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省辛亥革命之流变及影响[1]
奉省（奉天省之简称，其辖境即今辽宁省及吉林省东西各一部分）设置较晚，清末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孕育着抗暴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期待。革命党人传播火种，武昌起义激起辛亥高潮，虽有痛苦的流变，但其影响却经历百年弥久不衰。
一 抗暴斗争成为奉省辛亥革命的前奏
1901年清政府即宣布在全国实行“新政”，然而由于沙俄借助剿杀义和团运动而强占东北的战争尚未结束，随即又发生了日、俄两强祸华的东北大战，“新政”无法实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社会积怨愈深。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又正式发布“预备立宪”的谕旨，然而却是“首士坐堂，而称长官，劣绅舞弊，以饱私囊”[2]。
即使清政府在东北推行的“新政”有了某些进展，但是据1908年《民报》载文《辽东义勇军檄文》揭露，清政府假借“新政”之名，在东北新增加的粮食、牲畜、盐、米、参等税种多达20余项，人民群众不堪其苦。农民痛呼“无论丰歉如何，嗣后种地皆须赔死”[3]。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以筹措“新政”经费为名，决定派员奔赴各地实施土地清丈，附之勒派税捐，这对于连续经历了甲午（日本侵华战争）、庚子（沙俄侵略东北）、甲辰（日俄战争）三次浩劫的奉省人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加之近年水灾，更多百姓“荡析离君”[4]，无家可归。同时传染病流行，死者日众，奉省出现“棺木销售一空，许多人家不得不实行蒿葬”[5]的悲惨景象。奉省随即爆发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自1906年至1911年，奉天省城、铁岭、营口等地的酿酒、榨油、造纸等行业的工人以及安东桑木工人、铁路工人等多次罢工，形成了对农民抗捐斗争的有力呼应，也促进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觉醒。广泛的城乡抗暴抗捐斗争，客观上成为奉省辛亥革命的前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凤凰厅鲍化南等率众闯入官署，绑走清丈委员，要求减免警捐、学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奉天巡警局强行征收房捐激起广大商民愤怒，省城2000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征收房捐，并派出代表赴北京请愿。十月十日，商民数次罢市，要求当局下令取消房捐。
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复县（今瓦房店市）农民因地方官勒派捐税，人民生活难以为继，在李双贵的率领下聚众抗捐，到县衙请愿。凤凰厅4000余人陆续来城[6]准备起事。
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凤凰厅（今凤城市）农民因为恳务总局催缴所欠荒地地价款孔急，在请求减免未果的情况下，在伊憬桂的带领下，聚众千余人群起抗官。
同年，宁远州乡民喊出“驱巡警，免学捐”的口号，反对增加新捐税。
同年夏，安东（今丹东市）四区赵民沟300多乡民奋起斗争将奸商准备外运强买的200余石米一抢而光。随即，宽甸、凤凰厅所辖龙王庙、元河等地也发生抢米斗争。抢粮群众迫使粮商将存粮“尽数与给贫民”[7]。
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宁远乡（今兴城市）的农民因无力负担繁多的捐税，希望地方当局减捐。乡民们聚众商议与当局交涉，无果。强征捐税时有农民王俊山等被打致死[8]。
同年二月，奉天省城卜三家子农民代表佟祥向地方当局征告加捐情况，按规定农民应捐钱1120文，但是乡正吕荣龄竟要求农民纳捐2100文，另外还加征门户钱3000文、2000文不等，合计起来，农民实际纳捐额增加了近五倍，为此请示减缓办征。奉天当局派员调查，认定乡正没有苛派，最后含混处理了事。
同年九月，庄河（今庄河市）民众集会抗捐，推选潘永忠为首领，号召民众起而抗捐，结果是潘永忠被当局加害牺牲[9]。
其他如营口农民以“自缚请命”方式开展的减捐斗争坚持了半年。此外还有海城的抗捐斗争、辽阳的抗捐斗争等。奉省抗捐斗争锻炼了人民的意志，涌现出一批激进代表，其中鲍化南就是同盟会员，是坚定的革命党人。
革命前夜，奉省当局行文要对南方革命党人“一切严密确切访查，防患未然，勿稍疏漏”[10]，同时派员前往上海、宁、武汉一带，“查探匪势”[11]，以应准备。
二 具有地域特色的几大亮点
奉省辛亥革命表现出几大亮点。革命机构建立较早，注意舆论，突出学校工作，注意组织武装。响亮的“满汉联合”口号、民族联合和本、客籍联合的行动纲领特色，以及成功建立革命军政府等都是突出的亮点。
第一，同盟会辽东支部是东北唯一的革命机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总部初设于日本东京。同盟会的《总章》规定，总部之下在国内要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东北三省划为北方支部所辖。借此，同盟会非常重视东北的社会舆情动态，注意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东北的蚕食侵略，注意到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注意到清政府的东北“新政”和民怨沸腾。1906年即派党人进入奉省。宋教仁、廖仲恺、徐匡一、吴昆、徐镜心、蒋大同、商震等许多同盟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先后到过奉省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春，由宋教仁、白逾桓、吴昆等发起成立了辽东支部。辽东支部机关初设在奉天省城大和旅馆，后迁至木植公司楼上，后又迁至大连。辽东支部是东北第一个同盟会支部，是建立较早的革命机关。
第二，以舆论为前锋，以学校为重点。同盟会辽东支部以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社会舆论为目标，以关注教育事业、延揽人才为抓手迅疾开展工作。1906年，奉天省城的文会书院、两级师范学堂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间就有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被秘密传阅。《江帆》《复报》《革命军》《警世钟》《云南》《浙江潮》等刊物已经成为进步青年的最爱。同年底，奉天省北镇（今北宁市）人朱霁青等集资创办了本地刊物《刍报》。辽东支部成立当年，赵中鹄在省城创办《东三省民报》。同年，徐镜心到奉，担任《盛京时报》主笔；沈肝若出任《大中公报》主笔。1909年，《醒时白话报》（后改名《醒时报》）在奉天省城创刊。数年间，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一改奉省舆论媒介几乎为空白的尴尬局面。《民报》发表的《辽东义勇军檄文》列举清政府在东北残暴施政的13条罪状，宣布要“诛其淫后昏君，推倒清政，创立民国”[12]。当时汇文书院是省城内外有影响的教会学校，两级师范学堂是规模较大的学校，革命报刊的传播，使革命思想首先在青年学生中间广为流传。
辽东支部蒋大同、商震、陈干等先后接力创办辽阳陆军小学、奉天劝业公所、商业专门学校以及官话字母总塾等学校。徐镜心还出任奉天师范学堂教员。当这些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占有当时当地学校的高学历层次，或执教于重要学校的重要岗位的时候，传播革命思想更加方便，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也成为可能。诚如林伯渠之主张，“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校，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未由而开”[13]。
第三，争取“马贼”运动军队，积极组织武装。1906年，徐镜心和张继曾秘密接触奉天“马贼”首领杨二虎（杨国栋），争取该部同情，支持革命党。1907年4月，宋教仁致信东三省的36位“马贼”首领，称他们是“马军”“马使”，启发他们的反清意识，号召其联合反清，投身革命。同年8月，“马贼”首领李逢春邀请宋教仁到大孤山（属庄河）面谈，表示拥护同盟会的领导并加入了辽东支部成为同盟会会员。庄河、复县“联庄会”首领顾人宜、顾人邦、顾人敏兄弟，凤凰城“联庄会”首领刘纯一（刘雍）、鲍化南（蒙古族）等不是“马贼”，但“联庄会”却是颇有影响的地方民团，仅俄式步枪即拥有4000支。“联庄会”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成为奉省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力量。1908年，刘纯一和早年曾参加“联庄会”的宁志良（宁武）经徐镜心和左雨农介绍双双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以后，奉省也发生过数起反对官府的起义，但均告失败。由是革命党认识到不拥有武装，不掌握军队，则将一事无成，遂提出“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14]，在争取“马贼”的同时也将关注点移向新军。1906年孙谏声进入营口新军标学堂，彭家珍出任讲武堂兵营前队队官。1910年，商震考入第二十镇随营学堂学习，不久他又和程起陆、李培基等考入陆军讲武堂学兵队学习，从而和彭家珍相识并一起秘密进行革命串联。商震、程起陆等又在新军中组织了“锦州（第二十镇驻地）武学研究会”，形成联络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东北新军教练处总办吴禄贞（后为第六镇统制）、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等曾留学日本的同窗云集奉省，并有“士官三杰”之称，他们都加入了同盟会，后来成为辽东支部的领导人。正是由于新军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新军大力支持了革命党，新军中革命氛围浓烈。吴禄贞捐款接济被清政府通缉的宋教仁，设法营救被捕的熊成基，推荐革命党人高宜权、孙师武等去吉林开展活动。张绍曾军中集结了一批革命党人，并开展活动。其八十三标三营管带冯玉祥、一营副管带王金铭、二营副管带施从云组织“新民武学研究会”。兰天蔚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逐步成为奉省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1907年6月，宋教仁为配合同盟会在南方的武装起义曾制定“欲袭括奉天、逼榆关、窥燕京”[15]的计划，也曾得到孙中山的授权，只是因为白逾桓碱厂招兵不慎失密而未果。1908年，革命党人朱霁青发动领导了蒙边光复军艾格碻起义。同年3月党人熊成基受黄兴之委派经过奉天省城做新军工作，并与蒋大同、商震等商议争取蜂密山的“马贼”刘单子；9月熊成基被奸商出卖被捕；转年1月，以“牺牲一身，以利社会”[16]的精神壮烈牺牲。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革命党的搜捕缉拿，革命活动被迫隐蔽和分散，孙中山也被迫放弃了北方起义计划。
第四，策划东北独立举行武装起义。武昌首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巨大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推新了奉省人民的抗暴斗争，超越了立宪派的改良主义主张，奉省革命党人开始积极策划独立，策划武装起义，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再也不是平静的后院，偏隅奉省成为东北革命运动的热点地区。
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张榕、徐镜心、左雨农、商震、陈干、张根仁、钱拯、柏文蔚、柳大年、田又横、宁武等骨干人才百余人汇聚奉天省城，秘密集会拟成立关外革命军政府，取代清政府的东北地方当局。革命党人推举吴禄贞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后经吴提议，改由兰天蔚担任此职），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并决定以改良立宪派代表吴景濂任民政长。同时，兰天蔚的参谋长徐子俊在满铁附属地大和旅馆“设置秘密革命机关部”[17]，奉省新军内的同盟会骨干组成“军人联络会”，派商震等前往滦州，联络张绍曾、吴禄贞的第二十镇、第六镇和驻奉天省城的第二混成协联合起兵，占领省城后，宣布奉省独立。同时，革命党联络吴景濂要求以奉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袖会议，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清督赵尔巽出走”[18]，以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实现独立。新军起事和立宪派议会夺权两种策略都在实行，而且都具备和平夺取的性质。
1911年11月6日，兰天蔚等开会布置，准备驱逐赵尔巽到关内，由第二混成协占领总督府、军械局等重要目标，实行和平兵变。
1911年11月17日，由张榕、徐镜心、张根仁、柳大年等联合发起在省城成立联合急进会，以对抗保安会。革命派与保安顽固派对立公开化了。奉天联合急进会由张榕任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任副会长，并确定了参议及各部部长的人选。急进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国民报》。急进会的斗争目标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19]
同时，联合急进会遂决定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计划。策划在各地起义之时，设想省城清军必然驰往镇压，然后再乘空虚之时相机夺占省城。决定除张榕等少数人员留驻奉天省城主持工作外，急进会的大批骨干如商震、程起陆、祁耿寰、石巨夫、宋少侠、张寿仁、孙祥夫、杨大实、房怀远、刘桐阶、杨麟、赵元寿、张根仁、柳大年等分赴辽阳、开原、昌图、法库、长白、锦西、北镇（今北宁市）积极策动起义[20]。自1911年11月下旬起，辽南首先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主要有：
（1）庄河、复县起义。1911年11月20日，庄河顾人宜、顾人邦兄弟率民团武装起义，在李家卧龙向清军巡防队发动进攻，打响了奉省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21]，取得了胜利。同时，复县有杨大实、张壁率数千人发动起义与庄河民团互相支援。11月27日，起义军在庄河县城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庄复起义坚持数月，直至清帝退位，起义军奉命撤至山东烟台。
（2）辽阳起义。1911年11月25日晚，商震、程起陆、祁耿寰等组织警察、学生、捕盗营士兵200余人，拟在高丽门外郭家店发动起义，不料事泄，被清军提前三天赶来镇压。11月26日，徐景清率学生起义占领刘二堡，进攻沙河，发通电，准备汇合高丽门斗争共同攻打辽阳城。后又有鲍四缶发动边墙子起义，直至12月末起义军被镇压。
（3）海城起义。1911年11月中旬，赵中鹄集合学生拟以大石桥药王山为根据地发动起义，事泄被围，虽有王焕章等率百余人坚持斗争，终被清军打散。
（4）凤凰城、安东起义。1911年11月26日，刘纯一、宁武、何香斋与凤凰城“联庄会”首领鲍化南准备联合起义，并以巡防营右路管带邵兆中为内应，结果又是事之不密遭清军围攻，何香斋等27人牺牲。另一部由安奉铁路警察局局长郎虑和做内应与反正的邵兆中营到安东集合起来，但由于孤立无援很快被清军镇压，一部撤至山东烟台，少数潜回奉天省城，还有一部在鲍化南率领下投奔庄河义军。
（5）昌图、铁岭起义。早在1911年10月中旬，革命党人段右军在昌图策划起义，失败后即转赴开原，于12月1日在开原发难。11月，孙祥夫率百余人举义闯入铁岭县城，劝说知县李某反正。
（6）宁远州起义。1911年12月上旬柳大年利用团山子民变之机发动起义，率民众千余人建立安乐山根据地，欲光复辽西，入关援助南军，攻击袁党。
（7）锦州、营口、新民起义。由丁开山、姜锡训等发动锦州起义。张作霖部下王东海、李子元两营反正举行新民起义，王东海率全营官兵发动营口起义，后转战庄河、复县加入顾人宜、杨大实义军继续与清军作战。
（8）盖平及辽西等地起义。舒天民、郭俊臣、朴雨琴等发动盖平万庄镇起义，有200余人参加。另，祁耿寰辽阳起义失败后又转入辽西策动杜立山旧部发动辽西起义。
第五，“满汉联合”，本、客籍联合的特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中的鞑虏是指满清，中华是指光复后的汉室。显然这一口号有将满清与汉族对立，将清政权视为非中华的意味。奉省革命党人奉行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宗旨，但又发展了这一口号，并非主张将满族驱逐，并不认同汉族与满族相对立的口号。奉天联合急进会的宗旨即是要“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22]，这一目标有利于吸纳满族、汉族等爱国人士，有利于形成革命统一体，有利于从奉省的社会实际出发。作为奉省辛亥革命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张榕虽然举家入旗成为汉军旗人，并且有京师大学堂的学养，有过日俄战争期间变卖一部分家产组织抗俄忠义军、关东独立自卫军的义举，有过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五大臣未果而被捕下狱、越狱的经历，有过受命于同盟会总部、肩负孙中山先生的重托组建辽东支部的业绩[23]，有过被赵尔巽任命为奉天营务处提调的官职，但在成立联合急进会的大会上，他宣布“尊重人道主义”，宣布满汉联合，他以实际行动与满族贵族决裂，以急进会对抗保安会，以其家宅作为革命党活动地点之一，以大团结的热望团结着多民族的同志。其中宝琨、张兆麟、鲍化南等即是满族、回族、蒙古族的代表。
宝琨，爱新觉罗氏，生于奉天，是满族贵族。其父恒泰任过成都知府，也曾任东边道按察使。其族祖宝珣曾任过奉天知府。宝琨（亦称恒宝琨）其家族累世为官，地位显赫，三套两进四合院府第东西相邻占满一条街，人称恒知府胡同[24]。然而这位出身皇族的名门之后，在其父领着他在慈禧面前谋官时却表示拒绝，甚至当面让慈禧为他的傲慢所激怒。宝琨与张榕是好朋友，1906年被选为奉天省城厢董事会名誉董事，1909年当选奉省咨议局议员，积极参与“速开国会”等活动。1910年，宝琨加入同盟会，为支持革命党举事曾拿出家产购置武器弹药支持义军，宝琨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辛亥革命的真谛，即以阶级的革命推动社会的变革，以民国取代清朝，在这场革命中满汉爱国志士的心是连在一起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
张兆麟，字子岐，回族……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区）人[25]，1908年到沈阳。迨至创办《醒时报》，揭露列强侵略，鼓吹革命。当时的奉天盛城，只有报纸三四家，除日本人办的中文《盛京时报》外，还有《东三省日报》等。为了打破清朝“龙兴圣地”的沉寂，传播革命消息，《醒时报》以初名《醒时白话报》于1909年2月10日正式出版。张兆麟本人因参与速开国会请愿，被清廷押解回奉，坚持办报使之成为民众之利器。这张报纸一直坚持办到了1944年。
其他如凤凰城的革命党人的蒙古族成员、满族战士亦不少。庄河“联庄会”的团总顾人宜是同盟会员，是汉军旗人，清廷曾赐以兰翎五品顶戴候被外委衔[26]，辛亥革命中他却被任命为奉省革命军南路协领。在李家卧龙起义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时，曾以中华民国征清满洲第一军司令官名义发表宣言，指出起义的目的在于“除莠党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27]，提出“无分旗汉回蒙”[28]，吹迎清军、巡警和各族群众共同奋斗。
另外，参加辽阳起义的八旗学堂的学生们大多数是满族，在各地起义中也不乏满族、蒙古族、回族的义士。还有杨大实，曾为复州警务长，后为急进会总务股长，与张壁一起赴庄河商议起义与南省革命军的联合，实现了对清政府的叛逆。
其他如革命军西路协领祁耿寰、东路协领邵兆中、北路协领朱霁青、中路协领宁武等也是满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合，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并没有民族和地籍的畛域之分。
奉省革命党人中枢兰天蔚是湖北黄陂人，徐镜心是山东黄县人，商震是河北望都人，陈干是山东禹城人，辽东支部的创立者宋教仁、吴昆、白逾桓、左雨农等无一不是客籍人，曾经驻奉并参与革命的新军领导人吴禄贞、张绍曾及冯玉祥等均不是奉天本籍人。但正是追求共和民国的理想，将奉天本籍人和客籍人都团结在了革命的旗帜之下。
三 革命高潮之流变、教训及影响
奉省辛亥革命的流变是从革命的领导机关被破坏、领导人被杀戮开始的，故而革命高潮迅速转为低潮，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11年12月10日，赵尔巽密令宁远州知州王玉泉逮捕了正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准备再次起义的“奉天联合急进会”副会长张根仁和柳大年，并将他们押往奉天省立模范监狱刑讯。省咨议局参议钱拯也在锦县被捕。而其他各地的革命党人或遭到省城派出的巡防营和当地军警的联合镇压，或遭到保皇派反动势力的阴谋毒手。多名革命党人“有在路途被捕后装入麻袋掷进冰窟者，也有被巡逻官兵用刀刺死者”[29]。
尚在省城频繁活动的“奉天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已经成为赵尔巽、袁金铠和张作霖等准备加以谋害的目标。他们先是以保护为名，在张宅附近昼夜加以巡逻，对每一位出入张宅，甚至经过门前胡同的行人都要进行监视和盘查。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出面在省城大西关平康里德义楼饭庄设宴邀请张榕和张作霖二人。其缘由即是要给二张拉近关系，消除误会。张榕竟慨然允诺。酒过三巡，袁金铠推说家里有事，要先走，这也未引起张榕的注意。袁在省城政界素有怕老婆的名声，还以此取笑几句，二张继续差拳。酒足饭饱，张作霖提议，蜚红馆（妓院）新来个小红很火，不妨去看看。张榕未加可否，由张作霖陪着进入蜚红馆。张作霖借口军务繁忙有事先走，起身告辞。张作霖刚走，其部下便衣特务于文甲、高金山等突然闯入，二话不说举枪向张榕连开数枪，致以死命。年仅28岁的张榕中枪后还在呼喊：“咄！鼠辈胡无信至此，吾竟以守约死矣。”[30]被暗杀的张榕被拖至蜚红馆外街头，露尸一夜，双眼圆睁！原来，张榕听信了赵尔巽关于“我们东三省是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异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的“规劝”，达成了革命党与张作霖实力派停战以观时局的协议。可悲的是在张榕守约真君子的时候，张作霖却小人先下手为强了。
张榕被暗杀后，张作霖派兵到小北关抄了张榕私宅。张家的教师张振声怒斥清军之暴行，被乱刀刺死在二进院门处，张宅室庐被毁，财产被尽数掳走。与此同时，张作霖的一支小部队由金寿山带领包围了大东关的恒知府宅邸，冲进中院，抓住从二楼跳下的宝琨一边奚落着“公子造反”，一边乱砍数刀将其杀害于血泊之中。恒府家族上下人等慌作一团，多年积蓄被车载马驮抢劫一空。同时，汤玉麟（汤二虎）也受张作霖之命带兵到南关捣毁了《国民报》报馆，包围了报馆编辑田又横（田亚赟）的住宅，将其杀害。一夜之间，张作霖在奉天省城制造了三起血案，残酷杀害了三位著名的革命党人并殃及其家属和朋友！
旬月之间，张作霖及其部下又在奉天省城“率带党羽三百余贼，每夜分投滥抢惨杀，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陈尸累累，惨不忍观”[31]，革命党人和群众惨遭杀害者“不下四百余人”[32]。省城内外，特别是小河沿、风雨坛、大西门外、天后宫大水泡子等地都成为了行刑革命党人的刑场。一时间，各处悬挂的人头惨不忍睹，奉天省城一片恐怖！
恐怖之下，一些革命党人逃脱了，商震、李培基、朱霁青、程起陆、张壁、邵兆中、顾人宜、鲍化南、尹锡五等云集大连，力图重振旗鼓，组织关外民军。兰天蔚组织的北伐军也实现了在烟台与先期到达的庄复民军会师，又在1912年2月到辽东分三路登陆成功，其中邵兆中部曾占领庄河厅城，但由于袁世凯窃国竟使赵尔巽等清朝重臣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新贵，革命党人徐镜心、杨大实、赵中鹄无奈返乡去竞选议员；邵兆中、朱霁青被迫去开荒种地；李避尘出家当了和尚；王东海被暗杀于烟台。只有宁武、刘雍、刘乾一等少数党人仍志向坚决，南下追随中山先生。
1912年11月，赵尔巽即将下台离开奉省，但仍下令派特务在省城小西门外暗杀了“奉天联合急进会”的交通部长洪东毅。这位抚顺青年投身奉省革命奔走多年，牺牲时竟“脑后刀伤一处，左眼眉上刀伤一处，右耳竟被割去，血流满地”[33]。洪东毅牺牲的地方位于“陪都重镇”的牌坊门不远，他正在从事革命演讲、反清之演说，却倒在了保皇党的屠刀之下。在革命党人的血泊之中，张作霖先是被赵尔巽任命为清军奉省中前两路巡防营的统领，接着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民国的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成为奉省军政实力派的代表正是奉省辛亥革命流变的重要标志。
奉省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要者有：
一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革命竟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以赵尔巽为头目的保皇派不但掌控奉省，而且操纵东三省大权。虽然清政府岌岌可危，但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革命党或极度薄弱，或几乎为零。在清军可调动炮兵、骑兵等优势兵力剿杀民军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只有少数枪械，多数还是大刀、长矛。清军是职业军人或兵痞充斥，而民军则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党人和具有正义、侠义感的农民。在清军集中剿杀的时候，各地分散的起义被各个击破。
二是革命党人尚缺乏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清醒认识，缺乏对清政府地方势力的警醒。面对辛亥革命大势，俄、日两国都分别表示过要“恪守中立”“严防中立”，但也宣布如果革命危及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则要出面干涉，甚至直接出兵“保护”利益。为此，革命党人在举事前曾有所顾及，失去武昌首义后的大好时机。张榕曾表示：“以东省与日本关系甚密，未敢轻举之故而已。”[34]兰天蔚也曾发出照会宣布：“所有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35]显然，这些出自奉省革命党领导人的言论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并没有换来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承认、支持和同情。
在如何对待革命的对象，即如何同保皇派作斗争时，奉省革命党人既不敢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做彻底的决裂，也不敢对新兴反动实力派做彻底的切割，张榕身兼保安会的某种职务，急进会也容纳赵尔巽的查探袁金铠混迹其中。张榕还幻想以密谈三日的方式争取赵尔巽宣布独立，即使要驱赵，也强调“对赵不要给以任何为难和伤害”[36]。奉省革命党人的这种不彻底性缘于局限性，表现出缺乏警醒，导致兰天蔚兵权丧失、张榕等被暗杀。
三是奉省革命党人没有，也不善于发动广大群众，致使革命成为脱离工农的少数人的空忙。奉省辛亥革命之前农村普遍爆发了反土地清丈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但没有为革命党所注意，更没有加以引导和组织，致使各地的群众斗争多是某地域的单打独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平均地权”着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没有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宣传。所以，至革命党人酝酿起义或举事之时，虽有青年学生、新军官兵、“马贼”等参加，但社会的多数成员还是不解或观望。革命党没有社会广泛的支持，其斗争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革命党人有悲壮的流血，但却缺少社会觉醒的准备。
四是奉省革命党人缺乏政治成熟度，缺乏组织领导能力。兰天蔚处事缺乏果断，在酝酿起义计划外泄的时候，省城保皇派的武装力量并不强大，兰之新军第二混成协仍具有数量的优势和地处省城的强势，但兰却放弃举事，只身出走。赵尔巽等已经在奉省多地开始捕杀、镇压革命党，但张榕仍能从容处之，既没有应变措施，也没有自保的办法，居然还和张作霖同桌共饮，以致最后喋血街头！加之，革命党尚有派别，“党人又各自为谋，步骤不一致”[37]，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终于在局势骤变后难以应对，几乎只能是各奔东西！
奉省辛亥革命运动从辽东支部成立到解体前后不过四年，运动的高潮从武昌首义以后酝酿奉省独立到张榕等革命党人被害也不过近四个月，然而辛亥革命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有进步意义的。
其一，辛亥革命之前奉省在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爱新觉罗氏的故里，是大清之源。历史上虽有过顺治年间的拓民开垦，但更长的岁月里则是以封禁为主。满族贵族以柳条边界设置山场、围场、牧场，圈占大片旗地、皇庄、官庄，设置盛京五部，这里等同于皇家的私苑。辛亥革命洪流激荡，使之刚刚设省四年的将军驻防之地不敢迎皇帝东归。辛亥革命使民国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纵使奉省迅即成为军阀崛起的巢穴，但张作霖等也不敢再搞帝制复辟。直至张作霖罹难皇姑屯仍然是保持着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称谓。
其二，辛亥革命传递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传递了一个社会形态必须发生变革的呼唤。这信念是对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大趋势的回应，这呼唤是对社会现代化的规律的理性认识。实际上，趋势难以抗拒，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辛亥之后，奉省政局又有起伏跌宕，但还是被张作霖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即使这样，奉系集团从维系统治的需要，从争霸全国的需要出发，也不断地开始现代军事工业的扩充，开始了城市规划、建设，开始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致有人误会张大帅时代沈阳大变化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某些改善。其实这不是张某人的恩赐，这是辛亥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使然。
其三，辛亥革命更加拉近了奉省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与南方各省的距离。革命时期，奉省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的重视，曾支持策划奉省起义，调动兰天蔚部组织北伐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等处登陆。同盟会总部曾派出宋教仁、林伯渠等到奉省建立辽东支部、策划“马贼”起义和清军反正，派出南方和关内的革命党人活动于奉省。革命后，奉省仍然成为各省有识之士关注的地方。当然，此时已没有推翻帝制的目标，但发展经济、营造奉天省城经济都会和文明都市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山西帮、河北帮、山东帮、江浙帮、广东帮等商人帮会成为奉天省城的商业巨擘，一些外省名流主掌图书馆、省立师范、政法学堂、方言学堂、讲武堂、东北大学的讲坛。无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客籍、外籍人士云集奉天省城带来了清新的文化教育的清丽之风、文明之风。奉省人民逐渐知道北京、上海，知道湖南、广东……在更频繁的交流中奉省更加开化了。
其四，辛亥革命以后，奉省民族融合加快，和谐成为主流。有清一代，满族是统治民族，旗人男丁也从降生起即享受到“人丁银”等多种优惠。然而广大汉族人民社会地位低下，虽然前清时期规定汉人必须迁出城内的规定逐渐有所松动，但汉族仍被限制居住在砖城与边墙之间，即所谓八关之地。官宦人家多以汉人为包衣（奴隶），后来改称奴婢、佣工、佃农（在农村），通俗地说，汉人只能答：“嗻！”辛亥革命扫荡了这种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奉省辛亥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满汉联合推翻帝制，所以在辛亥之后满族优越之势已失，但并未形成汉族压迫满族之势，而是满、汉、锡伯、蒙、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旗民交产更加普遍，满、汉、锡伯、蒙古族之间通婚已为常态。有出旗为民者，有隐瞒不报满族者，但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已淡化了民族身份，奉天省城面对现实，逐渐成为民族融合、和谐的东北都会。
辛亥革命100周年了，奉天省城已然被称为沈阳，辛亥革命对沈阳城市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实在。张榕、兰天蔚、宝琨更加为世人所熟悉，孙中山愈加受到世人敬仰。小北关荣光胡同已经成为对张榕故居地的地名纪念。北大营仍有第二混成协的遗址可寻，大东关恒知府胡同地名依然为人们熟悉，当年宝琨生活和遇难的宅邸依然有遗迹残存。孙中山铜像矗立在中山公园，其睿智的眼神正在关注着民族振兴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奉省辛亥革命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之一即是向往文明、追求卓越，沈阳这座城市并不缺少激情。当年为了民国共和，革命党人曾付出了血的代价、付出了生命的忠贞，历史不会忘记志士的大义凛然，城市成长更加需要变革和创新精神！
[1] 原载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4月，第301页。
[2] 《盛京时报》1907年1月5日。
[3]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22页。
[4]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23页。
[5] 《沈桐为遵饬查办凤凰厅垦务事给徐世昌的呈文》［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初五日］，载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6] 《沈桐为遵饬查办凤凰厅垦务事给徐世昌的呈文》［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初五日］，载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7]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三联书店，1957，第531～532页。
[8] 《关于宁远乡民围署抗捐警兵镇压的有关文件》［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初甲日］，载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9] 《王安中为镇压庄河潘永忠等聚众抗捐情形事给赵尔巽的禀文》［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二十日］，载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10] 《奉天省民政使为访查广东革命党人事给奉天府的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十六日］，载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公署档》。
[11] 《交涉司委派恽毓昌前往武汉等地密探革命党情况的札文》［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初二日］，载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司档》。
[12]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57～361页。
[13] 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第67页。
[14] 张本政：《辛亥革命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15] 张本政：《辛亥革命在东北的几个问题》，载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第188页。
[16] 王魁喜等：《辽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54页。
[17]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63，第562页。
[18]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三联书店，1957，第389页。
[19] 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1981，第143页。
[20] 冯群：《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载政协辽宁省委文史办《辽宁文史资料》第2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5。
[21]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63页。
[22]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3]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沈阳历史人物传略》下卷，第626页。
[24] 参见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沈阳历史人物传略》下卷，第599页及《大东区志》相关部分及笔者的踏查。
[25] 王毅夫：《张兆麟与〈醒时报〉》，载政协沈阳市委文史委《沈阳文史资料》第9辑，1985，第163页。
[26] 《顾人宜呈状》，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辽宁古籍出版社，1986，第96～98页。
[27]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12月1日。
[28]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12月1日。
[29]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64页。
[30] 张志强：《沈阳城市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第148页。
[31]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三联书店，1957，第397～398页。
[32] 孙克复：《“狐狸方去穴 桃偶已登场”——辛亥革命在辽宁的失败》，《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33]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97页。
[34]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四日。
[35]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三联书店，1957，第396页。
[36]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46页。
[37]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三联书店，1957，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