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消退与中古史研究的“认同性危机”
李隆国[1]
在古代、中古和现代的历史三分体系中，作为两大辉煌时代的中间时期，中古部分（公元500～1500年）曾经被西方学者视为千年黑暗时代，是处在古代衰亡之后和现代复兴之前的晦暗期。“基督教原则与蛮族迷信相结合，产生了暴力、虔诚和愚昧的荒唐混合物，并长期令罗马教会蒙羞，是为中古时代之特征。”[2]19世纪以来，中古史逐渐自后向前获得光明，仅前500年（约公元500～1000年）保留着“黑暗时代”的称号。但是近年来，这最后的黑暗领地也开始华丽转身，从“衰亡”与“黑暗”的双重变奏中得到解放，被认为是奠定现代欧洲的“漫长黎明时期”。[3]
随着“黑暗时代”的消退，与之相伴随的中古史的整体性，也随之消解，中古史是否能继续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分期概念，备受挑战。这里姑且称之为中古史研究的“认同性危机”。2005年，在一本中古史研究入门教材中，作者布尔在强调中古时代的多样性之后，认为最好是取消“中古”和“中古的”之类的概念，只是不得不安于现状，继续使用这些词汇，用以指代公元500～1500年间的历史。[4]激进者如霍莱斯特，则直接主张废除这一学术划分。[5]这就对中古史家提出了如何重构中古史研究的“认同性”的挑战。
本文拟通过梳理有关“黑暗的中古时代”的学术话语演变，说明中古史如何分期分批地逐渐走出“黑暗”的历程，并借助于以马克垚教授为代表的中国中古史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克服中古史碎化之后的认同性危机的可能途径。文章第一部分将15～18世纪的三百年当做一个分析单位。自人文主义者开始，中经宗教改革家，最终在启蒙哲学家之手，形成了所谓的“广义”的黑暗中古时代。第二部分讨论19世纪初专业化中古史研究兴起之后，中古史学家围绕这一话语，与现代史家（尤其是文艺复兴史家、宗教改革史家和启蒙运动史家）和古代史家（主要是罗马史家）分别展开争夺。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古史家与文艺复兴史家的交锋。至20世纪初，公元1000～1500年基本上消除了黑暗基调，“黑暗时代”的地盘仅余此前的五百年，是为“狭义”的黑暗中古时期。文章的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最近几十年“早期中古”也最终“脱黑”的学术发展，指出在学术视野和关照范围不断拓展的前提下，专业化研究带来的历史碎化导致中古史整体性的缺失，产生认同性危机。文章最后回到中国，简单梳理中国中古史家使用“中古黑暗时代”的情况，并说明可资中古史家重新获得“认同性”的可能性。
一 “广义”的黑暗中古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通过复兴古典文化，纯洁拉丁语，提高艺术水准，赞美尘世生活，期盼和开创新时代。他们花大力气收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作品，整理出版，利用印刷术加以推广；尤其是从北方“蛮族”手中抢救古典作家的手稿。在他们看来，蛮族修士们将这些古典瑰宝关押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储藏室中，他们的使命就是发现它们，扫除层积的灰尘，加以复制，使之重见天日。如波吉奥所言：“从蛮族的牢笼中拯救宝藏。”[6]在复兴古典文化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从美学的高度，他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既不如辉煌的古典时代，也比不上即将来临的新时代，相形之下，显得灰暗，属于中间期，即所谓“中古”（medium aevum，类似词汇还有media aetas，media antiquitas，medium saeculum，media tempestas，media saecula，media tempora）。因此，作为历史时代概念的“中古”诞生伊始，就烙上了浓厚的“黑暗”色彩。
一般认为，最早将“中古”与即将来临的美好时代进行对比的，是意大利作家皮特拉克。“我应该晚生，因为那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在我们这个中古期，你会看见丑恶横行。”[7]此后，不少人文主义者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洛伦佐·瓦拉在论证《君士坦丁赠与》文书为伪造物的时候，一项重要证据就是作者那粗鄙的拉丁文。“你想说什么，或者你要表达什么，畜生？在我看来，这种话是向壁虚构者所为，而非伟大的君王君士坦丁。”[8]15世纪初，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昂多写作《意大利光彩》一书的时候，就系统地表达了这种中经衰败而今复兴的观念。他说，在教父时代之后，意大利的作家就几乎不会什么文章修辞之学了，皮特拉克率先复兴了拉丁诗歌艺术和优雅，此后乔万尼·马尔帕吉尼第一次带回雄辩术，并形象地称之为“在长期流亡之后如此繁荣”。[9]不仅如此，在作品的序言中，他也表达了历史写作的类似发展历程。
16世纪的意大利艺匠瓦萨里从艺术史的角度，依据由原始到完美的艺术史循环理论，最为系统地提出了从繁荣到衰落再到复兴的艺术史演化进程。在他看来，由于基督教兴起与蛮族入侵，繁荣的古典艺术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衰落，并于8世纪左右跌至谷底；到13世纪之后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从建筑开始，艺术逐渐模仿古代，走上复兴之路，至16世纪臻于顶峰。“艺术早在哥特人及其他蛮族大举入侵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而这些蛮人，不但摧毁了一切美好艺术，也摧毁了意大利……但是，这些最美好艺术最危险和最恶毒的敌人则是新生基督教徒的狂热情绪……伦巴第人统治意大利之前、统治期间及之后，艺术每况愈下，直至衰落的谷底……1250年后，人们开始懂得如何区分好坏，开始抛弃旧有的风格，满腔热忱地模仿古代的风格。”直到他的师父米开朗琪罗手中，臻于完美。[10]
人文主义者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同时，也复兴了古代与现代之争。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瓦萨里相信历史循环论，反对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变只能是逐渐变坏、不断地处于衰败之中的历史衰败论。诚如法国学者让·博丹在反击历史衰败论时所言：“由于某些天才的努力，技艺发展，然后维持一段时间，在老境时陷入衰弱，最终灭亡，由于战乱落入持久的晦暗之中。这或者是因为盛极而衰，或者是上帝惩罚那些用发明来害人者。”[11]博丹认为，任何时代都无法穷尽自然的奥秘。因此，各时代能够在特定方面有所贡献。在他看来，此前一千年虽然文学式微，但是另一方面，中古圣王查理曼的武力强过亚历山大，圣路易的虔诚前无古人。因此，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到，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从布鲁尼（Leonard Bruni）到后来的马基雅维里，他们都将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发展，视为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成长的历史。另一方面，当他们从自由与民主的角度来考察政治史的时候，认为在罗马共和国被帝国取代后，存在一个衰落期，到当代逐渐复兴，使得诸城市共和国走向繁荣昌盛。因此，人文主义史学家或多或少有些中间期的观念，但普遍没有使用“中古”作为历史分期，这里的中间期还不是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历史时期，而是从公元前后罗马共和国灭亡开始。而且他们的历史写作，属于俗史（Secular History）的范畴，而俗史写作还不是当时历史写作的主流作品，并不能动摇由神职人员控制的主流史学——圣史，即教会史。在教会史观中，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一直流传有绪，不仅不是黑暗的，而且还因为知晓得救的真理，与此前黑暗的异教时代迥然有别。人文主义者虽然多批判教会组织的腐败，但是，对于中古天主教优于古代异教，基本上未加置疑。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使得情形大变。改革派史学家们要证明使徒时代之后的天主教会是偏离了“正道”的教会组织，通过整理史料，重述圣史，从教会史的角度将罗马教皇领导的天主教会贬得一团漆黑，甚至认为教皇就是“敌基督者”。他们认为，教会初期还是使徒教会，大约五百年之后，随着教皇勾结世俗权力，教皇制度形成，借助于世俗权力，控制信徒，教会堕落。转折点出现于教皇卜尼法斯三世与皇帝傅卡斯勾结（607年）之时。有些更为激进的派别采取了更早的断限，认为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教会就开始与世俗政权勾结，形成教会史的转折点。[12]在他们眼中，自以为代表光明的罗马教会，其实是黑暗的代名词，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利用宗教推行愚民政策，普通信徒丧失得救的自由，教会史沦落为黑暗时期。从而从圣史的角度将这一历史时期与黑暗联系起来。
宗教改革史家也采取了三明治式的教会史观，认为中古天主教会是使徒教会与新教教会之间的堕落期。在他们眼中，中古教会史，就是被天主教会当作异端加以残酷镇压的新教先驱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抗争史。弗拉基乌（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1520-1575）组织一批学者编订有名的《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es），从新教宣传的角度，揭露了教皇制度的黑暗史。而有名的法国学者克里斯潘（Jean Crespin，约1520～1572）的《殉道史》（History of the Martyrs）、英国作家约翰·福格斯（John Foxe，1516-1587）的《殉道者列传》（Acts and Monuments）则从殉道者的角度，赞颂了新教先驱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血泪控诉天主教会的黑暗。[13]约翰·福格斯说：“与异教徒不同，教皇的教会用刀剑武装起来，搅扰和糟蹋上帝的教会达数个世纪，在历史上，这一时代与‘黑暗时代’最为贴切了。”[14]
17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在伽利略、威廉·哈维和弗兰西斯·培根等人的引领下，现代人开始明确提出，人的理解能力是知识的源泉，因此直面自然，勇敢创新，挑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盖伦、托勒密等权威人士，以及经院哲学。如威廉·哈维所言“并不忠诚于古代的贤者”，[15]而是开拓新路，获得新知，如培根所言“开辟新路”，“古人所未曾尝试，所未曾知晓的”。[16]在这种背景下，古代与现代之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曾经作为新理论的历史循环论，逐渐为历史进步论所取代。如培根提出要与古人较量。而今科学昌明，心堂敞亮，此前因为无知而陷入黑暗，几成流行话语。但是，今与昔的强烈对比所彰显的是二分法，反而模糊了历史三分法。当时流行的分期还是古代与现代之二分，罗马帝国晚期之后就属于现代了，在此之前的历史则属于古代。1724年，英王乔治一世在剑桥大学设立“国王现代史讲座教授”，包括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历史。二分法模糊了中古作为黑暗的中间期的味道。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古”这个时代术语和“黑暗时代”的说法，也出现了“黑暗的中古”和“中古的黑暗”等提法。据艾德尔曼对“中古”辞源的总结性调查，在18世纪之前，拉丁语和法语中的“中古”或者以形容词为主，表达无知的意思；或者作为标定时间的名词，类似于今天的用法。[17]通过检索“早期英文在线数据库”（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和“十八世纪在线数据库”（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中古作家”是最常用的表述，与“古代作家”相对使用。作为形容词，自然有贬义。直到1688年，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开始用“中古”作为历史断代术语，续接《古代简史》（Historiae Antiquae Breviarium）涵盖自君士坦丁大帝迁都（约330年）至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1453年）之间的历史，是“中古”一词最早用作书名的开始。他说：“我们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帝国确定为中古史的界限，其史不完善而简陋。”[18]他所使用的中古还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帝国而言的，中心是君士坦丁堡。后来流行的中古概念，却是以欧洲的西半部为中心的，关注日耳曼蛮族。
随着启蒙运动兴起，“中古”正式成为历史分期，黑暗是其特征。启蒙主义者利用新的哲学假定，整合此前的学术成果；超越圣史与俗史之分，打着“科学历史学”的大旗；超越散乱的历史事件，用理性而非信仰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总结“人类自我意识成熟”的历史规律。虽然他们也很少使用中古这个历史分期，但明确地表示存在一个千年的黑暗期。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蛮族入侵，为了控制蛮族，天主教推行愚民政策，使得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的历史与“黑暗”全面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为“黑暗时期”或晦暗时代，[19]以“无知”与“野蛮”为主要特征，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法国大学者伏尔泰提供了经典性表述：“当我们从罗马帝国的历史转向把罗马帝国弄得四分五裂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时，我们犹如一个旅行者走出一座美丽的城市，进入荆棘丛生的不毛之地……优美的拉丁语被20种蛮族土语所取代；明智的法律荡然无存，野蛮的风俗习惯流行；竞技场和圆形剧场换成了茅屋；大道到处布满一洼洼死水；人们失去了理性，沉迷于荒唐卑怯的迷信行为；整个欧洲直至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这种腐化堕落状态中，只是经历了可怕的动乱，才得到解脱。”[20]
在英语世界，爱德华·吉本写作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七卷，将这一时期定格为“衰亡史”，并将其经典性地定位为基督教的兴起与蛮族的胜利。吉本还是从南方文化的角度着眼，站在罗马帝国的立场上来思考，以基督教帝国从而以拜占庭史为重心。而苏格兰大历史学家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即从北欧出发，以蛮族（现代诸民族）为核心，提供了关于中古时代的经典论述。他以为蛮族入侵带来大破坏，蛮族军队所经之处，烧杀抢掠，沿途血迹斑斑，过去之后荒原一片。6世纪末略微恢复平静之后，新的政府、法律、行为方式、服饰、语言和新名称开始出现，虽然进展还不明显。但是，无序的晦暗中孕育着秩序的种子，封建制度形成。这种制度有利于对外，而不利于内部秩序和社会稳定，导致社会无序，腐败丛生，软弱无力，直到11世纪。其间虽然有查理曼天纵奇才，也只能暂时统一。所有的知识和文化，几乎全部消失，基督教也变成了不自由的迷信。但是，“当混乱达到一定程度，社会要么毁灭，要么开始改革”。11世纪末开始消除野蛮，引入秩序，社会改善。十字军东征，一致对外，见识东方文化，意大利诸邦经营商业，缓慢地展现出积极效果。在西欧内部，城市兴起，代议制形成，农奴解放，王权成长，法治建立，骑士精神形成，讲求文化。如此曲折前行到15世纪初。此后王权进一步扩张，欧洲列强形成。[21]
尽管如此，上述作家都没有使用“中古”这一历史分期。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在追溯封建法源流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涉及法兰西的“中古史”。但他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而是按照当时的惯例，使用三个王朝来指代这一时代。即墨洛温王朝（第一王朝），加洛林王朝（第二王朝），和加佩王朝（第三王朝）。他提到了一次“中古”，是在注释中说到“中古希腊的小说”。[22]即使在被公认为中古史研究的最早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爱德华·吉本也只是在行文中偶尔使用到“中古”。该词汇出现的时候，要么作为限定词，如“中古罗马”；要么作为历史分期名词，如“中古的黑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中古”的时间外延还不是指5世纪之后的千年，而是“在中古时期（从9世纪到12世纪）”，其实是“中间的几个世纪”的意思。[23]由此可见，“中古”作为历史分期名词，直到这个时候尚未定型，使用也不广泛。
但也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历史分期的“中古”，逐渐流行开来。在专门描述中古的历史书中，普遍认为这是“黑暗时代”。英国著名作家哈兰（Henry Hallam，1777-1859）的论述最有代表性。他说：“根据我采取的分期，中古涵盖1000年，从克洛维入侵法兰西到查理五世入侵那不勒斯。就社会状态而言，这一时期被认为因无知而黑暗，因为贫穷和缺乏教养而野蛮。尽管与此前的时代相比，其中最后两个世纪的这种色彩要淡得多，但是，这两个世纪也只是在缓慢地进步，顶多算是不完全地文明化；我们不能指望此时的人类能力能更加完美地发展、更加灿烂地进步。事实上，这10个世纪的前一半几乎是绝对的荒芜，除了一系列的罪恶之外，鲜有其他。罗马帝国的瓦解，蛮族糟蹋其行省，与中古携手出现。我们在黑暗和灾难中开始，尽管随着我们的叙述，阴影会变得更淡一些，但是也不过是清晨来临，当看到朝霞变成日光的时候，我们的叙述就要告终结了。”[24]可见其表达的是广义的“黑暗的中古时代”。
二 狭义的“黑暗时代”
启蒙运动提倡的科学史学，与考据之学结合，成长出现代科学史学。19世纪初期，以科学地整理史料相号召，专业化的中古史研究在西欧各国兴起。一般认为，这一学术变化发生于1820年左右，普鲁士王国开始成立研究所，编纂《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这一至今仍在继续之中的史料整理活动，收入自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的史料。由于这一文献整理工作成为典范，其他国家纷纷仿效，专业化的中古研究也就随之传播开来。一方面，在大规模地编校中古作品的精校精注本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亮点出现，中古史的亮度随之增加，并逐渐褪去其黑暗色彩。另一方面，这些由政府资助的大型文献编订项目，都或多或少追寻中古时代的荣光，尤其是“德意志文献集成”，通过将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前身纳入日耳曼人的范畴，颂扬神圣罗马帝国，鼓吹爱国主义，为民族统一张本。[25]
因此，专门化的中古研究利用科学的史学方法，发掘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渊源，建立起关于民族国家演进史的宏大历史叙事。“现代欧洲文明的形成”取代“罗马帝国衰亡”，成为中古史的核心话题；中古欧洲的发展脉络也从衰亡史转化为缓慢进步到现代的进程史；从文化上的中间期，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渊源。在这种史观之下，封建制度开始逐渐改变其面貌。
将封建制度作为中古核心制度，起源甚早，大体从16世纪开始，围绕贵族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法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分析封建现象。[26]当罗伯逊将封建制度贬抑殆尽的时候，孟德斯鸠开始辩证地分析。“曾经成就无数的好事和坏事……它们产生了一种纪律，但也带有纷乱的倾向；它们产生了一种混乱，但也带有走向秩序与和谐的趋势。”[27]虽然他也认为封建制度主要源自日耳曼人的习俗，但是不像罗伯逊那样认为是从蛮族入侵之后就产生了，而是在墨洛温王朝晚期宫相夺权的斗争中，封地日益世袭化；经过查理·玛特的改革，封地逐渐取得“豁免权”；随着加洛林帝国的瓦解，封建制度最终确立。
在孟德斯鸠写作的时候，封建制度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在法国，正处在大革命前夕，围绕封建特权，知识分子彼此针锋相对；在德国和意大利，国家分裂，未能统一，封建制度难辞其咎。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历史学家开始更加充分和具体地肯定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基佐认为：“到10世纪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承认封建制度的主导地位。”在他眼中，封建制度的确立带来了秩序，克服了野蛮。“欧洲人想象力的最初勃发，诗歌和文学的最初尝试，欧洲在其脱离野蛮状态后最初尝到的智能方面的享受，所有这些都是在封建制度的庇荫下，在它的羽翼下，在封建城堡内部产生出来的。”[28]虽然基佐也承认，“封建社会的本质是跟秩序和合法性相敌对的”。后来的中古史学家从封建制度身上，不仅发现了中古政府管理的有效方式，而且还逐渐找到了现代宪政的起源。[29]
封建制度的开始，还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直接前身——诸封建王朝携手出现。也是在10世纪前后，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就出现了，“到10世纪末，组成共同体和国家的进程总体上基本完成，新世界的轮廓越来越定型”。[30]962年，奥托一世建立中古神圣罗马帝国；975年，埃德加统一英格兰；987年，雨果·卡佩开始法国王朝；945年，未来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正宗祖先理查继位。从此，欧洲各封建王朝逐渐从小到大，发展壮大起来。
民族国家必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甚至从文学史的角度，中古也是民族语言和文学脱胎于拉丁语言独立生长的时期。民族方言不再是拉丁语的堕落品，而是现代诸民族祖先的杰出创造；中古方言史诗、浪漫文学也不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鄙传唱，而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活文学。正是从这一角度，19世纪初以希勒格尔为首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家为中古正名。[31]“在许多方面，中古是世界历史上最有趣、最有教益的时代。古代的制度和艺术几乎全部消失，作为现代之骄傲而被吹捧的社会、政治、文献和宗教制度缓慢形成。认为这个时代是不可改变的黑暗和野蛮的错误观念正在瓦解中。大约30年前，自由而开明的希勒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表达的观点，已经为大多数能干的史家所接受。在其关于文学史的讲演中，他说，我们经常以为中古是人类理智的空白期，是古代精致与现代辉煌之间的空白期，一千年的睡眠期。如同那些习以为常的看法一样，我们错了。眼光狭隘而不公正。事实上，古代的大量知识和文明从未被遗忘，而且具有现代天赋的高贵作品，完全来自于中古的创造精神。”[32]哥特式建筑、骑士精神、济贫制度、方言文学等，先后得到关注并受到表彰。
而天主教史家，自宗教改革时期起，就在反击新教史家的过程中为中古教皇制度辩护。著名的巴罗尼乌（Caesar Baronius，1538-1607）发表《教会年代记》（Annales Ecclesiastici），证明教皇们就是使徒们最忠实的继承者；[33]与中世纪的圣人们相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家都不过是堕落分子。[34]19世纪之后，激进的天主教作家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古并非黑暗，亦非不好。“从一般特征和趋势来看，它并不比此前的时代黑暗……抛弃了野蛮的迷信，改宗基督教。（欧洲的新发展）正是北方蛮族入侵的结果，我们应该对‘黑暗’表示高兴。”[35]而更为谨慎的天主教读者呼吁对中古史进行深入研究。“每个试图证明宗教改革好的人，首先要描述此前诸世纪的暗淡，一般称之为‘黑暗时代’。”包括教皇的专断和滥用权力，教士的无知、迷信和不道德，基督教世界的罪恶。因此，“为了正确估价那些时代，证明被诽谤的时代的无辜，这段历史需要特别加以调查”。[36]
上述这几种力量都在推动中古历史得到重新的审视和评价。19世纪中期，中古史家开始呼吁抛弃畅销书作者的观点，尤其是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其实读者是从流行作家那里获得了关于黑暗时代的认识，请读者最好是把它掷还给他们。这些流行作家并不是专家。尤其是写作《查理五世史》的作者罗伯逊。”[37]主流的看法是将中古史一分为二，一方面，既肯定中古时代的黑暗性，又肯定其光明面；另一方面，从时间上区分前后两段，前一段即前六百年，为“黑暗时代”；后四百年，为复兴期。因此，在广义的为期千年的黑暗中古之外，出现狭义的为期六百年的黑暗时代。在有些史家笔下，狭义的黑暗时代甚至被排除出中古，而中古仅限于后四百年，与此前的黑暗时代区别开来。1874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古史与现代史手册》中，编者说：“在这千年之间，可以分成对比鲜明的两段，除了被查理曼的天才所遏制之外，前六百年趋向于无序和瓦解的力量过于强大。这六个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主要事件是北方部落的迁徙，驱逐萨拉萨人，西部帝国的复兴和封建制度的兴起。后四百年正确地被称为中古。以趋向于秩序和文明的巨大趋势而著称，部落定居并转化为民族，大迁徙遗留下来的活力扩展为朝圣和十字军；语言发展和改进了，骑士制度调整了战士的行为方式，但是它本身也随着封建领主成为王朝臣属而衰落；知识在传播，工业发展并占据重要地位。”[38]
但是，这一学术趋向在19世纪中期遭受严重挑战。文艺复兴研究逐渐专业化，尤其以1860年瑞士学者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代表。他主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超越语言、文学、艺术的视角，提出以“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为特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告别了中古文化，开创了现代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始。[39]这部作品出版之后，经过十余年的时间，逐渐为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其巨大影响力，诚如弗格森所总结的那样：“雅克布·布克哈特融汇传统观点，以一己之力，将文艺复兴综合为西欧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时代。追随布克哈特脚步的史学家们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知道什么是文艺复兴。”[40]
布克哈特学说的广泛传播，自然引发了一些中古史家的反击，弗格森称之为“中古史家的抗争”。[41]这些中古史家声称，被布克哈特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许多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古一直就有，其程度和规模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于是有许多天主教会学者称13世纪是最伟大的世纪。如美国的沃尔什于1907年将多年使用的暑期讲演稿出版，名为《最伟大的第13世纪》，旨在说明中世纪的最后3个世纪为诸多困扰现代世界的难题提供了解决良方。他不仅提出“文艺复兴之前的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而且还将圣弗兰西斯（St.Francis，1181-1226）称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且是真正的“文艺复兴之父”。[42]格拉尔德（A.L.Guerard）认为文艺复兴的提法纯属陈词滥调，如果有文艺复兴的话，则非11世纪和12世纪莫属。[43]而比利时的天主教史家库尔特则坚称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开启的现代民族史才是真正的中古时代。[44]
还有学者称，文艺复兴并不是独特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就有了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包括加洛林文艺复兴、奥托文艺复兴，阿尔弗雷德文艺复兴，但以“12世纪文艺复兴”最为知名。[45]前文已经指出，19世纪初开始，大多数中古史家倾向于认为自11、12世纪开始存在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的提法广为人知，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1906年美国著名中古史教材作者蒙罗（Dana Munro）特别关注“12世纪文艺复兴”。1919年，在与谢勒里共同主编的《中古史教学大纲：395～1500》中，他将中古史分成七段，第五段即为“12世纪文艺复兴”。[46]而影响最为广泛的还是1927年由哈佛大学教授哈斯金斯出版的《12世纪文艺复兴》。他通过列举大量的人名和拉丁作品，说明“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47]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提法，既是对布克哈特的回应，也是中古史家长期爬梳史料、揭示中古光明面的一个范例。因此，与其说这是对布克哈特的抗争，不如说是对皮特拉克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作品，从各自角度证明12世纪以后的中古时代与黑暗时代迥然有别。如1904年英国著名学者克尔在《黑暗时代》中雄辩而博学地证明，哪怕是从文学的角度，1100年之后也一点都与黑暗时代不符。[48]1927年，新近成立的美国天主教哲学协会创建《新经院主义》期刊，开始宣扬中古哲学。即使是文艺复兴史家佩特，也承认“12世纪末13世纪初就有文艺复兴，中古内部的文艺复兴”。[49]从此，12世纪以后不再是开启缓慢复兴的历程，而是迈出了快速复兴的步伐。1942年，杜兰德（D.B.Durand）甚至质疑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成就是否超过了12世纪，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以汉斯·巴伦为首的近十位学者直接参与。[50]争论的结果是双方坚持各自的表述，但也都承认文艺复兴与中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51]
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因为随后兴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而得到强化。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早期社会在布罗代尔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传统社会”。而从经济史的角度，中古史家发现真正的“复兴”要更早一些，即传统上被认为最黑暗的世纪——10世纪。经济史家洛佩兹给出的理由是：人口在增长、城镇在复兴、贸易技术自东向西传播、三个等级的观念形成以及商业革命的开始。因为“考虑到大众而非精英，考虑到为未来做准备而非当下，就应该有完全不同的视野。”[52]这种观点似乎在那些打通中古与现代早期的学科界限的经济史家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如奇波拉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1000～1700年》、拉杜里的《1000年后的气候史》等。中古与现代早期世界越来越组成一个共同的日常生活的长时段，以致雅克·勒戈夫主张一个漫长的中古时代。
从学术史的长时段来看，围绕12世纪文艺复兴而展开的争论也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因为它所采用的判断标准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否类似，从而与现代世界的文化是否相似。这里面就包含有比较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使得12世纪失去其自身存在特色，而变成了一块“被现代化”的飞地，具有极强的“遮蔽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对这个时代的全面考察。[53]而且，这种研究取向在复制意大利文艺复兴诸项成就的同时，也同样复制了中古与现代世界的断裂，换言之，以公元1000、1100年为界使得中古史自身发生了断裂。90年代发生的“封建革命”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断裂所带来的。诚如布瓦所言：“当杜比率先提出封建革命假说的时候，意在质疑中古的统一性。”[54]研究1000年之后的中古史家假想11、12世纪与此前的时代截然不同。[55]因此，如何克服这种中古史内部的断裂，贯通中古时代前后两部分，同时考虑到延续与变化，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机遇。
随着1000年之后的中古彻底脱离黑暗，下一个“脱黑”的必定是一直被当作“真正的”黑暗时代的中古早期。早期中古研究一直就与日耳曼民族研究纠缠一起。19世纪的中古史家们研究现代制度的渊源，要追溯到这一段时期，由此形成罗马派与日耳曼派之争。罗马派主张罗马因素的遗留，偏重于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来考察；而日尔曼派则强调日耳曼因素的影响，无形中突出了历史的断裂。[5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纳粹德国的扩张，日耳曼民族研究再次时髦。而纳粹德国失败之后，日耳曼民族研究步入新阶段。随着德国中古史家流向英语世界，以及盟军占领西德，开始清算日耳曼种族主义，日耳曼研究转化为蛮族研究，成长为独立的学科，与古代晚期一道，推动了专业化的早期中古研究的兴起，使得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的五百年也脱离了黑暗时代。
三 早期中古脱离黑暗色彩
一般认为，中古早期的黑暗，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罗马帝国的衰亡，第二是蛮族的入侵和破坏，第三是基督教会的控制。中古早期是这三者的融合时期，以便为后来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但这个过程是混乱而痛苦的。“只有树叶凋零，使得土壤肥沃以孕育更加充实的生命……旧文明已死，罗马人民的伦理价值体系也已坍塌；新文明尚未兴起，除非有新的种族来取代堕落的旧种族。而这就是日耳曼人的使命。教化他们的责任就是本尼迪克特派的修士们。”[57]到20世纪，这三个方面都受到了彻底的挑战。
第一，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在罗马派与日耳曼派中，罗马派强调罗马制度在中古早期的遗留，承认古代与中古之间的历史延续性，从而为这个时代增加若干亮度。20世纪初，亨利·皮朗更综合罗马派的学术传统，重点从地中海经济圈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从古代向中古的断裂发生于800年左右，而非公元5世纪，将中古早期政治中心的北移用经济现象来加以阐释。[58]皮朗的观点新颖，形成了有名的“皮朗命题”——“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但是因为缺乏新的视角和资料，而不能真正吸引追随者。[59]也正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1940年，美国学者林恩·怀特提出，“传统的历史三分法在技术史中无效。因为找不到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技术发展出现中断的证据”。他认为是人们的偏好不同，导致技术选择差异，有些技术失传，但是技艺在整体上却在进步。不仅如此，帝国衰亡之后，发现了劳工的价值，值得深思。[6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晚期罗马帝国研究逐渐揭示，罗马帝国的西部虽然与东部不同，但是在经历3世纪危机之后，迅速恢复过来，充满活力，远非此前史家所相信的那样，是个垂死的帝国和堕落的社会。因此，西罗马帝国灭亡主要原因为外因，即“罗马文明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谋杀”。[61]如果罗马帝国还很“健康”，罗马帝国的形式又不在了，不是被“谋杀”，那么就是蛮族与帝国内部的某些力量合谋，推动罗马世界转型了。1966年，在加州大学学者纪念《罗马帝国衰亡史》发表两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怀特正式提出“罗马世界转型”模式，挑战“罗马帝国衰亡”论。他认为，皮朗命题富有创意，但是，作者仍然将视野局限于欧洲的西部来讨论这段历史。而如果超越西欧的视野局限，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文明当作一个整体，从农民大众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不同地区继承了不同的古代文明因素，从而超越“罗马帝国”的视野局限，采用“罗马世界”为考察单位，从延续而非断裂的角度看待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今天，随着历史学淡化地域偏见，我们西方人觉得不那么需要对历史采取剧变论解释。我们用‘罗马世界转型’的表述取代‘衰亡’，有些转型是不幸的，但是有些转型却意义深远。”[62]
1993年，欧盟科学委员会积极回应怀特的呼吁，[63]也从皮朗那里获得灵感，提出了为期五年的泛欧洲性大型研究项目——“罗马世界的转型”。来自18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分六大团队围绕这一宏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已经结集出版了14部研究论文集，以“欧洲的兴起”取代“罗马帝国衰亡”，考察罗马世界如何缓慢转型为中古欧洲的复杂过程。该项目的总协调人之一、英国利兹大学教授殷武德在项目总结报告中说：“一言以蔽之，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皮朗命题的再思考，即地中海古代世界不是在5～6世纪被日耳曼入侵者撕裂，而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64]充分强调了罗马文明的整体性和延续性。
但是，考古学家更偏向于承认公元600年左右发生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启动的聚落考古表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消失，确实出现了居住方式的明显变化，社区的规模越来越小，安全性考虑越来越重要，以及向地势险要之处转移，城市规模明显变小，等等。[65]总结正在进行的100多处遗址发掘的考古报告，使得霍吉斯得出结论：“城市生活存在不连续性。”而关于陶瓷制品等考古器物的调查也反映跨地区的商品贸易一定程度上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消失中断，地方性产品取而代之。在新发表的考古报告的基础之上，霍吉斯甚至怀疑皮朗命题之所以影响巨大，就是因为缺乏材料所致。言下之意，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应该能够消解其影响力。[66]
近几年来，考古学家瓦德—帕金斯等一派学者更挑战“罗马世界转型”模式，重申帝国衰亡的重大历史影响力。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瓦德—帕金斯的《罗马衰亡和文明的终结》、希特的《罗马帝国的灭亡：新罗马和蛮族史》；2007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米切尔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公元 284～641年》。[67]他们或者与古代晚期划清界限，或者反驳古代晚期研究。瓦德—帕金斯和希特代表了修正后的衰亡范式，充分借鉴了考古学成果和文本分析技巧，强调蛮族入侵中断了历史的进程。而米切尔则继承他的导师A.H.M.琼斯的罗马帝国晚期史的学术路径，特意回归到政治军事史。因此有评论者据此惊呼：“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回来了。[68]
第二，蛮族的新形象。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道普什质疑史学家们对于蛮族的偏见，指出蛮族入侵破坏罗马社会只是个神话而已。日耳曼人并非文化的敌人，也没有毁灭和消除罗马文明，相反，他们保存和发展了它，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赢得的，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和平渗透。在此期间他们吸收罗马文化，接手罗马的管理。从经济生活来看，加洛林时代与罗马社会一脉相承。[69]道普什的研究，开启了蛮族研究的维也纳学派，为蛮族正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沃尔弗拉姆提出“核心传统”概念，破除作为种族血缘范畴的蛮族观，发展作为文化范畴的蛮族观。他反对大日耳曼主义，认为入侵罗马的蛮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统一的日耳曼民族，每个蛮族部落的规模都很小，最多10万人左右，而且易变，组织结构极不稳定。但是，蛮族部落崇尚英雄主义，团结在勇敢者的周围。随着征战的频繁，勇敢者的地位逐渐上升。胜利越多，吸引其他部落及其成员的能力越强，也就能吸纳越来越多的投奔者，从而开创规模远较部落为庞大的政治组织——酋邦，并最终克服部落的易变性，维持组织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勇敢者作为部落的核心，不仅成为政治上的核心力量，而且始终保持家族传承，将家族的起源追溯及神。以统治家族（勇敢者）的事迹为内容，进行记忆和传诵，创造出所谓的核心传统，成为团结酋邦的文化因子，维持部落稳定的价值体系，并证实其统治的合法性。
但是，这种扩大的政治组织的灵感来自于蛮族的对手——罗马帝国，正是在为罗马人提供服务和劳役的过程中，蛮族或者皈依罗马基督教，或者投身于罗马政府，或者作为罗马人的盟友，浸染在罗马文化之中。因此，日耳曼世界并不是外在于罗马世界之外的独立世界，而是“罗马政治与军事天才的最佳和最为持久的创造物”。公元382年之后，这些盟友取代罗马皇帝及其代理人，成为罗马各行省的最高统治者，沿用当地的治理机构。从这个角度而论，绝大多数蛮族王国昙花一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蛮族通过建国的过程彻底融入罗马世界之中，并为古代向中古的过渡奠定了政治基础，“创造了欧洲历史的延续性”。[70]
“核心传统”的提法，遭到了以郭华特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的坚决反对。郭华特依据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人类的口传记忆不会超过百年，而且每代人对上一代人的记忆，都在依据特定的需要不断重塑之中。因此，在缺乏原始文献的前提下，我们根本就无法确认这些追溯久远的家族谱系的可靠性，也根本无法知道是否存在着“英雄家族”。所谓源远流长的“英雄故事”，也就只能是见诸文献的时候相关作者的再创造的产物，而非对口头传承的悠久“核心传统”的忠实记忆。[71]
虽然围绕蛮族身份认同的历史久远性和血缘属性，双方存在着争议，但是，他们都强调了蛮族的罗马化。沃尔弗拉姆更多地通过对各种词汇的语源学研究，从而重拟了口传时代蛮族的历史发展；而郭华特则基于对拉丁文献严格的文本分析，认为历史文献不过是针对特定需要在特定产物下的创作，与其说其叙述内容真实，不如说反映了写作时候的现实需要。但是，他们都认为蛮族是在与罗马文化的接触中，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建国梦想。传统上，欧洲历史的发展需要蛮族，以便取代堕落的罗马人；但是，现在是蛮族需要罗马人，以便发展自己、发展欧洲。
但无论如何，正是蛮族和罗马人的互动创造了从古代向中古的过渡。郭华特过于强调文献，沃尔弗拉姆偏好精神文化，都在精神层面落笔。但对于无文字的蛮族而言，墓葬等物质文化似乎可以克服目前学术界过于罗马化的倾向。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开创者、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的墓于1653年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指环，上面是一位长发罗马将军的形象。结合他的墓地位于罗马大道边上，所以历史学家偏向于强调他的罗马将军身份。但是1983年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在墓地周围挖出了三个大型殉马坑，提醒历史学家注意葬仪的蛮族文化色彩，以及蛮族将领身份的双面性。[72]
第三，基督教会的新使命。20世纪初，天主教史家道森整合天主教史学传统，以精神进步为核心，强调天主教会作为桥梁，通过基督教化，成就了“新的精神力量”，为现代世界做了准备。他说：这“足以解释欧洲何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73]由于他游离于专业史学圈之外，所以对中古史学界影响不大。真正的突破来自于圣徒研究。
在罗马帝国晚期，《圣徒传》开始大规模出现。由于里面多记载奇迹，所谓“奇异可怪之事”，只是在不经意间提供了一些反映当时历史的零散材料，可以弥补正统史料的不足。因此，对这些史料，历史学家的利用程度并不高，不是很重视。以博闻强记著称的晚期罗马帝国史研究者琼斯，将包括《圣徒传》在内的以反映神学为主的宗教作品称为“稗子”史料。但是，彼得·布朗于1971年发表论文《古代晚期圣徒的兴起和功能》，从社会史的角度，以《圣徒传》为主要材料，贯通东部帝国与西部帝国，考察社会群体，论证了圣徒取代异教时代的巫师和社区的其他上层精英履行和谐地方的功能，并逐渐成为新的权威渊源和中心。[74]这项研究不仅从社会史的角度开放了教父学，而且使得一大批传统上未被充分利用的宗教史料成为说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新材料。“通过提供证据，考察古代晚期世界的人们如何去面对变化的现实。”[75]从此，古代晚期研究变得流行起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76]
1996年，布朗出版综合性作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以基督教会为核心，正式总结了自己关于从古代向中古过渡的思考。他认为古代晚期的经济发展不是由繁荣走向衰落，而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在此背景之下，古代基督教终结，中古早期“灵活的基督教”形成。这种转化并不是牺牲古代的纯洁性和精神追求，而是使得“正确的信仰更加深入到每个基督徒的内心深处”。早期中古知识分子利用基督教而非世俗文化顺应时代的呼声，依据现实做出适时的调适，将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实际相结合，联系松散的欧洲世界，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到来准备了宽广的知识储备。这既是消灭古代基督教宣扬的人间与天堂的分界线，也是转向一个“更为神圣的”世界，怀抱着新的期盼，迈向新的成就。因此，从古代向中古的过渡，乃是现代基督教世界奠基的开创性胜利时期。[77]
从下往上看，布朗发现了中古早期基督教研究的广袤土壤，强调了教会为适应普通信众需求所进行的宗教和文化调适活动，超越对于教父时代精英文化的礼敬，从而避免将普通信众和异教徒喜闻乐见的中古早期基督教文化视为文化的衰落。这不仅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指明了可资利用的庞大的“新史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但是，宗教文献事涉信仰，往往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主观性很强，如何用之以反映历史现实，却是需要非常细腻的处理。布朗的研究旁征博引，却欠细腻严谨，论者已多，毋庸赘述。
不论这些新的研究动态有何阙失，它们通过照亮中古早期，驱散笼罩其上的黑暗，刺激了中古早期史研究的开展，吸引了大批人才，使得中古早期史研究成为热点之一。诚如魏可汉所总结的那样：“直到20世纪70年代，史料的匮乏阻止了研究者，伦理化的历史写作，依靠讲述失败的故事情节将400/500～1000年视为低能儿。无论人们如何解释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很显然，这是件不好的事情，欧洲和地中海社会要花费好几个世纪去恢复元气；可能要等到查理曼上台，甚至一直可能等到11世纪的经济扩张和宗教改革时期。而拜占庭的延续则根本没有受到重视。现在的情形已经得到很大改观，中古早期不再是灰姑娘时期。”[78]
四 走出黑暗与超越经典文本
其实，黑暗时代固然来自于现代史家的价值偏见，但更主要是得到了史料的支撑。对于追求科学的历史学家而言，黑暗时代的提法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他们也得承认，中古早期史料留存稀少，难以阐释，从这个角度而言，是个“黑暗时代”。[79]而这种史料格局，对于黑暗时代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史料零散的格局，使得一些篇幅较长的叙述性文献，左右着历史宏大叙事的脉络，换言之，有一批经典文献构成了对“黑暗时代”叙事的强大支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这批文献包括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罗修（Orosius）的《反异教史七卷》，伊达提乌（Hydatius）的《编年史》，大格雷戈里教皇的《对话录》，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俗称《法兰克人史》），《弗里德加编年史》（Fredegar’s Chronicle），《法兰克人史书》（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普尼法斯的《书信集》，《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圣伯丁编年史》（Annals of St-Bertin），以及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80]，等等。
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神职人员，他们要么富有深厚神学修养，要么长期牧养教会。因此，他们都出于独特的宗教考虑，试图通过书写，针砭时弊，宣扬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理念，以改造社会。奥古斯丁和奥罗修说明人类历史是苦难史；伊达提乌和大格雷戈里验证世界末日为期不远；都尔的格雷戈里、《弗里德加编年史》试图说明法兰克王国是一代不如一代；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以宗教虔诚与和睦彰显宗教生活的美好；普尼法斯则认为教会在堕落，从而为宗教改革张本；《圣伯丁编年史》和《查理大帝传》则是劝勉当今统治者要效法先贤，拯救时弊。因此，他们在反映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在通过书写进行说教，使得作品是非杂糅，理想与现实难分难解。但总体上，他们提供了特别多的负面消息，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应该加以改良的那一面，从而给他们笔下的中古早期社会抹上了浓厚的黑暗色彩。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以其杰出的文笔，塑造了黑暗时代。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解“黑暗时代”，仅仅依靠消除现代人的价值偏见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学家还必须解构这批经典文献，从而超越这些文本。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从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作品中寻找客观的历史事实，以便借此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古早期法兰克社会。此时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被认为在“努力做到不偏不倚”，“不隐瞒任何东西，也不虚构任何情节”，他写作的“历史是平实和精明的奇妙混合物”，是位“有吸引力的作家”。[81]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牛津大学教授瓦莱斯—哈锥尔就指出，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和比德都是通过叙事，将好国王和坏国王进行类型塑造，从而建构理想的基督教国王形象。[82]80年代，郭华特系统分析了包括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和比德在内的诸蛮族王国史的作者们，说明他们都是在依据现实需要，怀着特定意图，以具有说服力的文笔进行书写的。[83]90年代，海泽尔曼更指出，从《历史十书》可证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是位高明的神学家，为了展现自己的神学主张而写作历史。[84]因此，需要结合文本分析来利用作者的作品，分析其所提供的信息。当愤怒的都尔主教痛斥时弊的时候，我们不可简单地相信时代就是他所抨击的那个样子。
都尔主教亲身经历的史事，只是一个带着特定有色眼镜的观察者所提供的叙述，需要结合他的写作技巧进行谨慎分析。对于那些他听来的故事，则更需要结合其他更加原始的史料，进行求证。当511年法兰克王国的开国君王克洛维去世的时候，我们的主教尚未出生，但他提供了系统的关于克洛维统一高卢的叙事。对于这个叙事，历史学家虽然有所怀疑，但一致认为其时间框架即事情的先后顺序大体正确。只是在最近，通过解读维恩主教阿维图斯（Avitus of Vienne）的一封残信，历史学家才得以发现其中的天大秘密。为了证明克洛维因为改宗天主教而战，也因此战无不胜，格雷戈里将他的皈依提前到所有征服战争之前，即公元496年。而事实上，克洛维是在506年前后，统一高卢之后才皈依的。[85]
我们需要超越都尔主教以及其他经典作家提供的经典文献。他们通过叙事，既向我们提供了历史信息和一种历史认识传统，也在限制着我们的思路。这个黑暗的中古早期，就是他们给我们指引的一个主要思考方向。通过仔细地分析文本，拷问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技巧，分析其所代表的特定利益集团，挖掘更加原始的材料，比较作者的说法，才能克服他们提供的单面的社会景象，从而超越黑暗，投射光亮，揭示一个更加丰富的中古早期社会。1994年，纪念都尔主教逝世14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牛津召开，彼得·布朗为会议文集作序说：“这些作者没有去褒奖格雷戈里，他们是来全方位彻底地埋葬一个被长期轻信的传统，即不再认为，关于格雷戈里和他那个时代的蛮族高卢，我们不会知道得更多了。”[86]
五 中国中古史学界与黑暗时代
作为历史分期的“中古”，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话语。南宋理学家卫湜在《礼记集说》卷五十四中，提到易学有上古、中古、下古之分；宋代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六所录哲宗元祐七年八月乙丑“吕希纯建议”条，讲到祭祀之法有太古之食、中古之食和今世之食；明代徐一夔的《始丰稿》卷十四“草庭说”条，言儒学有上古、中古、近古之别；苏伯衡在其文集《苏平仲文集》卷八之“存古堂记”篇，则明确提到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皇五帝之世之谓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谓中古，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之谓近古。”说明用中古作为历史分期之一，具有某种普遍性。
西方的中古概念传入中国非常早。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不经意间介绍西方的风土人情，最早用中古指代欧洲历史上特定的历史时期。明朝天启年间，艾儒略著《职方外纪》中首次提到：“中古有一圣王名类斯者，恶回回占据如徳亚地，初兴兵伐之，始制大铳。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拂郎机，而铳亦沿袭此名。”[87]南怀仁在其所著《坤舆图说》中照抄不误。艾儒略的这部书，据他自序，是在利玛窦和庞迪我等人旧稿的基础之上增补而成，加以刊刻流布。因此，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古”的说法，可能在庞迪我奉旨绘图的时候，约1612年，就传到中国来了。但是，来华传教士并没有更多地介绍西方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细节。
虽然如此早地传入中国，但是，由于世界史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不过属于史部·地理志中的一个小分支“游记”中的“外纪”，功能不过“以广异闻”而已。四库馆臣为《职方外纪》做提要的时候，不仅将庞迪我误作“庞我迪”，而且总结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88]虽然在澳门，有书籍宣讲包括中古史事在内的西方历史，但是，在士大夫群体中，这种忽略世界史的态度，到清朝后期，未见根本改观。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提及中古两次，依然只是抄录前引《职方外纪》中的这句话而已。
洋务运动之后，丁韪良、薛福成等都在作品中提及中古，但没有具体论述。到戊戌维新时期，这种局面才有根本性改观。新政中包括学习中古史，“历史学，中古、太古之大略，及现今世界史。”[89]教育政策的变化，促使西方历史书籍编译本大量出现。从当时的一些书目来看，有李思伦白辑译的《万国通史》，日本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不明作者之《西洋历史教科书》，作新社的《万国历史》，威廉斯困顿著、张相译的《万国史要》，等等。其中竟然有知新报馆所译之纽约哈罢月报编订的《欧洲中古学人风气》。[90]随着西学涌入，中古史也渐成常见词。严复的译著中大量涉及中古史事。他知道中古是黑暗时代：“全欧泯泯棼棼，号黑暗时代者，即此时也。”“盖彼虽当中叶黑闇时代，其拓土开国之人暴戾横恣。”“（雅里氏，即亚里士多德）盖黑暗时代孤明独柄之慧灯也。”[91]他将英文的“Middle Ages”有时译为中古，有时译为中叶。
大概由于此时西方已经开始改变对黑暗中古时代的看法，所以，此时的译作，并没有特别突出中古时期的黑暗色彩。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李泰棻所编辑的《西洋大历史》，既说明基督教会控制人思想，又主要以叙事为主，介绍史事精准，而较少下价值评判。[92]
五四运动之后，大体而言，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与西方学者为中古增加光亮的努力同步，以何炳松为代表。他说：“具备同情，贯彻其间，不作诛心之论。”“近来研究中古史者，渐知所谓黑暗时代者，亦未尝无文明之进步及产生。实则当时之活动及发达，与其他各时代等，而近世之文明，亦多渊源于中古。”[93]第二种是以宗教为标准，站在宗教改革的角度，贬抑中古时代。如陈逸所编之《西洋史表解》，认为宗教垄断一切，人心萎靡不振，而古代文化全灭，故“中古时代，文明史上称之为黑暗时代”。[94]第三种态度以文化为标准，站在文艺复兴的立场上，贬斥中古时代，以陈衡哲为代表。“（中古早期各种文化分子）既多而杂，他们的冲突，也就达到了最高度，而欧洲也就真真的天昏地黑了四五百年。所以从前的历史家，都把这一期的欧洲历史，叫做黑暗时代。查理曼暂时拨开黑雾，封建制度又把他聚拢起来了。直到12世纪初年，新文化的种子才显出萌芽来。”[95]她将中古与文艺复兴对立而观：“中古如同带着面纱在小室中的干瘪僧侣，近世却是一个享受现在和此地之美的强健少年。前者的人生观是出世的，后者的人生观是入世的。”[96]
陈衡哲在美国做硕士的时候研究的方向是文艺复兴史，所以有这种极端的态度。但是这种偏颇的观点虽深受普通读者欢迎，也面临很大的同行评议的压力。刘伯明的《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非常畅销，1922年出版第1版，到1933年发行第10版。在书中他特别指出：“欧人当17、18世纪时，蔑视中世，亦多目中世为黑暗，自19世纪以还，中世历史之研究日盛，中世之真价日明，前此臆说，乃多唾弃，而所称谓黑暗时代者，乃只限于西罗马亡后之三百余年，其在中国，则某大学教授，犹多言中世千余年之黑暗矣。”[97]
但就在此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古史体系，也传入中国。1929年，杨匏安用笔名王纯一发表的《西洋史要》，其实就是按照封建制度的框架来编写的。“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的组织，不仅西欧独有，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那地方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种程度，就应时而生了。”[98]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基本上超越了文化、宗教的框架，采用社会经济的框架来编排，按照封建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解体三个阶段展开论述，从而超越了“黑暗时代”的提法。在195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体系成为中国世界中古史的基本框架。但是，此时王纯一仅仅将中国周代视为封建社会。
从1940年代末开始，由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封建的”也一度成为黑暗的代名词。《人民日报》1949年曾经刊载一篇问答：“‘中世纪’怎样解释？”其回答如下：“‘中世纪’也叫做‘中古’‘中世’。它是指从纪元后第5世纪西罗马灭亡到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为止的这个时代。这时期是欧洲极其黑暗的反动的封建时代。”[99]但是，在中古史的编写中，还是按照封建制度的三个阶段来处理的。1956年教育部发布《世界中世纪史教学试行大纲》（师范学院历史系），强调的是中古早期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古盛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古晚期封建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其解体，但是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中古晚期的基调并不是灰色的，而以新制度生长为主要画面。[100]
1980年代之后，发展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改良取代革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古时代的社会发展更加受到重视。1994年出版的由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由朱寰、马克垚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的基调是“发展”，不是“形成”和“兴起”，就是“发展”和“新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将中国史纳入世界中古史体系之中。作为中国学者，写作面向中国读者，将中国纳入世界中古史体系，可以真正与中国读者的感性认识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中古史家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观察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
这种学术趋势，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马克垚先生的作品中。他成功地借鉴了非西方中古文明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经验，努力超越西方学术话语，以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相结合为标准，提出“漫长的中世纪”概念，具体比较有代表性的诸中古社会区域，求同存异。既考察其各自的历史性，又关注封建时代的共时性，在长时段中探索中古社会的经济增长规律，以及社会变化的趋势，不仅将整个中古时代当作一个整体，而且也彻底摆脱了“黑暗”话语。[101]这一学术创新说明，与饱受传统文化之馈赠与包袱压迫的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可以更好地跳出其话语体系，在吸纳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黑暗时代”，避免“脱黑”之后中古史研究的碎片化，克服当前西方同行遭遇的“认同性危机”，为中古史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
[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2] John Adams，The Flowers of Modern History，London，1788，p.40.
[3] J.R.Davis，M.McCormick，eds.，The Long Morning of Medieval Europe：New Directions in Early Medieval Studies，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8.
[4] Marcus Bull，Thinking Medieval：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61.
[5] C.Warren Hollister，“The Phase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Middle Ages”，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61，No.1（Feb.，1992），pp.1-22.
[6] P.W.G.Gordon，trans.，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the Letters of Poggius Bracciolini to Nicolaus de Niccol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195.
[7] T.E.Mommsen，“Petrach’s Concept of ‘The Dark Ages’”，in Speculum，Vol.17，No.2（Apr.，1942），pp.226-242.阿勒里亚主教纪奥瓦尼·安德烈［Giovanni Andrea（de’ Bossi？）］在给尼古拉·库萨文集作序的时候，提到作者广博的学识，说他不仅谙熟古代历史、现今时代，而且“了解中古时代（Media tempestas）”。而今天通行的拉丁文“中古”（Medium aevum）首次出现于1604年梅尔希阿·戈尔达斯特（Melchior Goldast）的文章中。George L.Burr，“How the Middle Ages got their name”，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20，No.4（Jul.，1915），pp.813-814；Fred C.Robinson，“Medieval，the Middle Ages”，in Speculum，Vol.59，No.4（Oct.，1984），pp.745-756.
[8] Lorenzo Valla，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nstantini Donatione，ed.by Wolfram Setz，in MGH，Weimar：Hermann Bohlaus Nachfolger，1976，Lib.iv，xv，46，p.112.
[9] Biondo Flavio，Italy Illuminated，Vol.I，Book iv，6.25-31，ed.& trans.by Jeffrey A.Whit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301-307.
[10] 乔尔乔·瓦萨里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世纪的反叛》，刘耀春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第27～31页。
[11] Jean Bodin，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trans.Beatrice Reynolds，New York：Octagon Books.Inc.，1966，p.300.马基雅维里也对此有经典表述，参见马基雅维里著《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31～232页。
[12] G.Williams，Reformation Views of Church History，Cambridge：James Clarke & Co.，1970，pp.8-19.
[13] 对这些作品的系统介绍，可参见A.G.Dickens & John Tonkin，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9-57。
[14] J.Foxe，Book of Martyrs，p.61.这句话很有可能不是福格斯的原话，而是在1837年由缩编者所加，但与福格斯所要表达的内涵基本一致。The Act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London：Seeleys，1853，p.10。
[15] 约翰·哈维著《心血运动论》，田洺译，武汉出版社，1992，第xviii页。
[16] 培根著《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4页。
[17] N.Edelman，“Medium Aevum and Moyen Age”，in The Romantic Review，Vol.xxix，No.1（Feb.1938），pp.3-25.
[18] C.Cellarius，Historia Medii Aevi a Temporibus Constantini Magni ad Constantinopolim a Turcis Captam，Praefatio，Altenburg：Sumtu Pauli Emanuel Richteri，1759.这部书在中古史学史上的意义，参见Geoffrey Barraclough，“Medium Aevum：Some Reflections on Medieval History and on the Term ‘The Middle Ages’”，in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4，pp.54-63。
[19] E.G.Stanley，“The Early Middle Ages=The Dark Ages=The Heroic Age of England and in English”，in M-F Alamichel and E.Brewer eds.，The Middle Ages after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D.S.Brewer，1997，pp.43-78.
[20] 伏尔泰著《风俗论》（上册），梁守铿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308页。孔多塞的表述非常类似。参见孔多塞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三联书店，1998。
[21] William Robertson，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Fifth，London：George Routledge & Co.，1857，pp.1-70.
[22]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275页。原文为：“les romans Grecs du moyen age”，Montesquieu，Ch.，De l’esprit des Loix，tom.Ⅱ，Amsterdam，1784，p.327。
[23] E.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ed.by William Smith，London：John Murray，Vol.1，1854，p.376.
[24] H.Hallam，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Vol.3，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853，10th ed.，p.269.
[25] Dleter Berg，“Medieval Studies as a State-Supporting Power”，Jeronimo Zurta，82，2007，pp.139-154.每册经过整理的作品扉页上都有协会标志，其中铭刻有“激励来自于神圣的爱国之心”（Sa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
[26] 最新的介绍，参见马克垚著《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第178～195页。
[27]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下册），第303页。
[28] 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46～48页。
[29] J.Strayer，Feudalism，Princeton：Van Nostrand，1965；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30] R.W.Church，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Longmans，Greens，and Co.，1914，pp.205-209.
[31] “浪漫主义唤醒了对中古的热情，使得19世纪成为中古化的世纪（medievalizaing century）。”Philip Gleason，“Mass and Maypole Revisited：Americam Catholics and the Middle Ages”，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57，No.2（Jul.，1971），pp.249-274.
[32] John Frost，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Philadelphia：Charles J.Gillis，1846，pp.13-15.
[33] Eric Cochrane，“Caesar Baronius and the Counter-Reformation”，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66，No.1（Jan.，1980），pp.53-58.
[34] E.Cochrane，“What is Catholic Historiography？”，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61，No.2（Apr.，1975），pp.169-190.
[35] Z.X.，“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Dark Ages”，Boston Monthly Magazine，Vol.1，Issue 9（Feb.，1826），pp.465-471.
[36] “The Dark Ages”，United States Catholic Miscellany，1822，12，11，Vol.1，Issue 17，p.222.
[37] S.R.Maitland，The Middle Ages，London：Printed for J.G.F.& J.Rivington，1844，pp.8-10.
[38] M.E.Thealheimer，A Manual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New York：Van Antwerp，Bragg & Co.，1874，p.13.
[39] 齐思和：《中译本序言》，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19页。一般认为，将布克哈特的观点推广到英语世界的最主要的作家是西蒙兹，他说：“公元14世纪，西方人的认知会从睡梦中惊醒，再次活跃起来。”John Addington Symonds，Renaissance in Italy：The Age of the Despot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888，p.4.
[40] Wallace K.Ferguson，“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enaissance”，in William Henry Werkmeister ed.，Facets of the Renaissanc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1959，pp.1-18.
[41] 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48.霍伊特总结说：“过去50年的总趋势是在中古发掘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觉醒，强调中古制度和价值标准延续到现代。”R.S.Hoyt，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Harcout，Brace & World，Inc.，1966，2nd ed.，p.4。
[42] J.J.Walsh，The Thirteenth Greatest of Centuries，New York：Catholic Summer School Press，1907，pp.254-255.
[43] Albert Guerard，France：A Shor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1946，pp.94，124.
[44] Godefroid Kurth，Qu’est-ce Que le Moyen Age？ Paris，Librairie Bloud & Cie，pp.6-7.英译本：What Are the Middle Ages？ Trans.Rev.Victor Day，impressed by John Carrol，1921，pp.6-7。
[45] 1981年，斯坦佛大学组织学者将文艺复兴之前发生的文艺复兴总结出7个之多，认为复兴之前就是黑暗，从而从黑暗与复兴的循环来看待中古文化史。W.Treadgold，Renaissances before the Renaissance：Cultural Revivals of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46] Dana C.Munro & George C.Sellery，A Syllabus of Medieval History：395-1500，Philadelphia：Longmans，Green & Co.，1919，p.1.
[47]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12世纪文艺复兴》，夏继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页。
[48] W.Ker，The Dark Age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4，pp.1-24.
[49] Walter Pater，The Renaissance：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London：Macmillan and Co.，1904，pp.1-2.
[50] D.B.Durand，B.Hans，E.Cassirer，et al.，“Originality and Continuity of the Renaissance”，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4，No.1（Jan.，1943），pp.1-74.
[51] Erwin Panofsky，“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The Kenyon Review，Vol.6，No.2（Spring，1944），pp.201-236.潘诺夫斯基虽然特别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中古诸文艺复兴明显不同，但是也肯定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密切联系。鲍斯马1978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发表主席演讲，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感叹二者之间的“延续”与“革新”之分没什么吸引力了。William J.Bouwsma，“The Renaissance and the Drama of Wester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4，No.1（Feb.，1979），pp.1-15.
[52] Robert.S.Lopez，“Still Another Renaissan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7，No.1（Oct.，1951），pp.1-21.
[53] 例如叶格尔提出当时人可能是极其悲观地看待自己的时代的，C.S.Jaeger，“Pessimism in the Twelfth-Century‘Renaissance’”，Speculum，Vol.78，No.4（Oct.，2003），pp.1151-1183。而哈斯金斯的再传弟子、哈佛大学教授比森则甚至提出了“12世纪危机”（The Crisis of the Twelfth Century：Power，Lordship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他说：“在1985年我就相信哈斯金斯的那本书（和书名）虽然有启发性，但也同样有遮蔽性。”“Interview with Thomas Bisson”，in Medievalists.net，June 2nd，2009，http：//www.medievalists.net/2009/06/02/interview-with-thomas-bisson/，下载于2011年8月。
[54] Guy Boi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One Thousand：The village of Lournand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p.3-4.
[55] Wendy Davis，“Lordship and Community：Northern Spain on the Eve of the Year 1000”，Past & Present，Vol.195，Issue Suppl.2，pp.18-33.
[56] C.Stephenson，“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Feud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6，No.4（Jul.，1941），pp.788-812.
[57] Ephraim Emert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375-814），Boston：Ginn and Company，1898，pp.141-142.
[58] 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4页。最为简明扼要而系统的表述，则是其在德国战俘期间写作的《欧洲史》。Henri Pirenne，A History of Europe：from the Invasions to the ⅩⅥ Century，trans.by Bernard Miall，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9，pp.31-38.
[59] E.Power，“Review：A Problem of Transitio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0，No.1（Feb.，1940），pp.60-62.
[60] Lynn White，Jr.，“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Speculum，Vol.15，No.2（Apr.，1940），pp.141-159.
[61] 此为法国学者皮伽纽尔（A.Piganiol）的提法，转引自Pierre Riché，“Préface à Ferdinand Lot，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e moyen age”，E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Aldershot：Variorum，1993，p.viii。外因说的权威说法，来自琼斯的研究结论：“帝国内部的脆弱性并不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Vol.Ⅱ，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p.1068。
[62] L.White，e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Gibbon’s Problem after Two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301.
[63] Walter Pohl，“Introduction”，Idem ed.，Kingdoms of the Empire：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Leiden：Brill，1997，p.2.
[64] Wood，I.，“Report：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s Programm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World and Emergence of Early Medieval Europe”，Early Medieval Europe，1997，6（2），pp.217-227.
[65] Richard Hodges & David Whitehouse，Mohammet，Charlemang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66] Richard Hodges，Towns and Trade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London：Duckworth，2000.
[67] B.Ward-Perkins，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Oxford：at University Press，2005；P.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S.Mitchell，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D.284-641，Oxford：Blackwell，2007.
[68] Jeanne Rutenburg & Arthur M.Eckstein，“Review Article：The Return of the Fall of Rome”，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07，Vol.29（1），pp.109-122.
[69] A.Dopsch，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trans.by M.G.Beard and N.Marshall，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Co.，Ltd.，1937；M.M.Postan，“Review：Rome and the Barbarian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8，No.2（May，1938），pp.188-191.
[70] Herwig Wolfram，“The Shaping of the Early Medieval Kingdom”，Viator，Vol.1（1971），pp.11-20，idem，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trans.by Thomas Dunlap，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7-10.
[71] Walter Goffart，“Does the Distant Past Impinge on the Invasion Age Germans？”，in Andrew Gillett ed.，On Barbarian Identity：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urnhout：Brepols，2002，pp.21-38.
[72] Stephane Lebecq，“The Two Faces of King Childeric：History，Archaeology，historiography”，in Thomas Noble ed.，From Roman Provinces to Medieval Kingdoms，London：Routledge，2006，pp.327-344.
[73] 克里斯托弗·道森著《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5页。
[74] Peter Brown，“The Rise and Function o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1（1971），pp.80-101.
[75] Peter 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1，p.1.
[76] 关于古代晚期研究兴起的介绍，参见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范式变换下的晚期罗马史研究》，《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第113～126页。
[77] Peter Brown，The Rising of Western Christendom：Triumph and Diversity，A.D.200-1000，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pp.13-33.
[78] C.Wickham，The Inheritance of Rome：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Allen Lane：Penguin Group，2009，pp.6-7.
[79] J.，Nelson“The Dark Ages”，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63，Issue 1，2007，pp.191-201，http：//hwj.oxfordjournals.org/content/63/1/191.full，下载于2011年5月。
[80] 戚国淦先生按照传统观点，将作者定名为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收入其译本《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中。
[81] Encycleopaedia of Britannia，1911.http：//encyclopedia.jrank.org/GRA_GUI/GREGORY_ST_OF_TOURS_538_594_.html，下载于2013年9月。文学批评家试图挽救格雷戈里的名声，将都尔主教当作现实主义写作的杰作来分析，反而从另一个极端证明了他笔下的黑暗时代是真实的。埃里希·奥尔巴赫著《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86～105页。
[82] J.M.Wallace-Hadrill，Early Medieval History，Oxford：Basil Blackwell，1975，p.103.
[83] Walter 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A.D.550-800）：Jordanes，Gregory of Tours，Bede and Paul the Deac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2-234.
[84] Martin Heizelmann，Gregory of Tours：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Sixth Century，trans.by Christopher Carro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1-209.
[85] Danuta Shanzer，“Dating the Baptism of Clovis”，Early Medieval Europe，1998，7（1），pp.29-57.也可参见李隆国《释“异乡的旅人”——晚年克洛维对王国的处置》，《北大史学》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8～26页。
[86] Peter Brown，“Introduction”，in K.Mitchell & Ian Wood eds.，The World of Gregory of Tours，Leiden：Brill，2002，pp.1-2.
[87] 南怀仁著《坤舆图说》，商务印书馆，1937，第117页。
[88]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633页。
[89] 《大清光绪新法令》，商务印书馆，1909，第1290页。
[90] 以上分别录自《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第一号，《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译书经眼录》第八卷，均载《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还有徐维则编、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
[91] 严复译《法意》第21卷，商务印书馆，1909，第316页；严复译《社会通诠》卷下之“国家社会三”，《严侯官先生全集》，1903，第84页。
[92] 李泰棻编辑《西洋大历史》（二），宣元阁，1917。
[93] 何炳松编译《中古欧洲史》，商务印书馆，1924，第4页。雷海宗在为汤普孙《中古史》写作书评时，表彰其“纠正这种误解（混乱、野蛮、黑暗、迷信的中间期）”。《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1934，第260～264页。
[94] 陈逸编《西洋史表解》，商务印书馆，1934，第67页。
[95] 陈衡哲：《西洋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6，第154页。
[96] 陈衡哲：《西洋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27，第6页。邢鹏举著《西洋史》，师承书店，1941年第2版（1934年第1版），第58～59页。
[97] 刘伯明讲授，缪凤林记录《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33年第10版，第162页。
[98] 王纯一编译《西洋史要》，南强书局，1929，第27页。
[99] 《“中世纪”怎样解释？》，《人民日报》1949年3月31日，第4版。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订《世界中世纪史试行教学大纲》（师范学院历史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01] 马克垚：《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5～16页。马先生的三部曲作品《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1年第二版）、《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5年第二版）、《封建政治经济概论》（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