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理论、实践、制度三种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精神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这就是在批判中去发现、在揭露和剖析中去预测，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变化和发展中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多次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只限于西欧。如果有人要把这种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9]。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走法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列宁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理，在俄国也不同于中国，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德国人威纳尔·桑巴特在其著作《德意志社会主义》中曾提出问题：“何谓德意志社会主义？”他认为，“不应当把他当作德意志人的社会主义讲”，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必须量身定做”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启迪。
尽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理解众说纷纭，但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和思想范式，其意蕴是可以界定、明晰的，它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蕴涵理论（旗帜和理论体系）、道路（发展道路）和制度（制度模式）的综合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方法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发展经验，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是“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模式”则是“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说“道路”属于“主义”层面的东西，“模式”则属于形式和方法层面的东西，“经验”则属于理论结晶层面的东西。“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道路”“理论”“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发展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理念。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这方面，马龙闪、邹东涛、李佐军、俞可平等多有论断。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层面看，“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本身就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其中必然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丰富内容。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绝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解决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如何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制度三种形态上，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吴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理论意义上的和发展道路上的两个含义：作为理论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总称；作为发展道路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突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作为社会制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作为体制或发展模式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作为发展道路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基础性组成部分[40]。他认为，我们需要在整体性的视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而不能作割裂或分立式的理解。“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和体制；第三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41]。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有的研究者指出，社会主义存在四种形态，即理论学说、社会运动、基本制度和价值体系。他们根据“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之原则，把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目标与途径的认识概括为“四次认同”：第一次认同表现为在民族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孙中山、李大钊）；第二次认同表现为在国家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毛泽东）；第三次认同表现为在执政党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邓小平）；第四次认同表现为在人民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形态，构建起从社会和谐到深层次的社会公正与普遍幸福的核心价值观[42]。北京市社科联研究员马仲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个概念的中心词是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刘书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它既是一条道路，又是一个理论体系，也是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这三大概念都是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它既是道路，又是理论，又是旗帜。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43]。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反映人民心、中国情、世界观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可以说，这是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主流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成就作了一个科学、深刻而又精辟的概括，这对于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有意义。自从胡锦涛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三个形态：一个是实践形态，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理论形态，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是制度形态，就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十八大报告的核心和灵魂。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它称为“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锐意进取，奋力开拓，最大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体上是内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的基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得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统一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概括“制度”“道路”“理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就是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凝聚力量。中共十八大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进一步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一重大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44]。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这面精神旗帜；1945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思想政治和理论建设上的最大成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进步、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中国国情”中土生土长、面向世界和未来、指引中国成功发展和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改革开放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奋斗中开拓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事关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中国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时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曾走过一段曲折的路。但是，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实现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又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这条道路的内涵。十八大报告对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作了经典性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具体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一个发展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基本特征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基本路线是总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总体布局是基本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展开；发展目标是宏伟蓝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努力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我们绝不能走被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能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只能坚决地走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奋力开拓的，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不断拓宽的道路，这是一条能够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0多年的慷慨悲歌、凤凰涅槃，一个甲子的筚路蓝缕、艰辛探索，30多年的柳暗花明、沧桑巨变，验证了一个科学的论断，熔铸成一条坚定的信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45]。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其本身就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发展，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当代概括和科学揭示。“中国模式”走向成功的奥秘归根结底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坚持并不断发展的执政兴国的价值理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相互衔接、相互贯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这个理论体系的“进”[46]。有人分析认为：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47]。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伟大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范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放思想；换言之：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的鲜明品格：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得知，如果说“当代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特征，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质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一般包括四个不同层次的内容[48]：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核心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崭新的基本理论。这一整套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理论表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科学和谐发展、逐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立和形成、改革开放时期逐步丰富和完善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点和优势；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理论体系”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二者绘就了美好蓝图。有了制度，才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发展佳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根本政治前提，它决定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中国模式”在内涵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的总结。因此说，成功的中国发展模式，其核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制度的集中概括和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个制度模式；既是一面旗帜，又是当代实践；既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制度文明模式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和道路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路的宝贵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实质就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经过不断的、反复的实验，能够推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人民普遍幸福、国力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整套改革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构架，是中国式发展的旗帜、道路、理念、模式。从发展道路和经验的角度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也称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三者的认识维度不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只是在考察角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着眼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社会发展，更便于人们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从世界视野考察我国的现代化。“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的联系在于：两者的精神实质都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的区别在于：“中国模式”呈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概念，透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横断面；“中国道路”呈现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间概念，透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剖面。新制度模式的核心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
[1] 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278页。
[2]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0～31页。
[4] 〔法〕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8页。
[5] 泰勒：《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70页。
[6]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储复耘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67～168页。
[7]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第18页。
[8]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7～8页。
[9] 成思危：《制度创新改革的核心》，《读书》2008年第10期。
[10] 〔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77页。
[11]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4页。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10页。
[13] 薛晓源，陈宗则：《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6页。
[14]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0、225页。
[15] 贺培育：《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3页。
[17]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
[18] 车洪波等：《中国当代制度文化建设》，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第6页。
[19] 李艳丽：《政治亚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140、177页。
[20] 曹沛霖：《制度纵横谈》，人民出版社，2005。
[21] 吕元礼等著：《鱼尾狮的政治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22] 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48页。
[23] 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6页。
[24] 许倬云：《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40页。
[25]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33～834页。
[26] 凌斌：《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读书》2009年第1期，第3页。
[27]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16页。
[28]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29] 〔瑞士〕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0] 〔英〕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页。
[31]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2] 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210页。
[33]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第195页。
[34] 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35页。
[35] 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143页。
[36] 曹沛霖：《制度纵横谈》，人民出版社，2005，第193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79页。
[38]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1页。
[40] 吴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第8～9页。
[41] 吴波：《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和内涵》，《光明日报》2010年11月9日。
[42] 程伟礼、戴雪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学林出版社，2009，第2～4页。
[43]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求是》2008年4月1日。
[4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45] 秋石：《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人民日报》2009年5月1日。
[46] 严书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有声有色》，人民网“人民政协”，2009-04-01。
[47]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认识和体会》，《求是》2008年4月1日。
[48] 赵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光明日报》2008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