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韩人员往来与交流

一 古代人员往来与交流

据朝鲜最早的历史文献伏生的《尚书大传》、朝鲜古书《三国史记》等书记载，在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时，殷王族箕子不愿意看到商朝的灭亡惨状，率众5000人去了朝鲜，同时也带去了商朝文化，从而促进了古朝鲜社会的发展，并开朝鲜半岛华侨史之始。这是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最早年代，可以说是华侨的先驱。中国人移居外国的历史，虽有数千年，但冠以正式“华侨”之名称，则是近百年的事。中韩两国毗邻，陆境相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距离韩国海程又近，是中国人移民最为便利的国家。兼之中韩文化相通，习俗相近，尤其是文字相同（韩国古代使用汉字），从而为华侨居住、谋生提供了便利条件。追溯华侨历史已有数千年，总的来说，在较长的时间里他们能够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中朝（韩）两国历代王朝大多建有宗藩关系。据韩国传说，在箕子朝鲜之前，还曾有过一个檀君朝鲜。檀君是神话传说中的神人，今已无法考证，韩国史上真正立国的先驱是箕子。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以平壤为中心，奠定了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历史上称箕氏朝鲜。^[1]朝鲜最早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对箕子也有记载。《三国史记》在年表里，把箕氏朝鲜列为朝鲜的第一个王朝。该书还指出，在朝鲜的祭祀中有箕子神。其后稍晚成书的《三国遗事》载：“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而且人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史实，即韩国人民至今都崇尚白色，这与箕子“教其民以礼仪”直接相关。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人尚白。”从现代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殷商时期的陶器以白色较为精致，大多做祭祀用品，主要都是供贵族使用。箕子是殷商王室成员，他将殷商时期人们崇尚白色的风习传到了朝鲜半岛。而中国，西周时期将“尚白”改为“尚赤”。另外，韩国人民至今还保留着“右尊左卑”的习俗，这与殷人“尚右”的习俗也是一致的。西周时期则一改殷人“尚右”而为“尚左”。韩国人民至今“尚白”和“尚右”的风习从一个侧面说明，箕氏朝鲜的史事是可信的。箕子在朝鲜延续“四十余世”，历时近千年，这期间自然不时会有中国民众前往移居，成为移民，他们后来基本都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

秦朝时期，朝鲜半岛北部为古朝鲜，南部为马韩、弁韩等国。马韩包括今韩国忠清、全罗二道及庆尚道的一部分，势力最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严法酷刑，滥用民力，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山东、河北、辽东一带的老百姓纷纷逃居朝鲜半岛。尤其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中国大地上战乱不已，逃居朝鲜半岛的人更多。有的从山东半岛由海路进入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有的从辽东由陆路进入朝鲜半岛北部。由海路进入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中国人，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后来融合，建立辰韩，也叫秦韩。此后，朝鲜半岛南部为马韩、弁韩、辰韩并立。马韩最大，居西部，辰韩在东部之北端，弁韩在东部之南端。^[2]据史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3]在当时人口稀少的情况下，“数万口”已是一支为数不少的移民。

汉朝初年，燕王卢绾谋反，失败后逃入匈奴，其部下燕人卫满逃至朝鲜半岛。有许多“燕、齐亡命者随他前往”。卫满在朝鲜半岛称王，史称“卫氏朝鲜”，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史记•朝鲜列传》载，到卫满传位至其孙右渠时，“所诱汉亡人滋（益）多”。当时，在三韩之一的辰韩，移居的中国人比较集中。当地“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或名之为秦韩”。三韩首领一般都是马韩人，不许辰韩人当首领，其原因就是辰韩人中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流移之人”。

当汉武帝发兵征讨卫氏朝鲜时，起初并不顺利，而是一再受挫，一些散逸士卒就归化入朝鲜半岛之中。到汉朝末年，由于战乱不已，“民众多流入朝鲜半岛”。^[4]在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由少数民族当政，时有战乱，人民不断向朝鲜半岛南部移居，其中尤以山东人为多。公元550年，北朝的北齐攻打东魏。东魏许多人逃往高句丽。北齐灭东魏后，立即向高句丽要求遣送东魏末年逃难至高句丽的中国人。最初，高句丽不从，后被迫一次遣回5000户中国人，人数当有两三万之众。^[5]

这个时期朝鲜半岛的华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华人较大规模地进入朝鲜半岛大都发生在中国王朝更替时，为避乱或逃避繁重的赋役而移民朝鲜半岛。这些来自中国的早期移民除少数人返回国内外，都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

二是这时的中国移民主要通过陆路进入朝鲜半岛，逐渐由北向南移动，并有一部分人越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不高，即使通过海路进入，也是沿着山东半岛—庙岛—辽东半岛—韩国西海岸航行，自北南下。

另外，在东汉末年，有些汉皇室成员进入朝鲜半岛，有的则由朝鲜半岛去日本，逐渐与日本民族融为一体。据日本史籍传说记载，汉灵帝的三世孙原居韩国，后来和其子一起率众移居日本。秦始皇的十三世孙弓月君率在韩国的120县华人移居日本，于日本雄略十五年（471）尚有近两万人。当时人口稀少，而由韩国去日本的华人竟以万计，应该说是有相当规模的。

三是去朝鲜半岛的华人大都是自由移民，但个别的也有被掠夺前去的。例如，据《魏略》记载，王莽时，一个叫户来的华人说：“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木材，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6]户来等“千五百人”显然是被掠夺到朝鲜半岛去的。从总体上来看，这类移民的数量较少。

在旅韩华侨华人史上，唐朝是稳定发展的时期。由于唐王朝和新罗关系密切，所以两国间的往来也特别频繁。唐王朝国势强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沿海居民大量出国。正因如此，许多学者以唐代为华侨史的上限。这时山东和江浙一带的民众很多由海路进入朝鲜半岛。他们大都不在朝鲜半岛长期居住，而是侨居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中国。五代时期，高丽以重金招徕汉儒。当时，有不少在中国已成进士的人移居朝鲜半岛，并受到重用。

北宋、辽时期，侨居高丽的华侨相当众多，为古代朝鲜华侨鼎盛时期。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这时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及东北地区为契丹族建立的辽所据，朝鲜半岛则为高丽王朝统治。高丽与北宋、辽皆保持朝贡关系。北宋人从海路进入高丽中部定居，辽国辖属的东北地区原渤海国人以及契丹、女真等少数民众则从陆路进入高丽北部定居。尤其是北宋商人去高丽定居的很多。北宋对高丽的民间贸易也相当繁荣，大批商人去高丽经商。

元朝时，与高丽的贸易相当发达。1977年，韩国木浦附近海底发现一艘中国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9457件遗物。遗物中有7168件瓷器，其中青瓷3466件，白瓷2281件，黑釉瓷117件，钧窑系瓷79件，其他陶器574件；金属器皿280件，其中青铜器130件，还有漆器、扇子、水晶珠以及黄铜制的铙钹和铁锅；铜钱33包，共10.6万枚，还有石臼、棋盘、胡椒、桂皮等。据打捞者估计，上述物品仅占沉船货物的1/3，尚有2/3的货物和船体仍在深20米的海底。^[7]“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的年代是元代中晚期的，证明元朝与高丽间进行贸易，并可知其规模之巨大。”元朝还曾在王氏高丽时期派驻“达鲁花赤”管理民政，还派官员70余人监督政备。其间自然会有一些人随之前往。当时进入王氏高丽的以下列两种人最多：一是流放去的罪犯，二是逃避战乱的难民。元朝时还有一些大儒前往高丽。例如，孔昭是孔子的后裔，是被封为卫灵公的孔浣之次子，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扈从大长公主嫁至高丽，其妻室也随他一同前往。孔昭长期住在汉城南边的水原，并仿照曲阜的孔子故里建阙里祠。他在水原讲学，宣传儒学，在当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孔昭的后人有不少在韩国官至显位。元代的朱赞是宋代大儒朱熹的曾孙，他曾率7学士同赴高丽，留居当地不回。他在当地宣讲理学，颇受尊重，影响甚大。近世有不少学者研究韩国的“朱子学”，认为在元时朱子学已成为韩国的统治学说，却几乎无人提及朱熹曾孙朱赞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明清鼎革之际，一些败亡的明军将士逃入朝鲜半岛，有些不愿意剃发的中国老百姓也逃到朝鲜半岛居住，如著名的明末“九义士”，其在韩国的后裔今已达3000余人，这时旅居朝鲜半岛的华侨华人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自新罗统一后，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稳定和成熟，官方交往密切。外交使节、留学生和其他人士在两国交往中表现得特别活跃，但他们大都是短期居留，而长期居留者很少。这也正是这个时期旅居韩国华侨华人数量不多的原因。

第二，随着唐朝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通过海路进入朝鲜半岛经商的中国商人渐渐多了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居住在韩国的华侨华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是商人。

第三，这个时期没有出现突发性的移民，也没有大规模的群体移民，而大多是个别地、零星地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