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课题，徐毅先生的《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已如期完成，并顺利通过结项。在即将付梓之际，作者嘱我作序，作为曾经是作者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我是无法推辞的。

应该说，徐毅先生的这个选题是很有创意的。早在申报这一课题时，他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是非常支持的。其后专家委员会顺利通过，也充分表明了对这一选题的肯定。我一直以为，清代在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其推行的文教政策及其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推行的文教政策，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表现在如同内地一样地普及教育，广设学校，兴义学、办书院，全面推行科举取士，更为突出的是，在推行文教政策的过程中，对广西、云南、贵州这三个所谓的文化“小省”采取了政策倾斜，如学额、乡试中额的确定，取中进士人数的规定，庶吉士人选的分配，都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清政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对京师首善之地，“培养宜优”；对广西等三个小省要求“鼓舞宜亟”；而对其他大中省则是“利益宜均”。毫无疑问，“鼓舞宜亟”成为了清前期对广西等省推行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其目的当然是要获取当地人民的“倾心向化”。这一指导思想取得了成效，对广西而言，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关注广西的科举问题时，有两个现象曾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是清政府规定，土司不许参加乡试，但在贵州和广西都有土司自愿放弃土司职位而申请参加科举考试，而且都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这是耐人寻味的；二是在广西这样一个文化小省，它的临桂县居然在有清一代出了四个状元，着实令人赞叹。这是除了苏州府的长州、吴县、常熟三县之外，全国其他任何州县都没有超过临桂县的（浙江的仁和县也仅与临桂比肩，同为四个状元）。这也是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清代在广西推行文教政策的重要原因。

以往对广西教育、科举的研究已有了不少成果，与这些成果相比，徐毅先生的研究更有创新之处。他是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入手，着重分析清政府文教政策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注重对深层次的思想挖掘。他不是对制度做简单的静态描述，而是把文教政策放在清政府实施教化的全过程去进行动态考察，描述了有清一代在广西推行文教政策的发展轨迹。从写作特点看，作者抓住了几个重要时期的几个典型事例，并以此为线索展开分析论述，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并在许多问题上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可以说，徐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另外，出于行文的考虑，作者并未把清代广西的教育、科举的基本情况一一在各章中列出，而是以附表的方式集中列在了书后。其附表共有十三个之多，这也是作者对清代广西文教事业基本状况的一个梳理，也是很有价值的，读者不仅可以集中了解相关方面的情况，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作为“西南边疆项目”的一个课题，时间紧，任务重，徐毅先生能够在规定的两年之中完成，还是相当不易的。据我所知，他不仅查阅了大量史料，还多次深入到广西各县去做调研，收集地方资料。如本书所引用的恭城县《重建文庙碑记》，就是他到当地学宫旧址抄录的，他的这种治学态度还是值得提倡的。

本书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将出版的第一批专著之一，为此，我还是要感谢徐毅先生为这一项目做出的贡献，并且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课题继续深入下去，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李世愉

2012年3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