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国祚

这里所谈的理论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对这一指导思想创新的认识。我认为，要想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是否值得创新？这个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认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备科学真理性，是个没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它的创新呢？所以首先要回答是否值得创新。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一些学界的人，也有一些政界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持怀疑态度。例如，某高校一政治课教师，为了迎合部分学生的模糊认识，往讲台上一站就跟学生们说：“这节课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我要首先声明，我对这个理论是持异议的。”请问，他本身对这个理论持怀疑态度，又怎么能让学生们相信呢？所以，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认同。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才能自觉地创新这个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写成几百万字的专著来回答。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花费时间去阅读几百万字的专著并能明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呢？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让我们看看实践吧。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只是近代以来，中国才衰败下来，以至于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几条漂洋过海的战舰，就可以把我们偌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从鸦片战争后的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同西方签订了40多个不平等条约，其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不在少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就连西方的正义之士都感到很愤慨。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在给英法联军的一个法军上尉的信中，就曾声讨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八国联军中一个德国军官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写道：“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了。”我们的侵略者认为我们中国人“太悲惨”，我们中国人自己当情何以堪呢？我2009年到北欧，在芬兰参观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墙上有一幅大油画，画的是芬兰国王在接见各国使臣。各国使臣相貌堂堂、衣冠楚楚，等待芬兰国王接见，排在最后面的是个穿着清朝官服、又矮又瘦的人。解说员指着这个比别人矮半截的清朝使臣说：“这个是中国人。”当时我们参观的中国人都觉得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然而那就是19世纪中国在世界面前的形象的一个写照。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忧国忧民之士都在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会不会亡国灭族。20世纪已经过去了，应当说，中国不但没有亡国灭族，反而已经看到自己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高高升起在地平线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了；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所谓“中国威胁论”无非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强大而已。

一个濒临灭亡的民族，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能有今天令国人欢欣鼓舞的振兴势头。靠什么？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才使得中华民族先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今天这样繁荣发展之局面。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是不争的事实。今日之中国，我们也不否认面临很多矛盾、很多困难，也潜伏着一些危机，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我们看问题要看大局，要看整体，要看发展的态势。那么这种整体、这种大局、这种态势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无限广阔，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在事实面前得到了非常清晰、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多花费心血去推动创新。

第二，为什么必须创新？一个理论是否具备科学真理性，关键看它是否能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一旦事实和实践对理论创新有了需求和呼唤，理论必须跟进。如果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创新，那么这种理论就会变为一种过时的东西，而不再能对现实发挥有效的影响力。恩格斯讲过一句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说明什么呢？理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灵魂，必须有实践做支撑；实践有了需求，理论才能有价值、有生命力，才能有发展。反过来说，实践已经变化，事实已经发展，如果理论仍然停止不变，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渐渐失去作用。理论之所以必须创新，就在于实践不断发展。所以，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必须无止境。如果列宁不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就不会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那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迅速发展。如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着眼于世界大势，不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不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就不会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果不去思考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不去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就不能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面前，不正视社会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就业压力、社会治安、党内腐败、道德滑坡等多种现实问题，那就不会围绕中国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而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所以，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光荣的历史责任。

第三，怎么才能创新？从大的原则上来讲，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要立足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回答、解决在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中不断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否则就不能算理论创新，也不可能真正推动理论创新。决不能把这种理论创新当作一种文字新游戏，当作一种名词新花样，当作一种术语新演绎。如果只是文字、名词、术语在那里绕来绕去，那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真正有价值的创新理论，一定能够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二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叫实事求是？毛主席有个很经典的说法。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是”，就是客观事实的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谁能通过实事求是而发现规律，并善于提炼和升华成理论，谁就能够成功地进行理论创新。而实事求是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创新总是由人去推动。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框架，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都有自己的阅历和经历。问题是，这种既有的思维框架、知识结构、阅历和经历，严格来讲都是历史的，都是“过去式”。那么，面对新的实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人们旧有的思考模式未必能马上敏锐地发现应当如何创新。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旧的条条框框，使认识符合已经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才能升华出真正务实管用的创新理论。如果思想不解放，被旧的范式框住了，就难免在那个圈子里绕来绕去，跳不出那个旧笼子，当然不会有真正的创新。

三是必须处理好坚持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如果没有创新发展，任何理论久而久之都会变成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反过来，没有坚持继承，任何创新发展都会失去必要的思想支撑，都会坍塌掉。那种言必称希腊、言必搬祖宗、言必搬经典语录、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做法，不可能、也不会进行理论创新；而那种不顾实际情况、不研究实际问题、背离实践要求，热衷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实际的杜撰，当然也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创新。

四是必须明确创新标准。从总体来看，只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才能称之为创新：（1）能够填补某个领域的空白。对于实践的领域，如果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你关注了、解决了，并且能够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么，你就完成了一个理论创新。对于理论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博大精深，需要后人不断挖掘，如果你涉猎到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涉及的领域，而且能够拿出以理服人的成果来，这也是理论创新。（2）某个实践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以往有人研究过，但是你的研究深化了、强化了、拓展了，你能够拿出高出前人一筹的成果来，这也是理论创新。（3）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纠正前人的失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们很伟大，但他们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那么，他们当年的一些说法一些提法，在今天看来未必都是正确的、严谨的、可以经得起今天实践检验的。如果在我们的研究中，能够发现他们著作中的个别说法确实过时了，个别表述确实需要修正，个别判断确实有所失误，而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出合乎情理的合乎科学的新的分析和判断，这当然也是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刻意标新立异，试图颠覆公认的常识，试图以此标榜自己的“创新”。我曾经参加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有个还算比较有名的学者，他公然说《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的翻译是不准确的，他认为应当翻译成“共有党”。其实，“communist（共产）”和“community（共有）”不是同一个词。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党派、各种语言的翻译，都把“the communist party”翻译成“共产党”，没有翻译成“共有党”的。难道翻译成“共有党”，就算理论创新了？就算是当年对“共产党”的翻译还可以再斟酌，但是100多年来，各个国家、各个政党都认可这种翻译，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吗？何况把“the communist party”翻译成“共有党”，其实是以谬校正。我认为，主张把共产党译成“共有党”，除容易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之外，没有任何益处。还有人谈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认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也翻译错了，说不应该译成“幽灵”，而应该翻译成“精灵”。理由是什么呢？据说精灵才是正确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显然，他没有理解马克思使用“幽灵”的含义在哪里。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思想刚在欧洲兴起，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虽然不很了解，但他们已感觉到了这种模糊不定、正在传播的思想是对现存制度的威胁。马克思笔下的“幽灵”在游荡，实际上是揭示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感到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如果翻译成精灵，那种意境和味道就全没了。

第四，重点创新什么？除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之外，我看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当今中国伟大实践中所提出的，特别是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强调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作部署中所涉及的观念、政策、结论和问题，都应该是我们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的着力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样伟大的实践必然有很多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为指导去观察、去思考，而观察和思考的目的，就是丰富、创造、升华新的理论。在这里，我们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有些学者很清高，往往说：“我是搞学术研究的，你那些个什么党啊，什么政府啊，什么政策啊和我无关。”错，不能无关，你想无关也做不到。一个学者不管你意识到也好，没有意识到也好，你赞成也好，你不赞成也好，你的思考与研究总是要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制度、特定政策相关联的。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真正聪明且有作为的学者，就应当使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研究同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应当多关注些现实问题，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无愧于时代的、有希望的、有前途的理论工作者。至于那种刻意标新立异、为创新而创新，以为弄几个谁都看不懂的新词语、新概念就是创新，或以为毫无道理地颠覆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术语就是创新，则是幼稚无知的。而那种打着“创新”旗号散布歪理邪说、胡说八道的人，则是别有用心的，对之必须提高警惕。

第五，该由谁来创新？理论创新主体主要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及其智囊们。他们站位高，熟悉全局，了解大势，对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体情况最熟悉。与此同时，这部分人更需要有前瞻的视野、科学的预见、深刻的洞察、系统的规划、时局的把握。因此，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及其智囊们应该且有条件成为理论创新的主导者。他们对于推动理论创新负有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第二部分人就是我们理论界的广大专家学者。我们无论是在教学第一线还是在科研第一线，都有很多接触基层、了解实践的便利条件，我们会发现很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生态等方面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性质如何、如何解决，可能在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也找不到现成答案，需要我们进行理论思考、研究和创新，去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升华出创新的理论，并进一步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该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