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潮州思想文化、梅州思想文化、罗浮山思想文化、桂林思想文化及海南思想文化述略
苍梧文化与韶州文化是岭南早期比较突出的文化板块，在这两大板块崛起之时，岭南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在平衡发展。有关广府文化的发展容后补叙，这里先看岭南东部与岭南西部文化，其结成板块的思想文化主要有潮州思想文化、梅州思想文化、罗浮山思想文化、桂林思想文化及海南思想文化等。
（一）潮州思想文化、梅州思想文化与罗浮山思想文化板块
岭南东部的思想文化主要是韩江流域与东江流域的思想文化，其中，处于韩江东溪的潮州思想文化及处于程江的梅州思想文化因分别属于潮汕方言区与客家方言区而别具特色。而处于东江流域循州（后属惠州）的思想文化也有较丰硕的历史成果，特别是罗浮山的道教文化与佛家文化在历史上比较兴盛，曾经产生不少文化名人，故而亦可大书一笔。
韩江流域思想文化的主要特色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在于“姓韩”。赵朴初《访韩文公祠口占》中说：“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潮州不仅有韩江、韩山，整个思想文化也都有着浓郁的韩愈式的儒学色彩，这就是“姓韩”所包括的思想内蕴了。韩江流域的思想文化本来就有佛、道因素，早在唐代，潮州地区就有开元寺、灵山寺等著名的佛寺，也有惠照、大颠等名僧。大颠曾与韩愈来往，据冼玉清在《广东释道著述考》所说，大颠曾经注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见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四十二套第一册，可见其历史影响不小。而韩愈出任潮州刺史后，潮州思想文化风气则有所变化，在不废佛、道的同时更以儒风为主。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在论及赵德时引苏轼语曰：“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赵德的学识广博，其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宗孔学、排异端，由于他的儒生风范，故被后人誉为“潮学者之所宗”，列为潮汕“前八贤”之首。延及明、清，由“前八贤”又影响到以翁方达等人为首的“后八贤”，则韩愈对潮州思想文化的贡献可想而知。北宋期间，潮州海阳王大宝以抗金直谏而有臣名，他著有《周易证义》及《诗、书、易解》等著作，颇得易学经旨，也列入了“前八贤”之中。潮汕地区的思想文化有重商、重礼仪的倾向，但古代相关的著作不多，到了近现代之后，由于岭南文化走向世界，潮汕思想文化也产生了重大的质变，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韩江水系的支脉有程江、梅江等，在这个客家人聚集的区域中产生了梅州思想文化。梅州思想文化的大力开发大致在唐代，早在唐代咸通年间，惭愧禅师就在阴那山创建了灵光寺[5]，而从唐宋至明清在梅州地区都代有人才，其中之突出者如清代著名的诗人宋湘、著名的史学家吴兰修以及近代的黄遵宪、胡曦与丘逢甲等。
宋湘是乾嘉时代著名的诗人，有《红杏山房集》等著作。《清史列传》对他的评论是：“湘负绝人姿，又肆力于古，为文章醇而后肆。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6]宋湘的诗歌纵横烂漫，不拘一格，多有豪壮之势，雄直之气，如他的《大江》诗：
东诸侯长朝天子，百谷王门走大江。
天起风云扶气力，地开吴楚出旂幢。
无愁儿女沙淘尽，有恨英雄浪打降。
谁奏铜弦铁绰板，万山明月入船窗。
此诗出自他的《红杏山房诗钞南行草》，是他出守云南途经长江所作。此诗怀古感怀，叠用典故而令人浑然不觉，其意境阔大，气势逼人，末联直将思古之心融入无尽的月色之中，令人喟叹，也令人遐想，颇有情韵。宋湘的诗集中又有《汉书摘咏》五十五首，还有《后汉书摘咏》六十八首，以诗的形式评论了汉代历史人物近一百六十人，还有《说诗八首》等多首论诗绝句，如此活用诗歌形式表达思想意趣，这在古代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诗风直接影响了近代的梅州诗人，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与宋湘大约同时的梅州诗人还有吴兰修。吴兰修善词，其《桐花阁词》蜚声词坛。陆以湉曾评论道：“《桐花阁词》清空婉约，情味俱佳，可谓岭南词家巨擘。”[7]可见其词名之大。除了文学之外，吴兰修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他著有史学著作多种，而其中《南汉纪》是一部力作。是以南汉五代国主为线索撰写的一部编年史，该书考察详尽，辨析明细，清代著名学者李兆洛曾为之作序，序文说：“其为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诸家可废。”这一评价，道尽了作者的苦心，也说出了著作的价值。
进入近代之后，西学东渐也对梅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梅州地区也产生了不少有识之士，如黄遵宪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大力提倡科学，振兴教育。丁日昌积极兴办洋务，致力于实业，这都显示了时代的新气象。而此期梅州文化最为突出的成就当是文学，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嘉应三大诗人胡曦、黄遵宪和丘逢甲。
胡曦精于文史。有《湛此心斋诗集》《湛此心斋文集》及《兴宁图志》等著作多种。他的最大特点是对客家乡土文化的弘扬，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县志里史的搜集、整理、评说、议论，更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胡曦写诗兼工诸体，而他最擅长的是他的山歌体。胡曦有《莺花海》诗四卷，其中的作品绝类山歌。又曾编写《兴宁竹枝杂咏》一百首，他的诗歌创作不仅弘扬了客家文化，其创作倾向昭示了当时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对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巨子，既是著名的诗论家，也是卓越的诗人。在诗歌理论上，黄遵宪用进化的眼光看待诗歌的发展，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所谓诗外“有事”，强调的是诗歌与特定的社会生活体验相关。基于这一思想，他十分强调诗歌创作要“阅世”，要“知今”，他的《感怀》诗曰：“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强调的正是诗歌创作要联系现实，要反映生活。而所谓诗中“有人”，强调的则是诗中“有我”。这种诗中“有我”的思想重在表现自我，彰显个性，这一思想当然不是始于黄遵宪，明清的性灵派如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枚强调“著我”都具有这一性质。但黄遵宪的重我之论自有他的特色，那就是和当时的诗界革命紧密相关。这一思想有两个追求目标：一是强调创作自由，二是主张言文合一。只看他在《杂感》诗中的两句名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已经把诗界革命的这两大目标包容其中了。除了对诗歌“有事”的社会生活内容及“有我”的思想内容的要求之外，黄遵宪在诗歌语言形式上也提出了要求，这就是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的：“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在这个提法中，既包含了以文为诗的意思，也包含了叠用奇偶，以奇驭偶的意思，这一要求显然是出于叙事述史，表现自我的需要而提出的，与他说的诗中“有事”“有人”的观点紧密关联。
黄遵宪诗歌创作题材广泛，众体兼善。他的诗歌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乡谣短歌都各得其妙。他的长篇诗歌完全可以称为诗史，其诗作或记载民族的灾难与耻辱，或歌颂反击外夷侵略的英雄豪杰，或宣扬西方的先进文化、新鲜事物，或描绘异域的奇异风俗，瑰丽风光。而他的小诗则无论是言志表心的律绝体，还是抒发枌榆乡情的山歌体，都自有一番韵味。其多样化的诗歌风格以至于在此很难用举隅的方法作具体的评介，仅录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明其梗概，一曰：“近世诗人能镕铸新理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二曰：“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这些评论是深知黄遵宪者。
丘逢甲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传世。他的诗作以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为主调，有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饮冰室诗话》说：“邱沧海其亦天下健者矣……得不谓诗界革命一钜子耶？”这也是肯綮之论。
在粤东区域，东江流域的思想文化也有不少的成果。如东莞的陈琏、祁顺的文学，东莞林光、陈建的儒学，惠阳叶春及的史学，在岭南思想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东莞是广东诗歌氛围最浓郁的地区之一，早在宋元之际，在这里就产生了一批东莞籍的诗人，仅陈永正先生《岭南文学史》所载就有刘宗、刘继、李用、李春叟、陈纪、何文季、张迓衡、蔡郁、袁玧、袁瑨、殷彦卓、许国泰等十余人[8]。
明代之后，这里诗社迭出不穷。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说：“明兴，东莞有凤台、南园二诗社，其诗颇得源流之正。琴轩陈公琏，尝为《宝安诗录》，自宋元以至于国初。其后祁方伯顺，赠损为《前集》；自琴轩至方伯时，为《后集》。”又说：“吾粤诸邑，惟东莞诗有合集。”在这些说法中，我们一来可以看到东莞诗歌风气之盛，二来可以看到陈琏、祁顺在岭南诗史中的地位。陈琏善诗，曾以《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颂以及《铙歌鼓吹曲》献上而获取功名，其古体诗颇为雄健。而他主要的贡献是和祁顺编出了《宝安诗录》，从而大致确立了“岭南诗派”的名分。祁顺在《宝安诗录序》[9]中说道：
吾宝安诗人为岭南称首，盖岭南诗派也。唐以前志逸莫稽，及宋及元诸家相继，皆不失于源流之正。迨入国朝，气化丕隆，人才益众。其出而用世者，咸能铺张太平，咏歌帝载。而闾居巷处之士，讴吟风化，陶遣性情，在在见之。百十年来，声诗洋溢，复有结凤台、南园二社以大肆其鸣者，于是岭南诗派益大而远噫盛哉。
祁顺的贡献主要是首次提出了“岭南诗派”这一说法，这段话主要是赞颂东莞（即“宝安”）的诗学传统，而在这一传统的凝聚之中，陈琏、祁顺是功不可没的。陈琏除了重视诗学之外，还编撰了《东莞县志》《罗浮志》，其中的《罗浮志》一书材料翔实，是研究罗浮山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后来的真逸又作了增补，宋广业又编成《罗浮山志会编》，皆以陈琏的《罗浮志》为本。
林光和陈建则是儒学的代表。林光是白沙高足，在陈白沙诸弟子中以他见道最深。他重视“自得”，《明儒学案》则记载他的说法：“所谓闻道者，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闲也。”[10]这种观点与陈白沙之论是十分接近的。所以他也讲求“立诚”，重视“体认”。其创意虽然不多，但在强化并推广江门之学中他也是有贡献的。陈建的儒学思想主要在他的《学蔀通辨》中得到体现。所谓“蔀”指的是弊障，他认为佛学之于儒学已是一蔀，而朱熹援佛入儒又是一蔀，至于时人对于儒学的曲解又是一蔀。他的辨析对于把握儒家义理颇具启发性。
至于其他方面，叶春及在史学方面是有贡献的，他曾修《肇庆府志》二十二卷、《惠安政书》十二篇、《顺德县志》十卷、《永安县志》二卷。这些史学著作，择例颇精，评骘得当，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在粤东地带，除了韩江流域、东江流域的文化之外，罗浮山思想文化其价值也颇为突出，罗浮山地处广州与循州（惠州）之间，但它本身有着独立的地位。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就有道教名山和佛教名山，葛洪曾在此炼丹，慧远也曾仰慕此洞天福地而意欲前往，可见其声名之大。有关这里的道观、佛寺，旧说是“九观十八寺”，但笔者在《岭南禅文化》中据陈琏、真逸《增补罗浮志》一书做过大略统计，其佛教大寺小庵有近三十所，道教宫、观也有十余所，可见宗教文化在这里极为兴盛。
罗浮山文化的卓越代表是葛洪、白玉蟾，他们二人分别属于外丹道教与内丹道教派系，其思想不仅影响了岭南，也影响了中国。
葛洪祖籍江苏句容，他虽然不是岭南人，但他24～36岁期间撰写、修改《抱朴子》，正是他居留在罗浮山修道的时期，故把《抱朴子》视为岭南思想文化论著亦无不可。葛洪的思想儒道互补，有关他的儒家思想前面已论及，这里再补叙他的论道哲学思想。
葛洪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秦汉以后新道家及外丹道教的代表，葛洪虽然也重视儒家，但他仍把“道”放在第一位。在《明本篇》中他说过：“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又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曰：“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义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他认为在各种社会思想中，唯道家思想为先、为本，这一宗道的立场是很明确的。第二，他以“玄”作为宇宙本体。在《畅玄篇》中他说：“玄者，自然者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眇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这一说法显然继承了老子视“玄之又玄”为“众妙之门”的思想。在他那里，“玄”有时又可称为“一”。在《内篇·地真》中他说：“道起于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这里说的“一”来自老子，评说者或视为物质性的元气，或视为某种宇宙精神。而笔者以为，其所谓“玄”或“一”更倚重于元气，这种观念支撑着他的整个养生哲学，是其修道的一个理论基础。第三，是他的“形神”观。在魏晋南北朝，“形神”观是与“有无”观、“言意”观及“自然与名教”观并列的一个哲学命题。而葛洪从他的养生思想出发也特别关注“有无”观与“形神”观，其《内篇·至理》中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从这个说法来看，他所持的观点是“贵无”论、“重神”论，这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如王弼的“贵无”论，慧远的“重神”论大旨相同。但葛洪的思想又有他的特异性，这首先在于他是把作为宇宙本体的“有无”论与作为生命本体的“形神”论连接在一起考察的，这样，他论“形神”就有了更宏阔的哲学基础；其次是他虽然立“无”、立“神”为本，但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有”、否定“形”，故他紧接着上引文字说：“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水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火之于烛，烛靡则火不居矣。”在这段话中，“无”则有待于“有”，“神”则有待于“形”了。从这些观点来看，葛洪论道哲学的这些思想代表着当时玄学中的一派思想，是有相当价值的。
葛洪不仅有其论道哲学，而且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思想家。首先，他重视文章的功用，在《应嘲》篇中，他强调“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反对那种“著书者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的写作倾向。他重视文章著述，对于子书尤为重视。在《尚博》篇中他认为“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著作“虽津途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即有助于教化。在本篇中他还批判了那种视文章为德行之“余事”的观点，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在《博喻》篇中他还进一步分辨了德行与文章的差异，认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这些说法重质而不废文，与孔子的文质观大体一致。葛洪还有一个突出的文学思想就是他的文学进化观，在《钧世》篇中他反对“贵远贱近”的文学观，认为文章是因时而由简朴趋于繁复的，即所谓“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把文学的发展归结为时代与社会的演进规律使然，这种看法无疑是可取的。
罗浮山的道教人物还有白玉蟾，白玉蟾又名葛长庚，南宋人，祖籍闽清，出生于海南琼山，但他学道于罗浮山，并长期在罗浮山游道，故可视为罗浮山思想文化的代表。白玉蟾其术业本于内丹道教，但也通晓外丹道教。他有著作多种，其主要有《海琼白玉蟾先生文集》四十卷、《重刻白真人集》十卷以及《海琼问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等，皆为后人所编。其中最为精妙的是收入《重刻白真人集》中的《道德宝章》（即《蟾仙解老》）。《道德宝章》有跋云：“是编为真人白玉蟾所释，离章析句，稍加笺注，不费辞而理得。因知玄解者，不假言诠，读者尚于言外荐取。”又跋曰：“蟾仙解老，就老氏本文，稍为隐括下一转语，大类禅旨，觉此中无言语凑泊处，其于伯阳可谓千古神遇，金针莫度者矣。”白玉蟾亦善诗，其诗作雄博瑰奇，有羽流诗的本色。
（二）桂林思想文化板块
唐宋期间岭南西部的思想文化依然绵延不绝，这一时期虽然已无苍梧郡其名，但原来苍梧郡所属的地区其思想文化仍高度活跃。如前面说的慧能就来自新州，石头希迁则是端州高要人，尽管他结庵于衡山，但受戒于罗浮山，并长期在岭南活动。他著有《参同契》，主张“参同”“回互”，强调即事而真，理事圆融，对禅宗中的曹洞、云门、法眼诸宗影响较大。除此之外，其他如端州李大性著《典故辨疑》，在考据学方面也有较大价值。到了明清，粤西地区仍然有不少的文人，如明代列于“后七子”的高要梁有誉也有一定的影响。除了广东西部之外，广西东北部而今属桂林、梧州、柳州、贺州、钦州等地也是文化名人辈出。这一带秦朝时属桂林郡，汉魏时属郁林郡，唐时则属于桂州。为了统一说法，这里采用最早的说法，称之为桂林思想文化板块。桂林思想文化板块的代表人物很多，自中唐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之后，晚唐诗人有临桂的曹唐、阳朔的曹邺，宋代的名僧有桂林的景淳、滕州的契嵩等。从这些文化名人的文化取向来看，一是好诗，二是喜禅，这一取向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很明显。
就诗而论，曹唐、曹邺与景淳都有诗名。据王仲镛《唐诗纪事》说，曹唐初为道士，后为使府从事，他著有百余篇《游仙诗》，虽得“鬼诗”的讥评，但“属对清切”，自具特色。而同据《唐诗纪事》所说，曹邺曾任洋州刺史，“能文，有特操”。他的诗歌质实，且多有讽喻之意。二曹的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
在桂林诗人中，桂林景淳在诗歌及诗论方面都有成就。景淳是元丰初桂林僧，谢启昆所修《广西通志》之《列传》二十二中有他的本传，传曰：“景淳，桂人，规模渊源出于（文）与可。……淳诗意艰深，不可遽解。如‘夜色中旬后，虚堂坐几更。隔溪猿不叫，当槛月初生’，又‘后夜客来稀，幽斋独掩扉。月中无傍立，草际一萤飞’之类。”从所引诗句来看，景淳之诗实属纯粹的禅境，于寂、空、了之中透现出一种灵动之气，其功底不浅。
景淳还有诗论著作《诗评》传世。《诗评》论诗重在“缘情蓄意”，他说：“缘情蓄意，诗之要旨也。”所谓“缘情”这本于陆机的“缘情”说，但出于一位诗僧之口，倒也别具一番意味。而所谓“蓄意”也就是含蓄。《诗评》中说：“诗之言为意之壳，如人间果实，厥状未坏者，外壳而内肉也；如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皆不可见，使天下人不知诗者，视至灰劫，但见其言，不知其意，斯为妙也。”这段话凸显了诗歌意象言表意里、言此意彼的艺术特征，与后来严羽论“兴趣”如水月镜像之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桂林思想文化板块有着浓郁的佛教因素，除了名僧迭出之外，桂林地区至今还保留了不少的摩崖佛像。在桂林西山一带，有大小佛像数十龛，其中最早的是位于观音峰、立于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的阿閦佛像，此外，在伏波山还珠洞以及石鱼峰均有毗卢遮那佛像，在叠彩山风洞口也有唐宋期间的佛像。在桂东北这一文化板块中，僧名最著者莫过于滕州镡津的契嵩，契嵩是宋代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诚如前述，他论道重在援儒入佛，以儒论佛。但作为一名云门禅僧，他也依然是唯心是求的。他的《广原教》开宗明义地提出“惟心之谓道，阐道之谓教”的观点，把整个佛教纳入“治心”的范畴之中，他还进一步说：“心乎，大哉至哉矣！幽过乎鬼神，明过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贯乎邻虚。”这和慧能说的“心含万法是大”在本质上一致。除了论道之外，契嵩曾勘定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名位，并修改正定，编出了契嵩本《坛经》，这就奠定了他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契嵩亦能诗，王士祯《居易录》说他“其诗亦多秀句”，这大抵是不错的。
在明清时期，在桂东北这一思想文化板块中产生了卓越的文学家冯敏昌。何曰愈《退庵诗话》卷十二说：“吾粤诗自三家而后风雅迭兴，而必推冯鱼山为最。”又说：“其诗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诸家而自辟面目。生平遍游五岳，皆造巅题其崖壁，凡名山大川云烟变灭、波涛起伏之状盘薄胸次而注于笔端，浑浑浩浩，包孕万象，巍然为岭南一大宗。”这一评论大体符合实际。冯敏昌的艺术特色在于“大”，其诗作往往是大境界、大气势、大手笔，给人以开阔豪壮之感。如他的《望岱宗》：“岱宗有神灵，尊为五岳独。真气所融结，万物感不肃。日月照其顶，齐鲁卫其足。十八盘冥冥，何人夜中宿。”又如他的《崧台》：“天水茫茫合，牂牁千里来。苍然留远影，晚色下山隈。缥缈城钟出，嵯峨羚峡开。长风吹不及，人立古崧台。”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都有很厚的功力。只是因其“大”，有时难免失于“粗”。但总体来说，他的诗作在岭南是自具特色，颇具风格的。
（三）海南思想文化板块
海南古称珠崖，开发得比较晚。唐相李德裕贬官崖州时，海南基本上是蛮荒之地。苏轼贬官儋州给海南带来求学习儒的风气，但此期的思想文化成果依然不多。及至明朝朱元璋设立琼州府的建置，海南思想文化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正如丘浚在《南冥奇甸赋》的序文中所说：“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风俗淳美，贤才汇兴，无以异乎神州赤县之间。”所说“奇甸”指“海甸”即今海口地区，可见到了明代，除了中部黎族居住区，海南的思想文化已经较为发达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批思想家与文学家。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丘濬、海瑞、邢宥、钟芳等人。
丘濬是海南思想文化的卓越代表，他撰有《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有《丘文庄公诗文集》等著作。其《大学衍义补》为补正真德秀《大学衍义》而作，此书广采经、史、子、集，而有一己之真知灼见，曾产生很大的历史影响。弘治年间，明孝宗对此书曾有一个批答，说“卿所撰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11]，这一评价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在这部著作中，丘濬把《大学》“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内容概括为“修己治人”，所谓“修己”主要指前六项，而“治人”则偏重于后两项。而他所重点补正的正是“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在《进大学衍义补奏》一文中，他把这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分为十二目，这分别是“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治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御夷狄”“成功化”，对此作了完备的论述，其中的主要精神就是巩固政治，振兴经济，注重教化，加强军事，尽管他的这些看法没有摆脱传统儒家的政治观，但他对国家体制建设的系统思考和全面论证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开了岭南后来的政治家如洪仁玕、康有为、孙中山国家建构思想的先河，对他的这一历史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丘濬的经济思想也十分丰富，在《愿丰轩记》一文中，他说过“凡天下户口、边举、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十分留意国计民生。他注重财富，在《大学衍义补》中他强调理财，并把财富分为“国财”与“民财”，认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主张“安富于民”“藏富于民”，这一注重民间财富的思想，在当时颇具进步意义。他对财富的论述尽管不及西方亚当·斯密的《原富论》那样全面和深刻，但处在15世纪的中国能意识到财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确是颇有眼光的。
丘濬能诗善文，诗风清新自然，这和他的诗论主张一致，其《与友人论诗绝句》[12]云：“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强调写诗应该平易自然，言文合一，这和他务实的人生态度完全相通。
海瑞是海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他有文名，与丘濬、邢宥、钟芳等人并列为海南四才子，后人辑为《海瑞集》。他也是岭南著名的教育家，屈大均曾将他列为广东六大教育家之首，并肯定他刚直清廉的风骨与气节，屈氏在《学语》中评论道：“吾粤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谕南平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规乡愿忠信廉洁之。以孔子刚者之辩，孟子不见诸侯之守，日与诸生讲明。相见拜揖外，不许将一物为贽。”又在《事语》中说：“若海公瑞清刚正直，又为琼之特出者。”这里说的“琼之特出者”实有深意，琼州文士大都刚直有节，屈大均《事语》有“琼人无事元者”条目，可见海南人重气节已成传统。及至明朝，如《粤大记》所述，则称丘濬“刚直”，其致仕而归，“唯有图书数万卷”。又说邢宥“秉性廉介”，并引丘濬语称其“介而有执，直而不肆”。还说邢宥不谋私利，“守志犹嫠妇”。而海瑞在清廉刚直方面比起这些海南名士更为突出，《粤大记》评论说：“公意主于斥贪墨，抑豪强，革浮奢、厘宿弊，出入舆从甚简，风裁凛若，奸宄肃然。”他被百姓称为“海青天”，他的不少事迹被后世文人编成了海瑞剧，其中的海瑞斗严嵩，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虽有增饰，但大体还是符合人物原型的。所以，海瑞尽管没有很突出的学术思想，但他的行为风范处处显示了孔子“政者正也”的伦理政治精神，成为文士之楷模，人臣之懿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