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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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史

如果不理清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关系,那么对两者在语言、文学、宗教、民族、艺术等文化领域交流的研究将无法进行。只有在占婆与马来世界之间产生了人员的往来和联系才有可能产生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完全脱离历史关系的文化交流是不存在的。因此,本节将着墨于占婆与马来世界历史关系的论述,为下文从文化层面的论述奠定基础。

占婆与马来世界历史关系的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相关研究以法国和马来西亚史学专业学者的成果居多。从占婆与马来世界整个历史关系宏观视角论述两者关系的学者以法国学者蒲达玛、马来西亚学者黄子坚的成果较具代表性。蒲达玛相关的专论是2000年刊登于《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的《占婆与马来群岛的关系》[102]一文,黄子坚的专论是2008年刊登于日本《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建立4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关系——两千年共同的文化与民族特性》[103]一文。在支撑材料上,蒲达玛主要引用法文和占文的资料,黄子坚则多引用英文和马来文文献。笔者本节将在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论述。

一 15世纪下半叶以前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早有关占婆与马来世界有可能发生接触的记载仍需依赖中国古籍。公元6世纪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说道:“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104]这里所说的“马流”,徐松石先生曾认为是“马来由”(Melayu)的异译。但研究汉民族迁移史的学者们多不同意此种说法,认为此为史书明载,不可歪曲。

但正史《后汉书》并不载此事,军队若要留人守卫铜柱,可以说是大事,正史不载而后世地志反而记载,这在逻辑上不合情理,“马流人”是否真为马援所留是值得怀疑的。郦道元《水经注》所引《林邑记》为南朝宋(420~479年)佚名所撰,此即“马流”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最早出处。“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这句话中谈到林邑与西屠国交界,“西屠国”被学界普遍认为即今越南南部的朱笃(Châu Đốc),[105]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朱笃自古至今都是马来人和占人聚居最集中的地区。

《水经注》中的说法,即“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这段话是东晋时期(316~420年)人俞益期的说法,后来被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用的。《新唐书·南蛮条》说:“又有西屠夷,盖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106]即自东汉起,占婆与马来世界已可能发生联系。

占婆与马来世界的交通路线历代都有记载可循。《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07]

根据史籍记载叙述,早年陈佳荣先生曾绘成地图(见图2-11)。

图2-11 汉代南海对外交航线

汉代南海对外的整个交通线是从日南或者合浦等地沿着海岸,即经过占婆海岸穿过马来海峡到达黄支后又绕着马来半岛,经过皮宗(今马来半岛南端)返回。[108]这条路线虽为汉代的交通线,由于经过占婆与马来半岛,一样可以为占婆和马来半岛两地人员往来和交流提供便利。

隋代时,占婆与马来半岛的航海路线仍可从中国史籍中勾勒。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朝派屯田主事常骏出使赤土国(属马来半岛),其往返路线《隋书》有记载,去程:“其年(公元607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返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阯。”[109]其路线大致如图2-12所示[110]

图2-12 常骏出使赤土行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隋朝时期,林邑至赤土的航海路线已经开通。

降至唐代,南海海上航海路线更趋明显,占婆和马来半岛成为中西交通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占婆和马来半岛是自中国到巴基斯坦、印度的必经之路。《新唐书》地理志谓:“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东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山)。又五日行至海硖(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巴邻邦),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111]其路线大致如图2-13所示。[112]

图2-13 唐代南海对外交通路线

8世纪中叶,马来人的海上力量日益强大,开始攻击当时越南南部沿海地区。据越南汉文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丁未(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昆仑阇婆(属马来世界)来寇,攻陷州城,经略使张伯仪求援于武定都尉高正平,援兵至,破昆仑阇婆军于朱鸢。”[113]这是史籍关于马来世界与越南南部沿海发生具体联系的最早记载。

另据占婆梵文碑文记载,塞伽历696年(约公元774年),有黑色皮肤乘船而来的外族人,掠夺了位于占婆古笪罗(Kauthara,今属越南庆和省)庙宇的林伽并焚烧了这一庙宇。[114]此即法国学者和马来西亚学者用以论述占婆与马来世界发生关系的最早证据。蒲达玛认为这些“黑色皮肤,乘着船而来的外族人”,就是马来民族。[115]仍据占婆梵文碑文记载,公元787年,爪哇(Jawa)以舟载兵来焚烧了占婆宾童龙(Panduranga)(今越南之Phan Rang)的巴达(Bhadradhipaticvara)庙宇。[116]根据马来西亚学者的研究,这是新兴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想征服占婆而做的一次尝试。[117]

随着唐宋间海外贸易的盛行,海上航线日趋发达。占婆与今日印尼群岛也逐渐发生了联系。考古学家在印尼爪哇发现有五块爪哇碑文的记载涉及占婆,这些碑文的年代自公元840至909年不等。这其中,公元840年的碑文是在东爪哇的谷地(Guti)发现的。据碑文记载,占人与柯灵人、哈亚新哈人(Kling、Haryya singha,均属斯里兰卡)、古拉人(Gola,属孟加拉)和瓦里卡人(Cwalika,属泰米尔国家)都服务于室利佛逝宫廷。公元909年的碑文是在爪哇的卡拉帝(Kaladi)发现的,碑文记载了在室利佛逝经商的有占人、孟人、印度人等。[118]另据占婆碑文,约在898~903年之间,占王阇耶新诃跋摩(Jaya Sinhavarman)曾派两个使团到爪哇(Yavadvijapuram)。[119]

10世纪末,三佛齐使者到宋朝朝贡期间,闻本国被阇婆(爪哇)侵占,归途中即停留于占婆。《宋史》的记载,“端拱元年(988年),(三佛齐)遣使蒲押陀黎贡方物。淳化三年(992年)冬,广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自京回,闻本国为阇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偶风信不利,复还。乞降诏谕本国’”[120]。这说明三佛齐与占婆当时的关系不错,否则三佛齐贡使不会先到占城再图回国。另外,三佛齐当时的贡使姓“蒲”,说明他们是穆斯林。据此,马来穆斯林到达占婆的时间又可追溯至公元10世纪。

另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自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占婆、阇婆和三佛齐一直保持着贸易关系。《宋会要》的两则记载可做证明。

宋乾德四年(966年)七月,江南国主李煜上言:“占城国使入贡道,出臣国,遗臣犀角一株……阇婆马礼偃鸞国古缦一叚,阇婆沙剜古缦一叚,阇婆繡古缦一叚……阇婆沙剜锦繡古缦一叚。”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一月,(占城)遣使蒲萨多婆、副使蒲多波底、判官陈义来贡……其王又言:“本国地毛不壮,土产无精,常思奇异而供,王每欲殊珍而作贡,所以特遣使使遍言旨邻番,昨于三佛齐国得金毛狮子一,其狮子本出天竺国,彼人豢养,今以驯良,传来大食,又至三佛齐。”[121]

12世纪时,马来世界与越南的贸易仍然不断。京族汉文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春,二月,爪哇、路貉、暹罗三国商舶入海东,乞居住贩卖,乃与海岛等处立庄,名云屯,买卖宝货,上进方物”。[122]爪哇等国船只要到达越南北部海域,必然需要经过占婆,因为占婆当时是马来世界与越南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另据《元史》的记载,1282年,元朝征占城时,占城曾向阇婆借兵。《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1282年),官军(即蒙古军队)获谍者曰‘国主(指占婆国王因陀罗跋摩五世 Indravarman V)实在鸦候山立寨,聚兵曰二万余,遣使交趾、真腊、阇婆等国借兵’”。[123]

赛代斯在《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中引用马伯乐《占婆史》的论述,“1292年,一支蒙古船队沿占婆海岸驶往马来半岛,以报复爪哇对忽必烈派遣的使者的侮辱及降服苏门答腊诸小国。(占婆国王)阇耶新诃跋摩三世以其强硬的态度,避免了该船队在占婆登陆”[124]。但查《占婆史》及《元史》均无记载,不知根据为何。

在越南宁顺省发现的公元1306年的碑文显示,占婆王阇耶新诃跋摩(Jaya Sinhavarman)曾娶爪哇公主婆西(Tapasi)为妃。[125]占婆这一碑文的记载可与《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相印证,《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惠肃王伐占城,无功而还。帝曰:‘先帝栉风沐雨,方擒取主,国父以重臣奉命,致伪主制能出奔爪哇求援。’”[126]成书于1365年的《爪哇史颂》的记载与占婆碑文、越史的记载也相类似。《爪哇史颂》记载,“处于大王陛下(满者伯夷国王)保护的其他地区(与阇婆相比较而言)包括:雅瓦纳、马达班、暹罗、占婆和吉蔑”[127]。由此可证13至15世纪上半叶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之密切。

中国史籍关于占婆与马来世界交通路线的记载也较为清晰。如自占城至爪哇的路线,明人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中记载如下。

“其国在占城南可一千里。由占城而往,针位:取灵山,灵山之水可六十托。又五十更曰蜈蚣之屿。由屿尾礁而西,五更平冒山。又十更望东蛇龙之山。贯圆屿、双屿之中。经罗帏之山,山之水十有八托。又五更取竹子屿。又四更取鸡笼之屿。又十更至勾栏之山,可以治薪、水。又三十更平吉里门之山。又五更平胡椒之山。又三更平那参之山,由是而至杜板。由五更而至爪哇之新村”[128]。郑和赴爪哇即自占城入,郑和随从费信所撰《星槎胜览》记载说:“爪哇国,古阇婆名,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129]

笔者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说明占婆至马来的交通路线自古一直存在,中国史籍的记载,只是其中的一条路线,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路线,但由于占婆和马来文献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

二 15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

1471年对占婆的历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占婆联邦政治形式不复存在。15世纪末,占婆的两个王子逃往马来半岛避难,其中一位王子逃到了马六甲,并获得马六甲宫廷的重用,另外一个王子逃到了亚齐。[130]根据爪哇的传说,大约在15世纪中叶,占婆王以王妹多罗波底(Daravati)嫁爪哇(Java)的麻喏巴歇(Madjapahit)国王。[131]1594年,占婆曾支持柔佛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132]

《马来纪年》第11篇还记载了马来王国中有占人担任马六甲王国的船长,且在朝拜国王时,是“被安排坐在王殿上的”[133],这足以证明16~17世纪占婆与马来关系的密切。

另根据占婆文文献,占婆宾童龙国王蒲罗美(Po Rome,1627~1651年在位)曾访问吉兰丹(Kelantan)。[134]占婆古典文学《吉兰丹公主》()反映的是吉兰丹的公主到达占婆,力图在占婆传播伊斯兰教的故事。这一文学作品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未有定论,蒲达玛认为这反映的是1692年占婆被越南攻打后,越南把“占城”改名“顺城镇”以后的事。[135]另根据占文史料,1796年,来自吉兰丹的马来贵族领袖宣袍(Tuen Phaow)领导了占婆宾童龙国反对京族驻扎军队残暴统治的起义。[136]1832年,占婆被京族完全吞并,曾在吉兰丹学习伊斯兰教教义的占婆首领卡提·苏曼(Katib Sumat)在柬埔寨领导了大批的穆斯林反抗越南阮朝明命帝对占婆领土的吞并。[137]

三 20世纪以来占人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越南被一分为二,南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马来西亚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因此,马来西亚穆斯林与占人穆斯林之间的往来并不受到太多的限制。越战爆发期间,越南南方大量的难民逃亡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其中包括大量的占人。自越战结束至1993年,马来西亚政府接受了数万名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占人穆斯林难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些占人是来自印支地区唯一被马来西亚政府所接受的民族。

在占人难民居住在马来西亚期间,马来西亚的各种社会组织,如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联合会(Persatuan Kebajikan Islam Malaysia)、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等还为占人难民提供各种救助物资和宗教信仰活动方面的帮助,使占人难民能够适应在马来西亚的生活。

由于政治的原因,关于20世纪占婆与马来的文化关系的公开资料非常之少,笔者第六章将主要通过马来西亚方面的资料论述当代占人与马来人的关系。

四 小结

综上所述,历史上,占婆与马来世界的联系一直存在,且这种联系相当密切。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曾长期友好,除了在公元8世纪时,爪哇曾有军队攻打占婆并烧毁占婆一座庙宇外,占人与马来人很少发生冲突。占婆与马来世界在地理上接近,当海路成为国际贸易主要交通线的时代,占婆和马来世界的部分港口同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马来文化伴随着贸易、人员往来渗透到占婆文化当中,这奠定了占婆与马来文化交流的基础。自公元 10世纪始,越南北部京族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在对外策略上推行“南进”政策,15世纪是占婆与马来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471年,占婆被后黎朝攻陷都城,占婆联邦王国瓦解,同时国势日衰。自此,占婆不断向马来世界寻求政治避难并与马来人进行贸易、人员的往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占婆与马来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进一步加强。


[1] (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占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岭表录异〉》,商务印书馆,1936,第6页。

[2]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2004. pp.13-21.

[3]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2004. pp.144-145.

[4]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第873页。

[5] IOC-Champa,Champaka 3,Từ Vựng Hroi-Việt,Paris,2003,Tr.14.

[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传,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6页。

[7] (晋)陈寿撰《三国志》,吴志,卷15,吕岱传,上海书店编《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68页。

[8] (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第272页。

[9] Maspero,G.,Le Royaume de Champa,Paris:G. Vanoest,1928,p.330.

[10] 《明世宗实录》卷275,载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第799页。

[11] 《明世宗实录》卷276,载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1,第799页。

[12] 〔越南〕 吴士连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685页。

[13] 〔越南〕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二十二,台湾台北中央图书馆印本,1969,第2624页。

[14] 《武宗实录》,卷127,李国祥主编 《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武汉出版社,1993,第381页。

[15] 〔越南〕阮朝高春育等:《大南一统志》,卷九,平定,日本昭和十六年(1941年)影印越南刻本刊版,第1071~1072页。

[16] 〔越南〕阮朝高春育等:《大南一统志》,卷十,富安,日本昭和十六年(1941年)影印越南刻本刊版,第1172~1732页。

[17]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三,占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版,1961~1981,第1406页。

[18]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三,占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版,1961~1981,第1406页。

[19]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三,占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版,1961~1981,第1406~1407页。

[20] 〔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三,占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版,1961~1981,第1408页。

[21] 〔越南〕阮朝佚名撰《阇槃城记》,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典藏号:A3138,第50页。

[22] Sakkarai Dak Rai Patao,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藏,1884年抄本,典藏号:Po Dharma(1).

[23]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Võ Cạnh Rock Inscription,2004. pp.1-2.

[24] (唐)魏徵等:《隋书》,卷83,列传第47,《南蛮·林邑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19页。

[25]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Ròn Buddhist Inscription,2004. p.77.

[26]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Mỹ Sõn Pillar Inscription,2004. p.174.

[27] Antoine Cabaton,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es Chams,Paris,Ernest Leroux Editeur,1901,pp.69-70.

[28]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Mỹ Sõn Stele Inscription of Bhadravarman I,2004. p.2.

[29]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Đồng Dýõng Stele Inscription of IndravarmanI I,2004. p.72.

[30]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Đồng Dýõng Stele Inscription of IndravarmanI I,2004. p.73.

[31] (唐)李延寿:《南史》,卷78,列传第68,夷貊上,南海诸国,林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12页。

[32] Georges,Maspero,Le Royaume De Champa,Chapitre I,Voir T’oung pao,Mars 1910,p.184.

[33]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Chợ Đình Rock Inscription,2004,p.6.

[34]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Mỹ Sõn Stele Inscription of Prakasadharma,2004. p.17.

[35] (唐)姚思廉:《梁书》,卷54,列传第48,《海南诸国·林邑国》,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7页。

[36]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the Trà Kiêu Inscription of Prakasadharma for Valmiki,2004. p.11.

[37] 〔法〕 G.赛代斯撰《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蔡华、杨保筠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81页。

[38] (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典藏号:故画001389N000000000。

[39] 〔法〕 G.赛代斯撰《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蔡华、杨保筠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38~39页。

[40]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Đồng Dýõng Stele Inscription of Indravarman II,2004. p.60.

[41] 尚会鹏:《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39页。

[42] (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第17页。

[43] Jean-François Hubert,The Art of Champa,Parkstone Press International,2005,p.66.

[44] (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第17页。

[45] (唐)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王邦维校注,荆州慧命禅师,中华书局,1988,第143页。

[46] (唐)慧超撰《往五天竺国传》,南天竺国,张毅笺释,中华书局,2000,第47页。

[47] 〔越南〕吴士连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189页。

[48] 多数学者认为“昆仑语”是马来语,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昆仑书”即有可能为马来语书籍,这说明马来语传入占婆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或更早。——笔者注

[4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收录于(梁)慧皎等撰《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18页。

[50]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277页。

[51] (元)脱脱等:《宋史》,卷489,列传第248,外国五,占城,中华书局,1999,第10871页。

[52]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371页。

[53] (明)马欢撰《瀛涯胜览》,占城条,万明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第9页。

[54] (明)巩珍撰《西洋番国志》,占城国,向达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2页。

[55] (元)王大渊撰《岛夷志略》,宾童龙条,苏继庼校注,中华书局,1981,第63~64页。

[56] (明)马欢撰《瀛涯胜览》,占城条,万明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第8页。

[57] (明)费信撰《星槎胜览》,卷一,占城国,中华书局,1991,第1~2页。

[58] (明)费信撰《星槎胜览》,卷一,宾童龙国,中华书局,1991,第3页。

[59] 〔越南〕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235页。

[60] (元)脱脱等:《宋史》,卷489,列传第248,外国五,占城,中华书局,1999。

[61] (明)《太祖实录》,卷39,载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武汉出版社,1991,第553~554页。

[62] (明)《太祖实录》,卷52,载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武汉出版社,1991,第555页。

[63] (明)皇甫庸:《近峰闻略》(一卷),载《说郛续》第二十八,原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版,清顺治三年(1646年),北京大学古籍馆藏,典藏号:EB/Z121.5/15b:1189~1192。

[64] (明)《太祖实录》,卷39,载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武汉出版社,1991,第973页。

[65] (明)张朝瑞辑《皇明贡举考》,卷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丛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六九册,齐鲁书社,1996,第460页。

[66] (明)《英宗实录》,卷232,载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武汉出版社,1991,第748页。

[67]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Po-NagarTemple Inscription of Jaya Paramesvarman I,2004. p.132.

[68]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七册,蕃夷四,占城、大食,中华书局,1957,第7759~7760页。

[69] (明)宋濂等:《元史》,卷210,岳麓书社,1998年,第2636页。

[70]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Po-Nagar Temple Inscription of Jaya Paramesvarman II,2004. pp.79-180.

[71] (元)脱脱:《宋史》,卷489,列传第248,外国五,占城,中华书局,1999,第10871页。

[72]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中华书局,1991,第68~71页。

[73]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占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七册,蕃夷四,占城,中华书局,1957,第7744页。

[75] (宋)岳珂:《桯史》,卷第十一,中华书局,1981,第125~126页。

[76] 〔日〕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第114页。

[77] 廖大珂:《论伊斯兰教在占婆的传播》,《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3期。

[78] ZAKARIA ALI,Notes on the Islamic Art of Chmpa,in Le Campa et Le Monde Malais,Actes de la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Campa et le Monde Malais,Organisee A I’Universite de Californie,Berkeley 30-31 Aout 1990,ACHCPI,1991,pp.123-131.

[79] ZAKARIA ALI,Notes on the Islamic Art of Chmpa,in Le Campa et Le Monde Malais,Actes de la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Campa et le Monde Malais,Organisee A I’Universite de Californie,Berkeley 30-31 Aout 1990,ACHCPI,1991,pp.123-131.

[80] 〔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第206页。

[81] 〔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第433页。

[82] Sejarah Melayu,Diusahakan oleh W.G. Shellabear,Dicetak di Malaysia oleh Chee Leong Press Sdn. Bhd.,Ipoh,1989,halaman 120.

[83] Pierre-Yves Manguin,Cham Studies: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into Champa,JMBRAS,Vol. LVIII,Part 1,1985,p.16.

[84] Pierre-Yves Manguin,Cham Studies: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into Champa,JMBRAS,Vol. LVIII,Part 1,1985. p.16.

[85] Pierre-Yves Manguin,Cham Studies: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into Champa,JMBRAS,Vol. LVIII,Part 1,1985.p.17. Etat des Missions de Chine,Tonkin,etc.,en 1686,Vol.879,p.565;Memorie de ce Qu’ona envoye en Cochinchine…le20may 1686,Vol.736,p.111 Cf.aussi Launay,1923,p.352.

[86]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Việt Nam- Ðông Nam Á-Trương Đại Học Tổng hợp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Từ Điển Chăm-Việt,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1985. Tr. 57.

[87] 牛军凯:《十五至十八世纪占婆伊斯兰教初探》,梁志明等编《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

[88] Viện Sử Học,Trung tâm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ãn Quốc gia,Việt Nam-Những Sự Kiện Lịch Sử,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2002,Tr.282.

[89] Pierre-Yves Manguin,Etudies Cam II. L’ Introduction De L’Islam Au Campa,Bulletin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6,1974,p.270.

[90] Relation des Missions des Evesques Francois aux Royaumes de Siam,de la Cochichine,du Camboye,et du Tonkin & c,Paris,1674,pp.105-106.

[91] Archiv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 Etranggeres,Lettre de M.Mahot,juillet 1678,Vol. 734,p.293.

[92] 〔越南〕 吴士连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十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975页。

[93] Archiv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 Etranggeres,E,Relation des Missions de Chine,Tunkin,etc.,annee 1686,vol.855,p. 556.

[94] Pierre-Yves Manguin,Etudies Cam II. L’ Introduction De L’Islam Au Campa,Bulletin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6,1974,p.272.

[95]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教研室《新印度尼西亚语词典》编写组:《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1989,第604页。

[96] Archiv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strangeres de Paris,Lettre de Mgr.Laneau,3 Julliet 1686,Vol. 860,p.123.

[97] Pierre-Yves Manguin,Etudies Cam II. L’ Introduction De L’Islam Au Campa,Bulletin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6,1974,p.275.

[98] 〔越南〕 阮朝国史馆编《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三,占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版),1961~1981,第1407页。

[99] 〔越南〕 阮朝高春育等:《大南一统志》,卷十二,平顺省,日本昭和十六年(1941年)影印越南刻本刊版,第1305页。

[100] Dương Trung Quốc,Việt Nam - Những Sự Kiện Lịch Sử(1858-1918),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2006,Tr.127.

[101] Dominique Nguyen,Nguyên nhân sự vùng dậy của Fulro ở Buôn Sarpa 20-9-1964,trong Champaka 4,Paris-San Jose-Toronto,2004,Tr. 103.

[102] Po Dharma,L’Insulinde malaise et le Campâ,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87(2000),pp.183-192.

[103] Danny Wong Tze Ken,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ms and the Malays:sustaining common identity,culture and ethnicity through two millennia of relations,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最前線学会創設4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特集,山川出版社,2008,pp.112-136,

[104]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温水,商务印书馆,1933。

[105]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第334页。

[10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中华书局,1999,第756页。

[107]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07。

[108]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第53页。

[109] (唐)魏徵等:《隋书》,卷82,南蛮,赤土,中华书局,1973。

[110]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第120页。

[111]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四十三,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广州通海夷道。

[112]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第187页。

[113] 〔越南〕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五,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159页。

[114]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2004. p.34.

[115] Po Dharma,L’Insulinde malaise et le Campâ,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87(2000),p.184.

[116]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Shaker Verlag,Aachen,2004. p.43.

[117] Abdullah bin Mohamed(Nakula),Ketutunan Raja-raja Kelantan dan Peristiwa-peristiwa Bersejarah,Diterbitkan oleh:Perbadanan Muzium Negeri Kelantan,1981,halaman 8.

[118] Voir L.-C. Damais,Répertoire onomastique de l’ épigraphie javanaise,PEFEO LXVI,Paris,1970,pp. 192-193;l'inscription de Kuti qui semble être une copie relativement tardive a été publiée par Cohen-Stuart;celle de Kaladi est encore inédite.

[119] Huber,Stele de Nhan Biểu,BEFEO,Vol.XI,1911,pp.299-311.

[120] (元)脱脱:《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三佛齐传,中华书局,1999,第10873页。

[12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七册,蕃夷四,占城,中华书局,1957,第7745页。

[122] 〔越南〕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290页。

[123] (明)宋濂等:《元史》,卷210,岳麓书社,1998,第2637页。

[124] 〔法〕 G.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蔡华、杨保筠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364页。

[125] Karl-Heinz Golzio(ed.),Inscriptions of Campâ,Po -Sah Fragmentary Stele Inscription of Jayasimhavarman III,Shaker Verlag,Aachen,2004. p.196.

[126] 〔越南〕 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86,第407页。

[127] 〔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第763~764页。

[128]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爪哇国第三,谢方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18页。

[129] (明)费信:《星槎胜览》,卷一,中华书局,1991,第5页。

[130] Sejarah Melayu,Diusahakan oleh W.G. Shellabear,Dicetak di Malaysia oleh Chee Leong Press Sdn. Bhd.,Ipoh,1989,halaman 120.

[131] Jonh 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London,1820,pp.452,463.

[132] Danny Wong Tze Ken,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ms and the Malays:sustaining common identity,culture and ethnicity through two millennia of relations,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最前線学会創設4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特集,山川出版社,2008,p.123。

[133] Sejarah Melayu,Diusahakan oleh W.G. Shellabear,Dicetak di Malaysia oleh Chee Leong Press Sdn. Bhd.,Ipoh,1989,halaman 57.

[134] CAM 245,Dalukal Po Rome.

[135] Po Dharma,G..Moussay and Abdul Karim,`n `m m!mkH(Nai Mai Mang Makah,Tuan Puteri dari Kelantan),Kuala Lumpur:Kementerian Kebudayaan,Kesenian dan Pelancongan Malaysia &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2000,pp.29-30.

[136] 法国远东学院藏占文文献,典藏号:CAM 58a。

[137] Danny Wong Tze Ken,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ms and the Malays:sustaining common identity,culture and ethnicity through two millennia of relations,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最前線学会創設4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特集,山川出版社,2008,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