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论卷
一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发生变化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扩大。1980年代以后，文化史与社会史再度复兴而成为显学，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引起部分学者的兴趣。[1]但是社会文化史作为人们新的关注点，还需要史学界同人共同努力，力求在理论方法与史料方面有所突破。本篇是对社会文化史几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希望学术界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
美国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Hunt）于1989年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曾经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新文化史又被称作社会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
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3]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社会文化史涉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大众本身的内涵是通过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法权的地位来确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因素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西方学术界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它是为大众服务的。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的确难以包容复杂的文化内涵。研究者容易忽视的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而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改变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之势。以至于今天一些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学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知识分子，因此大众文化的历史便有着“必然亦是知识分子的历史”的趋向。[4]精英文化源于大众文化，是从大众生活和文化中产生，是对大众文化和意识的提炼与总结。精英在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精英文化同时又是对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体认、关注和指导。所以研究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
研究社会文化史要注意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两者的相互影响和包容性。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生活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使得社会生活带有明显的政治特色。这种政治特色又被相当数量的民众所认同和接受，形成了两者的互动和相容。其二，两者的对立性。如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精英把社会陋俗及国民劣根性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领域成为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不同程度提出了反封建陋俗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变革。这反映了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对立性。
注重研究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社会运动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形态是社会文化史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近代社会的反洋教运动、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跃进”运动、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新时期的学潮，等等，这些都可以从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视角进行探索，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重层面和角度，而层面和角度又是多维的。既要考虑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要考虑不同地域的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还要考虑不同民族在相同时期内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并探讨这些变化的缘由所在。
社会文化史要特别注意研究已经发生变化的部分及其变化的程度。社会文化一般存在两种状态，一是恒常状态，一是变化状态。绝对的恒常状态是不存在的，恒常状态是相对的，但即便如此，恒常状态还是社会文化的底色。然而变化状态在改变着这一底色，改变的程度与变化的程度成正比。我们要注重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状态，对变化状态的研究有益于对当时社会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即有助于对某一历史时期特征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我们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状态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本篇重点阐述以田野调查法为重点的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文化人类学在理论上颇具特色。西方人类学自形成以来，先后创立过多种不同的理论，影响较大的有进化理论（分为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两种）、传播理论、历史特殊论、功能理论、文化模式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等。古典进化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探求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和演化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传播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主要由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学者创立。它与进化论唱反调，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历史特殊论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创立，认为各种文化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主张要了解人类一般文化的成长法则，首先要研究各种文化单独的演变过程；强调对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每一个民族或部落的具体资料重新构造其特有的文化历史。功能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由英国学者创立。它强调从整体上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并重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功能的、有机的统一体，各种文化要素正像一个肌体的各种器官，各有其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功能”主要是指人的需求的满足，即人的基本需要（生物性需要）和派生需要（心理性需要）的满足；有的学者则认为功能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相互调和，使其整体持续保持稳定和一致的状态。文化模式论或文化与人格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学者创立。它主要解释各民族的性格为什么存在明显的差异，解释男女两性为什么在气质和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结构理论或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纷乱繁杂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表层结构，探索存在于不同时空的深藏于人类心灵中的普遍性结构，以认识、解释全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原则。象征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文化功能或结构的分析，而是解决各种文化现象和行为所表达的信息或意义；主张把象征及其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行研究，寻求象征的多层次理解。[5]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田野调查法即实地调查法，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也是收集资料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人类学最明显的特征。当然也是相关学科如考古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主要步骤：（1）田野工作的准备。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干什么去？去何处？从事田野工作是要阐述某些理论问题或假说，这比为了描述更为重要，因此要到典型的地方或找有代表性的人。其次，要考虑的因素有：可进入性、健康状况、政治可行性、生命安全等。最后，要备好考察的装备，包括衣食住行和全套的野营器具以及药品和补给品。（2）开始田野工作。要根据不同的背景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一概而论。首先遇到的是长途跋涉的艰苦。其次面临着不同文化的令人痛苦的“文化冲击”，孤独无援，深感压抑。最后要向当地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此地的目的，不能对提供资料者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3）语言学习。通过聆听和询问来学习语言。（4）参与性观察。生活于要研究的人之中，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懂就问。（5）采访。实际的采访技巧视研究者与所需资料的种类而定。有些按严格的提纲提问，同一问题可以去问许多人，而有些则可让提供资料者随心所欲地叙说。还有一些或许从某个主题开始，然后由着采访对象去说，在他离题太远时，再将他引回到原先的主题上。（6）解释。田野工作的最后解释受研究者的人格、养育他们的亚文化、他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他们的理论学派等深刻的影响。[6]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了解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的几个重要步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或为我们所用。
对于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应当有所继承。阅读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自白》，就可从中受益。费孝通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上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的讲座，后来以“社会调查自白”为书名出版。在该书的“引子”里他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在该书的“社会调查概述”中大致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四个阶段：（1）定题。即要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定题并不简单。题目从哪里来，又如何去选择，就相当于我们的论文选题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制订计划和方案。这与我们传统史学所制订的方案有所不同。需要进行探索性调查。要搜集与课题有关的资料，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确定调查方式。（3）实施阶段。相当于我们的查阅资料，采用观察与访问的方法。观察包括“间接观察”“直接观察”和“参与观察”。访问是指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4）总结阶段。通过整理资料、分析资料而得出结论。相当于我们的撰写论文。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在该书中，费孝通重点介绍了如何进行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小城镇调查、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的调查。[7]费孝通的研究方法显然值得重视和借鉴。另外，1930年代陈翰笙教授对华南农村的研究，陈达教授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陈序经教授等对疍民的研究，都是以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代中国学者也有将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运用于社会史研究，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另外，《新时期史学思潮》一书是利用访谈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范例。该书的前言指出：“当代史学思潮的研究有赖于当代史学工作者广泛的参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可以由某位史学家通过搜寻史学史的文献来进行独立的研究。而进行史学思潮的研究，仅仅靠坐在图书馆中搜集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真正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之中，了解他们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倾听他们对史学研究的种种感觉、体会、意见、呼声。在他们的业绩之中，寻找他们的成功之路；在他们的困惑之中，探求解脱困境的出路。广大史学工作者自己的现身说法，才是研究当代史学思潮最宝贵的资料。因此，这项研究非有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不可。”[8]该书的后记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史学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的结果，史学思潮的形成，必然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了对这些史学工作者本身的研究，就谈不到史学思潮研究。所以，我们的课题研究，并不是在开始研究前就确定了明确的研究路径，而是我们在逐步深入到史学工作者当中之后，才逐步明确的。也可以说，这项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不止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成果，而是我们与数十名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果。”[9]作者通过访谈，感受到了当代史学思潮跳动的脉搏，也体察到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和敬业精神。作者若能把访谈的资料整理出版，将是一部有价值的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
（三）社会文化史的史料问题
上文谈到的田野调查法实际也是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搜集资料的方法之一。当然研究社会文化史还要有更为开阔的史料视野。除我们以往关注的一般史料，诸如正史、档案、报刊、方志、访谈资料等外，社会文化史还要关注更为宽广的史料范围，诸如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戏曲、诗歌等。有学者指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10]其实，很多前辈学者在挖掘和运用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
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非常重视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有的写出戏曲和小说的专史，有的则侧重于发掘戏曲小说中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前后，郭沫若、翦伯赞、尚钺、胡绳、邓拓、吴晗、傅衣凌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翦伯赞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元曲新论》《桃花扇底看南朝》和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琵琶记的历史背景》等文是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成就，主要是形成了一套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注意文学资料的使用，并把视角深入到戏曲内容之中，借以观察这些史料中包含的社会文化价值。关注过去文学史和戏曲史的领域，延伸了历史学家的触角。当然引用文学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大量“臆造”的成分。因此，当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如采用文学作品分析晚清大众文化时，必须分清所讨论的就是晚清大众文化，还是作者笔下所反映的晚清大众文化。比如利用晚清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来研究晚清的社会文化，要考虑小说内容是如何折射社会现实的，这种折射和直接反映是不等同的。清末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其实清末小说杂志有很多种）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民俗信仰生活。另外，文艺作品对民众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作品的内容去梳理探究，未尝不是可尝试的分析方法。20世纪的女性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也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我们还要注意搜集和使用民谣，如《中国近世谣谚》和《现代流行民谣》等都是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史料。
诗文同样可用作史料。陈寅恪成熟运用于学术研究中的就是我国传统的文史互证方法。这种方法被现代学者所继承，并在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当代学者卞孝萱的《冬青书屋笔记》，揭示了传统文史互证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11]当代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阁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主要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造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美国学者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宝卷：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1997），将妇女自己写作的诗词作为立论的材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够解读中国诗词已属不易，这种做法也确实使读者耳目一新并颇具说服力，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讲究情感表达的含蓄蕴藉与复杂委婉，女性诗人尤其如此，用来作为史料，即使特别小心，也很难保证不会出错。[12]
史料是丰富多彩的，如何阅读史料是重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个‘读’不仅是讲对资料字面上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对资料进行诠释和利用。一条史料不仅反映了某个历史事实本身，而且可能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正是对资料怎么‘读’，常常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所持的历史观。”[13]我们在扩大史料视野的同时，更要学会阅读、分析和理解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