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

1928年4月15日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写于1928年4月10日，载《文化批判》第4号，第1～12页。

文中充满诋毁：说鲁迅是“文坛上的老骑士”，已经“老态龙钟”，是“Don鲁迅”，曾有“一片神经错乱的‘呐喊’”（第2页）；他“狂吠”“无聊”“无知”“故意歪曲事实”（第3页）；“对革命运动是白痴”（第4页）；“同风车格斗的Don Quixote”，“鲁迅不能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第5页）；“头脑错乱”，“王婆骂街”（第6页）；“我们这勇敢的骑士原来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第8页）；“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罗列搭利亚特的意识斗争，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氾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第11页）

所以，鲁迅：

“对于布鲁乔亚氾是一个良好的代言人，

“对于普罗列搭利亚是一个罪恶的煽动家！”（第12页）

关键词：李初梨 鲁迅是中国的唐·吉诃德，是布尔乔亚忠实的看家狗

1928年4月15日

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写于1928年3月25日，载《文化批判》第4号，第52～58页。

本文的小标题是：“一、看吧，胁迫于幻影的病人的精神错乱！二、醉眼中的朦胧，毕竟是朦胧的醉眼！三、看吧，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

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缩入绍兴酒坛中”，“依旧讲趣味”（第53页）；玩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把戏。

关键词：冯乃超：鲁迅玩的是人道主义的把戏

1928年4月15日

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载《文化批判》第4号，第57～64页。

鲁迅到底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文艺也是意德沃罗基的一部门，要尽它应尽的义务，它应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因而应是武器的艺术。”（第62页）

创造社“战取了唯物的辩证法”，“获得了阶级意识”。（第60页）

写于1928年4月10日的《编辑杂记》说：

“初梨和乃超的论文，彻底地暴露了鲁迅底朦胧的毒舌之来源与去向，读者在此当能明了一切中间派的人物，任他们在口头上如何地花言巧语，本质上只是演着反动的煽动的任务。彭康的论文更把鲁迅底无智暴露无遗。我们对于鲁迅这人，本无什么恶感，不过他的似是而非的议论，不但混淆听闻，而且还是一部分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底思想之典型，所以，我们不惜浪费精神，决然地应了他的挑战，发表这三篇克服他的议论的文章。”（第161～162页）

关键词：彭康：“除掉”鲁迅、“克服他” 鲁迅以其“朦胧的毒舌”、花言巧语地在本质上演着反动的煽动的任务 无产阶级文艺是武器的艺术 创造社已经“战取了唯物辩证法”

1928年4月15日

朱镜我《关于精神的生产底一考察》，载《文化批判》第4号（第13～28页）

李铁声译《辩证法的唯物论》（续。第29～51页）

四、社会科学内底历史的解释

五、矛盾底见地与历史发达底矛盾

六、飞跃的变化论及社会科学内底革命的变化论

马公越译《最近国际政治形势》（续。第65～83页，未完）

洪涛译《什么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第84～100页）

关键词：朱镜我、李铁声、冯乃超、洪涛 社会科学论文

1928年4月15日

《文化批判》第4号发表的创作有：

君淦《狱中诗两首》（第101～106页）：《吊死者》（1928年3月7日于狱中），《叛徒的呼声》（1928年3月8日于狱中）。

白石《弟兄！这会儿不许优容》（诗，第107～108页）

菀尔《趋上前》（诗，第108～111页）

龚冰庐《悲剧的武士》（小说，第112～122页）

方玮德《二十生辰》（诗，第138～140页）

吴乃立《这不是我们的世界》（诗，1928年3月21日于南京中大。第140～142页）

龙秀《鲁迅的闲趣》（杂文，1928年4月4日于香港。第142～143页）。此文最后说：“只可惜，鲁迅先生此举未免‘张脉奋兴’得太厉害了，有伤半点‘闲趣’的气概（慨）。我在‘醉眼’的朦胧里，看见一个‘老人，名流，学士，大师，权威者，落伍者，开到（倒）车者’的老（恼？）羞成怒的脸孔了。”（第143页）

《编辑杂记》说：

“冰庐的《裁判》是整个暴露的作品的好例，他的粗厚的笔触恰巧配称他的奔放的反抗情热。本期的《悲剧的武士》略有逊色，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征服了他的冷静的客观态度，然而冲动的反抗心毕竟是没有理性的盲动，个人主义的色彩很浓厚，这是希望作者去克服的。

“乃超的戏剧第一场稍显散漫，第二场也觉无力，但是作者的企图在把警察署化为Caricature，这也是一种暴露的手段。不过乃超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总脱不了观念的地方，（第一期的一幕剧最甚），这一点他当会努力克服的。”（第162页）

关键词：龚冰庐的小说笔触粗厚，冯乃超的戏剧人物观念化

1928年4月15日

另境的短文《文学的历史任务——建设多数文学》，载《文化批判》第4号《读者底战垒》专栏，第131～133页。

文章提出“多数文学”的口号。

文章说：“文学的新的阶梯已经开展着，它跟政治一般地已到历史任务的爆发期，它已不是文人舞文弄墨的工具，而是急迫的剧烈的政治煽动者；它已不是贵族式的中等阶级的专有品，而是大多数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情绪的传达者了。”（第131页）

“这样，劳动者既因学历上与工作上的限制，无法能致力于文学的创造，小有产的闲空阶级却又不能负起这文学新阶梯的任务，中国多数文学的创造，在此不就生出了严重的问题。其实问题倒不是人才，而是这般人才从何处来？因为多数文学的建设，正不必一定是多数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正不必一定是无产阶级一样，他只要是实地体觉到中国新文学的出路，文学分野的任务，文学内涵的意义，他就可以有资格努力追求多数文学创造的条件了。

“有了上述多数文学作家的资格，但他还不能成为一个多数文学的创造者，而只是多数文学的同情者，一个多数文学的创造者，他有更刻苦的条件，不仅在了解文学的出路，而且应该了解政治的出路，不仅了解文学分野的任务，同时要了解社会阶级分化的意义，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多数文学的创造者，同时应该是一个多数政治的实行者！”（第132页）

作者解释多数文学：“多数文学的意义是握了多数政治的理论替多数政治宣传，替多数政治做煽动者，这样一个多数文学的作家如果他自己没有实地去体会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情绪，虽然他理论如何明白而他的作品一定只是狂喊浮薄失去鼓动力量的。所以总括一句，一个多数文学的作家，同时须是一个革命的行动者，在他革命的行动当中才能由实感而写出含有多量煽动性的伟大的多数文学作品！”（第133页）

关键词：孔另境提出多数文学的口号

1928年4月15日

君淦《狱中诗两首》，载《文化批判》第4号。

这两首诗写得都颇有真情实感，尤其是前一首《吊死者》。同狱的战友牺牲了，后继者自然有着“无限凄绝的情怀”和“无限的敬仰的热情”。

编者在本期的《编辑杂记》中盛赞：“在革命文学的旷野得君淦的诗稿，这是我们的一个喜悦。富于生活力的，而且对于无气力的感伤主义或躲避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的咏叹的诗坛投以炸弹的诗歌，是我们要求的一种。听惯甜美的喁喁私语的人，或许讨厌这种有力气的怒号，然而我们以衷心的喜悦介绍君淦的作品，并希望他能源源送稿来。”

关键词：颇有真情实感的狱中诗，有力气的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