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奉天会战对中国人民的戕害[1]
1905年2月20日～3月10日发生的日俄奉天大会战，是沈阳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帝国主义者争夺东北、侵略中国的罪恶之战，是沈阳人民极其惨痛的经历。
一 会战的背景和经过
两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扑向中国，企图瓜分中国领土。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把中国东北地区攫为己有。189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后，沙俄即纠合德、法两国干涉，使日本未能独占辽东半岛。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沙俄军队于10月1日第一次占领奉天，东北地区尽入其手。同年11月8日，沙俄迫使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国驻兵盛京及其他各地，并将中国军队解散。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上沙俄与日、英、美的矛盾，1902年4月8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但后来，沙俄违约，拒不撤兵，并于1903年10月27日再度武装占领奉天城。1904年2月8日，日本发动了与沙俄争夺我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战争。同年5月，沙俄军队第三次占领奉天城。1905年1月1日，日军攻陷沙俄占领下的我国旅顺口后，俄军由南往北节节败退。当日军退近沈阳时，俄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在其命令中宣布“从此不再后退一步”[2]，日军则不断增加兵力，准备与俄军决战，以夺取奉天，进而控制整个东北。
奉天会战成为日俄战争中决定全局胜负的一战。奉天会战的战线遍及奉天四郊，东起马郡丹，往南经旧站、荒山子、陈相屯，再往西经吴家屯、孤家子、白塔、林盛堡、黑沟台、长滩，直至妈妈街，然后北转茨圩坨、四方台、潘建台、沙岭而向于洪、丁香屯、转弯桥，再向东至塔湾、三台子、陵堡子、二台子、榆林堡、英达、旧站、抚顺等地，构成了对沈阳的长达二百余里的包围圈。在作战行动上由南向北越沙河、浑河，直达蒲河。日军采取正面掩护，东侧佯攻，西侧突进的基本战略；俄军则一字摆开，全力守城。日鸭绿江军在1905年2月23日攻下抚顺清河城，威胁俄军左后翼；第三军却在隐蔽中迂回北上，在辽阳西北涉冰过浑河，出现在奉天西北。2月28日晚上10点半，日军总司令部发出命令：“自3月1日起，开始对奉天城的总攻击。”[3]至此，经过沙河、黑沟台两地决战之后，日军已准备好全面进攻。3月3日，俄军组织了几次反攻，展开白刃战，但俄军司令部战略指挥失误，误将主力东调，致使日军迂回成功，于3月7日完成了对奉天城的战术包围。
日军不断加速动作。西北方向，“7日晚，已进至转弯桥、造化屯、四台子”[4]一线。
东北方向，日军已达大洼、二台子地区，“9日午后一时刚过，日军已从东北方向进攻观音屯、妈妈坟”[5]等村。
西方，“1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分，日军攻李官堡、大路堡地区，并进至十里码头，西塔等地”[6]。
南方，“9日中午时分，日军已突破浑河防线”[7]，“苏家屯车站的俄军将车站自行焚毁”[8]。
1905年3月10日，日军在北陵、金家洼子、御花园攻击俄炮兵、骑兵，在北陵、三台子、西塔、大西门、小东门、大北门均有激烈战事，在十里码头、大南边门等处结束攻城战斗，日军开始在文官屯截击俄军。大山岩率日军从大南门进入奉天城[9]。日本取代沙俄，成为新的占领者。俄军向北撤去。
整个会战，日军动用步兵213个大队，骑兵57个中队，炮952门，战斗人员达249823人；俄军使用步兵306个大队，骑兵109个大队，炮1030门，战斗人员达30余万人[10]。
二 奉天会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危害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竟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腐败的清王朝既不防止战争的爆发，也不制止战火的蔓延，反而宣布“局外中立”，对日、俄侵略者完全屈服。
1904年5月下旬，沙俄外交部照会清政府，蛮横地宣称“奉天为军务重地，贵国将军大员及将弁兵丁等，人众繁杂，殊多不便，应亟令将军带同全城官弁等，暂避辽河以西”[11]。沙俄总督阿历克塞不断胁迫盛京将军增祺，要他带领城内所有中国人逃往城外，将城市全部让给俄军驻扎，要在日军到来之前先行全部占领奉天城。
当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时，虽曾提出“东三省城池、官衙、人民、财产，两国均不得稍有损伤”[12]的声明，但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拒绝，就是置之不理。沙俄外交部公然宣称：“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隅铁路所经，为运兵用兵要地，势难以为局外。”[13]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复照则强调其战争的目的：“乃为保守我应有之权势及利益而起。”[14]但在战争进行中，日、俄帝国主义根本不顾清政府关于辽河以西为中立区的声明，硬把战火燃遍辽河东、西两岸，强加给中国人民以深重的战争灾难。
在作战时，一方面，俄军有时伪装成清军与日军周旋，这样一则可以挑唆中、日直接冲突，二则也希图以诈取胜。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大批中国人被射杀。日军进至黄山屯南端时，发现村落间有清军一中队，疑系俄军伪装，特派人侦察，正在犹豫未决之时，“俄军从后以二个中队兵力一齐进攻”[15]，日军遂受挫。但不久，该村居民便遭到日军杀戮。另一方面，日军也同样使用狡诈的手段，假俄军之刀枪杀我人民。日军计划伏击俄军，“齐集精锐于尤家甸子，潜伏民家土墙内，俄兵不知，以为已退，遂不备，日军四面突袭俄军”[16]。两军交战，中国老百姓遭难。在长滩、肖寨门、沈旦堡等地都发生过这类惨事。
城南沙河畔的魏家楼子村，是会战的主战场之一，日、俄两军在此争夺七天七夜，村中的房舍多被炮火击毁，木板、房梁等被拆去构筑工事，两军又都来拉夫、抢粮，村中居民来不及走脱多被杀害。据笔者在该村调查，有张海等七人由于不甘为俄军役使而被活埋。笔者在与一位姓齐的同志交谈时，他曾忆述了其祖父由于不肯交出粮食，被俄军绑缚马尾拖成重残的惨事。
离奉天约十公里的一个村庄的群众，因为没有听从俄军征发粮食的命令，便被诬私通日人，俄军“立刻将七十人惨加杀戮”[17]。这样的悲剧不只是发生在个别的地方，而是“一个又一个村庄的居民被一扫而空，他们什么也不能拿出去”[18]。“除了破壁颓垣、孤立的墙架、悄然耸立的烟囱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19]
该次会战对奉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十分巨大。奉天曾经是后金两代帝王之都，加之交通便利，在会战之前仍有“陪都”的繁荣。城内有“钱铺44家，票庄13家，银号14处，栈号11处，丝房67家，布铺53家，烧锅33家，洋行12家……”[20]等百余种行业。俄军在据守城垣时，不但向店铺多方索要财物及酒、肉供给，还抢劫各种店铺。日军占领后，一千三百六十九户商店，被迫向日军“献纳，粮秣白银十万两”[21]。
据《奉天税务署档》档案记载，在战争中姚千户晋泉涌烧锅被俄兵蹂躏[22]，柳匠屯恒源涌烧锅被俄兵抢砸[23]，城内保安寺永泉长烧锅被俄兵蹂躏[24]，战后，奉天府尹给盛京将军的报告中记述：“日俄开衅以来商贾不通，省城地面百物短缺，贫民小户来食为艰。”[25]
从一份永增兴烧锅失单中，对侵略军之残暴可窥一斑：
被抢去骡马二十八匹，合钱五万六千吊；
被抢去大黄牛四条，合钱六千吊；
被抢去羌帖、银元，合钱一万四千吊；
被抢去肥猪二十六口，合钱四千六百吊；
被抢去烧酒四千五百罐，合钱四万五千吊；
被抢去红粮二百石，合钱一万六千吊；
被抢去粳米二十石，合钱五千吊；
被抢去稗子三十石，合钱一千五百吊；
被烧苏油一千五百斤，合钱二千二百五十吊；
被烧毁柜房九间，合钱一万八千吊；
被烧毁大酒箱十一座，合钱二万二千吊；
被烧毁酒曲房六间，合钱九千吊；
被烧毁仓房四座，合钱四千吊；
被烧毁铺垫等项约值，合钱三万吊；
计开东柜被抢去杂货等项，合钱二万一千吊；
以上通共合钱四十万零四百三十吊。
以上失单是见于档案[26]的记录，仅仅是十六家被毁烧锅中的一个例子罢了。俄兵千余名跳墙入院，赶打柜伙，“……砍伤柜伙，油浸柴草，纵火烧房”。[27]这就是多数商号的命运。
由于城内外皆成战地，整个经济完全破产，再加之“难民之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三万余人，无家可归，近于流殍”[28]，整个辽沈地区横遭侵略战争的祸害。不仅如此，浑河的水运事业在这次战争中也被扼杀了。
浑河的水运事业由来已久，历明、清两代，一直是辽沈地区下辽河出渤海赴津、登（州）、沪的通道。在铁路、公路尚未问世的情况下，通过浑河，可以将上游两岸的木材、山珍、皮货下驶外运，也可以运回杂货、绸缎、工具等。会战之时，水运商号中较有名声的五家——“利庆升”“永泉茂”“玉成福”“义集长”“广昌栈”共有大小船只五十余条。由于时值冬季，木船依例在骆驼圈子进坞过冬。俄军却以缺乏薪炭为名，将其全部“劈开作柴烧光”[29]。沿河船户无不遭此洗劫。
侵略军破坏沈阳经济的手段还表现在：他们为了掠夺军需物资或骗购财物，曾大量发行钞票。日本的军用票被称为“手票”，沙俄的军用票叫“羌帖”。日军“在我东北各地曾发行一亿九千万元，帝俄军用票发行数量颇巨，无法统计”。[30]日军“搜检甚严，有带银元者，辄以手票强易之……有携俄国羌帖者，轻则鞭楚，重则处死”[31]。而所有这些军用票都是不兑现的，战时用以掠取大量财物，战后即成废纸，中国老百姓把“羌帖”称为“枪帖”“墙帖”。据老沈阳回忆，当时用老毛子票子糊墙的人家时有所见。
侵略军利用会战毁坏城垣、盗窃文物、滥杀我国军民的罪行比比皆是，令人切齿。沙俄军总司令部设在城内，俄军占据各制高点，并把大炮架在城头，大炮发射时墙体时常震裂，掉砖落土。小西门附近的民房被占一百多间，门窗被拆或搭筑观察所，或被用做烧柴。日军攻城，则先用排炮猛轰城垣，轰毁了几座城楼、角楼，在西南城角炸开了大豁口，作为攻城的冲击点。1905年3月8日，俄军开始退却时洗劫了户部银行、奉天大学堂，还在故宫内搜寻财宝，挖地数尺。
南塔广慈寺是古城盛京的四座护城塔寺之一，建筑规模较大，是首先被侵略军强占并加以破坏的古迹之一。在俄军于该处固守时，寺院中的钟、鼓二亭被毁后，大殿也成了防御点，墙上掏枪眼，房瓦被揭掉开了瞭望孔，当中的喇嘛尽数被迫为俄军看马、筹粮。当日军突破五里河阵地之前，那里已中炮数发，待到交战于该地，则火光冲天，整座寺庙被火焰吞噬，除行将倾颓的南塔外，一切荡然[32]。
如果说南塔广慈寺地处前沿，在劫难逃，那么城北六十二里的寒坡岭古庙能否幸免呢？没有。不但庙中的泥像要受几刀挨几枪（寻找金银财宝），最后整座庙也被俄军付之一炬[33]。其他如城南白塔铺的白塔、陈相屯塔山上的古塔……都被疑为可能充作炮兵瞭望点而被轰毁！[34]
城内的文物被盗损的事更是频有发生。边城内的大法寺（即八王寺）占地广大，殿宇宏伟，古松苍郁，僧侣云集，正殿中的大佛相传可以与日本浅草的大佛相媲美。这座年代久远的古刹，后来曾为清代亲王阿济格的家庙。在浩劫中，这里曾作为俄军的军营、马厩及收容所。僧人的私有财物被抢光，大佛的金饰被剥净，门窗被劈烧火，古松被砍尽伐光，悠悠数百年的佛家圣地——大法寺不复存在了[35]。
据载，南塔广慈寺达喇嘛希拉布僧格、西塔达喇嘛特克什巴彦、实胜寺的达喇嘛得莫奇等都曾向盛京礼部呈文，控诉据守“实胜寺”的“俄兵将所占瓦房焚烧，并将寺前后古树焚作灰烬”[36]，还侮辱寺中喇嘛，逼索宝物等。
关外三陵中的二陵，即福陵（亦称东陵，努尔哈赤墓地）和昭陵（亦称北陵，皇太极墓地），均位于城垣之郊，虽迭经清政府呼吁要求予以保护，但日、俄两军并不理会。在二陵及周围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陵中古物多被损坏，守陵的清军及陵户中的百姓亦有被杀的情况。
在福陵，曾有满族老人福禄康阿挥泪斥俄兵的义举[37]；在昭陵，曾有“正兵高海山”[38]被俄军抢去枪马并被枪杀一案。俄军的骑兵以陵寝护城和松林为依托，从北、西两个方向力阻来攻的三个大队的日军，两军混战的结果是，寿命长达两百多年的古松被焚不少[39]，贵妃陵园等古建筑完全被炸平。“六品顶戴尚香人文衡等因战事在隆恩门奋身当先悍然不避，与玉林等同时遇害。”[40]
对于日、俄两军的残暴行径，中国人民无比愤慨，但是清政府地方官却不准人民反抗，竟然要“居民亦当严守中立，须仍各勤职业，慎毋有轻举暴动之事”。[41]然而，在炮火纷飞，侵略者多行不义的情况下，连清军士兵、官吏也和百姓一样不断地遭受杀害。
据“九月初三日北京电、新任奉天交涉局长孙宝琛方抵任，即为俄人杀害”[42]。“增将军于九月廿四日派部下高等兵官一名往沙河堡侦探两军举动，旋即被日本哨兵查出，将处以军律。”[43]
“二月初旬，奉天西路游击马队管带阮风翔及知县马某，奉派新民府公干，行至塔湾被日本卡兵拿问，旋由其身搜出俄国路照一张，日员指为俄军侦探枭首戮之。”[44]
又“日军到奉天稽查各局所公牍拘去候补道以下数人，有某都司被枪毙”[45]。就是盛京将军本人也险些被胁迫而走，“奉天俄军败退时命一将校率兵多名拥入将军署中，称奉库罗巴特金将军之命，请贵将军至城外”[46]。
其他，诸如“或征发我国人民使服劳役，或征收其器物，此为无可如何之事，我国人民且因此受有损失”[47]。至于日军“自建租界、强占国土，私筑铁路、私售货物不缴厘金，私设邮电”[48]等都是伴随着这次战争一起发生的。
日、俄帝国主义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厮杀，直接受害的却是中国人民。当时奉天全城人口不过“29652户，共177355人”[49]，而日、俄两国投入奉天会战的侵略军总数共达60万人之多。这见于档案或书刊的资料，远远没能记清当时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暴行，昏聩、腐朽的清政府卑躬屈膝、任人欺凌。当奉天会战尚在外围进行时，奉天将军增祺就捧着从故宫取出的“玉牒”，率领随从开小北门逃跑到义县县城，置广大人民于水火而不顾，因而使奉天城内秩序更乱，使侵略军更加恣意妄为。
面对凶残的敌人，在没有本国政府军队保护的情况下，中国百姓曾进行多次零星抵抗，一些爱国志士，如受孙中山革命影响的丁开璋在奉天成立了“抗俄铁血会”，张榕组织了“关东自卫军”，曾给侵略军以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任人宰割的民族气概。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两军陆战的最后一仗，是日本取代沙俄在我国东北南部侵略势力的转折点。16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参与下，背着清政府签订蹂躏中国主权的《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其在我国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同年12月22日，日本又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会谈东三省事宜正约》。清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的各种特权，在奉天、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并且“允将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建造的行军铁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开议奉天至新民屯铁路问题”[50]。这就是说，利用战争借口，日本非法强筑的安奉、新奉铁路“合法”了，它们将与“南满”路一起成为吮吸辽沈地区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吸血管。从此，日本侵略势力日益深入我国东北。
关于日俄战争的专著，图影资料不少，日、俄两国尤甚，但对奉天会战，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的劫掠之罪却不曾涉及或很少披露，这是本文写作的原因之一。
[1] 原载《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5期，《沈阳志通讯》1983年第5期。
[2] 《维特伯爵回忆录》，转引自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第193页引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100页。
[3] 园田一龟：《奉天史话》日文本。
[4] 沼田多稼藏：《日露陆战新史》日文本，原书局，1964，第161页。
[5]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第178页。
[6] 日本陆军参谋部编 《日露战史》日文本，第九卷，第655页。
[7] 沼田多稼藏：《日露陆战新史》日文本，第192页。
[8]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第177页。
[9] 参见园田一龟《史迹奉天》日文本，1942。
[10] 昭和十三年编《陆海军军事年鉴》日文本，第566页。
[11] 《留守为难》，《日俄战纪》1905年第4期。
[12]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民国23年（1934）。
[13]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民国23年（1934）。
[14]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民国23年（1934）。
[15]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16]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17] 《日俄战纪》1905年第15期。
[18]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史》（日译本）。
[19]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史》（日译本）。
[20] 日本外务省编 《南满洲に於ける商业》。
[21] 政协沈阳市文史委辽宁礼会科学院研究所合编 《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第6期。
[22]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9号。
[23]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60号。
[24]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61号。
[25]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3号。
[26]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1号。
[27]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1号。
[28] 《日俄战纪》1905年第15期。
[29] 《奉天通志》，第十函。
[30]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1] 《日俄战纪》1905年第10期。
[32] 《奉天通志》古迹及兵事节。
[33] 《沈阳县志》卷十三。
[34] 《奉天通志》古迹节。
[35] 《奉天通志》古迹节。
[36] 辽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7号。
[37] 《沈阳县志》人物节。
[38]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5号。
[39] 沼田多稼藏：《日露陆战新史》，原书局，1964。
[40]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税务署档》，第555号。
[41]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42]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43]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44]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45]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46] 《东方杂志》1905年第4期。
[47] 吕思勉：《日俄战争》。
[48] 支恒贵：《日本侵略满蒙史》。
[49] 日本外务省编 《南满洲に於ける商业》。
[5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十四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