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郭松龄反奉研究
走上革命道路[1]
一 在四川参加反清起义
一九○九年宣统皇帝即位时，清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当时，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清斗争遍及全国各省，同盟会组织在国内纷纷建立，并在南方各省多次发动反清武装暴动。清王朝如同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惶惶不可终日。
自古有“天下未乱，蜀先乱”之说。四川是中国西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一旦四川“先乱”，必然牵动湖北、云南、贵州等省。那时，四川正酝酿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山雨即将来临。为了扑灭四川革命火种，四川总督赵尔巽于一九○九年奏请清政府，调任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陆军协统朱庆澜填补四川防务。清政府批准了赵尔巽的奏请，调任朱庆澜为陆军第三十四协协统。[2]朱庆澜奉调后，旋即携带奉籍官兵进入四川。郭松龄也是朱庆澜的随员之一。入川后，郭松龄任第六十八团连长。[3]
朱庆澜入四川后，处境艰难，思想也极为矛盾。一方面，他要遵从赵尔巽的意旨办事，每遇大事须请赵来裁决；另一方面，他又很同情革命党，在他周围集聚了一批同盟会员，如方声涛、程潜、叶荃、姜登选、尹昌衡等，都成为他建军的骨干力量。
朱庆澜到四川后，即着手进行扩军准备，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将已停办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恢复起来，改为“四川陆军讲武堂”。选拔随同赵、朱入川的奉籍军官和部分川籍军官入学培养。郭松龄也被选入这一期讲武堂学习。
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冬，第十七镇正式成立，朱庆澜被任命为第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在新军中，“素有廉洁勤政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4]。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却很愿意赞助同盟会员活动。他不顾旧军将领的非议，以广选军事人才为名，把一批具有最新军事知识的同盟会员破格录用，委以军事要职。程潜、姜登选先后为统帅部正参谋，方声涛为参谋，叶荃为六十六标标统。
在此期间，郭松龄常与方声涛、叶荃等同盟会员相接触，[5]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帮助，革命觉悟有了迅速提高。他痛切感到“国是日非”、“清政不纲”，[6]认识到要想实现救国图强的愿望，必须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非以武力“颠覆清室”[7]不可。郭松龄得知方声涛、叶荃为同盟会员时，便向他们倾诉了自己的革命愿望。他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饱尝人世辛酸的痛苦经历，目睹日俄两国强盗对我国东北野蛮侵略的情景，以及清政府反动腐朽丧权辱国的可耻行为，表示在国家民族多难之际，应尽到救国之责，决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推翻清朝专制主义统治，驱逐列强侵略势力，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一九一○年（宣统二年），方、叶二人有感于郭松龄的爱国热情，共同介绍郭松龄加入四川新军同盟会组织。[8]从此，郭松龄便成为一名自觉的爱国民主战士。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春，郭松龄擢升为第六十八标第二营营长。[9]这年他二十九岁。
一九一一年，四川爆发了保路风潮，这次群众爱国运动，是由于清政府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两湖、粤汉、川汉铁路主权出卖给外国。清政府这一卖国行为，引起了四川和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同年六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集会成都，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提出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十万余人。八月和九月间，成都等地的保路运动开始发展为群众性的罢市、罢课和抗捐、抗税斗争。四川“同盟会”组织决定建立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
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赵尔巽之弟）“坐困危城，惶恐万状”，[10]急令朱庆澜率部镇压同志军。朱以力不能胜，无计可施推辞。[11]于是赵尔丰又采取欺骗手段，密召各路巡防军到成都防守。郭松龄奉命率全营赴成都北门外驻守，以防各地同志军来攻。
当时在成都东西南等门外驻扎的陆防各军，都与持械围城的爱国群众对战，击杀很多群众。郭松龄以“群众争路系属爱国，婉劝防军勿用武力”。[12]结果，他驻守的成都北门，“兵不血刃，而重围以解”。[13]随后，上峰又派郭松龄率部前往成都西草堂寺等处“解散乡团”。[14]郭松龄反对镇压爱国群众，他本着和平方法处理，保护当地群众免遭屠戮。因而“军民感情融洽，旋为防军所忌，时中伤之。上峰误以通匪嫌疑，夺其兵柄”[15]。朱庆澜担保郭并无“通匪”嫌疑，不久即恢复了郭的职务。清政府下令镇压四川群众“护路运动”的反动行为，使郭松龄进一步看清了统治者的丑恶面目，更加激发了他推翻清王朝的决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在四川新军中，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一批革命官兵，秘密酝酿响应。郭松龄在中级军官中是积极反清的革命军官之一。郭与方声涛、叶荃、姜登选等中下级军官，积极做了争取十七镇统制朱庆澜的工作，拥戴朱庆澜宣告独立，赞成民主共和。“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蒲殿俊被推为都督，朱庆澜被推为副都督。朱庆澜倾向革命，郭松龄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此，朱与郭的关系就更加亲密。
四川巡防军素与新军不睦，四川独立不久，即发生冲突，矛盾渐趋激化。在成都的一部分川籍军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论调，酝酿夺取朱庆澜的兵权，推举尹昌衡为都督。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蒲殿俊、朱庆澜在成都东校场阅兵，尹昌衡秘密煽动川军和新军借索饷为名，举行“兵变”。尹昌衡（当时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兼陆军小学堂总办）在兵变中继任都督职务，[16]朱庆澜等人被迫离开成都北行。郭松龄因与朱庆澜有密切关系，也无法继续留在四川，遂与数同志计议，决定回归奉天原籍策应革命。
二 北返奉天策应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奉天后，以赵尔巽为首的清朝地方官僚，恐慌异常，急忙采取应付对策。十月十五日，赵尔巽从黑龙江省视察途中驰返奉天，立刻在公署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维持治安一切事宜”[17]。随后，他又召集各司、道员训示：要求官员抛弃“满汉”之见，全力保卫大清王朝，并传见蓝天蔚、伍祥祯、聂汝清等驻奉新军将领，“面加勉励”，以稳定军心。与此同时，赵尔巽又下达严防革命党的密令，内称：“本省滨海临边，铁路轮船交通极广，难保无匪徒阑入潜谋，煽惑勾结，自应不动声色，广布侦探，防患未然。”[18]赵尔巽甚至请求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派日本警察“与清国警察合作”，[19]共同镇压革命党人活动，以扑灭革命烈火。
奉天省城的同盟会骨干分子张榕[20]、徐镜心、左雨农、陈干等，集合在第二混成协蓝天蔚协统部，举行秘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立即响应武汉革命，实行武装起义。同时议定组成关外革命军政府，公推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任关外讨虏军都督。[21]当时，吴禄贞驻吉林，在吴未到任前由副都督蓝天蔚[22]统领起义事宜。蓝天蔚接受新职后，立即着手组织革命军，准备实行武装起义。恰在此时，清廷下令调吴禄贞移防关内，已开始运兵。吴禄贞率队进关时路经奉天，邀蓝天蔚、徐镜心等革命领导人面议。吴禄贞向蓝天蔚等表示说：“朝廷调我去山西，我想利用机会和山西民军合力直下北京，铲除清廷的老根。我提议关外由秀豪（蓝天蔚号）负责，关内由张敬舆（张绍曾号）负责。”[23]奉天同盟会员接受吴的提议，推举蓝天蔚任“关外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
蓝天蔚、张榕等“主张不流血革命”，[24]认为只要奉天宣告独立，吉黑两省即可“传檄而定”。十一月六日，蓝天蔚与少数同盟会员在北大营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并约定在十一月中旬宣布奉天独立。这个计划被蓝的营长李和祥（又名李际春）所知，当晚向赵尔巽告密。赵尔巽原知新军不稳，得密报后，“心里十分惊惧，有人说他准备穿上朝服，以身殉主”[25]。这时，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奉天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前来献策，建议最好把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26]调进省城，监视新军活动。在赵尔巽尚在犹豫之际，张作霖早已统率所辖三千五百名骑兵，由洮南日夜兼程向奉天省城开拔。
赵尔巽处于危机之中，获悉张作霖率队前来效命时，喜出望外，“见张作霖忠心保护他，便引为护身符”[27]。他为了扭转危局，缓和革命派的激昂情绪，与立宪派共谋成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奉天国民保安会”。革命党人识破了赵尔巽的诡计，计划以和平手段，逼赵下台，选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宣布奉天独立。
老奸巨猾的赵尔巽，早已做好了应变准备。十一月十二日，赵尔巽在省谘议局楼内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赵尔巽亲临会场“挟张作霖、袁金铠以自重”。[28]他首先讲话说：“东三省是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异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主张“静观时局演变”。[29]同盟会员一致反对赵尔巽的讲话和主张，“慷慨发言不稍屈”[30]。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张作霖把手枪掏出来，对同盟会员进行威吓。同盟会员手中没有武器，无力与之对抗，纷纷退出会场。场内只剩下保皇派和立宪派。反动政客袁金铠以副议长名义表示拥护赵尔巽的主张。在取得立宪派同意后，“一致”决定不发表独立宣言，只把黄龙旗降下，改升黄色旗，并“推举”赵尔巽任奉天国民保安会会长，咨议局议长吴景镰、第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为副会长，袁金铠为参议长，张榕为副参议长。第二混成协标统聂汝清为军事部部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在“保安会”的参议部里担任徒有虚名的副议长。[31]奉天政局依旧控制在反动势力手中。革命党人梦想的奉天“和平独立”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赵尔巽掌握了“保安会”大权后，便撕下了和平伪装，露出刽子手的凶相。他以“保安会”会长名义发号施令，诬蔑革命党人为“扰害治安之公敌”，严饬各地军警“随时查拿，按律惩办，决不姑宽”[32]。随后，赵尔巽又经过北京内阁同意，解除了蓝天蔚的军权，[33]委任标统聂汝清接充第二混成协协统。张榕看到敌人的猖狂反扑，革命组织涣散软弱、领导无力等状况，乃与张根仁、柳大年等组建新的革命机关，定名为“联合急进会”（又称“同盟急进会”），公推张榕为会长，柳大年、张根仁为副会长。密议“厚集势力，近遏赵尔巽辅清之谋，远窥北京，以促共和之成”[34]。
郭松龄于十一月上旬由四川返回奉天。他通过韩淑秀的介绍，与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接上了关系。郭松龄鉴于奉天“和平独立”计划失败的教训，积极帮助“联合急进会”策划武装起义。
韩淑秀（1891～1925），奉天（今沈阳）人。一九○七年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她在奉天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时就是一个思想活跃，积极追求进步的学生。该校有位国文教员叫吕清扬，是著名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的同学，思想颇为进步。她“在讲课时运用启发式教学，并且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受学生欢迎”[35]。韩淑秀与吕清扬老师关系很亲密。她非常喜欢听吕老师讲述邹容、陈天华和秋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特别是秋瑾以一女子献身革命事业，威武不屈，血溅轩辕的英雄行为，使韩淑秀受到很大感染。吕老师激励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认清女知识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她在吕老师的影响下，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加深了认识，尤其痛恨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歧视妇女的禁令。她常在同学中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大胆地宣传男女平权，公开抨击歧视妇女的旧习俗，鼓舞妇女关心国事，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妇女有责。”[36]她还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参加排演京剧，向封建社会的世俗偏见挑战。一九一○年韩淑秀从女师毕业，因为家境贫寒，又有年迈父母靠她赡养，便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员。此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奉天也处于山雨欲来之势，韩淑秀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积极投入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活动，甚至不避杀头坐牢的风险，将其家宅提供给“联合急进会”作为秘密活动机关。在李坚白撰写的《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中，记有：“设机关于省城大东关韩宅。”[37]因为这个缘故，郭松龄经常出入韩宅，常与张榕、宝崑、田亚赟等同盟会员接触，密谋武装起义事宜。
奉天“联合急进会”起义计划，被清地方政府密探侦悉。赵尔巽获得革命党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密报后，与袁金铠密议镇压措施。袁提出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对张榕施加压力，令其出面，遣散革命党人，“以和平劝谕，使之即去”；另一个办法，“用极严厉手段，出示晓谕，驱逐出境，稍有逗留，即行法办”。[38]袁金铠的毒辣诡计被赵尔巽采纳。袁串通张作霖暗施奸计，于一月二十三日晚，将张榕骗到平康里德义楼赴宴，张作霖预先埋伏军警将张榕刺死。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军警将急进会会员满族人宝崑和急进会机关报主编田亚赟，以及张榕的业师张振声先生等一百多人杀害。随后，张作霖又派大批军警，在奉天城内按户搜查，滥捕滥杀，“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39]。其中有许多是青年学生。“行刑地点是在大南门里的城墙根、小河沿的南广场、草仓的北大坑以及风雨坛、八王寺等地，各处悬挂人头。”[40]“陈尸累累，惨不忍睹。”[41]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报告：“张（指张作霖）系胡匪出身，为人残忍刻薄，草菅人命，嗜杀成性”，革命党人“遭其毒手者已不下四百余人”[42]。至于被残害的无辜群众，则无法计数。
台湾的齐世英先生评论张作霖屠杀革命党人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张作霖防卫省城，应付了兵变（指蓝天蔚起义——引者注）……他的前途也于此奠定，但是蓝天蔚是个革命党。如果从革命党眼光看，对张作霖当然是另一种看法了。这是东北鼎革之际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革命党人在东北起义，人数很少，有些人被抓了、有些人被杀了，摆在那里，我亲眼见过。”[43]
在张作霖的大搜捕中，郭松龄因剪发，“身畔挟有民军护照”，[44]在沈阳西关二龙坑被张作霖的巡防军汤玉麟部逮捕入狱，决定将其斩首投河。后经郭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同学高纪毅[45]和韩淑秀等人千方百计奔走营救，才幸免一死。传说，“韩淑秀冒死拦截刑车，诉说郭松龄是她的未婚夫，归奉完婚，并未有参与革命党的事，郭松龄才免遭杀害”。旋因民国建立，郭松龄获得释放。郭松龄与韩淑秀经过这样一段生死之缘结成了终身伴侣。赵尔巽和张作霖效忠清廷，血腥镇压奉天革命党人，残酷“杀秃子”的野蛮暴行，在郭松龄的记忆中是不会消逝的。
奉天革命党人在省城举义计划和各地武装起义，虽然都相继失败了，但是同盟会员的反清革命斗争并未停止，给清地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迫使“关外清军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关内”[46]。在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之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敢出勤王之师；清帝不敢东归故里，只得坐困北京，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冲击下，终于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被迫宣告退位。
三 考入中国陆军大学
郭松龄从奉天革命党起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他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懂得了“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47]这个道理。
郭松龄为了把自己造就成一名革命需要的军事人才，决心入军校继续深造，掌握现代的军事科学知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由于成绩优异，拔充区队长。一九一三年，郭松龄从北京将校研究所毕业后，重返奉天，试图为家乡人民做一番有益的事业。当时，张锡銮[48]任奉天都督，成立“都督府”（后称督军署），遴选具有新军事知识的人才。郭松龄经友人介绍前往投奔，因他有较高的学历和丰富的军事知识，被张锡銮选中，任命他为“都督府”少校参谋，当时月俸为一百二十元。每月除伙食费外，其余“悉以奉诸双亲及两弟并夫人等学费，而自身不浪费一文”[49]。
一九一三年秋，北京陆军参谋本部行文东三省，考选“中国陆军大学”学员，要求报考的学员条件，必须具有中等军事学校毕业程度，服役三年以上的校尉级现役军官，由陆军参谋本部主持学科和军事各科考试，成绩合格者予以录取。郭松龄参加了本期考试，在奉天考区名列榜首。同时在奉天考区被录取者还有秦华、彭振国二人。
中国陆军大学系由保定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发展而来。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陆军部为培养军事人才，在保定创设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以段祺瑞为督办，张鸿逵为监督，总教官及兵学教官，均聘用日本将校担任。一切规章制度、教育计划、教材、教法均仿照日本陆军大学模式。[50]
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初建时分为速成、深造两班。速成班每期一年毕业，仅办三期，清朝政府就垮台了。深造班每期三年毕业，清末招收三期学员，有两期毕业，第三期未毕业，就发生了辛亥武昌起义，学堂停办。
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北洋政府将保定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正式改名为陆军大学，学校由保定迁到北京西直门内崇元观旧址。学员仍是前清第三期未毕业者，归校复课，于一九一三年末毕业。
郭松龄属于陆大深造班第四期。这一期学员都由各省军事教育机关、讲武堂、将校讲习所、军官研究所、军官学堂结业，经初试、复试后录取，素质较前几期都高，文化程度也较为整齐。这一期确实培养了一批有才干的青年军官。奉天省的郭松龄、秦华、彭振国都是这期学员：该期后来出名的，除郭松龄、秦华外，还有徐永昌、熊斌、刘骥、萧其煊等。
郭松龄是怀着强烈的救国愿望投考陆军大学的。在陆军大学的三年学习期间，郭松龄除了刻苦学好有关军事科学，努力研读德、日近现代军事科学之外，还如饥似渴地汲取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凡有西学学者来京讲学或中国学者在京作学术讲演，郭都必定前往“敬而听之”。郭松龄对徐谦[51]的法学、梁启超的政治学、蒋方震的军事学特别感兴趣，受他们的影响也比较深。
郭松龄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学习勤奋、精进不息，不仅掌握了当代最新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而且获得了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对世界大局，社会潮流，鲜不洞明而详识焉”[52]，为以后从事救国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郭松龄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统率军队的工作，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是一名能文能武的将才，在奉军中唯有他一个人获得“儒将”之称。[53]郭松龄的军事才能，在国内军界中也受到瞩目，得到一致好评。郭松龄在陆大时的老师李济深先生，为自己培养了郭松龄这样一个学生而自豪，常向学员、部下夸奖郭松龄。在他晚年撰写的简历中，还以十分赞许的口气提到郭松龄的名字。[54]李济深先生在与世长辞前，还曾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请求“追认郭松龄为革命英雄”。[55]
一九一六年末，郭松龄以优异成绩从中国陆军大学毕业，被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这时，上演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已经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讨伐声中暴死，袁世凯的爪牙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继续推行袁世凯的反动内外政策。中国北方依旧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政治极端反动腐朽。郭松龄目睹“国事仍日非”，[56]无法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实现“练精兵御外侮”的愿望，内心十分苦闷。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南下广东发动护法运动，郭松龄的老上级朱庆澜在广东省长任上与孙中山合作，广东成为中国南方的革命中心，这给郭松龄带来了新的希望。郭松龄遂决定追随革命前辈，投奔广州护法军政府。[57]
四 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朱庆澜因为受川军排斥，被迫离开四川回到北京。民国建立后，出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黑龙江省代理都督、镇安右将军兼巡按使等职。朱在黑龙江任职期间，有“勤政”之名，在整顿内政方面卓有成绩。袁世凯称帝时，以子爵拉拢朱庆澜，被朱婉词拒绝。当孙中山派人前往联络反袁时，朱“慨然应允，共图义举”。[58]
一九一六年秋，段祺瑞企图控制广东，借“调停”各方面矛盾为名，派遣与广东革命党有密切关系的朱庆澜为特使，前往广东。朱庆澜在南方革命派中很有人望，到广东后取得各方面的谅解，暂时平息了斗争。黎元洪大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以朱庆澜调解粤事有功，于一九一七年任命朱为广东省省长。段祺瑞想借助朱庆澜之力为己用，不料朱庆澜任省长后并未按照段祺瑞的意旨办事，而是倒向革命方面。[59]
朱庆澜任广东省省长后，锐意整顿庶政，废除积弊，使广东省气象为之一新。他还对广东省省属警卫军六十个营实行缩编，将每营缩编为一个连。这样，不仅裁减了弱兵，而且还节省了财政支出。他经常轻装简从，到广州市内各学校、医院和慈善团体参观访问，对办事有成绩者予以嘉奖，对有困难者，则给予资助。朱庆澜的这些做法深为粤人所称道。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镇压了“张勋复辟”，[60]重返北京执政。段祺瑞进一步实行卖国政策，以参加欧战等名目，向日本大举借款，将东北“满蒙五路”，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全部抵押给日本。[61]与此同时，废除临时约法，解散旧国会，实行军阀独裁，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
孙中山鉴于和平建国已经无望，遂决定发起反段“护法运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的号召，首先得到前海军总长程璧光以及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拥护。朱庆澜也以广东省省长名义打电报并派专使欢迎孙中山先生来粤主持大计。同年七月，孙中山乘坐“护法”军舰由上海抵达广州，受到朱庆澜等各界代表的盛大欢迎。孙中山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公开讨段的演说，并表示要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消息传开后，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响应。孙中山到广州后还不足一个月，国会议员响应护法运动，先后南下到广州的有一百五十余人，大批海军和滇军也被吸引到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的旗帜下。一时广州成了“护法运动”的根据地，全国革命形势为之一振。
此刻，郭松龄在北京讲武堂任教官，收入优厚，生活安适。但当他获悉孙中山先生高揭反段护法的旗帜时，便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只身南下赴广州投奔革命军政府。郭松龄通过朱庆澜的关系，先后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郭松龄到广州后又与老朋友方声涛、叶荃相聚。同时又结识了奉天同乡、非常国会议员李坚白，[62]从此与李坚白结成莫逆之交。
孙中山先生抵达广州后，即派胡汉民去见朱庆澜商谈讨段护法问题。朱庆澜诚恳地说：“护法运动是正义行动，孙先生登高一呼，西南各省闻风响应；不过要出兵讨段，滇、桂仍在观望，自己缺乏实力，是难以收效的。如果孙先生有意建立护法军，我可借此机会，将广东省警卫军拨出二十个营由他改编为护法军的基本部队。”[63]
胡汉民把朱庆澜拥护孙中山建立护法基地和护法军的意见，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先生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朱子桥有远见！热情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大家知道，我们的事业所以屡次遭到失败，原因虽多，主要是由于自己缺乏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扑灭敌人。”[64]他还吩咐胡汉民、朱执信等分头进行活动，以期早日建成护法军。
桂系军阀和广东军阀都不欢迎孙中山南下。但因为孙中山威望高，“护法运动”是人心所向，他们不便公开拒绝，而是在暗中进行阻挠、破坏。他们尤其嫉恨朱庆澜帮助孙中山先生建立护法军的做法，于是便决定实行釜底抽薪的权术，将朱庆澜挤走。朱庆澜到广东任省长职务是段祺瑞决定的，段原指望朱庆澜作为北洋军阀的内线，为其效劳，可是朱到广东后公然倒向孙中山一边，使段祺瑞大为恼怒。段祺瑞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表广东省长朱庆澜与广西省长刘承恩对调的命令，企图将朱庆澜赶出广东，使孙中山失去一位有力的支持者。朱庆澜已看出了段祺瑞的用心，以广东自主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命令。[65]段祺瑞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暗中策动广东督军陈炳焜驱逐朱庆澜。陈炳焜遂借口广东已经宣布自主，军事时期军权必须统一，要求朱庆澜把省长亲军四十营全部交出，接受改编。朱庆澜本身不想离开广东，但感到已经站不住脚，于是他一面向省议会提出辞职，另一面将其亲军二十营交给孙中山部下国民党人陈炯明[66]接管，改称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其余二十营交给陈炳焜。
援闽粤军的建立，朱庆澜功劳最大，这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支军队，孙中山不可能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八月末，朱庆澜办完一切移交手续后，便离开广州到香港去了。八月三十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九月一日，根据这部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组织军政府，领导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各省军队，与北洋政府对抗。军政权名义上由大元帅掌握，而实权操于陆、唐等军阀手中，各省也不听号令，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府。
郭松龄对孙中山先生素怀敬慕之心。他在广州任警卫军营长时曾拜谒孙中山先生，聆听中山先生的教诲。郭松龄对军阀政治十分愤慨，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盖以‘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中山深韪其言。”[67]韶关讲武堂成立，聘请郭松龄任中校教官。郭松龄便以他对革命的赤诚，殚精竭虑地为军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郭松龄在广州和韶关期间，因工作之便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孙中山，经常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特别是孙中山的那种勇敢进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更使他由衷敬佩，受到巨大的鼓舞。郭松龄暗下决心，要以全部精力协助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目标，让全国人民早一天享受“共和”之乐土。
但是，广州政治形势的演变，与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以陆荣廷为首的云南、广西地方军阀，勾结一些丧失气节的官僚政客，图谋改组军政府，解散陆军警备部队，夺取孙中山的大元帅权。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无力扭转广东政治局面，被迫通电辞职，避居上海。孙中山在辞职通电中，愤怒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68]同年八月，军阀政权取代了广州军政府，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广州军政府被军阀篡夺后，对那些追随孙中山入粤的国会议员、军政人员，除少数卖身投靠者外，一律实行排斥。郭松龄失去了依靠，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更不能有所建树，决定重返东北闹革命，“根本改造东三省”。郭松龄与旅粤几名挚友讲出自己的想法，有人提醒他说：东三省操纵在张作霖绿林兄弟手中，这一伙人生性野蛮，风险太大，劝他改变主意。于是，郭松龄愤然说道：“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预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不择手段，先投身奉天军阀巢窟，暗取兵权，蓄养潜势力，以谋根本改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谓公危不顾身也。”[69]
[1] 原载《郭松龄将军》第二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2] 北洋新建陆军编制，定为镇、协、标……各级。镇（相当于师），长官为统制；协（相当旅），长官为协统；标（相当于团），长官为标统。
[3]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3页。
[4]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5]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2页。
[6] 郭大鸣：《先兄郭松龄传略》，台湾出版《传记文学》第4期。
[7]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2页。
[8]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2页；另据朱庆澜长女朱德君同志回忆，乃父生前说过此事。
[9]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0]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1]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2]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3]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4]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5] 杨天择：《郭旅长松龄茂宸公略历》，自刊稿，第2页。
[16]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7]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17日。
[18] 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1981，第38页。
[19] 小池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49页。
[20] 张榕（1884～1912），字阴华，奉天（今沈阳）人。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读书，日俄战争时，弃学回乡，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成立“东三省保卫公所”，被清政府取缔。1905年在北京与吴樾谋杀五大臣，事败被捕下狱。1908年越狱，逃往东京，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潜回奉天，联络关外革命党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21]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2，第545页。
[22] 蓝天蔚（1878～1922），号秀豪，湖北黄陂人。1903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俄战争时，他在日本留日学生中组织拒俄义勇队。1910年归国后任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武昌起义后，与吴禄贞、张绍曾策划北方新军起义，因吴调离而未举行。又谋奉天独立，因部下告密，被解除兵权。
[23]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2，第545页。
[24]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2，第545页。
[25] 赵复：《张作霖进奉天前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51页。
[26]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海城县人。甲午战争爆发后参加毅军。退伍后，投身绿林，充当联庄保险队。1902年受抚，任游击管带，驻新民。1907年升任奉天巡防营统领，奉调驻防洮南府。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革命党人密谋响应，张作霖闻讯后，“率兵勤王”，进入奉天省城。
[27] 刘德权：《辛亥革命发动时张作霖进入奉天》，《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42页。
[28] 《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0页。
[29]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第545页。
[30] 《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0页。
[31] 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印，1981，第59页。
[32] 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印，1981，第68页。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78，第17页。
[34] 辽宁省档案馆编《张榕事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印，1981，第147页。
[35] 富香海：《创立时期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辽宁文史资料》第五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5，第148页。
[36] 富香海：《创立时期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辽宁文史资料》第五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5，第148～149页。
[37]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3页。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78，第91页。
[39] 《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7～398页。
[40] 秦诚至：《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第605页。
[41] 《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7～398页。
[42]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231页。
[43] 《传记文学》，台湾出版，第31卷第4期，第23～24页。
[44] 《郭松龄此次倒戈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2日第4版连载。
[45] 高纪毅，辽阳人，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先后在张作霖的巡防军和奉军中任职。1925年升任奉军旅长，参与郭松龄反奉战争，郭军失败后，被免职。张学良执政后，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46] 《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90页。
[47]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五八卷，文海出版社，1971，第269页。
[48] 张锡銮（？～1922），字金坡，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同治年间在湖北参军，光绪初年调奉天。甲午战争爆发后奉命训练新军，曾在宽甸等地对日军作战。后任奉天巡防营务处会办。民国建立，调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旋即升任奉天都督。
[49] 郭任生：《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3页。
[50] 万耀煌：《主持陆军大学时期的回忆》，《传记文学》第33卷第5期。
[51]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进士出身。清末任京师地方审判庭庭长、检察长等职。民初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国会议员。后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52] 《郭松龄氏此次倒戈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2日（连载）。
[53] 《郭松龄氏此次倒戈之真因》，《满洲报》1925年12月1～2日（连载）。
[54] 张克明整理：《李济深先生略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第130页。
[55] 刘鸣九、荆有岩先生口述。
[56]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第110页。
[57]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第110页。
[58] 李浩之：《朱庆澜与建立援闽粤军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参见叶公绰《绍兴朱子樵先生墓志铭》。
[59] 李浩之：《朱庆澜与建立援闽粤军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60] 一九一七年五月，大总统黎元洪在美、英支持下，免除主张参加欧洲战争的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鼓动各省督军宣告独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为名，率军入京，七月一日拥立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败张勋，十二天的复辟丑剧宣告失败。
[6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第158～162页。
[62] 李坚白（1882～1937），号愈三，又名绍白，辽宁省辽阳县人。清末秀才，民国建立后，选为国会议员。1917年积极拥护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在广州与郭松龄相识，成为莫逆之交。1925年参与郭松龄反奉活动，失败后退出政界，1937年在北京病故。
[63] 李浩之：《朱庆澜与援闽粤军之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第125页。
[64] 李浩之：《朱庆澜与援闽粤军之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第125页。
[65]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5页。
[66] 陈炯明（1875～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清末秀才出身。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举为广东省副都督，后任都督。1913年国民党讨袁失败时下台。1917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被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收买，背叛孙中山。1923年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1933年在香港病逝。
[67] 李坚白：《郭松龄反奉起因》，《沈阳文史资料》第三辑，1982，第110页。
[68]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12页。
[69]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