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本章讨论的是发生在公共场所的花儿对歌。花儿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它具有游戏的性质，而这个游戏性的展现则显示了聚会对歌文化习俗中既定的规则框架，其中包括对歌的音乐曲调和对歌内容韵脚之运用规法。
钢琴曲《小狗圆舞曲》就是作曲家肖邦用音乐来模仿一只小狗试图咬自己尾巴而“团团转”的情形。孔雀的炫耀、鸟的歌唱是动物求偶期的游戏，人类学对游戏的研究是匮乏的。荷兰文化史学家J.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ga）在《人：游戏者》中对游戏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游戏，人类文化、文明产生于游戏之中，音乐是游戏的。从音乐的形式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音乐是属于高度社会性、公共性和游戏性的，汉语常常称操弄乐器者为“玩音乐”的人。音乐中充斥着游戏竞赛的精神，作者援引了17世纪亨德尔与斯加拉蒂竞赛的例子。唐代巴蜀一带，民间经常举行唱《竹枝词》比赛，《录异记》载：合州赵燕奴，“性甚狡慧，词喙辩给”，“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王永平，2010：22-24）。音乐的内部构造也充斥着游戏精神，节奏、旋律、调式、音高即是音乐游戏的规则。花儿歌词创作过程也是游戏的，与音乐一样，在形式上富有节律的诗歌形式总是与社区的节庆、庆典或仪式相关，有时以竞争和取乐、求偶为主题。它的内部，“对语言所作的有节律和对称的安排，用押韵和准押韵对意图的强调，对意义的有意隐藏，对句子的精心锤炼，所有这些都是游戏精神的表达”（J.胡伊青加，2007：129）。花儿音乐结构、旋律型的相对固定、唱词和旋律的平行结构的运用为花儿即兴编创提供了灵活而又不失游戏规则的框架，而歌手巧妙沿用传统文本与审美意象，遵循随腔就字的原则，也给花儿对歌增加了无穷趣味，此时的歌者和听众均在对歌游戏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期许与满足。
“作为游戏的人”维系着传统艺术形态的自足与公共性。音乐、诗歌、美术也是公共性的，它们密切地与民间重大的仪式、庆典、节庆相联系。上古时期的游戏竞赛[17]（运动的或是艺术的）是神圣节庆的有机部分。传统的花儿游戏赛场中，依“游戏”需要而产生的花儿曲调，使心灵与曲调、歌词自由地结合，根植于人的灵魂深处，成为民间社会花儿公共性和自足性的存在。
在结语中我们将看到，近代以来，音乐逐渐成为专业领域的一部分，受到规范、批评、监督，音乐实践渐渐失去传统赛唱“自发”与“玩乐”的游戏精神。音乐水平的评判和鉴赏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音乐的舞台化和标准化，促使传统音乐在国家和个人的博弈中发生微妙变化。[18]民族国家对社会基层民间的扩张把音乐的神圣性和宗教意味从音乐存在的灵魂深处层层剥离，音乐与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的联系被切断。现代理性主义取代传统花儿赛唱游戏的无功利性、自愿性、规则性，理性主义中音乐、美术、诗歌作为一种生活的附加物而存在，游戏的自由精神自然成为现代理性主义的反面。而花儿游戏赛唱则成为音乐、诗歌和游戏的最高融合例证。
[1] 访谈时间：2010年7月25日，地点：林县西江乡姜云英家，受访人：姜云英。
[2] 当地人把学者所称的“河州花儿”叫作青海花儿，比如《河州三令》《白牡丹令》等在林县有一定范围的流传。
[3] 访谈时间：2007年6月27日，地点：林县二郎山，受访人：后改花。
[4] 访谈时间：2010年7月25日，地点：林县西江乡姜云英家，受访人：姜云英。
[5] 这是一首林县花儿以啊欧怜儿曲调演唱的传统形式花儿，由林县文化局工作人员收集整理。载林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叠藏河·花儿专号》2004年第2期。
[6] 访谈时间：2007年7月1日，地点：林县二郎山，受访人：刘尕明。
[7] 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Bates Lord）在20世纪创立的民俗学理论，强调口头诗歌表征现场与研究，二位学者创立的“口头诗歌的程式与主题”理论，称为“帕里—洛德理论”（Parry-Lord Theory）。
[8]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 “完全翻译”就语言而言是指原文本从语法结构到词汇与目标文本对等，被引用到对异文化民间口头艺术的研究和转译中，以此反对用西方或精英文化的标准看待民间口头诗歌。罗森博格（Jerome Rothenberg）在1968年进行的纳瓦侯人（Navajo）与口头诗歌完全翻译工作，即是结合具体的语境，运用各种标记符号，以书写的形式使与诗歌相关的所有声音得到表现。杨利慧：《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0] C.萨克斯：《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参见董维松、沈洽编译《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第82页。
[11] 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宁春岩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12] 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和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第144页。
[13]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美国语言人类学家，与其弟子沃尔夫（B.L.Whorf）共同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与文化和思维联系，并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
[14] J.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第115～133页。
[15] C.萨克斯：《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参见董维松、沈洽编译《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第81页。
[16]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见《海德格尔诗歌文选》，成穷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211页。
[17]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来源于古代希腊和地中海区域，是人们在祭典和收获季节举行的盛大集会。此间进行各种游乐和竞技活动，另外它的节庆因素即是“神圣休战日”。中国传统端午节有赛龙舟和斗彩蛋习俗，也是节庆中的游戏竞赛形式。民间花儿的游戏赛唱也是与传统的花儿春季节庆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8] 此内容将在第九章中展开讨论。比如即兴、游戏的民间花儿赛唱趋于舞台化和表演化，增加时政化的唱词内容，唱腔规则化，乐队的加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