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安全困境/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一个整合式的研究路径能够解决族群冲突研究领域存在的理论分歧，扭转碎片化的研究趋势，并贡献新的知识。建立在准确理解安全困境机制的概念和理论效力的前提下，下文将首先分析人类的四种行为驱动力如何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见图1），接下来讨论七个影响驱动力的因素，最后展现一个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见图2）。
图1 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
说明：图1以及下面图2未展现三种心理驱动力的相互作用：①因为三种心理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未涉及本文的核心逻辑链条（因素—驱动力—机制）；②本文对三种心理驱动力相互作用的讨论只是初步的，对于后续研究的需要仍然十分迫切。
图2 初步具体化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
说明：图2并未展现本文的7个因素对4种驱动力的所有调节作用：首先，这样可以使逻辑图更加简洁；其次，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表明“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和解释力，而非解释某些特定因素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后文对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做了简单的探讨，但是同样出于简洁的考虑，图2也未显示这种关系。图中的虚线表示虚线两端的因素与驱动力不存在单纯的因果关系，而是“A因素不能导致某种驱动力的出现，但是能够调节这种业已存在的驱动力的强弱程度”。
（一）安全困境与驱动力
1.作为“现象”“理论”和“机制”的安全困境
学界已经对“安全困境”进行了精细的概念分析，指出这个源自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族群冲突。[28]本文对“安全困境”概念的使用，包含了“现象”“理论”和“机制”三个层次。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安全困境”描述了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由于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现在和未来的意图而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恐惧感，为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国家不得不通过实力竞争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但是，实力竞争的结果反而使得国家更加不安全。
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安全困境（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行为体互相之间没有恶意、出于自我保护目的的实力竞争”三者的组合构成了激活安全困境（现象）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样的理论区分也告诉我们“安全困境”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螺旋”。受行为体互动和各种因素的调节，“安全困境”可能被恶化为“冲突螺旋”，“冲突螺旋”的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战争。[29]
作为一种机制，“安全困境（机制）”代表了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过程，它可以将某些因素串联起来，从而引发或者阻止整个系统或次级系统的变化。[30]社会系统的变化反映了人类互动的过程和结果，而人类互动必然受到各种行为的驱动力的影响，因此，各种调节因素必须通过作用于人类行为的驱动力来影响人类的互动。在人类互动过程中，安全困境机制可能被遏制，或者被恶化。
2.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初步具体化“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来验证其理论潜力，本文有选择性地将影响群体互动的集体“恐惧”“不满”和“仇恨”，以及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这四种行为的驱动力纳入分析框架。
心理（情感）能够驱动人类行为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心理学早就承认心理“情感”（affect）和理性“认识”（cognition）存在着互动，并且共同作用于个人做决定和行动的过程中。[31]此外，集体行动理论告诉我们集体动机并不足以导致政治动员和暴力冲突。[32]为了理解人类集体行为导致的社会结果，对精英角色的分析不可缺少，因此，本文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作为另一种行为驱动力。本文认为，这四种行为驱动力能够相互作用，共同调节安全困境，从而决定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是被恶化还是被遏制（见图1）。
（1）四种驱动力分别对安全困境机制的独立调节作用
族群精英出于自利的目的而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动员族群大众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影响族群互动，调节族群间的安全困境。“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越强，安全困境恶化的可能性越大，恶化的速度越快。但是，如果研究者在分析族群冲突时仅仅考虑精英的“动机”和“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忽略其他重要的事实和逻辑链条，陷入“精英决定论”的套路中。
在无政府状态下，族群成员因为不能确定另一个族群当前和未来的意图而产生的“恐惧”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族群相互之间的“恐惧”长期得不到缓解或者被进一步增强，族群为克服“恐惧”而进行的实力竞争加剧，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更加容易恶化成冲突螺旋，族群冲突和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群体“不满”反映了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或结果感到不公平，并且希望对此进行改变。根据群体“不满”对象的差异，群体“不满”可以分为群体（个体）对其他族群的“不满”以及群体（个体）对中央政权的“不满”。精英对族群群体情感的操纵会改变族群成员“不满”的对象（如将族群成员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导向其他族群），影响“不满”的强弱程度。如果族群相互间的“不满”是主要维度，则安全困境可能因为族群成员追求“满意”“公平”的努力而被恶化成冲突螺旋。
此外，相比“不满”和“恐惧”，“仇恨”对行为的驱动力更强，因为“仇恨”心理本身就包含着采取敌对行动的倾向，[33]集体“仇恨”的宣泄导致任何暴力行动都可以挂上“集体复仇”的正当理由。因此，“仇恨”的出现和增强极易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恶化成冲突螺旋和族群战争。
（2）四种驱动力相互之间的正向反馈[34]
① “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与三种心理驱动力
“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与其他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增强的效果。一方面，族群间的集体“恐惧”“不满”和“仇恨”的存在及其强度构成了族群问题在社会中的“显著性”（salience），“显著性”的上升可以进一步增强精英的“能力”。如果国家内部不存在族群裂隙（ethnic cleavage）和族群问题的“显著性”，则精英的资源（如财富、智力、组织机构）很难转化成“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
另一方面，“族群动员能力”的提升使得精英有更多的意愿“投资”族群冲突而不是民主制度的建设，从而导致三种心理驱动力的强度被迅速增高。“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的提升使得精英既可以通过煽动性的宣传放大本族群对其他族群的“不满”“恐惧”和“仇恨”，还可以通过一些挑衅性含义更浓的行为（如推行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增强其他族群对本族群的负面情感。[35]
②三种心理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
“不满”“恐惧”和“仇恨”这三种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增强的效果，因为这三者都暗含了“期望改变”的心态。“不满”与“仇恨”都反映了行为体因自身利益或荣誉的得失而产生的期望改变现状的动机，而“恐惧”则体现了行为体因为害怕将来可能的损失（安全、地位）而产生的期望改变现状的动机：“得到的东西少、或者失去了东西”都会造成“不满”；“失去了很多东西”能够导致行为体的“仇恨”；“可能失去很多东西”引起“恐惧”。
例如，“仇恨”可以增加其他心理驱动力的强度：A族群对B族群的“仇恨”可以导致A族群对B族群的“不满”显著升级；此外，A族群对B族群的“仇恨”及其外在表现能够增强B族群对A族群的“恐惧”。
（3）小结：四种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共同调节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首先，四种驱动力各自的出现和增强分别能够恶化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其次，四种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属于正向反馈。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如下命题具有合理性：第一，任意一种驱动力的出现或增强，都会导致其他业已存在的驱动力增强。第二，在族群互动中出现的驱动力的种类越多，驱动力的程度越强，则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越可能被恶化。
（二）不同因素对驱动力的影响
不同因素通过作用于人类行为的四个重要驱动力（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进而起到调节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的作用。基于这样的理解，同时注意把握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本节逐一分析了七个因素如何通过影响驱动力进而起到调节安全困境的作用（见表1）。
表1 因素驱动个体行为的方式
1.结构因素：政治不稳定
政治不稳定对于分析族群间安全困境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容易导致国内无政府状态的产生，而国内无政府状态正是族群间安全困境的首要来源。当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减弱或完全消失，已有的制度安排和官方意识形态受到挑战，权力出现真空，政治精英谋求在新的政治环境或体制下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政治不稳定容易导致一个国家产生实际上的国内无政府状态：（1）中央政权渐渐（或突然）地崩溃；（2）中央政权被某一族群所垄断。
其次，在多族群国家，政治不稳定（通过无政府状态）导致的族群相互“恐惧”既是族群间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直接影响了此后族群间的和族群内的互动。如果不能缓解族群相互间的“恐惧”，安全困境将一直存在恶化的可能。
2.制度因素：族群政党系统
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由族群政党组成的族群政党系统最容易导致族群冲突。[36]不过由于霍洛维茨对族群政党和族群政党系统的复杂定义不适合操作，本文重新定义了这两个概念：第一，根据政党是否主要代表、反映某个特定族群的利益将政党分为两个类型——族群政党和跨族群政党；第二，如果国内的族群政党掌控了大多数政治资源，则这个国家具有族群政党系统。[37]
本文认为族群政党系统不仅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而且能够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相反，跨族群政党由于其组成方式超越了族群边界，因而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
（1）族群政党系统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限制了政治精英的政治选项。首先，一旦政党政治涉及族群利益，完全建立在其他社会裂隙（social cleavages）上的政党就失去了政治空间。[38]其次，由于族群中心主义的影响和利益分配的敏感性，族群政党的领导人对其他族群“妥协”的态度容易被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攻击，为了避免在族群内部政治竞争中落败，族群政党领导人在族群间事务中不得不保持对外族强硬的形象。族群政党对政治空间的占领以及政治精英“妥协”的困难导致族群政党系统中很难出现长期稳定的、超越族群界限的中央政权，因此极易造成国家政治不稳定。
（2）族群政党系统增强了“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族群政党系统能够在两个方面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一方面，族群政党的“单一代表性”使得它能够“天然地”掌握族群聚居地区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和资源；另一方面，族群政党容易采取多种手段来塑造族群集体认同，由于集体认同是族群动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精英在塑造集体认同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动员“能力”。
3.政策因素：歧视性族群政策
国家采取的族群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融入性政策（integrative）、同化政策（assimilative）和排斥性政策（exclusive）。[39]前一种政策没有歧视性色彩，而后两种政策都属于歧视性族群政策。苏丹未分裂前，北方穆斯林试图在南方实行伊斯兰教法即明显的同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人的驱离政策可以被认为是排斥政策。
国家“能够”制定同化或者排斥这两种歧视性族群政策已经表明弱势族群失去了其作为一个族群集体应该享有的、与优势族群同等的政治地位，即优势族群已经垄断了中央政权。这意味着在歧视性的族群政策出台之前，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已经被激活，而歧视性族群政策的出台会进一步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恶化成冲突螺旋和战争。
歧视性族群政策不仅使弱势族群产生强烈的威胁感，而且还会导致弱势族群因集体身份被贬低和荣誉被剥夺而产生被羞辱感。威胁感会增强弱势族群已有的“恐惧”，被羞辱感则会催生另一种爆裂情感——“仇恨”。此时，安全困境会被恶化成优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安全威胁，而弱势族群则随时可能因“恐惧”或“仇恨”而发动集体反抗，族群间的冲突螺旋（甚至战争）将会成为主旋律。[40]
4.经济因素
（1）经济衰退
2011年，世界银行通过对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相比群体性的“不满”，个体缺乏经济机会更容易导致群体性反抗。在这项调查中，40%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因为没有工作而加入反政府团体，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加入反政府团体的原因是群体性的（不满）。[41]
本文认为国家的经济衰退确实会影响族群之间的互动，但是经济衰退只是影响族群间安全困境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影响方式也不是单一的、线性的。
①经济衰退容易引发个人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在个人层面上，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水平下降等首先引发个人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不满”，这种对中央政权的“不满”构成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经济衰退的责任并不能直接被归结到某个族群身上，但由于族群中心主义的影响，个人也会因为经济衰退而迁怒于其他族群。此外，族群精英为了推卸责任或者出于其他自利的目的，可能将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其他族群的贪婪和剥削，族群精英寻找“替罪羊”的意图能够将个人“不满”的对象从中央政权转移到其他族群。
②经济衰退容易导致中央政权的不稳定。首先，经济衰退造成中央政权的声誉受损，其权威和控制力削弱；其次，相较处于经济增长中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中的个体和团体参与（暴力）反抗的机会成本较低；最后，各种反对派力量可能利用经济衰退攻击中央政权。
（2）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
定量研究发现“垂直的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对族群冲突是否爆发的影响很小。[42]弗朗西斯·斯图尔特在2005年首先使用“水平的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概念，并且证明了“水平的不平等”能够影响一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43]
本文同意“水平的不平等”能够影响一国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但认为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能够更好地反映落后族群因相对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而产生的“不满”：第一，如果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那么暂时存在的较大经济差距不一定会导致落后族群强烈的“不满”；第二，如果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那么暂时存在的较小经济差距也会导致强烈的“不满”。[44]
在一个族群意识显著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往往被理解为族群团体之间为了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而进行的竞争。[45]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往往成为落后族群集体“不满”和“恐惧”的重要来源：①族群间经济差距扩大导致落后族群会因为经济地位的降低而产生对优势族群的强烈集体“不满”；②经济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落后族群将不得不面对优势族群的“经济威胁”和“集体身份的危机”，因而落后族群会产生集体的“恐惧”；[46]③族群间经济差距的缩小造成落后族群的“不满”可能逐渐降低，但是由于其相对能力的提升，落后族群可能向中央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政治权利）。
5.历史因素：族群间的历史冲突
族群交往历史中发生的冲突历来受到族群冲突研究者的关注。[47]考夫曼在其关于族群冲突的“象征性政治”理论中提出“存在能够合理化敌对行为的族群神话是族群暴力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他过分强调了族群神话的作用。[48]族群间的历史冲突可能包含很多形式：殖民主义、奴隶制、族群战争、种族屠杀等。通过将族群之间的历史冲突带入安全困境的分析模型中，我们可以更精细地了解历史冲突对现实的影响。
（1）历史冲突容易造成族群间的“不信任”并增强安全困境下的相互“恐惧”。行为体的声誉会影响其他行为体对其意图的判断。如果某族群曾经主动挑起过暴力冲突，则这个族群无疑会因为其历史侵略行为而被其他邻近的族群怀疑和疏离，这就导致曾挑起冲突的族群释放出的善意得不到信任，其对安全的诉求容易被当作威胁。此外，族群中心主义的心理导致经历过冲突的族群倾向于将责任推给其他族群，所以大多数族群可能都是某些其他族群集体记忆中的“侵略者”。在族群间安全困境存在的前提下，这种“不信任”往往能增强族群相互间的“恐惧”。
（2）历史冲突会造成族群之间的“仇恨”。除了增加族群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恐惧”外，历史冲突还会导致族群间的“仇恨”。族群间历史冲突的存在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族群曾经在冲突中遭受过集体损失。这种损失不仅仅反映在物质方面（如伤亡人数），还体现在非物质方面（如失败导致的集体羞辱感）。[49]因为族群对相对价值（地位）的极度敏感，这些损失往往会造成族群之间的“仇恨”。
此外，族群之间的历史冲突作为一种显著和持久的群体记忆，往往被精英有意识的政治化，以塑造一种单一的、排外的集体认同。[50]因此，历史冲突导致的“仇恨”往往被镶嵌在集体认同中，它的显著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弱，但只要族群间没有实现全面的和解，“仇恨”随时可能爆发。
6.地理因素：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
族群冲突学界对地理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族群聚居地崎岖复杂地形的比例、[51]少数族群聚居地区距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52]地区的族裔多样性[53]和族群分布的集中性[54]等因素都被认为与族群冲突有正相关关系。
由于本文仅仅希望说明地理因素可以被纳入“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所以并未全面地考察这些关于地理因素的假说，而仅仅选取了“族群人口的分布类型（杂居或聚居）”这个因素进行分析。对于A、B两个族群来说，族群杂居指的是：相当一部分（统计上有意义的）A族群的成员与B族群的成员杂居在某片地理区域；族群聚居指的是：几乎所有的A族群的成员和B族群的成员分别居住在各自族群占主导的区域内。[55]
本文强调，当两个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被激活后，相比族群聚居，族群杂居能够通过放大族群互相间的“恐惧”和“仇恨”并且增大“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来恶化族群间安全困境和冲突螺旋。[56]
（1）杂居地区的“接近性”能够增大“恐惧”和“仇恨”。相比族群聚居地区的居民，地理上的“接近性”导致杂居地区的居民对族群间的互动更加敏感。例如，A族群的行为首先影响到的是与A族群距离较近的B族群成员，而较少影响到与A族群距离较远的其他族群成员。同样的道理，歧视性族群政策或者精英对历史冲突的渲染将首先导致杂居地区的族群成员对其他族群的“恐惧”和“仇恨”迅速上升。当杂居地区的族群成员意识到他们的家庭正在被“历史上的敌人”所威胁，族群成员参与集体抗争的动机最为强烈。例如，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前，胡图族与图西族互相之间的威胁感知在杂居程度更高的北方地区比图西族占绝对优势的南方地区更为明显。[57]
（2）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能够增强“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杂居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能够将集体负面情感扩展到更大的地理范围。例如，与A族群距离较近的B族群成员感受到的“恐惧”和“仇恨”可能会被传递到整个B族群，从而起到放大整个B族群对A族群的负面集体情感的作用。“不可分割性”对集体情感的传递效果往往被族群精英所利用，通过夸大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同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所处的危险境地，精英能够使每个族群成员感同身受。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族群精英深刻明白此间的道理，无怪乎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塞族人的保证——“没人再敢揍你们”——迅速为他奠定了塞族领袖的地位。[58]
（三）小结：“安全困境/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
上文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驱动力的影响以及驱动力对安全困境机制的调节作用，初步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见图2）。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安全困境机制能够将各种对族群冲突存在影响力的因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对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虽然这里的分析框架是初步的（并未包含其他具有解释力的变量和驱动力），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①通过初步具体化“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说明了这条理论路径的可行性；②为建立更加完善和整合式的族群冲突理论起到了铺路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的解释力，下文将用此分析框架解释捷克斯洛伐克（1968—1993）和南斯拉夫（1971—1991）两个案例中族群政治的不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