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韩国华侨研究现状
权赫秀教授对朝鲜半岛华侨历史与现实研究的成果做了概述，分别考察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归纳出发展迅速与成就可观、各国学界的研究各具特色、研究队伍与研究方法及资料均有新的起色3个特点，同时还指出该领域的研究在各个方面还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需要大力加强国际学界的交流合作。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袁世凯、唐绍仪等派驻朝鲜官员到1899年清政府与大韩帝国建交以后的历任中国驻韩公使及领事官员，都曾陆续向清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了有关当地华侨情形的各种报告，而这些既无系统更非专业的零星报告资料，远不足以反映当时朝鲜半岛华侨社会的全貌，当然也谈不上对华侨社会历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的《朝鲜华侨概况》[5]应是迄今中国官方最早有关朝鲜半岛华侨状况的调查资料，其性质应属于当时驻朝鲜的中国外交机构向外交部当局提出的工作报告，还不能算作是有关朝鲜半岛华侨的专门研究成果。1931年7月，在吉林省长春县发生万宝山事件，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各地掀起了一股迫害当地华侨的排华浪潮，一时成为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大外交悬案。当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不过是有关该事件的一个宣传性资料，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了当时朝鲜半岛的排华情形。
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6年，作为华侨经济丛书之一而在台湾出版的卢冠群编著的《韩国华侨经济》[6]、1958年由台湾的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华侨志——韩国》[7]以及1960年张兆理编著的《韩国华侨教育》[8]等书，尽管其内容均非有关韩国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但这些书却可以说是有关当代韩国华侨经济与教育等方面情况的最早系统整理，大体上可以视作中国学界对朝鲜半岛华侨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开始。中国学界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研究首先开始于台湾，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与韩国尚处于互不承认的敌对关系局面使然。1976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硕士刘顺达的学位论文《韩国华侨教育之研究》，主要是有关当代韩国华侨教育的研究。1979年9月11日，时任韩国中华料理食业联合会会长的秦裕光在韩国四大报纸之一的《中央日报》连载题为“华侨”的回忆资料，是旅韩华侨向韩国主流社会直接介绍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一次成功尝试。1983年，这些回忆资料由台湾的韩国研究学会编辑出版为《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9]一书，成为最早的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口述资料。
1988年，陈建康编著的《大韩民国与华侨概况》[10]则是有关韩国及其华侨情形的一个简要资料。1999年，隋皓昀的论文《山东移民韩国史略》[11]，是从“移民输出方”，即中国山东的角度来探讨朝鲜半岛华侨形成史的研究成果。2003年，台湾大学康恩的硕士论文《大韩民国的华侨政策》[12]主要是有关当代韩国政府华侨管理政策的研究成果。2007年，由台湾学者杨韵平出版的《汪政权与朝鲜华侨（1940～1945）：东亚秩序之一研究》，根据日本东洋文库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关汪精卫政权驻日使馆及侨务档案等珍贵资料，深入考察了汪精卫伪政权时期对朝鲜华侨的管理制度与相关史实，也是台湾学界最早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著作。
中国大陆学者对韩国华侨的研究，最初以朝鲜华侨为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转向韩国华侨。由于资料的限制和朝鲜社会的特殊性，对朝鲜华侨的研究处于回忆录的水平。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韩关系的深化则给韩国华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些涉及韩国华侨的研究成果随之产生，尽管多数还处于初始阶段。1991年，杨昭全、孙玉梅著《朝鲜华侨史》是当时国内外学界最早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著作。该书根据“华侨史应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主要依据”的观点，将朝鲜半岛华侨史分为殷末周初至清代中期之古代、1840～1949年之近代、1949年以后之现代3个时期。1996年，张泰河的《韩国华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及朱慧玲的《韩国华侨社会的变迁与特点》两篇文章是大陆学界较早的有关韩国华侨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性研究。2002年，孙科志的《甲午战争前朝鲜华商研究》是有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旅韩华侨商人的一个概述性研究。2000年与2002年，晁中辰有关韩国华侨历史的概述，尤其是有关韩国华侨历史分期的探讨，[13]可以看作是国内学界对韩国华侨史正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研究。2000年曹华清、别必亮的《韩国近代华侨教育初探》与2003年权赫秀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韩国语教育机构——袁世凯驻韩公署附设韩国语学堂考》两篇文章，分别考察了近代历史时期朝鲜半岛华侨的教育问题。2007年，李丹的《超国家民族经济网络的运营——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则是及时关注2005年首尔世界华商大会的直接研究成果。
2005年2月，中国学者李玉莲在韩国仁荷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近代韩国华侨社会研究》，也应视为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该论文的研究主题为以仁川为中心之韩国华侨社会的形成过程，并主张近代韩国华侨社会在1883年初首先形成于仁川，最早的韩国华侨便是1882年8月随同吴长庆所率庆军六营来韩的40余名“军役商人”，亦即以广东、浙江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商人，至于如今占据韩国华侨90%以上的山东出身的华侨都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量流入韩国的。李玉莲的论文是继1981年韩国学者朴银琼之后第二篇以朝鲜半岛华侨历史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2月在韩国出版为《仁川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展开》一书，成为继杨昭全、杨韵平之后中国学者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第三部学术研究著作。2006年，陆益龙著《嵌入性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一书，通过对韩国华侨的居住格局、民族与文化认同、职业获得、社会网络、社会行动以及未来趋势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考察，指出韩国华侨所选择的适应模式，既非同化模式，亦非聚集模式，而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嵌入式适应模式”。至于其原因，一是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二是来自自身的文化传统。尽管该书的考察重点在于韩国华侨社会的现实而非其历史，其理论方法上的探索努力比1981年韩国学者朴银琼著《韩国华侨的种族性》及2003年韩国学者崔承现著《韩国华侨历史》更胜一筹。
有关当代朝鲜半岛华侨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在朝鲜半岛华侨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1984年，余以平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华侨教育》第二辑上发表《朝鲜华侨教育初探》。1987年1月，《侨史资料》先后刊发丁雪松的《回忆北朝鲜解放初期的华侨工作》、杨山的《朝鲜华侨的团会概况及其作用》及刘元仁的《北朝鲜华侨教育片段》，集中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代朝鲜华侨的历史与现状情况。2000年曲晓范、刘树真的《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安置史略》，孙玉梅的《朝鲜华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以及2001年慕德政的《朝鲜华侨教育的历史回顾》，则是国内外学界鲜为人知之当代朝鲜华侨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曲晓范、刘树真有关抗战胜利后朝鲜华侨回国及安置史实的专门研究，可以说是有关朝鲜华侨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由于1949年以来中国与朝鲜密切的双边关系以及外界无法了解朝鲜学界本身对朝鲜华侨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中国学界有关朝鲜华侨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而其内容则主要局限于有关华侨社团及教育的主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其在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终结，有关朝鲜半岛华侨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正常的国际与社会环境。1946年11月，在汉城成立韩中文化协会，由长期在华从事独立复国运动后来又担任韩国首届副总统的李始荣担任会长，这说明朝鲜半岛光复后韩国社会对中韩关系乃至华侨社会的重视程度。而在该协会于1949年编纂发行的机关志《韩中文化》创刊号上刊载的《在韩华侨概况》，应是1945年后最早有关韩国华侨历史与现状的整理资料。
然而，国外学者对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却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才开始兴起。1972年，高承济的论文《华侨对韩移民的社会史研究》是韩国学界最早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标志着韩国学界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研究的开始。而后，韩国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关朝鲜半岛华侨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1972年庆熙大学陈清全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李朝末期韩中贸易的研究》、1973年成均馆大学姜德志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韩国华侨经济的考察》及庆熙大学申文廉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在韩华侨经济的研究》、1974年庆熙大学林贤德的硕士学位论文《在韩华侨的经济史考察》、1976年檀国大学谭永盛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朝鲜末期清国商人的研究——从1882年至1885年》及同年檀国大学邹美兰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在韩华侨企业经营的实证研究》等。上述论文成为韩国乃至国际学界最早一批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成果，而其中的社会史与经济史视角则一直影响着此后韩国学界的华侨史研究。
其中，1972年高承济的论文最早探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华侨移民朝鲜半岛的历史过程，并从社会史角度集中分析了早期华侨社会的职业构成及经济状况。1976年谭永盛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考察朝鲜半岛华侨的早期形成过程，并指出居住在日本长崎、大阪、横滨、神户一带的中国商人随同日本商人进入朝鲜，应是朝鲜半岛华侨之始，因为当时日本商人经由上海、神户而贩运到朝鲜的英国产棉布占日本对朝鲜出口的88.3%，而这样一种连接东亚三国的国际贸易渠道无疑成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半岛并形成朝鲜半岛早期华侨社会的一个捷径。至于1978年朴永锡著《万宝山事件研究——作为日帝大陆侵略政策的一环》一书，则是对1931年万宝山事件的专门研究，但该书只是阐述了当时朝鲜半岛华侨遭到迫害并进行自救的事实，并没有对当时朝鲜半岛华侨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内容。
1980年，朴银琼先是与李效再共同发表了题为“关于韩国华侨以及华侨移动的研究”的论文，1981年又发表其学位论文一部分之《韩国华侨社会的历史》，同年，又作为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提出《华侨的定居与移动：韩国之例》，1986年，将其博士学位论文加以增补后出版《韩国华侨的种族性》一书。尽管朴银琼的研究并非着眼于华侨史本身，但朝鲜半岛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变迁历史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81年的《华侨的定居与移动：韩国之例》则是各国学界最早有关朝鲜半岛华侨的博士学位论文，同年发表的题为“韩国华侨社会的历史”的论文更是当时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最早通史性研究成果。上述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有关韩国华侨史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韩国学界有关华侨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时期。1981年，刘家福通过《在韩华侨经济研究》先是回顾华侨定居朝鲜半岛的历史过程，而后依次考察了韩国华侨经济的变迁过程及其现状，并提出了韩国华侨经济的问题点及改善方向，可以说是韩国学界华侨研究之经济史视角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据初步调查，这一时期韩国学界有关华侨史的研究，还有蔡熙南（音译）的《关于我国华侨经济的研究》、朱风仪的《关于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华侨的媒体利用的考察》、赵喜正（音译）的《关于在韩华侨的地理学研究》及南知叔的《汉城市华侨的地理学考察》等，均为硕士学位论文，而且均是从经济学或地理学等非历史学视角的研究。1994年，权锡奉发表的《清末在朝鲜清商研究》对晚清朝鲜半岛华侨商人及其与当地人的纠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性考察。2007年，《清末在朝鲜游勇、游民、游商研究》一文主要对晚清时期朝鲜半岛华侨中的特殊群体，即所谓“游勇、游民、游商”以及当时清政府与朝鲜王朝方面的相关管理措施进行了实证性研究。1995年，高丽大学金基弘的硕士学位论文《在韩华侨种族性的研究》，强调韩国华侨实际上是当代韩国社会内部的少数移民集团，因此应当与韩国主流社会全面加强交流，表明了韩国学界与社会对华侨问题认识上的新变化。韩国三大广播电视系统之一的文化广播电视（MBC）在1996年10月10日以及1999年10月22日连续两次播放题为“华侨：小社会的故事”“华侨：百年邻居的两个面孔”特辑节目，表明了当代韩国主流社会对华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韩国学者崔承现在中国北京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对朝鲜半岛华侨史的研究，理应属于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1999年，崔承现在中国发表的《转折中的旅韩华侨》集中考察了当代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2000年，他完成了题为“韩国华侨史研究——从‘上国’国民到多层认同”的北京大学博士论文，这也是在中国内地通过的第一篇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崔承现研究所关注的是韩国华侨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认同问题，认为起始于所谓“上国”国民身份的韩国华侨史的发展历程与世界华侨华人的普遍历史并不一致，进而主张韩国华侨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并在其形式与内容之不断冲突过程中逐步演变为韩国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末，冷战体系的瓦解为韩国华侨提供了实现多元认同的空间，因此，21世纪的韩国华侨可以说是“华”“韩”兼容、“和而不同”的“多元”主体。2003年8月，该论文由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韩国学者用中文出版的唯一有关韩国华侨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专著。2007年，崔承现在中国发表的《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从中韩比较的独特视角对比考察了海外华侨及海外韩国人移民社会的联系网络。
2002年韩国学者文银贞（音译）接连发表有关马山华侨历史的两篇论文以及2003年全寅永的《韩国近代的华侨问题》，表明韩国学界有关华侨史研究在空间范围与深度上都开始进一步深入。全寅永将华侨问题作为近现代韩国历史上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更是预示着韩国华侨史研究有可能成为韩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乃至领域。2003年1月，韩国首都汉城市成功获得了2005年10月9～12日第8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举办权，促使韩国社会与学界对华侨的关注大大提高，同时也推动了韩国学界有关华侨的研究，迎来了韩国学界有关华侨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同年，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委托圣公会大学相关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了解韩国华侨人权现状及其文化认同特征的为期7个月的专项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华侨的个人状况（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及收入状况等）、身份认同及受到差别对待情形（包括社会福利、华侨学校毕业资格、大学入学资格及各种商业服务与年金制度等），并在同年底将其调查成果结集出版。
据该项调查，截至2002年，韩国华侨人口达到21610人，其中首都汉城为8399人，占总数的38.9%，而后依次为仁川、京畿道、釜山，分别占总数的13%、9.8%和8.7%。2007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韩国华侨的生活与身份认同》一书计496页，通过访问15位旅韩华侨整理出“韩国华侨的生活与身份认同”及“群山地区华侨生活史”的口述资料，是继1983年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之后又一部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与现状的珍贵口述资料。韩国政府有关部门对华侨历史与现状的上述调查与研究工作，是当代韩国试图建设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社会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表明华侨问题已经成为受到韩国政府与主流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由于地理与历史上的密切联系，日本特别关注有关朝鲜半岛历史的研究。姑且不论1910～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的旧时代，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1991年间，日本学者有关朝鲜半岛历史的研究成果就已经有约3000件单行本与10000件论文集之数。但是，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史的研究却一直是日本学界的一项空白。在1945～1991年的40余年间，仅见1969年绿川胜子有关万宝山事件与朝鲜排华事件的一篇论文，其内容也不是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历史的专门研究。1997年，日本学者涩谷智雄有关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华侨的论文，是日本学界较早关注1910～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华侨社会历史状况的研究成果。2000年3月，在日本大阪成立的在日韩国华侨研究会，其成员为姜在彦等旅日韩人学者及日本学者共计10余人，是国际学界迄今唯一有关朝鲜半岛华侨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专门研究团体。日本学界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关注朝鲜半岛华侨在近代东亚商贸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滨下武志的《20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以及石川亮太有关同顺泰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应当看到，关注东亚地区国际商业网络以及华侨商人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原本就是日本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一个重要研究倾向，滨下武志、古田和子、龙谷直人等的相关研究则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
2004年，旅日韩裔学者李正熙与韩国学者梁必承一起出版《没有Chinatown的国家——韩国华侨经济的昨天与今天》一书，李正熙便是上述在日韩国华侨研究会的一名主要成员，并在日本学界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朝鲜半岛华侨史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韩国华侨研究之现在与今后的课题》《殖民地时期朝中贸易与朝鲜华侨的商业活动》《关于殖民地时期在韩华侨制造业之一考察》等。2004年，日本学者石川亮太开始向学界介绍《同顺泰来信》资料，并据此先后发表了有关19世纪90年代同顺泰等朝鲜半岛华侨商人与东亚地区贸易网络的多篇研究论文，成为利用这一批资料而对同顺泰以及朝鲜半岛华侨进行深入研究的正式开端。
[1] 毛起雄等编《中国侨务法律法规概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第255～256页。
[2] 庄国土：《“华侨”一词名称考》，载郑民、梁初鸣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1989，第39～40页。
[3]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第1页。
[4]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侨务工作概论》，九州出版社，1994，第2页。
[5] 王正廷：《朝鲜华侨概况》，1930。
[6] 卢冠群编著《韩国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
[7]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华侨志——韩国》，台北，1958。
[8] 张兆理编著《韩国华侨教育》，台北：世界文化出版社，1960。
[9] 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
[10] 陈建康：《大韩民国与华侨概况》，台北：中正书局，1988。
[11] 隋皓昀：《山东移民韩国史略》，《山东文献》1999年第3期，第52页。
[12] 康恩：《大韩民国的华侨政策》，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13] 晁中辰：《旅韩华侨华人历史分期初探》，载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九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