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杨芳眼中的广西

当这位名唤杨芳的官员由北京出发，一路行来，进入广西省城桂林，成为新任广西巡抚时，正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1]。此时明朝国祚已然赓续二百三十年，而在位的万历皇帝业已进入其统治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万历皇帝可能是明代极富个性的几位皇帝之一，他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懒散而著称于世。很少有皇帝像万历一样如躲瘟疫般地逃避帝王例行政务——临朝听政。

尽管万历皇帝如此荒疏政事，但是明帝国这部庞大机器的齿轮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转。这主要归功于帝国的官僚体制已经烂熟，对一般性事务的处理也已驾轻就熟。一名熟练的官员能够随时寻出帝国昔日相似事务的陈规旧例以应付时务。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皆因在十一年前（万历十五年），备载帝国典章旧制的《大明会典》纂修完毕并付内府刻印，这本书毫无疑义地成为了帝国官僚的行动手册，以为规随。

毫无疑问，这样导致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行进的脚步不过是踩着身后的影子亦步亦趋。故而在时人眼中，太阳之下无新事。在后人看来，是年唯一的大事便是远在帝国东北边陲的朝鲜国王上奏倭寇入侵甚急，疏请帝国出师平乱，此战虽证明后来使明帝国元气大伤，然而在时人眼中，乃是发生在边鄙藩属的些些小事，实不足记挂于心。一些心思缜密之人会注意帝国辽东边境的凶险气氛，一名被称做努尔哈赤的女真首领在短短的数年间，已通过联姻和武力的手段并吞周围的部落，势力乍张，并已经威胁到帝国在辽东边陲的统治。但是在明廷当时的记述中，至多只是约略提及这个女真首领“益骄而为患”^[2]。而具体到万历二十六年这一年，关于努尔哈赤则只留下了一条不满一行的记录，告诉我们在这一年十月^[3]，已经被明廷封为建州廿四卫都指挥使的努尔哈赤作为“进贡夷人”输贡来朝，明廷将其只是作为一般贡臣进行招待，依照《会典》加以赏赍筵宴，没有人会想到，这位精明的女真首领会借此窥伺明廷虚实，更无人料到，这个后来被称为努尔哈赤的人将在十七年后建位称制，而他的子孙，将会取代这个现在看起来沐浴在太平盛景之中的庞大帝国。

当杨芳接到委任其为广西巡抚的敕命时，他也许对新近在广西发生的一场乱事有所耳闻，就在广西省城桂林附近，荔浦、平乐、恭城的瑶民相继叛乱，但到七月业已敉平^[4]。故而广西目下当是安定无事。

杨芳下车伊始，便当察访斯土，熟稔民情。在杨芳履任的第二年（1599），详志广西全省情况的《广西通志》编纂完毕，编纂者循例将此书呈递给巡抚杨芳，并恭乞新任巡抚作序。借此序言，杨芳有机会记下自己作为一名典型的明代地方官员，在初践斯土之时，对广西的看法：

方今士鼓掌借箸，皆辗转于北之虏、南之蛮。虏号为天骄，倔强于阴山之外，既去神京不十舍，且其风气殊，故为患至深，而吾所以策而扞之为至亟。蛮非虏比，其衣食、寝处、好尚犹然中国也。当予始备员掖垣，则已见纷纷奏报自两川百粤而南无宁岁矣。於戏！南中险逖，孔明擒而复纵；孟获跳梁而复驯。况百粤两川，今职方版而列之为内地，非地不可畊而食，而民之不可藉而使也。何有司者苦于弄兵，时烦寇令，至与九边共廑宵旰之忧？何至以同封接壤之赤子，而视之如蒙古、如契丹也？

乃奉玺书南下，假道于楚，以薄古之所称桂林、象郡。见峰峦秀拔，俯瞰碧流而百折，既断既续。既已念地灵人杰，疑必有奇姿辈出，如韩退之所赠廖道士者。其云虽瑶人、僮人诸种落往往杂出，间为不靖，而封疆相错如绣，天似未有以界绝之也。及下车日久，与二三大夫朝夕相咨考，则又闻诸种落内向已有读书服章为博士弟子员者。因重念蛮非虏比，所贵于招携怀远，在管敬仲有明训焉。而及载观《通志》凡若干卷，所以纪粤详矣。其关梁、川谷、甲兵、田赋，与夫民风、士俗之趋，内忧外夷之际，尤为反复。于是始仰而喟然，以为粤之盛也，其杂于蛮，而蛮固未尝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其物产之夥也，其王赋之自也，其声教之讫也，其国化之不限于彼于此也，其地形之不相间也，其天性之不甚相戾也。因其势之自伊，握其机之自我，则屈伸惟便，干戈转化为衽席，又何虞于向者纷纷出没之相寻？既往来于南北，事观于志，而益审用。不量不敏，以其夙所揣摩者而序之于颠，以诏于令。俾乃一切负隅许为更始，而且以冀夫后之披是编、抚是境而图是策，宜必有如敬仲焉者，而无遽以待虏而待之也。^[5]

考虑到明人撰序下笔多以恭维逢迎为能事，故杨芳弥散在整篇序言中的乐观情绪或许也略有夸饰之嫌。然在通读全篇以后则会发现，杨芳对自己所治之处的乐观并非无根之木，这种乐观乃是以比较之中生出优越感为根基的。杨芳首先承认自己治下的广西确为地处边徼之“蛮”地，然与北方契丹、蒙古之“虏”相比则胜出一筹。对杨芳而言，广西虽属蛮荒之地，然而与“倔强阴山之外”不入中国舆图的北虏相比，广西“今职方版而列之为内地”且“其衣食、寝处、好尚犹然中国也”，最让杨芳叹赏之处，乃在于这些“间为不靖”的瑶、僮之人亦是倾心向化，“已有读书服章为博士弟子员者”。杨芳看上去诚心相信只要谨遵齐国管仲招抚东夷之明训，下以“招携怀远”之方，则广西之“蛮”“以中国之治治”是大有可为的。

甚至就“蛮”本身而言，广西之“蛮”性亦未造极，尚有更“蛮”似广西之地。当杨芳写到“南中险逖，孔明擒而复纵；孟获跳梁而复驯”这句话时，几乎可以听到杨芳得意的窃笑，这是一个在明代为人熟知的典故：三国蜀汉的名相诸葛亮在平定南疆时，曾将一名聚众叛乱的蛮王孟获七擒七纵，直至其皈心顺服为止，此事发生在广西的西邻云南。杨芳的弦外之音亦在乎此，若邻省这般冥顽不灵之蛮类都可以收服——尽管代价甚高——那么像广西这般远较滇南为上的省份，治理自然如反掌之易。

但杨芳的比较是有所选择的，他只用自己治下的广西与远在北边阴山之外的“虏”和西边邻省云南的蛮类相比而不论及其他。杨芳这种谨慎的态度不免使人疑窦丛生，如果再进一步对杨芳这篇充满乐观情绪的序言加以细致的品味，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忧虑：杨芳所描述的乃是一种构想，即通过教化的方式可以绥服广西之蛮类，但广西的真实情况仍然是“瑶人、僮人诸种落往往杂出，间为不靖”。当杨芳叙述自己赴任途中，看到广西“峰峦秀拔、碧流百折”而念及“地灵人杰，疑必有奇姿辈出”时，所引为同调的韩愈《送廖道士序》则透露出一种暗中贬损的心态——韩愈这篇叙述衡山的文章中几乎可以找到与杨芳描绘广西相类的字句，在夸赞了衡山的“清淑之气”、“神气所感”之地灵，表示“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之后，韩愈即刻笔锋一转道出“而吾又未见也”，这也许才是杨芳隐而未言的真意。这种忧虑和贬损在序言的最末一句以一种审慎的方式表露无遗：“无遽以待虏而待之也”其中隐含的意味是，在必要的时刻是当以“待虏”的方式来对待广西的，只是暂时还非完全必要。

杨芳阳褒暗贬的记述隐含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即广西虽然“今职方版而列之为内地”但是其“衣食、寝处、好尚”只是“犹然中国”而已。在这里，“中国”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地理概念，而是一种自我形象的构建。古代中国的经典多将中国阐释为文化的至高场域，是与蛮夷相对的文明之所，最为典型的言论乃是出自《战国策》：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6]

若此，那么明代的广西究竟是在“中国”的场域内处于何位置呢？