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和问题提出

与西北花儿结缘，巧遇花儿研究低潮期，对于这样一块学者民间知识生产的“熟地”，大家质疑我还能在其中做什么。与此同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的地方政府对民间花儿抱有前所未有的热情。2007年年初，笔者来到西北林县^[1]进行田野作业，关注民间花儿的地方文化表述和音乐表达，试图在花儿文化操持者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传统社会的“音乐—文化”逻辑关系。与初期案头文献搜集、整理成果的对照发现，大半个世纪以来，花儿的学者知识生产话语与民间表述存在着距离。学者学术研究的“他律”、民间文化地方知识生产受何种因素影响，并反之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民间文化承载者对自我文化的认知。民间表述与学者叙事的“互文”让我设想在理解花儿民间音乐与文化本土知识的基础上探寻民间与学术之外的制约因素。

花儿研究已蔚然大观，在西北形成了一个个地域学术共同体。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把流行于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大部分地区，曲调各异，由汉族、回族、藏族、裕固族共享的对唱形式合称为“花儿”。作为西北文化的翘楚，学者按流行地域和音乐特征，又把它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别。笔者的田野调查地——林县即是学者界定的洮岷花儿南路派的流传中心。宕昌北部、漳县、迭部、舟曲的部分地区也传唱着这种古朴的花儿曲调。

曾被符号化为“郑声”的民歌，历朝历代史官都不屑把它记录下来。音乐的时间性使人宁愿相信：传统音乐就是不变的历史沉积。中国古代音乐史是“雅乐史”，更是沉默的历史！因缺乏录音技术的支持，传统音乐之河中的每个历史暗礁和表层浪花激荡都被时间无情拭去，尤为雅训的中国文人音乐——古琴，虽有减字谱记录但仍不能免去繁复的打谱工作，无文字记载的民间音乐芳踪何寻？

转变发生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萌芽时期，学者寄希望在“民间”找寻中国的“国粹”^[2]。沉默了数个世纪的花儿在1925年由地质学家袁复礼引入文学界后，在国家、知识分子、地方政府的影响下逐渐打造成西北的地方文化符号，甚至在西北形成了独立的花儿学。追溯早期侧重“搜集”的花儿调查，到中期充斥意识形态话语和宏大叙事大于微观研究的花儿研究，中国音乐、文学理论前辈集中展开轰轰烈烈的“花儿源流和分类”问题探讨。笔者曾于田野工作期间参加地方政府举办的花儿学术研讨会，不过最终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音乐史中，底层音乐与庙堂“雅乐”对立，历代“士”阶层称民歌小曲为“郑声”“淫曲”^[3]，并将之符号化为“俗乐”“亡国之音”，乃孔儒“正乐”之对象。这样，花儿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证明它的历史起源，音乐的时间特性使得源流问题更无足够考古资料为之佐证，那么连篇累牍的花儿断代研究的合理性何如？在学术话语的概念建构和文化遗产的实际保护工作中，分类标准难以统一，花儿分类问题成了知识分子的“操练场”，是“河州花儿派”“洮岷花儿派”还是“河湟型花儿、洮岷型花儿、泾渭型花儿”？怎样的时代背景、学术潮流影响着学者的研究取向？花儿源流与分类问题是学者主观参与的“事件”还是还原了的历史“真实”？“凭借（文化干预者）的地位、权力和信任度，他们可定义文化究竟为何，并使它的定义在社会中合法化”（Whisnant，1983：260）。学者们“花儿的命名和分类”的知识标准化过程反之对传统音乐造成何种影响？

与传统花儿学注重文本历史考证、辨正清源的研究路径不同，人类学倡导研究者对微观社区“参与观察”并形成“地方性知识”，以此在更大的文化系统中理解音乐的发生机制。笔者欲探寻，随着20世纪“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花儿文化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异称的民歌进入“国家”视野，经历了怎样的“想象”并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本书也尽可能地与接近传统社会事实的研究理念对话——现代国家既是传统社会的对立面，也是传统花儿文化的事实，既与“传统”遥遥相望又深深融入“传统”之中。花儿被“现代性”“濡染”和“改良”，自上而下被“标准化”，现代国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现代国家需要来自民间的传统文化支持其内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又把民间音乐当成可管控的社会资源服务于民族建构和现代国家文化、经济建设。2009年，西北花儿成功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国家把花儿“一统化”地从“地方”推向“世界”舞台。在此过程中，国家如何参与花儿和花儿会的概念建构？以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文化发展和文化申遗工程背后，花儿又是怎样传递着国家意识形态和音乐“国家化”的过程？

2010年，林县花儿已成功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说民歌的传统发展轨迹湮没在历史模糊背景中，但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区、表征与形式原本不是对立的彼岸而是过程的两端。随之而来的调查，笔者隐约觉察，即使在传统社会，与庙堂音乐、文人音乐遥遥相对的民间歌曲并非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封闭系统。后结构主义质疑的“绝对音乐”概念仅仅是对西方当代音乐的非难吗？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作用于民间音乐，既如此，民间音乐“国家化”的历史过程以何种方式追寻？

史料中记载的林县是西北族群迁徙、融合的区域。初期案头工作中的花儿音乐聆听和辨析使人联想到藏族民歌，音乐直观感受的获得提供了理性分析的方向，“国家和族群”之线索若隐若现在音乐的表达之中，田野工作助我在历史和现实场域中找到答案。艺术与语言较文化其他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音乐亦如此，如汉族的“孟姜女调”“剪靛花调”流传到任何地方，它们的基本旋律框架都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具体的旋法、乐汇部分，这些曲调各自形成具有音乐共同特征与渊源关系的曲调群，冯光钰先生称之为“同宗”民歌：“主要表现在由某个基本调（或称‘母曲’、‘母体’）从此地流传到彼地乃至全国各地，与异地音乐融合而演变派生出若干子体（或称‘子曲’、‘变体’、‘又一体’）。”（冯光钰，2003：24）同宗民歌突出体现民歌传播的稳定因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曾经指出京剧艺术改革中应遵循的原则为“移步不换形”，所谓“不换形”是指个体对音乐传承的尊重和敬畏。反之，音乐形态的稳定性为我们透过音乐观察背后更大系统的“社会”提供了可能。西北“族群”杂居的历史是中央王朝通过宗教、屯垦、羁縻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历史。从林县“多民族血缘的文化融合与借鉴”来探讨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藏、汉“同唱一首歌”，两者的音乐融合与历史材料共同记录了汉、藏在林县交融的历史面向。音乐所“记忆”的中央王朝控制下的族群融合、隔离，花儿音乐可为理解中国西北多族群杂居现象提供窗口。

音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载体，且是社会的镜子。音乐具有的双重性驱使更多人加入破解其声音形式和意义的过程中。“它不仅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它是体认世界的一条途径，一个理解的工具。”“音乐能预示，因为它具有先知能力，在本质上，它一直就是未来时代的预示者。”（阿达利，2000：1-3）本课题试从中国民间音乐的现代性建构理解中国社会，从族群、民间宗教、社区组织、文化申遗工程、经济国家化等层面展开对花儿的探讨，包括传统社会中与花儿息息相关的民间信仰体系——十八湫神崇拜的研究，反映了传统国家渗透、控制边疆以及边缘地区对国家模仿的一体两面；国家与学者共同参与到花儿和花儿会概念的建构，背后是以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文化发展和文化申遗工程所传递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音乐国家化的过程；从花儿的族群认同、音乐借鉴中，考察族群“文化融合与隔离”和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进而理解中国西北多族群的杂居现象；通过现代“民族—国家”身份意识的影响，讨论体现在文化展演过程中族群认同意识变迁、族群融合与隔离在民间音乐中的表达以及国家通过隐喻、表征、现实的“国家干预”影响传统音乐的生成与发展。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观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花儿音乐的现代性遭遇或许可提供别样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