准备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蒋在这里大放厥词，必然激起他们极大愤慨。张学良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稳定军官的情绪，当天晚上，张在王曲向受训的军官讲话：“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又说：“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24]。这些话足以表明，张学良实行逼蒋抗日的毅力和决心。
十月二十九日，蒋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多月，加紧进行“剿共”部署。他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准备向西北进发，他还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处飞机场，准备容纳一百架轰炸机供战时应用。这一期间，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七君子，还封闭了十几种进步刊物。
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即将爆发，在此紧急关头，适逢阎锡山也去洛阳为蒋祝寿，张向蒋苦苦诤谏，陈述“停止内抗，联共抗日”的必要性，一再申明：“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除抗日外，别无他途。”[25]蒋闻听此言，斥张“受了共产党的诱惑，不服从领袖”。张学良心情十分沉痛地表示：“八年来跟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他本人愿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26]蒋厉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话不投机，不欢而罢。
十一月一日，在洛阳军校纪念周上，张学良出席，蒋在会上讲：“勾结日本者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受到训斥，心情极为沮丧，这件事，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曾对何柱国说：“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27]
蒋训话完毕，张即登机返回西安。在飞机上张学良将军对何柱国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28]还说：“我现在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亦无从知道。”[29]
据张学良自己所说：“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预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30]张学良劝蒋联共抗日之言，情辞恳切到家，蒋介石不仅不理，甚至厉声责骂，这便促使张学良认识到，对蒋介石苦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其他手段才可奏效。
是日，张学良由洛阳回西安，表面上再不谈联共抗日之事，并于四日带晏道刚由西安飞到兰州，与驻甘肃的绥靖主任朱绍良及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实际上是与共产党秘密通使，停止军事行动，准许共产党代表驻西安，并给予红军物资援助。
关于这里面的具体史实，张学良回忆道：“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介石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醖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党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31]这时西安的形势正如韦尔斯女士所报道的那样：“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32]张学良在回答韦尔斯女士访问时说：“如果政府不顺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又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指内战——引者注）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33]这是张学良有意向外国记者透露自己的政治主张，提醒蒋介石“剿共”是不得人心的。但是蒋介石却低估了张学良这些话的分量，仍执迷不悟，不肯放弃“剿共”政策。
三 哭谏不成发动兵谏
张学良在洛阳被蒋介石斥责以后，心情沉重，回到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绝口不谈“剿共”之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日益强烈，要求援绥抗日的呼声充满三秦。张对蒋只调东北军骑兵第七师赴绥不准东北军主力出动极为不满。他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上书蒋介石要求批准他率东北军援绥。但蒋介石认为“全国抗日的时机未至，未允其请”[34]。而且察知东北军对蒋态度日趋恶化，开始考虑东北军调防问题。蒋对此事曾做如下记载：“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35]
张学良一面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加紧与十七路军的团结合作。十一月二十八日，陕西各界人士举行西安守城胜利十周年大会。张学良闻讯亲自参加纪念会，杨虎城在会上讲话号召：“要继续坚守西安的精神，坚守国土！”[36]张学良将军讲话表示：“不顾一切地同我们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拼。”[37]由此可见张、杨二将军团结抗日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
十二月三日，张将军未带随从，只身飞往洛阳再次见蒋，请求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张学良说：“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38]
蒋不采纳张的请求，张愤慨地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蛮横地答道：“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39]至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冲突，已成水火之势。蒋见情势紧迫，决定亲临西安安抚，因此，才有蒋的第二次西安之行。
十二月四日，蒋又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内，以此处为行辕，分别召见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训话，要求他们服从继续“剿共”的命令。蒋在政治上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联合；在军事上采取步步进逼的手段，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
蒋从两广调来嫡系部队沿陇海铁路向陕西推进，在洛阳与潼关之间集结。命令胡宗南部由甘肃沿陇海路向东布防、万耀煌的二十二军控制西北交通咽喉咸阳；咸阳至兰州的公路运输线，也派中央军占领。蒋还调集大批飞机在西安机场起落，在西安城内拥有宪兵四团和警察局、特务队。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对此严重局势，张、杨共同协商，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内战爆发，第一步，再进行善劝，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这种办法无效，第二步，就硬干，采取军事行动，把蒋扣起来，逼他抗日。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爱国至诚之心，向蒋做了一次“哭谏”，痛陈“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40]。张说话间，声泪俱下，蒋无动于衷，“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41]。最后蒋拍案狂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变！”[42]张学良公忠体国，用尽心机，多次苦谏、诤谏、哭谏希望蒋能改变政策，然而这些办法都失败了。张学良从华清池回到西安，立即去找杨虎城，一见面就说：“失败了！”张建议杨再去劝蒋，杨去劝蒋说，抗日势在必行，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可以用政治办法解决。蒋执迷不悟，认为有把握消灭红军。蒋对杨说，十七路军军官中，如有不愿“剿共”而主张抗日的，要放手撤换。[43]这时，张、杨和蒋的矛盾，已经无法缓解，只有硬干，实行兵谏这种办法了。
十二月八日，蒋为了催促东北军将领执行“剿共”计划，邀请刘多荃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餐，席间，蒋满脸怒气，没说话。饭后，先对刘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刘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44]蒋对刘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45]蒋对刘说完，就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46]王以哲和刘多荃从临潼见蒋回到西安，即向张副司令汇报。王说：“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委员长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将来由他领导咱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47]并说，这怎么行啊，请副司令赶快下决心。张学良听完汇报，没有表态，即回住室去了。
当日下午，王以哲秘密告诉刘多荃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王还说：“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48]从王和刘的密谈中，可以看出，张、杨两将军已经加快步伐，决心扣蒋了。
这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迅速采取行动，不能失掉时机，他们坚定地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49]”张对杨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50]
十二月九日，西安的形势异常紧张，蒋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的高级将领，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人外，其余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朱绍良、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钱大钧、邵元冲等先后云集西安。蒋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
这一天，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大中小学校学生万余名开纪念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到绥靖公署、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学生队伍到陕西省政府请愿时，有特务开枪，打伤东北籍的小学生一人，激起游行学生的极大愤慨，学生列队直奔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打电话命令张学良严加制止，“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51]学生走向临潼后，张学良将军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乘汽车追至十里铺，赶上学生队伍，劝学生回去，向学生说明前面的危险情况，学生的爱国热情强烈，坚持要往临潼方向去。这时，张学良将军心情沉痛地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要求，必须由蒋委员长答复我们的请愿，临潼虽然没有餐宿之处，我们宁愿不吃不宿，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张学良见群众意志坚决，又劝阻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讲到这里，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首先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接着这些爱国的男女学生放声痛哭，群众队伍由头至尾，近万人都相继哭起来，爱国群众不断高呼：“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与呼喊声连成一片，撼天动地！人非木石，面对这种凄惨和悲壮的情景，谁能无情，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也在拭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掩面而泣，声泪俱下地向群众说：“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52]请愿群众听到张学良如此诚挚的表示和这番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同声高呼：“拥护爱国的张副司令！”[53]然后整队返回西安。
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增强了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决心和勇气。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请愿的内容报告给蒋介石，蒋极不高兴，不但不接受，反而怒斥张学良说：“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54]张学良和蒋介石争论到深夜，蒋拒纳忠言，张学良愤慨地回到了西安。
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赴临潼请愿一事，是十二日张、杨捉蒋的一个导火线。张学良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心里很不痛快，曾说：“当蒋公在华清池伺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他还说：“我与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55]
蒋介石虽然在日记中写下：“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56]但蒋对张学良要做的事情并未察觉。十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商量决定，实行“兵谏”。
十一日上午，为了活捉蒋介石，张学良按预定计划带领白凤翔师的团长刘桂五去华清池五间厅，探路侦察地形，借口他们将派往热河执行除奸任务而谒蒋请训。刘桂五是热河人，绿林出身，掏过老窑，枪法准确，对张学良感恩戴德，绝对忠诚。张学良领刘桂五见蒋之前即告诉刘桂五，注意蒋的相貌、住地环境特点，便于动手时，准确无误地捉蒋。张学良把刘桂五引到蒋的室内，就离开了，这时蒋的室内只有刘、蒋二人，蒋的训话约半个小时。有人评论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刘向蒋透露一点消息，张学良就彻底垮台了。假如刘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这倒是个卖主求荣、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如果把张学良的计划告诉蒋介石，刘桂五可以升官发财。可是，刘桂五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男儿。他曾向朋友说：“我刘桂五是拥共反蒋，主张抗日的人，我不能做忘恩负义、出卖抗日将军张学良的罪人。”[57]可见张学良派刘桂五见蒋，是知人善任的。
张学良带刘桂五面蒋，事先已把捉蒋、逼蒋抗日的计划告诉给他。嘱咐他到了华清池，必须注意道路，认识蒋的相貌，到时候准确无误地把蒋介石捉住，并命令他要捉活的，绝对不要伤害他。
张学良为了活捉蒋介石，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十分周密的部署。
十一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同蒋介石谈话结束后，从五间厅出来，走到头道门，他把在华清池担任保卫蒋介石任务的卫队营第一营长王玉瓒叫来，对王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张学良说完，就上汽车了，王玉瓒乘摩托车跟随，到城内金家巷一号，进入张学良的办公室内，张学良镇静而严肃地对王营长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58]王营长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59]此时，张学良以沉重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他们正说到这里，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学良没有立刻回答他，而命令王营长及其所带领执行任务的人，都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的侍卫穿的黄色军装有所区别。张学良又对王营长说：“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长告知。”[60]王营长接受命令后，就去执行捉蒋任务去了。
十一日晚上，蒋介石日记载道：“是晚召张、杨、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候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61]
张学良自临潼见蒋返回西安后，参加杨虎城、于学忠宴请中央大员的宴会。宴毕，在晚上十点左右，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董英斌、黎天才、唐君尧、白凤翔、米春霖、黄显声等人，举行会议。他慷慨陈词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62]并宣布立即开始行动。
张学良还叮嘱孙铭九说，你没有打过仗，要小心，在刘桂五团长率领下同一营王营长配合好。同时，又命令刘多荃第一○五师第一旅第一团立刻到临潼华清池，对北面的火车站和东面公路方面警戒。
十二日凌晨三时，一团七个连兵力一千余人，乘大汽车直达临潼南门外岔路口，这时刘多荃师长、谭海副官长、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刘桂五团长，还有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也都到了，集合后即向华清池前进。
凌晨四时许，卫队一营一个连，先行进入华清池。时值冬季，天寒地冷，院内一片寂静。王玉瓒营长带领战士冲到第二道门，发现蒋的卫队哨兵来回走动，王营长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并示意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63]二营官兵五十余人由连长王协一率领赶到，刘桂五、孙铭九指挥战士冲进第二道门，顿时枪声大作，蒋介石听到枪声，“来不及穿衣服，即由侍从人员搀扶着向后墙奔逃”[64]。当刘桂五、孙铭九等人闯进蒋的住所五间厅时，已不见蒋的踪影了。但见衣帽、斗篷放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还有余温，汽车停在库里，估计未逃太远，但抓不到蒋介石，他们焦急万分。后来一个战士发现后墙里有一只鞋。刘桂五命令王玉瓒、孙铭九率队到骊山上搜索，天色微明时，骊山上下尽是东北军捉蒋的战士。
张学良听到临潼方面刘多荃向他报告蒋的下落不明时，他焦躁万分，绕室彷徨，深恐蒋介石身遭不测。他对杨虎城和部下将领说：“我们找到委员长，我一定劝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如果找不到他，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即成为千古罪人。我再割下自己的头，请虎城兄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要求停止内战反而扩大内战！”[65]张学良这一肝胆照人的赤诚之心，充分显示了他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精神。
早八时许，卫队营的士兵，捉住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他的侄子蒋孝镇。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儿？”蒋孝镇颤抖着回头向山上一看，示意蒋介石在那里。忽然卫队二营的班长陈思孝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儿呢！”孙铭九跑上前去，只见蒋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鞋丢了一只，脚被石头碰破，在深冬的早晨，冻得瑟瑟发抖。蒋介石看到东北军士兵惊慌失措，东张西望，忙问：“张副司令在哪里？”这时，孙铭九等让号兵吹起号来，“欢迎，委员长进城”。因蒋介石腰部摔伤，由卫队连长王协一等背他下山。战士们把蒋介石抬进一辆小汽车里，由谭海等“护送”到西安新城大楼。
在东北军去临潼捉蒋的同时，十七路军也按预定计划行动。由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一旅、炮兵团和宪兵营解除了宪兵第二团、陕西省保安处、省会公安局、别动大队和西安城内外中央系统零星部队的武装；枪毙了宪兵二团团长；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化装潜逃；十七路军还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扣留了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及空军人员；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系军政大员十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卫士共五六十人，集中在楼下大客厅中。当包围扣留时，邵元冲跳窗外逃，不听制止，被击重伤，送医院不治身死。搜捕这些大员集中点名时，发现缺少陈诚。原来他身带处分张学良、杨虎城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他撕毁了文件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逃入地下室。士兵搜查时，发现他在一个垃圾箱下面，遂被揪出来。点过名后，即把中央军政大员与他们的家属、随员等分开看管。此外，还逮捕了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
在兰州，张学良发密电给解方，通过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发动五十一军搞兰州事变，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震惊中外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又称“西安兵谏”。
四 八项救国主张
张学良从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清晨，一夜未眠，但他毫无倦容，精神抖擞。早八时许，张接到刘多荃的电话，得知已经找到了蒋介石，便立即命令把蒋送到新城大楼。
蒋被扣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这次事件的真相和政治主张。经过再三研究，最后用“兵谏”二字表明他们的动机和意图，提出八项政治主张。
八项主张通电（西安12月12日上午发）：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澄流等叩文。[66]
此通电列名的蒋系军政大员，是蒋介石被捉之后，张学良亲持电稿征求他们意见后才签名的，并不是冒签。
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八项主张的核心是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的力量，实行民众的总动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它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张学良将军在发动兵谏的同时，于十二日晨五时致电毛泽东主席，内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67]张学良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靠力量，因而首先向中共方面致电。
张学良为了取得南京政府当权者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宗旨，又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说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绝对保证蒋的安全。
张致孔祥熙的电报说：“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68]此电把张、杨举行兵谏的意图说得很清楚。
张致电宋美龄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69]
张致宋子文电，内称：“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0]这些电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成第二次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促进作用。
张、杨扣蒋以后，为了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曾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程潜、唐生智等，请他们亲临西安，共商国是。同时还决定分别向两广、山西、山东、绥远派出代表，说明兵谏真相和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援助。
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张学良到新城大楼见蒋，张很恭敬地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连说两遍，蒋不作答。张接着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了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取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71]张说到这里，蒋才开口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接着又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72]蒋一听由“群众公裁”，顿觉恐慌，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送回洛阳再谈。”[73]蒋说完，眼睛一闭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了，张只好辞去，此次谈话毫无结果。
张去后，蒋要求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谈话，张学良同意邵去见蒋。宋文梅营长奉命在新城大楼看管蒋介石，蒋与邵的谈话，因宋营长在场，他们不便深谈。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到这句话就不说什么了。邵心平气和地劝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74]蒋对邵的谈话未置可否，两人沉默一会儿，邵便辞去。
蒋被留住新城大楼的两天时间，张学良多次去看他，蒋总是心神不定听不进去张的意见。杨虎城也去看他，蒋仍是固执己见。张、杨一方面对蒋进行说服工作，并为了蒋的安全起见，把他迁移到张的住所附近高桂滋公馆；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争取整个局面顺利发展，早日实现八项救国主张。
五 扣蒋后的措施
张、杨两将军在扣蒋之后，为促其反省，实现八项救国主张，在军事、政治各方面，采取一些重大措施。
（一）撤销了内战机关“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
（二）组成参谋团，由鲍文椒、马占山、孙蔚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组成。以何柱国为主任，承张、杨的命令，研究一切军事问题。
（三）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承、黎天才、王炳南、洪纺、卢广绩、应德田、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等组成。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研究张、杨两位将军交议的问题及提出建议。
（四）发出抗日援绥通电，组织抗日援绥军。以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
（五）集中兵力。东北军五十七军和一○五师到渭南一带，五十一军和六十七军警戒兰州平凉到咸阳一带，十七路军警戒兰田，商县和蒲城，大荔一带。一面准备抗日援绥，一面准备迎击中央军进攻。
（六）取消旧政训处，设立政治处，张将军以应德田为东北军政治处少将处长；杨虎城以申伯纯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少将处长。
（七）张将军为加强保卫工作，以原有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扩编为特务团，以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又以新组建的两个团为骨干成立抗日先锋队，以孙铭九兼任少将总队长。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又以孙铭九兼任该处处长。
（八）改组陕西省政府，以王一山为陕西省民政厅长，并暂代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
（九）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委员有宋黎、苏资深、敖明远、王子文等。
（十）由郭维城接管《西京日报》；还接管了广播电台，由郭维城、宋绮云、王昭等人组成的宣传委员会，分工由南汉宸领导，对外英语广播，特请斯沫特莱主持，通过报纸、电台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政治主张。
（十一）释放政治犯。十二月十三日，张、杨下令释放全部政治犯，包括被俘的红军人员。张、杨在释放政治犯的谕令中指出：“政治犯并非祸国殃民之罪犯，乃系有积极救国主张之人。”[75]
（十二）封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
张、杨两将军除采取上述措施以外，针对国民党中央军向潼关的进犯，做了周密的防御部署。
十二月十三日，张学良将军对总部全体人员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76]张学良还说，这次兵谏是蒋逼出来的。他与蒋的政治主张上的冲突，已经无法和解，不得已而采取这种办法。张在说明兵谏的动机时指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究是有好处的！”[77]张在谈到他与蒋的关系时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78]。张表示，如蒋能放弃错误主张，主持抗日工作，“绝对拥护他，服从他！”张学良最后讲到西安事变的意义时说：“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79]张学良这次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对总部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使全体总部人员了解到这次兵谏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他们应担当的职责。
张、杨两将军为了使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了解这次事变的意义和今后任务，于十六日发表了《告将士书》。其中指出：“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发动？为争取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服的外交。国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这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80]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人民听说活捉了蒋介石，要实现抗日，都欢欣鼓舞，热烈拥护。各行各业救国会等人民团体纷纷成立，群众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群众情绪异常激昂，张、杨两将军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受到热烈拥护。现摘录如下：
张学良将军说：“各界同胞们：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一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说服学生，也可以说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的事件。”
“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81]
杨虎城将军在讲话中，指出：“‘一二·一二’的义举，我们应该知道是真正的民气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动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有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劝谏无效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的兵谏了，所以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攻夺我绥远以来，于是西北也就随着而变为抗日的前线了。我们的民众，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西北民众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西北的国防力量，担负起西北的责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西北民众来完成我们革命的光荣史。我们知道‘一二·一二’的举动，其更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将这种使命更扩大起来。希望全国同胞，大家都能团结起来，抱着绝大的牺牲精神来完成中国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82]
六 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震惊中外，各方面对此非常关心，各种政治力量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不同反应。全国人民是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对张、杨的八项主张是拥护的。但因南京的新闻封锁和造谣宣传，各地不明真相。因此除西安外，外地只有个别进步社会团体有所响应。南京的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在国民党内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操纵国民党中央，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出所谓“讨逆”的叫嚣。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调动中央军二十个师集结豫陕边境，先头部队开入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和赤水车站。又电邀在德国的汪精卫回国。他名为救蒋，其实是别有用心，企图炸平西安，浑水摸鱼，取而代之。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际上的舆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是很不利的。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首先做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莫斯科十五日塔斯社电，内称：“南京政府方努力企图统一，然已遭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持之军阀反对，因此种帝国主义者，固以维持及加强中国历来骚乱为利者也。中国一部分军阀，在其外国主子指挥之下，乃以反日口号为反对统一全国之烟幕，此次陕西省反对中央政府之叛乱，其性质固与本年六月间，广东军阀之叛乱相类者也。”[83]
苏联《消息报》，十四日发表“西安事变”消息，指责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为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又说：“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国。”诬为“叛变”、“军事阴谋”等。并谴责道：“张学良因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机会，乃彼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将东北各省拱手让与日人，现又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揭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84]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原来以为“联共抗日”这一正义主张理应得到苏联的欢迎和支持，他万万没想到苏联强烈地反对他，为此张学良心里十分难过。
德国中央社柏林十五日电称：“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企图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云。”[85]
日本报道说：“此次陕变，全国一致谴责张学良，任何派别无人与其共鸣。”[86]
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曾任驻中国代办，与张学良个人关系较好。他闻知“西安事变”后致电张学良说：“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云。”[87]
英国、美国等国家因情况不明，也都指责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犯上作乱，是“叛变”“兵变”等。总之，国际舆论，由于对西安情况不明，或由于某种偏见，都对西安事变做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这些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增加许多复杂的因素，给张学良增加许多政治压力。
七 宋美龄派端纳到西安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许，蒋介石由谭海等送到新城大楼交给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看守。蒋因惊惶过度，不能行走，宋文梅、孙铭九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只见他“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88]。当天上午，张学良、邵力子去看他，他虽心有余悸，但仍摆出“委员长”的架子，不愿接受张学良的意见。当张、邵先后离去时，他向宋文梅要纸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报，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89]这份电报，既是给其夫人宋美龄的绝命书；也是试探张、杨如何处理他。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诸要员，“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90]。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出现了讨伐派与主和派两种对立的意见。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即于十二日下午召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征求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等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主张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为蒋介石的安全着想，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讨论对策，仍是两种意见。由于主张讨伐的占多数，遂通过两项决议：（一）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由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二）禠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惩办。
十二日宋美龄正在上海，十三日晨赶回南京。她对何应钦主张讨伐，极为不满。宋美龄为蒋的安全着想，认为武力讨伐是“非健全之行动……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91]。
当时宋美龄还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她不能出席会议提出反对讨伐的意见，但“她在幕后的活动是有力的，她同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提出和平营救的意见”[92]。孔祥熙于十四日在孔公馆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多数人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宋美龄与张学良有直接电报往来。十三日早八时，宋美龄即电告张学良拟派端纳飞往西安，由于电讯阻隔，西安迟迟未能复电。端纳既是张学良的外籍友人，又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去西安是双方最理想的调停人。端纳不避风险，甘愿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他不等张学良的复电，于当日登机飞抵洛阳，随端纳一起同行的还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十三日夜，张学良复电端纳和宋美龄欢迎其入陕。
十四日下午，端纳和黄仁霖两人，从洛阳起飞到西安，他们害怕遭到西安方面的截击，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好办法，请求空军先派一架侦察机去，投掷一封信给张少帅，告诉他，端纳和黄仁霖正搭乘一架三引擎的容克飞机前来西安，请他派一辆车来接。从洛阳到西安那一个小时的飞行，真是紧张万分。黄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到达西安时，我们绕城飞行三匝，看到没有悬挂红旗，亦没有巷战时，才安下心来。街道有几处堵塞住了。全城因戒严而一片死寂。降落了之后，我们立刻被叛兵包围了。但是我们看见有一辆车，经过机场，正向我们疾驶而来。那是我们互相交好的吉米·爱尔宝先生，带着少帅的命令来接我们的。这一来，证明了我空投一封信的预防措施，发生效力了。”[93]
端纳和黄仁霖到西安后，被接到张学良住宅。端纳到西安是作为调停人的，黄仁霖被宋美龄派来，是看望蒋介石健康情况的，并担任蒋介石和端纳谈话的翻译。黄仁霖向张学良提出要马上去见蒋。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过，他们都投票反对。”黄仁霖反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接着，黄提出争论的理由，张学良也说了他的道理。在他们相互争论之中，黄仁霖才渐渐明白：“在他和他的同谋者方面，对委员长并没有加以伤害的意思。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条件，要委员长加以考虑。在他们的计划中，最主要的歧见，在于先和日本侵略者作战，还是先剿灭共军。共产党毕竟也是中国人呀！这个主张是全国大部分人士亦表同意的。一直在追询委员长的健康状况之后，张学良岔开了话题说，委员长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94]张学良还向黄仁霖透露，“假使委座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委员长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95]。他们谈了半小时后，张学良即带端纳见蒋介石去了。这是南京派来的人员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初步印象。
蒋介石的死硬态度，直到宋美龄派顾问端纳来看他才有所缓和。端纳带来宋美龄给张将军和蒋介石的信各一封，给张的信是希望对蒋和国家大局慎重考虑。给蒋的信说：
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为国珍重。临言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健康！
妻 宋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96]
这封信是才由端纳交给蒋介石的。张向端纳说明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就陪同端纳去见蒋，并担任翻译。蒋见信大哭，经端纳劝说，他才了解张、杨对他并无恶意，有点放心，也同意迁居了。即由新城大楼迁到高桂滋公馆。
十五日端纳由西安飞抵洛阳，与南京宋美龄通电话，汇报去西安的详细情况，着重说明张、杨的善意和蒋的安全。因何应钦正在极力进行“讨伐”，宋美龄请端纳再返西安，请蒋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十六日端纳又飞西安，向张、杨说明宋美龄的意见，张、杨同意，就陪他见蒋，商定次日派蒋鼎文携手令飞往南京去见何应钦。蒋的手令是：“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山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97]他的手令把停止轰炸的时间只限定为三天，是企图利用何应钦对张、杨施加压力。他向张将军提出三天后一定要返回南京，张将军说三天内许多问题来不及解决，没有同意。
蒋介石被扣后的种种表现，装腔作势，色厉内荏，见空就钻，寸步不让，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伎俩。
八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
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因形势紧迫，事出仓促，他们深感此举关系重大，中国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一定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这次兵谏取得圆满的结果。十二日晨八时，尚未搜查到蒋的下落，张学良在绥靖公署对同僚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们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98]这些话，充分表现了张学良将军纯洁无私的心理和为国牺牲的决心。
蒋介石被扣留以后，形势变得非常复杂，事情并不按着张学良想象那样顺利发展。张几次劝蒋改变主张，蒋始终态度顽固，无悔改之意；西安人民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官兵激于义愤，也有要求开公审大会，处决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高级官员主张武力讨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还有人暗中投靠南京政府。面对如此危险局势，张、杨两将军期盼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商谈解决办法。
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兵谏的义举。
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等十五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这次事变“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诚恳希望采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如能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99]。
中共代表团是由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从瓦窑堡赶往肤施（今延安），乘张学良派去的飞机于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到达西安的。代表团成员有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同志。下榻于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将军当晚在欢宴代表团之后，与周副主席举行了深夜长谈。周副主席阐明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处理意见：（一）西安事变捉蒋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壮举。但是蒋的被捉，既不同于俄国二月革命被推翻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败被擒的拿破仑，他的实力原封未动，只是出其不意，用军事手段把他捉起来。（二）西安事变后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个前途可能使中国变好，另一个是使中国变得更坏。现在最有可能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使中国变好的前途。如果现在宣布蒋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把他杀了，这样不但不能停止内战，还要引起更大的内战，不但不能抗日，反而给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机会。我们现在应该尽力争取实现使中国变好的前途，说服蒋介石，使他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只要他答应这样做，我们就应当把他释放，并且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张学良将军对周恩来副主席关于局势的精辟透彻的分析和英明正确的方针十分钦佩。
第二天，周副主席会见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对张学良关于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放蒋，并拥护蒋做领袖的意见是不大同意的，但又不便反对，所以并未表态，要看看红军如何主张再说。他以为十年内战，蒋介石杀了无数共产党人，结下血海深仇，共产党是不会轻易饶过蒋介石的。及至听了周副主席的意见，他对中共顾全大局，忍让为国的精神非常赞叹，但尚有顾虑主要是怀疑蒋介石能否真心抗日，更担心蒋的报复。在东北军和红军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他自知十七路军力量较小，而且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也就勉强同意了。这样，就确定了“三位一体”共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了便于三方联系，即日组成“联合办公厅”，由周恩来、吴家象和南汉宸共同领导，在新城大楼办公。
九 西安三方与宋氏兄妹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经过协商，达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
周恩来同志按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100]因为蒋介石借口腰脊摔伤，躺在床上放挺，态度顽固，难与商谈，张学良电邀宋子文来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带领宋子文、端纳去见蒋介石。宋与蒋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101]。宋子文带来宋美龄的一封信给蒋介石，内称：“若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102]蒋读后不禁潸然泪下。张学良和端纳有意退出室内。蒋介石和宋子文密谈，蒋要求宋子文转告南京，迅速向西安进兵。宋蒋密谈约半小时。宋子文又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面，了解到西安三方面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当天晚上宋子文又去见蒋，并劝蒋说：“此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103]二十一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向南京报告了蒋在西安的情况之后，于二十二日偕其妹宋美龄等又飞抵西安，张、杨等到机场迎接。随员有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人。宋美龄下机后，以常态与张学良寒暄数语，请求不要检查她的行李，张应允。此时，宋美龄想起在南京时曾有人警告她：“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致如此，今更得证明矣。”[104]
当宋美龄去见蒋介石时，蒋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说完潸然下泪。宋美龄只以温柔语言相安慰。蒋转悲为喜道：“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105]在蒋氏夫妇看来，他们在此地相逢，是上帝安排的，结局会“祸中得福”。
二十三日在金家巷张公馆客厅开始谈判。西安方面由张、杨两将军和周副主席，蒋方由宋子文为代表。周副主席首先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是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二是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国会成立以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以“抗日”或“救国”字样）。五是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是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求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央红军支持蒋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张、杨表示同意中共六项主张，应即以此为谈判基础。
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准备在新城大楼礼堂召集一个由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会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住所和宋子文、宋美龄等交换一些意见。张、杨详细地说明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心迹，以解除宋氏兄妹的疑虑，宋子文向张、杨询问八项主张的具体情况。
张学良说：“第一项主张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人士负责救国，就是明白表示改组行政院为战时内阁，西安方面绝不推荐己方的任何人士出任部长。阁员人选仍是南京的各位先生，譬如说，陈立夫先生可以出任教育部长，胡宗南先生可任军政部长，CC系统和黄埔军校同学都是抗日的，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推动抗战而已。”宋子文转问蒋介石道：“你说怎么样？”蒋介石回答说：“军政部长的人选，宗南在军政的经验不如辞修（即陈诚），还以辞修为宜。”张学良说：“我们没有意见。为了保证一定执行抗战政策，我们赞成推出一位主张抗战的人出任改组后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问：“你们说是谁？”张学良答道：“宋子文先生，委员长以为如何？”蒋未作答，宋子文忙插话说：“那不行，我并不合适。”蒋介石接着问下去：“你们的八项主张，第二项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张学良说：“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就是放弃什么安内政策，也就是枪口对外。”[106]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但他又提出两项原则：“（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执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107]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同意了这原则。会谈从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了三天，二十四日的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使蒋介石接受了六项条件，即所谓六项“诺言”：
（一）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他具体各项，如中央军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108]
周恩来同志为了给中华民族争取良好的前途，不辞艰苦，在会议期间与宋氏兄妹进行多次交谈。他耐心诚恳地说明中共的原则立场和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和宋美龄进行了两次长谈，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事前毫无所知，为了团结抗日，中共真诚希望蒋能改变政策，以利国家民族。宋美龄表示，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他而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109]由于周恩来多方努力，谈判比较顺利。谈判达成协议后，于二十四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被扣留之后，十分害怕中共插手，怕中共报复，危及他的生命。他没想到周恩来去了，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周见蒋时，蒋说：你曾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还说：“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110]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蒋沉默不语，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以及联合红军抗战等六项条件，并邀周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同他谈判。“宋子文对谈判的结果很高兴，希望我党派人常住上海，保持联系。”[111]
当西安三位一体与宋氏兄妹达成协议之后，宋氏兄妹急于要求送蒋回南京，唯恐夜长梦多，中间有变。张学良个人也感到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一着失误，危害大局，主张不能拖延，表示要迅速送蒋回南京。在送蒋之前，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112]他说到这里，感情异常激动，会场鸦雀无声，与会者无不被他真挚的爱国热情所打动。张学良这番讲话，使大家对送蒋回南京的问题无多异议，但对蒋的保证条件如何实现大家还是有争议的。
张、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在这一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对蒋的认识与处理办法上，却有不同意见，张学良本着他对人诚恳坦率的性格，以为“君子一言为定”，蒋有“诺言”并以“人格担保”，不会食言自肥。兵谏中使蒋受了委屈，丢了面子，只要亲自送回南京，对蒋的声誉和威信不仅毫无损失，反而会提高蒋的声望。
有人向张问道：“副司令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答：“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招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113]
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答：“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114]
二十四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送蒋回南京的决定。王以哲等劝张不必送，怕蒋变卦。张坚决要送，并向王以哲等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115]
在放蒋之前，高崇民曾写一封信致张学良，建议放蒋最低条件：首先，“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释放“七君子”。二十五日早晨，张到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时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116]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117]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左右，张学良请杨虎城同他一起送蒋去飞机场，杨虽然不同意，但张的态度很坚决，杨没有办法，只好陪张前去。张、杨没有和部下打招呼，也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与蒋、宋分乘两辆汽车（张与蒋氏夫妇同乘一车；杨与宋子文、端纳乘一车）悄然驰往西郊机场。到机场时，适逢两千多群众在等候迎接抗日将领傅作义，蒋见有群众，心里发慌，急忙对张、杨说：“二十五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如果不然，你们就不要拿我当领袖。”[118]张对蒋说：“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119]蒋答：“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120]张学良态度坚定地答：“一切嘱托虎城代理。”[121]张学良随手用红色铅笔写了一个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122]
张把亲笔手谕交杨虎城后，蒋、宋等人即登上飞机，张学良也登上自己的飞机陪同起飞。张的随行人员有侍从副官于锦文、刘海山、王庆三、夏宝珠等，飞机在西安起飞的时间，是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许，约五点左右飞到洛阳降落。
张学良亲自送蒋一事，没有通知周恩来。孙铭九接到卫士的报告，方知张副司令和杨主任已同蒋、宋等人去飞机场，急忙跑到周恩来那里，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周感到很惊讶，说：“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孙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恩来十分焦急地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周立即赶往机场，想劝张不必亲送，等周恩来和张的卫士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徐徐起飞。周恩来仰望天空，眼流热泪，连声惋叹：“张副司令！张副司令！”[123]张亲自送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市传开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皆感突然，担心蒋介石不实现诺言，张学良被扣，再不能回来。有人去见杨虎城，问：“蒋介石走了吗？”杨说：“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124]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对张学良亲自送蒋的举动，都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他们对此感到恐慌和忧虑。有一个青年军官嚷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哪还有他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125]
自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震撼世界的兵谏义举至二十五日张亲自送蒋回南京为止，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在张学良掌握之中，一着失误，便有内战再起的危险，如他有政治野心，或其他私欲，便可以为所欲为，甚至置蒋于死地。但是，蒋介石写的《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周恩来和东北军、西北军各方面人士写的《西安事变亲历记》，都承认张学良自始至终，坚持八项救国主张，一再申明兵谏的目的是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只要蒋接受这些条件，还拥护蒋做领袖，既然主张实现，“成功何必在我”。在蒋答应实现六项“诺言”，即将离陕之际，张又亲自送蒋回南京，置自身的一切安危毁誉而不顾，难道这种纯洁的动机、善良的愿望、果断的行动不值得赞颂吗？张学良将军这种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精神，实在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毛泽东主席曾做过这样的评论：“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126]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加清楚看到，张学良将军送蒋回南京，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行动，此事足以说明张学良将军富有爱国诚意和一身浩然正气。这也是他博得中国人民无限同情和敬仰的主要原因。
[1] 原载《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2] 王振乾、丘琴：《“一二·九”运动中的东北大学》，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第51页。
[3] 〔美〕斯诺：《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
[4]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3页。
[5]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3页。
[6] 韩永赞口述，赵杰、草央整理《西安应召》，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45页。
[7]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3页。
[8]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3页。
[9]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3页。
[10] 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怀念校长张学良将军》，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3页。
[11] 《史沫特莱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83，第125～126页。
[12]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97～198页。
[13] 宋黎：《艳晚事件》，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53页。
[14] 宋黎：《艳晚事件》，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58页。
[15] 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94～195页。
[16] 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94～195页。
[17] 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94～195页。
[18] 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年），1985，第414～415页。
[19]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华书局，1979，第26页。
[20] 《陈诚致蒋介石申述冯庸所言非虚电》（1936年九月二十一日，武昌发），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5～6页。
[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388页。
[22]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第80页。
[23]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86页。
[24]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90页。
[25] 《张学良致蒋介石再陈其抗日救国主张电》（1936年九月二十三日，自西安发），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西安事变电文选》，第7页。
[26] 孙铭九等：《西安事变回忆》，全国政协存稿。
[27]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1936～1937年），《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5页。
[28]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1936～1937年），《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5页。
[29]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1936～1937年），《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5页。
[30] 《张学良反省录》，《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第17页。
[31] 《张学良反省录》《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第17页。
[32]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第357页。
[3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57页。
[34] 《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第18页。
[35] 《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第18页。
[36]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1月30日。
[37]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1月30日。
[38]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演讲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23页。
[39]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演讲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23页。
[40] 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5页。
[41] 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5页。
[42] 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5页。
[43]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4页。
[44] 刘多荃：《临潼兵谏——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2～213页。
[45] 刘多荃：《临潼兵谏——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2～213页。
[46] 刘多荃：《临潼兵谏——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2～213页。
[47] 刘多荃：《临潼兵谏——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2～213页。
[48] 刘多荃：《临潼兵谏——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2～213页。
[49]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41页。
[50]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41页。
[51]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引自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11页。
[52] 李木奄：《西安事变记实》，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325页。
[53] 赵希鼎：《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336页。
[54] 赵希鼎：《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336页。
[55] 《传记文学》第40卷第1期，第42页。
[56] 《传记文学》第40卷第1期。
[57] 陈大章：《回忆刘桂五》，《北京文史资料》第六辑。
[58] 王玉瓒：《扣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13页。
[59] 王玉瓒：《扣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13页。
[60] 王玉瓒：《扣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13页。
[61] 《传记文学》第40卷第1期，第43页。
[62]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未刊稿，西安事变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收藏，第110页。
[63] 王玉瓒：《扣蒋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29页。
[64] 汪日章：《蒋介石被扣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43页。
[65] 李荫春：《西安事变亲历记》，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86，第156页。
[66] 《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通电》（1936年12月13日），原载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67] 高扬主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46页。
[68] 《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30～32页。
[69] 《张学良致宋美龄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30～32页。
[70] 《张学良杨虎城致程潜唐生智等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30～32页。
[71]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52～253页。
[72]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52～253页。
[73]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52～253页。
[74]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52～253页。
[75]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
[76]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09～113页。
[77]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09～113页。
[78]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09～113页。
[79] 《张学良杨虎城告将士书》（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26～127页。
[80]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26～127页。
[81]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演讲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22～124页。
[82] 《杨虎城在市民大会演讲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25～126页。
[83] 《苏联〈真理报〉评论西安事变》（莫斯科十五日塔斯社电），佚名编《西安事变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97卷，第311～312页。
[84] 《苏联〈真理报〉评论西安事变》（莫斯科十五日塔斯社电），佚名编《西安事变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97卷，第312～315页。
[85] 《苏联〈真理报〉评论西安事变》（莫斯科十五日塔斯社电），佚名编《西安事变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97卷，第312～315页。
[86] 《苏联〈真理报〉评论西安事变》（莫斯科十五日塔斯社电），佚名编《西安事变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97卷，第312～315页。
[87] 《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沈云龙主编《西安事变史料》，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22页。
[88]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51页。
[89]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53页。
[90]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大学历史系、西安地质学院、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
[91]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大学历史系、西安地质学院、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
[92]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16页。
[93] 黄仁霖：《从西安事变谈到张学良其人》，见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1984，第288页。
[94] 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第289页。
[95] 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96] 《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
[97] 高扬主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73～74页。
[98]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5页。
[99] 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68～70页。
[100]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98页。
[101]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492～511页。
[102]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492～511页。
[103]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492～511页。
[104]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
[105]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
[106]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107]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第119页。
[108]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第119～121页。
[109] 高扬主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85页。
[110]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第55页。
[111] 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305页。
[112]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95页。
[113] 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团结报》第535号。
[11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第147页。
[115]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
[116]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73页。
[117]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73页。
[118]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73页。
[119]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第123页。
[120]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492～511页。
[121]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492～511页。
[122]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图片。
[123] 张沛汉口述，朴云良、刘进文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合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107页。
[124]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第123页。
[125] 《史沫特莱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83，第140页。
[126] 《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