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人员往来与交流

从韩国境内的外籍人数来看，华侨人口高居首位，华侨在韩国发展过程则与韩国历史紧密相连。1840年鸦片战争及其后来签订的《南京条约》，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拉开了朝鲜近代史的序幕。

1882年，朝鲜爆发士兵起义，史称壬午兵变。起义士兵杀死日人教官，处决王公大臣，并冲入王宫，捉拿闵妃。闵妃化装逃至忠清道。朝鲜王廷陷于瘫痪。朝鲜高宗皇帝求救于清政府，8月9日，清朝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赴朝，8月20日，清朝又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舰赴朝。清军抵朝后，即拘捕大院君，镇压起义士兵，协助平息了这次叛乱。^[8]当时，清政府用5艘船把中国士兵由烟台运往朝鲜，共3000余人，另外，随清军来韩的还有中国商人40余人。其中许多人在韩国长期居住下来，成为华侨。据《山东侨务志》记载，1883年由山东进入韩国的华侨共209人，到1886年就激增至3661人。壬午兵变后，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9]规定双方可在对方已开口岸派驻商务委员，以照料本国商民。中国商民还可在韩国享有治外法权，可在韩国内地经商，并享有低税优惠。两国渔民可在两国相邻海域自由捕鱼。两国边民也可通过陆路自由往来交易，废除了一些过去限制边民往来的禁令。这自然大大有利于中韩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人民向韩国移居。1887年，清政府任命吴将军随员袁世凯任总理朝鲜商务，袁世凯干练精明，恪尽职守。在他的领导下，华侨商务迎来第一个繁盛时期。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840～1894年。这一时期，清政府仍为宗主国，朝鲜为藩属，两国仍保持宗藩关系。清政府在朝鲜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一定的经济势力，甚至在一个时期里（1884～1894年）控制操纵了朝鲜的内政外交。为此中国人大批移入朝鲜，其社会地位较高，经济力量得到很快增长。第二时期为1895～1910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0]废除清政府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清在朝鲜之政治势力完全被逐出。朝鲜华侨社会政治地位降低，经济实力亦开始受制。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鲜，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终于引发1919年的“三一”反日大起义。据日本朝鲜总督府统计，到1922年，旅韩华侨人数已达3万多人。^[11]日本势力入侵韩国后，为加速推行对中国的蚕食、侵略政策，宣传诱迫韩国人仇视华侨，鼓动风潮，制造事端，造成韩国人先入为主的疏离意识，甚至借故在群山、仁川等地发动排华流血事件，使侨商损失惨重。旅韩华侨颠沛流离，往返于中国与韩国之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和亚洲，加重对朝鲜的压迫与剥削，使之成为其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前，煞费苦心地挑拨中朝两国人民的关系。1931年7月，日本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朝鲜排华风潮席卷整个半岛，华侨死伤无数，财产损失殆尽，大批华侨被迫回国。从此，朝鲜华侨人口锐减，经济实力一蹶不振。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朝鲜华侨处境每况愈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旋即南北分裂。

万宝山事件与韩国华侨的不幸遭遇。1931年4月，中国吉林省长春县的朝鲜人郝永德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了长农稻田公司，与当地萧翰林、张鸿宾等12户地主签订了一份10年的租地合同，但县政府规定，租地契约必须得到县政府批准，未经批准，地契无效。郝永德不顾此规定，将其中500垧土地转租给韩农（朝鲜农民），188位韩农得到土地后，立即开挖了一条从伊通河到租种农田的引水沟，侵占了其间的汉族人地主的40多垧土地。^[12]由此引起了多户当地地主和农民的不满和抗争，日本军警进驻事发地，以保护朝鲜农民为由威胁当地民众。5月，40多户汉人地主和农民到长春市政厅请愿抗议，长春市政府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进行了交涉，提出长农稻田公司的租地契约无效，租地行为不合法；开掘引水沟的行为违反了中国法律，应赔偿当地农户的损失；日本军警必须撤退。日本领事馆的答复一方面表示对中国民众和政府的要求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同意暂停开掘水沟工程，双方就此事开展调查。经过调查后，中方认为租地合同无效，开掘水事工程侵害地主权益，违反法律；但日方则表示，合同不合法是中间人的错误，认为开掘水渠对中国农民有利，明确表示不愿停止水事工程。之后，朝鲜农民在日本军警的保护下，继续开掘水渠。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7月1～2日，万宝山地区大约有300多农民开始制止朝鲜农民的水事工程，将朝鲜农民开掘的水渠填起来。日方称这是暴力行为，派军警携带机枪到现场，殴打中国农民并开枪威吓。中方谴责日方违反临时协定，要求日本立即撤退。但是，日本领事馆在7月2日晚给《朝鲜日报》驻长春支局提供了一份虚假报道，宣称中日双方已经在此地区激烈交战，朝鲜同胞的安全处在危急之中。这份不实情报作为号外于7月3日凌晨在《朝鲜日报》上发表。万宝山事件的整个过程，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挑起中朝民族矛盾，以坐收渔利而一手造成的。

就事件的影响或社会效应来说，万宝山事件如果是普通的民事纠纷或民间矛盾的话，它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那么，这一事件就不会引起重大反响。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从事件的开始到结束，乃至事后的影响，它并非是普通事件，而是在日本操纵下的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把扩张势力伸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同时利用此事制造中国与朝鲜的民族矛盾，并在其中充当朝鲜人的保护者来改变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形象，稳定其殖民统治。在万宝山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民族矛盾情绪高涨过程中，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始终扮演了一个主角。因此，万宝山事件的产生，不单单是一种偶发的民间冲突，而是国际政治、军事格局变迁所产生影响的结果之一。

随后，韩国发生了排华暴动。1931年7月3日，在日本人教唆下，《朝鲜日报》驻长春支局长金利三将万宝山事件的虚假报道电文发到汉城，并于当日发行了号外专刊，在时事评论专栏里刊发带有煽动性的评论。其煽动性不实报道如下：“中国官民八百余人与我二百同胞冲突，长春日本驻屯军准备出动，三姓堡的风云告急……对峙的中日军警交战一时余，中国骑兵队六百人出动，急迫我同胞安危……拒绝撤兵并要求增派机枪队……”^[13]

通过《朝鲜日报》这一媒体的炒作，韩国整个国家范围内的仇华、反华情绪迅速高涨，仁川于当日就爆发了排华暴动。暴徒开始捣毁华侨商店，侨民纷纷向华侨街、华侨商会和华侨学校避难。7月3日上午开始，暴徒人数剧增，他们成群结队向中国街进攻，沿途捣毁华侨商店，毁坏货物，抢劫财物。4日，仁川排华大暴动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不仅摧毁华人街、破坏华侨商店，还袭击华侨的住宅。直到7月6日，仁川排华暴动才趋平静。

自从7月3日凌晨仁川爆发排华暴动以后，排华的民族情绪和暴动迅速蔓延开来，很快波及汉城、平壤、开城、元山，后来又扩散到镇南浦、新义州等各个地方。几乎在整个半岛内，一时间充斥了仇华、反华和排华情绪，并将这一情绪诉诸暴行。只要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特别是华侨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以及华侨商店，首当其冲遭遇较大程度的毁坏。

在1931年7月3～19日的韩国排华暴动中，韩国各地华侨都遭遇严重的伤害和财产损失，其中，平壤的排华暴行最为恶劣，暴行造成华侨死亡的人数最多，死亡133人，受伤289人（重伤74人），失踪72人，财产损失250万元。由于朝鲜各界的努力和华侨的克制，排华行动很快得到平息，日本的阴谋终以失败而告终。朝鲜半岛排华暴动爆发后，许多华商商店被毁，货物财产被洗劫一空，大量劫后余生的华商华侨开始纷纷回国，有的从仁川、镇南浦港搭乘华商轮船回国，有的则由朝鲜总督府安排的货运卡车从陆路回国。排华暴动发生后，朝鲜总督府以及日本警察都没有积极制止暴动的蔓延，而且对预防此类事件发生也没有积极的态度，他们反而鼓励甚至威吓华侨离开朝鲜回国。所以，这一时期，大约有20%以上的华侨不得不选择回国，从而导致在韩华侨锐减。韩国大范围的排华暴动，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政治事件。

从表面看，这场排华暴动是以中国东北万宝山事件为导火索而引发的。由于韩国民众对万宝山韩农处境的关切，再加上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恶意煽动，韩国民众对事件真相的不了解和误解，所以，他们迁怒于中国乃至在韩的华侨。于是，他们对在韩华侨施以暴行，以示报复。

从政治的角度看，韩国排华暴动的整个过程，都与日本的阴谋策划是分不开的。日本力量的介入和幕后指使、策划是导致排华暴动的根本原因。确实，从历史事实来看，日本在这次暴动事件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说，韩国排华暴动也是一场政治事件，是日本在动员和利用韩国的力量共同对抗和反对中国。韩国排华事件使韩国华侨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大逆转。一方面，事件所造成的华侨直接经济损失非常惨重。多数华侨主要依靠经营商业为生，而在暴动中，他们的店铺和货物遭到毁坏，面临着再次创业的困难。另一方面，排华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实际上给华侨经济发展也造成了间接的、潜在的负面影响。华侨经济发展的外围社会环境逐渐恶化，意味着华侨的经济地位在走向下降。因为，对于众多华商和华工来说，他们面对的是韩国市场，当韩国社会排华情绪高涨时，将会严重影响这一市场。所以，在那种形势下，华侨面临着发展经济的重重困难，大量韩国华侨相继离开韩国，华侨规模自然锐减。

排华事件过后，韩国华侨社会渐渐恢复安定，大批回国的华侨于1932年又陆续返回韩国，到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旅韩华侨总数增至65000余人。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由于华北沦陷，南京撤守，华侨又陆续返韩，虽然不断地遭受日警的拘捕，常常遭受严刑拷打，甚至杀害，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韩国的全部华侨，仍约有4万人左右。

由于多年战乱，加之朝鲜半岛幅员小，资源贫乏，当时全国消费品奇缺，华商利用与香港、上海、烟台、青岛、天津、大连、安东等地原有商业往来关系，积极为韩国人民提供商品。根据1946年《朝鲜年鉴》的报道，韩国进口商品82%来自中国。当时华商创立大型贸易公司13家，他们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占韩国全国进口总量的21%，占出口总量的16%。1948年韩国华侨人数约2万人。笔者一次在仁川华侨聚会时，曾听到一个侨领津津乐道当年的韩华盛况。他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韩国的华商就像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侨一样，也几乎掌握所在国的经济命脉。记得一个侨领的爷爷去世时，前来送葬的当地高官政要巨贾络绎不绝，出殡的队伍长达几条街，仁川主要大街挂满挽幛，白花四处飘零。那时在韩国各大城市、沿海口岸，凡大街上西装革履的绅士皆为中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阶段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韩国当局对华侨入境实行限制政策，导致华侨人数增长缓慢。战前旅朝华侨，因往返便利，所以长期住朝的人虽然很多，而居留一两年即返国一次的也非常多。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分裂，韩国华侨与祖国之间自然地断绝了交通，因而韩国华侨人口，无形之中发生了冻结现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韩国华侨迁居台湾、香港或回大陆定居，人数一度骤减。据1954年12月旅韩华侨自治联合总会的调查，当时韩国华侨只剩下22090人。朝鲜战争停止后，韩国当局制定外侨入境管制政策，中国人移居韩国困难，唯华侨人口自然增加，到1970年韩国华侨总数为33361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