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孙先科^[1]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巨大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开始，加之在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翻云覆雨，“十七年”文学的发生语境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解释作品发表以后被反复修改的“无定稿现象”。基于相似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普及的需要，“十七年”文学作品不仅被反复修改，而且被反复“改编”——以戏剧、电影、电视、戏曲、曲艺、连环画、插图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对原作不断地“重述”。而长篇小说具有巨大的生活容量，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与语境有更复杂的关联；且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长，过程艰难，定型化程度高；就形态学特征而言，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敞开性、未完结性。因此，长篇小说也具有更大的修改、改编的可能与必要。事实的确如此，“十七年”的长篇小说的修改、改编不仅十分普遍、规模巨大，而且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文艺现象。

基于上述原因，在2007年我以“经典与经典的‘重述’——‘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及其历史阐释”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并得到资助，奎林是此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在设计课题时，我的主要想法是以“重述”作为切入点，将二度、三度创作与初文本相比照，以文献为基础进行文本阐释和历史阐释。考虑到可行性，我选择了有代表性的12部长篇小说，而“重述”形式也主要考虑的是影视改编。

这种将文献考校、文本阐释与历史阐释结合起来的思路显然非常吻合奎林的学术兴趣，他不仅承担了课题中的部分内容，而且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他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以《“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为题提交答辩，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这部书稿就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集中、精炼、提高的成果。

尽管全书是承续上文提到的那一课题而来，但目前的这一书稿比最初的设计是有所突破的，放到“十七年”文学研究序列中是有创新性的。依我之意有下列几点。

第一，标题中的“文艺化大众”是这部书稿的一个关键词，尽管书稿中直接涉及它的文字并不多，作者也未对它作详细的知识考古与辩白，但它却标指出作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基本的逻辑判断，即一个“故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创作者遵从意识形态的导引，通过“通俗化”的改写、改编完成对大众的“训化”。“重述”现象之所以频繁地发生，它不是偶然地、单一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主流意识形态、作者与读者共同“合谋”完成的一场文学盛宴。这一思路比单一的称赞或指责都更加接近实际。

第二，“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显然就是对文艺如何“化大众”的路径与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作者将长篇战争小说的版本修改、艺术改编及传播推广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场域进行知识考古和社会历史分析，研究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发生的历史动因及其与革命伦理变革的复杂博弈关系。这一研究思路是颇为新颖的，也显示了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

第三，在资料的搜集、梳理方面下了大功夫，尤其是在曲艺、戏曲、连环画的改编方面用力甚勤，搜罗到了丰富的资料，对于“化大众”的研究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撑，显示了作者扎实的资料爬梳与分析能力。与目前学界涉及此论题时多以电影、电视剧为支撑材料相比，又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分量的突破。

文本发生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论域，既涉及历史的复杂性也涉及理论的复杂性；文体与文类之间的转换可做历史研究，又不能不涉及理论与美学问题。对于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来说，进入如此复杂的学术领域是难免出现粗疏、遗漏和偏误的。希望奎林在日益精进的同时，也祈望同行师友示误指瑕！

是为序。

2013年10月1日

[1] 作者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