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近现代史
马关辱约百年训[1]
马关条约，又称马关和约，是在日本收到发动战争的超出预料以外的成果之后签订的。从这次战争起，日本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有了划时代的飞跃发展；从这次战争起，中国的领土被肢解，主权被蹂躏，社会形态开始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马关条约，日本取胜了，但胜利的是天皇及其附庸，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上层军政集团。在天皇制的“国权”主义面纱滑落、胜利的欢呼沉寂之后，日本人民面对的，仍然是地主的贪婪和资本家的压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消灭阶级对立就不可能消灭日本的战争土壤，就不可能消灭民族沙文主义的“诱惑”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噪。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关条约是日本发动不义战争的辱约，也是中国战败被逼和的辱约。
马关条约是中国外交的失败记录。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的一百多年间，除1945年中国代表以战胜国资格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签字外，其间数十、上百的中外条约都是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耻记录，马关条约亦然。但马关条约也有与其他条约的不同之处。第一，赔款数额巨大。日本从中国夺取库平银2亿两，折合3亿日元，使日本甲午战费的全部花销2.25亿日元冲销后仍有7.75千万日元的结余。连同后来强索的4.5千万日元的“还辽费”，共有1.25亿日元的剩余。第二，特权丧失更为深重。日本不但可以向中国自由出口商品、掠夺原料，而且工业资本可直接进入中国商埠、商港。第三，清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从而失去了东北亚大国的政治地位。第四，马关签约是清政府代表走出国门，登门“谢罪求和”的首次。无疑，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人民的损失是空前惨烈的，2.3亿两白银是清政府三年的收入总和，而且这笔财富的聚敛全靠从人民身上榨取！
甲午战败，签订和约不可避免，但清政府盲目求和助长了日本肆意掳索的气焰。因而在签约的时机选择、对日本的要求不坚持驳诘地应允、谈判技术及李鸿章只顾面子不顾银子等拙劣表演使中国更具屈辱性。
清政府求和心切，还在旅顺失守的当天，即派德国人璀德琳赴日求和。此时，中日陆战尚在进行，清军部分将领还在组织辽阳保卫战，然而这求和的信息不但招致日军在战场上更加疯狂，而且使三个月后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也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当时日本的国力、军力也已经很难使战争再进行下去，在这个节骨眼上清政府求和确实使日本摆脱了窘境，更促使日本在议和条件上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同样出于政治腐败和举国为私家天下的根本原因，只要不危及爱新觉罗氏的皇权统治，割地、赔款在所不惜，所以面对日本的苛刻条件清政府只能象征性地拖延几日，而且日本在开始谈判时也乐得拖延，并以此扩大战果。但只要日本搞些恐吓威胁的小伎俩，李鸿章也就草草签字了，结果面子没保住，而且受枪伤，没有做到“应争者必争，应办者必办”，更没有“一寸山河尽寸心”，外交谈判技术的拙劣不能以弱国无外交来搪塞。
马关条约是“以夷制夷”政策的破产。
清政府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寻找庇护和支持的政策被吹捧为“以夷制夷”，然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布了这一政策的失败。甲午战前，清政府幻想过依靠英、法、俄、美等国影响日本，以避免战争。但八个月的战争后，日军打败了清朝的北洋海军，侵入山东、盛京等大片土地、城市和村庄。战争中间，清政府幻想以欧美人出面求和，仿佛能造成列强支持中国的假象，然而日本并不买账，这些外国“朋友”反而成为向日本提供中国情报的探子，他们之间的交流、暗示从未停止。求和期间，清政府竟以外国人为助手“帮助”李鸿章与日本谈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但影响控制着李鸿章，而且与日本暗通消息。这样的“以夷制夷”必然招致“谐夷祸华”的悲惨境遇。仅以“三国干涉还辽”为例，即可充分说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残酷现实。
俄国曾是李鸿章倚重的“制夷”的“朋友”，开战前对清政府表示，“断不容倭妄行干预”[2]，并表示，日本如不遵办，俄国准备用压服之法。开战后，俄政府又假名“调停”，却暗中支持日本拖延撤兵。因此，恩格斯曾说，“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285页），对沙俄的虚伪予以揭露。战争期间，在日军全部占领辽东半岛之前，日本即密告俄国，同意清政府在朝鲜“独立、赔款、割地和缔约的基础上赴日媾和，俄国表示愿意劝诱其他强国同俄国采取同一方针”[3]。当俄国获悉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沙皇认为如果这样，数年后天皇便会成为中国的皇帝。为此，沙俄把德、法两国拉到自己一边，演出了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向德、法两国正式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4]。这时的日本陆海军已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也濒临枯竭，虽然想在外交上求得英、美支援，但未果，只好对“三国干涉还辽”表示让步。于是，借助于“调停”“不干涉”“干涉还辽”三部曲，沙皇政府被以那拉氏、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误认为是依靠的对象，是可以牵制、抵抗其他列强的力量，对沙俄滋生了依赖的幻想。但随即却招致“前门拒狼，后门入虎”的惨祸，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狂潮。
对于“还辽”，明治天皇曾对其宫廷顾问讲：“不必急于夺取半岛，通过这次战争，已经了解了那里的地理人情，不久，将从朝鲜或其他地方会有再战的机会，那时再行压取可也。”[5]显然，日本在收取了中国的三千万两白银之后，乐得在中国“赎回”后的时间空当里加以休整，待时机成熟再取不迟。
沙俄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立即着手在东北“借地”修路，在未取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于当年8月（马关条约签订后3个多月）即派出四批勘察人员到齐齐哈尔、宁古塔、大兴安岭及辽东半岛非法活动。[6]后来，沙俄又诱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不但攫取了旅顺军港及“关东洲”，而且修筑了“丁”字形大铁路，视中国东北为沙俄独霸的殖民地。
基于同样的理由，法国挟持清政府报答其“帮助”还辽的友谊，要求划云贵及两广为其势力范围，并对海南岛及广州湾提出租借要求，矿山、铁路的开采、修筑权一并被夺。
德国也谋求在天津、汉口建立租界，被拒后又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索取胶济铁路修筑权，山东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当俄、法、德大肆掠夺中国的时候，“三国干涉还辽”的动因则昭然若揭了。清政府前门拒了日本这条狼，后门却招来俄、法、德这三只虎。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遭到可耻的失败。
同时，英国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又通过《英法协定》《英俄协定》可以共享在云南、四川的开矿权，并把长江流域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西藏也在英国的觊觎之内。
美国在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基本定局的情况下，多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共享侵华特权，把中国变成既由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分属又共同控制的殖民地。
日本虽然被迫“还辽”，但在其他列强的怂恿下又强占福建为其势力范围。
这样，甲午战争后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整个中国成为任人宰割的肥肉，清政府在马关签约中的腐败无能极大地助长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嚣张气焰。
马关条约的耻辱、教训应为中、日两国所共有，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落后者要挨打”是近代百年史训的第一条。甲午战败，说明清政府“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7页），并且以马关签约的形式证明了这种落后。甲午战争中有收复宽甸的胜利、辽阳保卫战的成功，但那仅是局部，未能影响整个战局。甲午战争中有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等为国捐躯的英雄，但那也是孤立的、个别的，未能唤起全部清军的凛然正气和战斗力，更未能改变清政府被日本拖入战争的尴尬和战和不定的谬谈。甲午战争中，台湾人民高呼：“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7]“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8]，并组织义军抗日给敌人以相当打击，但由于没有政府和全国的实际支持只能是空洒一腔血，只能有短暂的辉煌。即或是1895年9月，孙中山先生发起旨在推翻清政府的起义，也只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枪。其他，如军队素质太差、战略指挥失当、没有开战决心等都可列为近代百年史训的第二条、第三条……但归结于一点还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太弱，致使落后挨打。清政府腐败是甲午惨败的根本原因，只要举国为私，则必然闭关锁国，必然举兵为私、帮派林立，难以形成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仍然是清政府腐败政治影响下的无能外交，此后也未能消除不平等条约的羁绊。腐政误国，这是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对于日本而言，甲午战争历时九个月，军事预算2.5亿日元，已超过日本当时两年的岁入。虽然军费以税收和公债及向银行借款的方式筹得，但“实际上一切负担全都落在普通人民身上”[9]。而且资本家和富翁非但没有负担，反而由于政府用战费购买军需品而大发其财。大仓喜八郎曾有在军用罐头中掺杂石块的丑闻，但他却是重要的日本陆军御用商人，甲午以后渐次成为有名的大财阀。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和农业影响渐强。农业人口比率降低，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迅速膨胀，农产物商品化水平提高，但由于速度过快，农民阶层分化加剧，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化愈益突出，大量自耕农仍然面临着丧失土地、沦为贫雇农的危险。[10]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资产阶级的劳动后备军，而且在甲午以后军国主义的误导之下，日本的工人、农民都有可能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
马关条约以后，日本实现了“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有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实现了机器纺纱代替手工纺纱，在造船、机器制造业方面也出现了三菱、住友等实力雄厚的财团。1901年，八幡制铁所投产，弥补了日本军火生产不能独立的致命缺陷。也正是因为战争得手的刺激，日本开始迷信于侵略称霸的“富国强兵”的道路。马关条约十年后，日本又一次挑起战争，在中国东北展开了与沙俄的厮杀。该次战争，天皇是胜利的最大受惠者，而且又刺激了一批新的财团的形成；然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除献出数万亡魂之外，还有沉迷于天皇至上的迷惘之中的悲哀。
甲午之后五十年，日本频繁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最终战败投降。历史证明，战争也使日本人民吃尽了苦头，证明对外扩张是自我毁灭。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频频活动，叫嚣“太平洋战争是日本自卫战争”“反对国会通过谢罪宣言”等。他们写小说、办刊物、拍摄影视资料，宣传“大东亚圣战是亚洲民族独立的契机”，胡说“日本奠定了中国东北工业化”“日本在东北的建设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等无耻谎言，都在企图煽起仇恨之火、战争之火。
在总结马关条约历史教训时，应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实为中、日两国所共有。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欢迎日本与亚洲和世界人民达成真诚的和解，同时清醒的日本国民也有能力制止右翼势力的猖狂劣行，只有中、日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携手才能制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1] 原载《甲午战争百年学术研讨会（鞍山）文集》，鞍山历史学会编辑印刷，1995。
[2] 《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1894年3月10日），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科选译》，第3页。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63，第360页。
[3] 〔日〕陆奥宗光：《蹇蹇录》，日本大阪版，1932，第172页。
[4] 《驻圣彼得堡代办齐尔斯基致外部电》（1895年4月17日），载《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科选译》第一卷，第29页。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63，第370页。
[5] 〔日〕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第136页。
[6] 王彦威等辑《清季外交史料》第三卷，1934，第118页。转引自辽宁大学科研处《中日关系史论文集》，1984。
[7] 《申报》1895年7月16日。
[8] 王锺麟：《中日战争》，新时公史地丛书，商务印书馆，1930，第203页。
[9]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第143页。
[10] 〔日〕《土地所有权移动状况》，《农商务省汇报》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