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

布兰德利·沃马克◎

【内容提要】《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一文将中国传统外交的历史经验与有关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均衡关系的一般性论断结合起来，从这两个维度看，这种历史经验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其适用性仅仅局限于前现代的东亚国际体系中。朝贡体制假设中国在一个有限互动的亚洲世界中处于中心地位。更具一般性的论断也对非对称性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东亚的历史表明，管理非对称性关系有着许多基本的挑战和经验，可以宽泛地运用于当今世界。尽管东亚不再处于等级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的各个不平等的行为者之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非战国或冷战时期两极状态下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

【关键词】非对称性 朝贡体系 均衡

在《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一文中，周方银对中国与其邻国传统的外交互动模式，给出了一种博弈论视角的阐释。这样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也颇为有趣。^[1]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总是大国操纵小国，而他的分析恰恰反驳了这种观点。然而，他对于朝贡体系的解释并非立足于儒家道德的文化，而是将朝贡体系看做冲突互动过程所产生的一种能够使中国和其邻国相互适应的模式。

周方银正确地强调了朝贡体系的双向性特征，以及它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外交中的关键作用。相比费正清，他认为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关系的外交庇护。通常人们认为贡品是大国要求小国进贡礼品的一种形式，而周方银则强调了中国的首要利益是通过一定的让步与其周边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的确，在周方银的论述中，中国处于朝贡关系中不利的一边：疲于冲突便向其邻国作出一定让步以使边境安宁。周方银给朝贡体系提供了一种清晰而合情理的互动模式的解释，并对复杂而有趣的互动过程——这种过程能使朝贡体系中的国家间达到一种均衡——进行了案例研究。这一研究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历史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我们在大国与其弱小邻国间关系的一般理论中，将中国当做其中的一个特例，便会取得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一种分析模式来看中国的外交史绝对是很有用的，但是追求必要的简约也许会忽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独特特征，而这些特征或许比一般化的特征更能揭示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本质。同样的，用一个一般性的模式来阐释某一案例，即便该案例与模型十分吻合，仍不能证明这一模式是普遍适用并且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周方银的模型的一般性问题，而是集中在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历史方面。我认为，中国作为亚洲地缘中心国家的地位比这一地区实力的非对称性更能对中国与其外部世界关系的形成产生基础性的作用，并且在中国有些朝代和皇帝曾追求过与朝贡体系的主流相反的政策。周方银认为均衡的产生源于操纵小国的消极后果，与之相反，我把中国与越南的关系这一实例加进来以证明小国的抗衡能力是一种均衡（这种均衡并非基于操纵）能否出现的关键因素。在周方银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我将进一步阐述中国传统外交与现在中国重新成为亚洲主要大国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章的第二部分试图把周方银关于均衡形成的观点置于一个关于非对称国家间关系的更一般化的模式之中。周方银强调了互动进程以及稳定结果的形成，而非政治操纵，这是重要的贡献。然而，他的分析只局限于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视角。我给出一种关于非对称国家间关系的更普遍的模式。这一模式从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错误知觉以及调整过程的分析入手。

文章的最后结论是，曾经的中华帝国在处理与其小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远比战国时的合纵连横或冷战时的两极格局更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