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批判（代序）
——由《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到《封建经济政治概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012年初夏，恰逢6月1日儿童节，我们聚会于北京香山，庆贺马克垚教授八十华诞，讨论马先生的新作《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以及他对封建社会的系统研究。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远眺山色蔚然深秀。在会议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同仁暨海内外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学者数十人，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就中西古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这部论文集是诸位与会同仁的心血结晶，也代表了大家对马先生卓越学术成就的敬意。作为马先生的学生，我们也借此机会向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不仅感谢他多年的教诲，也感谢他在做人和做学问上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一
美国著名的早期近代历史学者詹姆士·马尔登曾经这样评论马克垚教授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将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他们对中世纪欧洲农业的理解”，还会促使他们反思“城市和市民在近代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1]
马克垚教授是继承和发扬光大北京大学历史学科悠久、深厚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
他长期从事对欧洲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深入研究，在透彻把握西方学术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源流和中国传统历史学问的基础上，分析了丰富的外国和中国历史文献，以中文和外文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解读封建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文和专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古代史和社会经济史学者在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也在国际史学界讨论封建社会历史的论坛上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向世界展示了北京大学史学研究的实力和风采。
马克垚教授早年师从著名学者齐思和教授，具备扎实的国学素养，掌握多种外国语，继承了北大历史学者学贯中西的优良传统。在对欧洲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他独具创意的文本解读突破了以往中外学者惯用的一系列陈旧概念和思维范式，逐步建立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对封建社会所做的大量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社会经济史的中心位置，另一些学者则片面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特点。马克垚教授对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全新的突破。他提出，对经济制度的考察固然不能离开对经济事实的梳理，但是也不能脱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法权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中所包含的“超经济强制”因素要比近现代社会更加突出。正如对西欧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不能脱离与罗马法和封建法等法律传统的对话，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经济活动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密切关联。马先生基于上述方法和理论对中外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制度所进行的创新研究，不仅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也给中国学者对古代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崭新的视野。
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 马先生的代表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2001年再版）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多个层面，梳理和批判了西方学者和苏联东欧国家学者的一些不准确概念，在此基础上就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提出的许多见解超越了学术界以往的成就。对封君封臣制度、封建法庭和庄园法庭这些法制史上的问题，学术界过去一般是与封建经济割裂开来进行考察的，而在马先生的思想和著述中，法权和经济生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得益于这种科学的、富有创意的研究路径，他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不仅澄清了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许多概念，而且对庄园制度、农奴和自由农民身份、农村公社性质和城市市民地位等一系列关乎封建社会性质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条分缕析的讨论和总结；不仅对西欧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再认识，也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研究者在理论和方法上重新构造了语境。他本人对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高度重视和好评。[2]
西欧和中国古代宪政研究 马先生对封建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整体考察在他的另一代表作《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整合。他指出，西方学者传统上对中世纪王权偏重法律形态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权运作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从而夸大了西欧王权的疲弱性，甚至错误地高估中世纪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议会的民主性；而中国学者对封建君权运行中君王受到各种因素和制度制衡的复杂问题，又往往低估，过于突出君权的强大，不准确地使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概念。马先生的古代宪政研究综合了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又具备历史学者精微细致的特色。[3]
比较史学的探索 与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不同，比较史学还是相对不成熟的学科。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马先生是学术界最主要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被誉为“中世纪比较研究的中国权威学者”。[4]他对中外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不仅解答了封建社会分期、专制主义君权等中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重大问题，而且微观地剖析了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和文化问题。在突破“西欧中心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旧思维范式和重新建构世界历史观这一热点问题上，晚近西方学者强调东方文明重要历史地位的观点，在马克垚教授的封建社会综合比较研究中早已得到系统的阐述。[5]
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 比较研究是马先生研究世界诸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他的研究在整体上包括对世界范围内封建主义的理论总结。马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他对中外封建社会具体制度和问题的精细深入研究，以及相关学术方法的探讨，在宏观的理论建设层面上，他在研究中所建构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理论——也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瞩目的重要学术理论。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也体现在他对世界历史新的整体认识上。马先生所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展示了中国学者突破“欧洲中心论”、重视文明间交流和文明多元发展的新世界历史观。[6]
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 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国内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马先生的坚持和努力，在过去一段时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和历史学系图书馆采购了《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基督教作者文集（拉丁文编）》（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和《基督教作者文集（希腊文编）》（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Graeca）等主要西方古史文献，以及大量其他的相关学术书刊，使世界古代史的资料和研究条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他指导的研究生数量不算很多，但质量上乘，他们大多已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优秀人才，推动中国世界中古史研究向世界史坛高峰进军。经过马先生多年的精心培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的学科队伍建设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中古拉丁语、西欧中古社会经济史和政治法律制度史、中古西欧基督教会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古代东方历史等领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中青年学者都在国内处于领先的地位。马克垚教授不仅在继续深化他的封建社会研究，而且在他的指导下，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在这些中青年学者的学术工作和成果中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得到继承和发展，开始引导他们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他还在各个方面关心支持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的工作，为世界古代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谈论封建传统多年，批判不可谓不激烈，然而囿于现实的需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屏蔽了我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马克垚教授《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在学界影响很大，让后学获益匪浅，原因就在于先生对中西史实严谨求实的分析，对理论概念和思想观点清楚的阐释，毫无做作之言和惊人之语，而是于平实之中把封建主义的面目揭示得明明白白。封建主义以及封建主义传统与现代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在批评所谓“封建传统”时究竟是在谈论什么？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对封建主义有一个平实、接近准确和有实际操作性的看法。《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是马先生的新作，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建设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部著作同时也提出了对封建主义传统进行系统批判的一种思维路径，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寓意。
“封建主义”这一词语的由来与演变是马先生很早就注意到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以往所做的工作帮助学界同仁梳理清楚了复杂的“封建”概念（参见《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8章）。先生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由经济基础入手分析社会整体的结构和阶级关系，包括政治文化和法律传统。这里首先涉及对学说史的把握和批评。马先生多年前就注意到19世纪德国史学，特别是德国的法制史学家，对封建制度研究的贡献，指出他们所建立的一系列概念对人们认识西欧封建制度的重要意义，譬如农村公社问题的提出（参见《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6章）。在《封建经济政治概论》里，他进一步讨论了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中世纪和近代学者对封建主义的看法。即便到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封建制度理解的核心仍然是封君封臣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法律和政治体制。然而，正如马克·布洛赫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的，以封君封臣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主义最终还是需要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语境中来认识。所以马先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所理解的封建社会概念不仅为人们分析中世纪西欧社会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也为人们探索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古代社会结构开阔了思路，有助于人们认识不同地区在中古时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封建社会的研究需要由法律和制度史的研究扩展为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中包含了比较研究和封建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基本运行规律的研究。
学界和世人对中古时期封建制度的认知始终受到当代观念的重大影响。正如马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及的，近代和现代经济学理论构成了人们观察和描述中古封建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他已经注意到人口因素以及新人口论在中世纪经济和社会研究中的意义。《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在探索封建经济原理的时候注意到了诺斯、罗斯托的观点，特别提到了库拉和波拉尼等经济学家对前工业化社会发展特点的探索。马先生不仅注意到分析封建社会问题可以借鉴现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边际主义、制度经济学，而且指出这些现代理论在中古社会研究中的局限性。他进一步提出自己研究封建经济原理的重大设想，认为学者需要重新审视一些中古史研究中的关键范式，譬如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管制经济和短缺经济、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等，由此也就必须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地主经济和超经济强制等具体问题（参见《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第2～4章）。
马克思对超经济强制有着鞭辟入里的看法，马克垚教授对封建经济的独到剖析也在很大程度上以此为核心，透露出他对农民境遇的深切关怀和对封建剥削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指出，中古西欧庄园的典型要素为劳役地租，所以“提出了封建主对耕作者人身强制的必要性，因而在庄园上存在着控制农民的各种权力，同时这种权力也往往体现为直接剥削的权力”。这种“牢固的超经济强制”使得地主能够“取得农奴的无偿劳动，不大计算生产的效益”。马先生在《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中所讨论的不再是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而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在这本书中，他对超经济强制的看法又有所调整，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宽广的语境中，分析到西欧之外的俄国、印度和中国古代的情况，由界定超经济强制的法律和经济意义上升到讨论农民对地主实际上的多种依附关系，指出超经济的强制依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于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马先生的研究提醒学者们对超经济强制的具体方式和不同表现形态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构筑于封建经济关系之上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当然也有其政治和文化的层面，它们也是马先生构筑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第10章以及其后各章，《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的讨论重点实质上转向专制主义文化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学界习惯于使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来描述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政治。这一概念究竟在表达什么，其实大家并不清楚。中国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究竟应该如何清楚地进行界定？马先生在《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的后半部分，从法律、王权和专制主义文化这几个方面，运用中西历史比较的思路，对封建社会政治做了新的审视和总结。譬如“王在法下”的问题（第10章）。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欧洲的国王低于法律，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即所谓“王在法下”，而东方和中国的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超越法律的限制。马先生不赞成这种对中西政治文化简约的看法。他追溯了这一看法在思想史上的渊源，指出要注意王权研究中的细节，尤其是政府的实际运作，从而辩证地分析君主政治的理论和实际。中国古代皇帝权力一贯强大，与此相应的是法律所具有的地位不高，皇帝可以“越过法律的规定处理问题，他的地位高于法律”。但是中国古代的礼和法等行为规范对帝王并不是毫无约束。先生举出汉代和唐代的不少案例，证明皇帝也要遵守法律；也注意到唐代狄仁杰的说法，即皇帝可以立法，也可以更改，在按照既定程序更改法律之前，皇帝也需要遵守自己订立的法律。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对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不再是笼统和模糊的概括，如简单描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是首先去除一些不合史实的说法，认为并不存在“帝王为所欲为、以人民为奴隶的专制主义”，指出“这一看法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是西方人在对东方不了解、歧视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第13章）。马先生然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的几个关键的方面，认为对专制主义的认识和批判要与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深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一是中国历史上的“公天下论”，即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如果暴君违背天理人伦，人民可以起来推翻他。所以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西方式的宪政民主的思想，却有根深蒂固的“造反有理”意识。当然，这未必是对现代社会和民主有益的传统。二是中国古代长期有“家天下”的制度。君臣关系中皇帝受到大臣的制衡，而且一般情况下君主会遵守制度运行的约束，但是君臣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官员逐渐变成皇帝的臣仆和奴才。最后，马先生提出要注意区分“个人独裁的专制主义和专制主义政体”，认为这“仍然是历史学科的一大课题”。《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对封建政治的讨论具有很明显的开放性，欲言又止，指示着作者正在进行的思考和研究。
若能把封建传统分析得清楚透彻和明明白白，我们也就知道该做什么来改良我们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今天觉得五四时期学人对封建传统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和清晰，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当然不是去否定他们的批判，而是做出更加透彻、犀利和系统的封建主义批判。《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不仅是学术界研究中古社会的一项突出成绩，也为我们这个时代呼唤的封建主义批判迈出了沉稳坚实的一步。在五四运动9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必须是深刻细致的，而不是肤浅粗略的。《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三
这部文集期望展示在世界古代史尤其是世界中古史研究领域，马克垚教授的学生和同行做出的一些成绩，所以涉及中外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国别史研究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索，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与马先生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封建经济政治概论》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我们很多人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学习和研究都是从研读马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开始的。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与会的各位学界同仁大多与马先生交往有年矣。有些学者数十年前在北大即为马先生弟子，或者在早年即因种种机缘求教于先生，或与先生在北大和其他学术教育场合共事多年。先生之为人，以真诚卓著，从无粉饰虚假之言，对学生和青年学者不独倾力提携，也恳切指出大家的弱点和不足。因其恳切，先生的教诲从不伤人，而是激励学生发现和重视自己的不足，努力设法进步。每当学生有所进步，先生鼓励之际，从无居功自傲的世俗之态；而每当学生遭遇困难和困境，先生却不独问寒问暖，同时也刻意体察体恤晚辈的种种心情，满怀深仁厚义君子之闵。
马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及成绩也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孜孜不倦、不遗余力，文章焕然夺目、富有创见，却毫无自满和故步自封之做作。先生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毫无道学气息和教条主义的弊端，对古今中外历史能够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点评，建立自成体系的历史理论框架，却始终保持开放和不断深入的心态，不以自己的成就作为再度前进的障碍，反而以自己的不断前进来激励我们后学一起把世界中古史的研究做好。古人云，圣贤“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在这三方面，先生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马先生正在写作的下一部著作是对于封建社会政权与专制主义文化的专门研究。我们期待马先生对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做出新的解释，期盼先生更多新作的诞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
[1] James Muldoon，“Review on Asian and European Feudalism in Comparative History by Ma Keyao”，World History Bulletin 9（1992/1993），pp.37-38.
[2] 见马克垚教授相关著述《应如何理解西欧封建化问题》《从小农经济说到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论小农经济》《论地主经济》《西欧封建城市初论》等。
[3] 马克垚教授相关著述《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世界历史（中古部分）》等。
[4] Leif Littrup，“Introduction，”Asian and European Feudalism by Ma Keyao（Copenhagan：East Asian Institute，University of Copenhagen，1990），pp.5-6.
[5] 马克垚教授相关著述《亚欧封建社会比较研究》英文本、《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主编）等。
[6] 见马克垚教授相关著述《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从比较中探索封建社会运动的规律》、《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论农业社会的世界史体系》、《世界文明史》（三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