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韩国华侨社会的形成

一 韩国华侨形成背景

虽然近代以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规模上并不大，但从韩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移居者对朝鲜半岛的贡献和影响很大，而且较为普遍。来自中国的移民自从居留和生息下来后，在当地社会并未形成民族边界和民族社会。从历史中能够看到他们在文明与文化方面留下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前近代的移居者是融入于朝鲜半岛社会的，与当地人共同创造着历史，而没有形成民族边界和民族隔离的社会和历史。

如前所述，殷末周初时期，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灭殷，殷之王族箕子率众5000人去了朝鲜，同时也带去了殷朝文化，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思想文化。如“田蚕织作”“诗书礼乐”“医药卜筮”“设禁八条”等，从而促进了古代朝鲜社会的发展，并开朝鲜华侨史之始。这是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最早年代。

箕子率众5000人入朝，除中朝两国历史文献有记载外，还有大量古迹佐证。高丽所建的箕子祠虽已泯灭，但至朝鲜解放以前，平壤犹有箕子墓和箕田。箕子墓完整，箕田仅有残迹。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和正阳门之间。朝鲜学者韩百谦曾著《箕田考》，对箕田有如下记述：“箕田为‘田’字形，每‘田’有四区，每区皆70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亩八区；竖计之亦有四亩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区与区之间留出一亩宽的路，田与田之间留出三亩宽的路，以十六田、六十四区划为一甸，其三甸旁又有九亩宽的路，从城门直至大同江边。土地的尖斜其侧不能划成方块处，或一二田，或二三区，随地势而为之，叫做‘余田’，也都是每区70亩。”从韩百谦所述可知，箕田井井方方，与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而一区七十亩则和孟子所说“殷人七十而助”相合。从而可知箕田的划分方法是箕子从商朝传来的。箕子墓亦称箕林，位于平壤玄武门外，规模殊狭，墓前有碑，书“箕子陵”三字。墓前两侧各立有两尊石人。箕子墓始建何代已不可考，后因毁坏，于光绪十五年（1889）重建。^[1]黄炎培、邹鲁先后于1928年、1945年访问朝鲜平壤时皆曾目睹。^[2]此外，100多年前，朝鲜常州李某在某石棺内发现箕氏系谱。系谱详细记述箕子至衰亡41代的王諡及在位年数，入马韩时代，尚载有8代王名。^[3]箕子朝鲜的历史除中朝两国历史文献记载残存的古迹外，从考古资料也可得到佐证。

1941年，辽宁喀左县小城子遗址发现殷周之际的铜鼎。1955年，该县北洞村遗址又发现一批西周初期的窖藏洞器群。1958年，该县老哈河遗址发现与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青铜器，其年代相当于东周。辽宁还发现许多春秋末年至秦汉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许多与中原文化相同的陶器与铜器。

朝鲜境内出土的许多铜器与中国辽宁省出土的铜器甚为相近或相似。对此，朝鲜著名考古学家都宥浩教授说：“朝鲜罗津草岛的青铜文化，可能同中国的辽宁地区有联系。”《朝鲜通史》也认为：“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很多中国系统的细型铜剑、铜铧、铜镞等武器和铜铎、装饰品、铜镜等。”它们有时与中国古钱一起出土。^[4]如上所述，在公元前11世纪，即殷末周初，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已有广泛接触，并有众多中国人移居朝鲜，从而产生相近或相似之文化。另外，在朝鲜境内曾发现中国战国时期的金属货币、金属器皿和各种金属工具。如朝鲜慈江道渭原郡、江界郡、平安道宁远郡等均发现大量明刀钱及铁制农具。这些货币及金属制品，一部分可能是战国以来中朝两国贸易输入的，另一部分可能是战国末以来到朝鲜定居的华侨带来的。还应指出的是，除中国的众多金属器皿传入朝鲜外，丝绸、漆器也大量传入朝鲜。金属器皿、丝绸、漆器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的发展。

而较金属制品更为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中国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已基本成熟：“甲骨卜辞和器物铭文中出现的字，数目达三千五百个左右。”^[5]秦末汉初，金属制品上铭文更为普遍。迄今，在朝鲜境内出土不少铭文的金属制品。朝鲜西北部6个地方出土的明刀钱铸有的汉字数目达3000多个（同一汉字重复计算）。^[6]平壤附近曾发现有铭文的汉孝文庙铜钟，铸于公元前41年（汉元帝永光三年），上面的铭文为：“孝文庙铜钟容十斤重三十斤永光三年六月造。”此外，汉武帝曾派善于治河的彭吴赴朝，治理朝鲜河流。朝鲜史书载：“彭吴治国内河川，以奠民居。”^[7]《本纪统览》载：“牛首州有彭吴碑。”可见，彭吴居留朝鲜治河很有功绩，死后，朝鲜人立碑纪念他。

又如，汉初为避战乱而移居朝鲜的王仲及其后裔八代孙王景，也对朝鲜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王仲及其后代王景，都精通天文知识。他们侨居朝鲜，对中朝两国天文学的交流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8]

还有北宋入高丽定居的商人、文人、武士、医生、术士、画工等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北宋与高丽关系友好。北宋和高丽的民间贸易相当繁荣，大批商人去高丽经商。公元1074年，高丽向宋朝请“医药、画塑之工以教国人”。又如宋朝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高丽派使向宋朝“请乐工”，宋朝也派乐工前往。^[9]高丽崇尚中国文明，积极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以发展本国文化。如前所述，韩国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历代王朝都崇尚中国文明，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高丽王朝亦是如此，不仅派大量使节、学生、僧侣、工匠、商人去北宋，或学习儒学、佛学、文学、工艺，或与中国文人接触，或大量购买书籍，而且还欢迎北宋文人到高丽定居、供职，以促进高丽文化发展。宋朝文人来高丽返回时，高丽都热切挽留。如公元1091年8月，“制曰，宋人田盛善书札，东养有武艺，敦请留止，且加职秩，以劝来者”。^[10]又如宋著名进士慎修定居高丽，高丽委以参知政事要职。他逝世时，国王肃宗派人吊祭，并“谥恭献”^[11]。

高丽积极提倡海外贸易，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制定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不仅开展与北宋的官方贸易，也积极开展民间贸易。高丽鼓励本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更欢迎北宋商人来高丽贸易，宋商给高丽带来大批中国物品，其中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12]此外，瓷器、漆器、手工艺品、药材、茶等也为大宗，书籍尤为高丽所欢迎。公元1027年，宋商李文通一次运至高丽的书籍竟达597卷。公元1087年，高丽高价委托宋商徐戬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2900余片），而后运至高丽。高丽酬以三千两百银。^[13]宋商还给高丽运去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西南亚地区的物品。宋商运来大批中国和西南亚地区的货物，满足了高丽王廷奢侈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有益于高丽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经济的发展。因此，高丽朝廷十分欢迎宋商的到来，在京都开京专门设立接待宋商的四个“客馆”，而且每当节日都要宴请宋商。

元代朝鲜华侨为数众多，成员复杂。他们侨居高丽，对高丽贡献很大。从武备方面看，罗世、边安烈与高丽军民一起抗倭，有力地捍卫了高丽的领土主权；在文化方面，孔昭、朱赞、偰长寿、韩复等对中国文化在高丽的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功绩；火药制作方法和建筑技术的引入，推动了高丽在这方面的发展与提高。

中原文化对韩民族的影响远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历法、饮食、婚俗、葬俗、祭祀等众多方面都有体现，对此以往学者们多有探讨，无需一一详述。

（一）古代中国的舞蹈文化艺术对朝鲜半岛乐舞文化的影响

古代朝鲜的舞蹈基本上分两大类，即宫廷舞蹈和民俗舞蹈。宫廷舞蹈源自于民间舞蹈，它还包括接受外来乐舞影响，并将此与本民族的传统审美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雅舞。民俗舞蹈是对传统乐舞继承发展了的，是广大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舞蹈，它多在逢年过节，祭神祭祖时表演，因而它的成分多含有与平民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如祭祀图腾、祖先，以期达到驱病逐灾、农业丰收的愿望。

朝鲜半岛本土民族舞蹈形态带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比如，北方的舞蹈带有刚健爽朗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南方的舞蹈则带有娇媚阴柔之美的特点，这可能与中国南方稻作文化的熏陶有关。此外，战争与贸易交往使朝鲜半岛文化越发带有外来文化的色彩。尤其是中国汉、魏时期的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较多，因此，朝鲜的宫廷乐舞很多带有汉、魏时期的文化色彩。到了公元918年以后，朝鲜松岳（开城）一带的豪族列强王建开创了高丽王国，他先后收复新罗，又灭了百济，最后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王朝的统治权一直维持到公元1392年。在这一段的统治期间，高丽王朝多与宋、元两王朝交往，它不仅接受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还接受了宋代宫廷队舞的乐舞结构的影响。这些在朝鲜王朝时记录的朝鲜宫廷各自仪式的文献《进馔仪轨》和《进爵仪轨》《进宴仪轨》等几部著作中都有记录。朝鲜王朝是继高丽王朝之后的新的统治政权，它独尊儒教，力斥佛教。宫廷乐舞呈现出明显的儒家礼教色彩，如“觐天庭”“受明命”“荷皇恩”“圣泽”“六花队”“曲破”“莲花台”等舞蹈。这些舞蹈主要以宣扬君权神授为内涵，把王权提到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是控制世间一切的象征。朝鲜王朝的乐舞也多呈现出中国与朝鲜交流的结果，如“梦金尺”和“受宝箓”等作品。朝鲜王朝时的祭祀方面主要有祭孔乐舞和宗教祭祀乐舞。祭孔的乐舞称“佾舞”，是沿袭了中国西周雅乐的表演体系。“佾舞”又分“文舞”与“武舞”，崇尚儒家思想很重。朝鲜王朝的传统乐舞文化层面中已经深深积淀着厚厚的中国文化成分。

殷末周初时期，根据史籍记载，在东北亚文化圈中，朝鲜半岛人最先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别是晚期，东北的古人类体质显著增强，族体迅速扩大，生产力也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他们冲出小的天地，扩大活动的地域，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因而，正是在这个时代里，他们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迁徙和远征。他们从辽河流域走向黑龙江流域，并通过东北这条天然通道，络绎不绝地走向毗邻的朝鲜半岛，走向乌苏里江以东的日本海沿岸……成为那里最早的原始居民。”^[14]得天独厚的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人员迁移提供了条件。朝鲜半岛与中国很早就有了文化交往。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文化也显示了半岛与中国两地的相同。“支石墓的大量存在证明了该历史时期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与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居民之间普遍存在着习俗、意识形态、建筑技术方面的一致性，这无疑是由此前长时间内的相互交流决定的。”这些说明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先民早在原始社会阶段就已与中国人展开了文化交流活动。到公元前21世纪中国有史以后，两地域之间有了更频繁的交往，有关箕子避难朝鲜并建国立业的记载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总之，朝鲜半岛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而中原经济文化对朝鲜半岛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深入到了朝鲜半岛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加速了朝鲜半岛和中国其他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